赵辰

前言：“中国近现代建筑遗产”保护必致研究意义的思考

中国近现代建筑的话题近年来越来越受关注了。一方面，学术界的讨论从中西方文明的冲突与相融到各个专业领域的比较研究，多有呈现与建树，建筑学术方面的成就也十分显著[1]；另一方面，社会文化、艺术与娱乐界不断生产华洋杂处的文化产品，最为明显的就是影视类的“民国风”“晚清风”势头强劲。建筑理论界是主动抑或被动，都在此浪尖上受到来回的撞击。2016 年至2018 年期间，本人应邀参加了分别在上海、广州和南京举行的相关议题研讨会[2]，在相互研讨之中受益匪浅的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此研究领域其中思想价值观不清、学术方法论混乱、研究成果难以判断的局面，犹如当年本人对此研究领域的认知：看似一派乱象，实质是极其重要学术理论领地。介入此研究领域的初衷，是试图理想化地改进此局面，现在看来依然显得有些幼稚而不现实。

本人感兴趣的“中国近现代建筑”，其实主要是一种建筑文化意义的话语问题，准确地说是在近现代中国建立的“中国建筑学术体系”问题，关系到我们这个学科的所有观念、方法和成果的意义。然而，在此领域我们在实物上面对的是这段历史时期留存的建筑文化遗产，如何对其保护和再利用？因此，这个问题在基本出发点上，就有学术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实际的建筑操作现象两个层面的意义，同时这两个层面又有着密切的关联。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导致与国际的关系的改变，这种研究与实践面临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值得我们重视。为此，笔者将几次发言的基本思想内容整理成文，以供读者讨论、参考。

一、“中国近现代建筑”研究的历程短浅，学科、研究方向难以确定

“中国近现代建筑”，作为一种建筑学术的历史与理论研究领域，在学术领域和研究方向上一直存在定位不清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历程短浅、积累有限的缘故，但也有对中国建筑学术基本问题认知的困惑。

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近现代建筑”研究的历程确实是比较短浅的。梁思成先生在抗战后期撰写“中国建筑史”教材时已提出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基本意向和概要[3]；而1950 年代初期，刘先觉先生在梁思成先生的指导下撰写的硕士论文，首次以“中国近代建筑”为题，可以作为这一专项研究领域的起始；因195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要求，由刘敦桢先生主持中国建筑的“三史”[4]之中，有近代建筑史的计划，并指定了侯幼彬先生为主要撰写者，虽未正式出版但其成果日后成为建筑学专业的教学参考书，并在1978 年之后编入了“中国建筑史”的教材。在大陆以外，1960 年代，建筑师徐敬植在中国香港出版的《中国建筑》一书中，对近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建筑文化的历史进程作了回顾[5]，李允禾的《华夏意匠》里最后一章也描述了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6]。真正形成“中国近现代建筑”研究态势的，是起始于1980 年代由汪坦等先生共同发起的“呼吁”[7]；而引起汪坦先生的呼吁的由来，是村松伸（Muramatsu Shin）先生以及他所属的东京大学藤森照信（Terunobu Fujimori）教授研究室，试图对亚洲近现代建筑发起全面研究的设想，随后在中国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全境的近现代建筑调研工作，以及2000 年之后的“亚洲现代建筑网”（mAAN）所拓展为亚洲范围的现代建筑研究。中国近现代建筑研究由此得到大规模地开展，然而我们大量参与近现代建筑调查的研究者们，并不理解这一现象的背后思想理论意义的实质是：1980 年代以后，以日本为首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建筑理论家，开始对以西方建筑文化统治性全球化发展的局面提出了挑战。笔者也曾应邀参与了相关的会议与讨论，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在感受到日本学者以亚洲建筑学术发展之国际政治思想诉求，难以完全苟同的同时，也为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界的工作者们在少有国际沟通前提下，自我满足于将“近代建筑”仅仅作为自己国家的建筑历史之局面而可悲。

这种不利局面的根源，正是来自于我们的建筑历史与理论领域被清晰地分为“中国建筑史”和“西方建筑史”两个领域，经历多年来放弃建筑理论研讨的实用主义的分离式历史教学发展，各自的学术兴趣与研究导向有相当的差异，甚至知识结构都在发生分离。如“中国建筑史”方向需要古文功底，“西方建筑史”需要西语基础……。

在这些实用而狭隘的观念指引下，“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学术定位是令人困扰的，是应该属于“中国建筑史”呢？还是属于“西方建筑史”呢？尽管在我们的“教学大纲”里，“中国近代建筑史”是“中国建筑史”的一部分，似乎，正是中国的建筑历史从古代发展到了近代而已……然而，实际情形是，“中国建筑史”的学者们忙于以木构建筑形式为核心价值的“大历史”和“民族大业”，无暇顾及。往往都是“西方建筑史”的学者顺便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更多的是一些年轻学者出于个人兴趣和社会实际的项目需求而从事的研究，但因缺乏专业高水准的认同而难以深化、持续。应该说，这种局面已经在当下有了极大地改变。从这几次小型研讨会上，笔者可喜地看到不少中、青年学者，学贯中西，既领略国际先进学术方向，又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关注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建筑之课题，具有前瞻性。然而，从整体上而论的“中国近现代建筑”研究之学术定义不清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地解决。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在这些研讨会上我们看到有深度的专题研究的同时，也多见一些仅以近代建筑修缮项目为描述而在理论上不及痛痒的表面文章，导致研讨会的主题往往难以聚焦。

事实上，从以上我们对这项研究事业的兴起之回顾，就可以证明“中国近现代建筑”必然是与西方文化有关联的，从来就不是“中国建筑”自己的“私有财产”。而笔者之所以对此领域感兴趣，恰恰是因为认识到那些固步自封地以为可独善其身的研究者们赖以生存的学术基础，其实是梁思成、刘敦桢等前辈学者在西方建筑学术体系的基础上研究中国建筑而建立起来的，所谓的“中国建筑学术体系”，正是中西学术交融的结果。而这个体系建立的时空环境过程应该是隶属于“中国近现代建筑”领域，而且是重大的国际建筑理论问题，也是当前中国建筑发展所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关于“近现代” “建筑”的定义难以确定

其实，“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学术领域、研究方向难以定位，根源于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的定义模糊。

首先，所谓的“近代”或者“现代”，在建筑的话语上就有难题。至今为止，中国近代史定义的1840 年为“近代”和1949 年为“现代”起始之说法，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然而，建筑学作为文明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实在是与此社会政治定义的“历史”难以一致。显然，1840 年以前已发生了西方建筑在中华文化圈里的发展，而1949 年的前、后都已发生了现代性意义的建筑文化发展。在语言文学意义上，我们今天的现代中文中已约定俗成的“近代”“现代”之不同概念，是受到近代日文影响而成的，在西方文字中却并不存在。更麻烦的是，在亚洲范围内，不同国家对此的文化定义都受到各自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影响而有不同。简单地说，即便在东亚的中、日、韩三国中，尽管相互的文化影响巨大，各自的“近代” “现代”之定义也是不一致的，但都试图描述本土与西方的文化关系问题，可见这一基本概念的定义之混乱于一斑。这一现象，在2001 年的“亚洲现代建筑网”（mAAN）成立会议上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景，成为最为明显的反应。

笔者以为，首先，所谓的“近代”或“现代”，应该是个全球性的话题，中国需要讨论，亚洲、欧洲也需要，全世界都有讨论的必要。我们不能将此话题在不同国家完全隔绝地来讨论，原本就必须在全球视野下讨论的“现代性”（Modernity）话题，只是在不同文化差异下有不同反应而已。尊重中文、日文等语言的已有的约定俗成之习惯，我们可以沿用“近现代”的词语，但并无必要实用主义地去严格区分所谓的“近代”与“现代”之年代划分。

其次，“建筑”这个概念，也依然是有很大疑问的。中国与西方在传统意义上，对“建筑”的文化定义有着极大地差异。时至近代，以欧洲拉丁语系文化为代表的西方建筑已经发展成比较完整的建筑学之学术体系，建筑（Architecture）是作为集社会各个学科成就而创造性地解决建造问题的艺术传统，建筑师正是作为这样的集社会各学科知识的艺术家，而为社会贡献个人的创作。而在中国及其他非西方文明之中的建筑，却依然是一种民间建造的传统，却并没有“升堂入室”而成为文人学者们关注的文化学术内容之一，也不存在足够的文字记录文献资料和话语体系，在社会的传播和沟通方面都存在巨大的难度。虽然也有高等级的皇家宫室、宗教建筑之形制和高层次的建造技术成就，但在整体上却依然保留着与民间建造为同一体系的传统[8]。因此，在非西方文明的中国语境之中，“中国近现代建筑”中的“建筑”，应该是上述两种“建筑”概念的碰撞。可以从一个方向认识为，西方文化传统的“建筑”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开始传播至中国；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认识为，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引进西方建筑文化体系的同时，试图通过诠释本土文化的建筑而建立中国建筑的学术体系。

而情况更为复杂的是：西方文化背景的“建筑”文化传统，在近代的发展之中，发生了重大的革命性变化而发展出了全新的一种文化，也就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资本主义而产生的所谓“现代 建 筑”（Modern Architecture）。这 种“现代建筑”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在向非西方文明国度传播的过程之中逐渐成为主流，并在非西方文明国度取得巨大的成功。中国等非西方文明国度都是以接受国际化的现代文明而在一定意义上接受了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的现代和古典建筑。于是，“中国近现代建筑”之中所包含的“建筑”含义，实在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而是包容了中国本土的古、今，西方的古典、现代等相互交融的观念、方法，表象的以及混杂的概念或者说是话语体系。笔者以为，对于“中国近现代建筑”之中的“建筑”之概念，充斥着中、西方多种含义的建筑文化价值，复杂性、多义性、不稳定性正是其特征，是所有研究者都必须关注的。在学术性的思辨、论证之中，需要我们多一层概念的辨析和慎思，决不能望文生义地轻率演绎而导致学术价值的丧失。

三、“中国近现代建筑”是中国与西方建筑文化的相融进程

“中国近现代建筑”，本来就不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发展至近代和当代这样简单的历史阶段可定义的，而更应该看成是一种因西方文化的介入才发生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近代化”进程的起始阶段，但很难界定其结束阶段，甚至，今天依然在这个进程之中。如果以空间的全球性尺度来看，中国的近代接受西方建筑文化的实质是一种“全球化”的进程。

而我们不能忘却的是，西方的文明体系近代化也在这个“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尽管，从整体和早期来看，是向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传播为主的，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在此“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吸收中国以及非西方文明的文化因素[9]。尤其是随着亚洲为代表的非西方文明国家之实力在二战以后不断地崛起，这种“全球化”的进程之文化交融现象越发显著。以“全球化”的规律来看，不同文化的传播、交融过程中，会不断地相互作用、影响，但总体上是强势的文化会更多地影响弱势的文化。问题是，我们也不能忘了，这种强势与弱势，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改变着[10]。

纵览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到“全球化”的进程遍布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同地域文化都不可避免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全球化”的进程也可以描述为一种整体的建筑文化现象，建筑所具有的文化表现力，往往更清晰地象征性地表达这种“全球化”的进程。所以，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正是建筑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与全球相融合的进程。以这样的发展进程的历史眼光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近现代建筑”在早期起始于对西方为主的外来建筑文化十分被动地接受，逐渐进入顺利的传播、移植，并试图融汇、化解，再进入主动地参与、创造的阶段。当然，在这全过程之中，我们同时可以强烈地体会到中国建筑学者为了在“全球化”进程之中体现本土文化价值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也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保留和彰显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价值。尽管，我们从认识论、价值观、方法论乃至具体的技术、手段等各个层次都有不同观点和思想，有着永无止境的争论、研讨……

结语：“中国近现代建筑”的研究是国际性的当代文化理论

进入21 世纪以来，世界的格局正在产生着重大的变革，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文明体正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当代建筑文化也因此在国际范围内必然受到关注。在此背景之下，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也逐渐成为国际性的话题，以早期彼得·罗（Peter Row）、雷姆·库哈斯（Rem Koohaas）等在20 世纪90 年代的论述开始将中国的近现代建筑引入国际建筑话语圈[11]。笔者以为，2003 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召开的“布扎，克瑞与20 世纪中国建筑”（The Beaux-Arts，Paul P. Cret and 20th Century Architecture in China）国际会议，可以作为一次“中国近现代建筑”成为国际建筑话题的里程碑事件而载入史册[12]。显然，我们不能再将“中国近现代建筑”作为只是中国建筑史中的一段历史来看了，而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性话题了，应该是在不断发展的进行之中的，尤其是结合中国当下发展的对国际都有影响的建筑文化现象，显然也是强调多种文化不断融合的建筑文化。

由此看来，我们需要十分开放地看待具有强劲发展能力的中国建筑文化，由于“中国近现代建筑”是这种“全球化”进程的建筑文化，对之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是十分明显的。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和学术体系发展的理性过程，都清晰地导向这种方向。“中国近现代建筑”研究之内容，应该是当今国际重要的建筑学理论与思想的论题，是中国参与的国际建筑发展之大问题。

“中国近现代建筑”研究的实质正是，在我们无可回避的“全球化”进程之中，中国建筑与世界各种文化不断相融的同时，如何保存自身有价值的文化？如何与当代国际建筑文化进一步结合而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国近现代建筑”，关于一种不断演进的学术研究领域，尽管我们难以与其他领域一般清晰地明确其定义，当下的历史性发展却已经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所谓：时不我待。

笔者以为可以相比较的：曾经我们的前辈学者们在被动接受西方建筑文化的条件下，将为保留本土建筑文化作出重大努力为中心任务；今天在中国建筑文化不断主动融合国际先进建筑文化之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我们应该不断进取而拓展为影响国际建筑文化发展的研究为自身的中心任务。

注释

[1]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赖德霖、伍江、徐苏斌先生主编，集结了多所高校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的学者共同工作而完成的，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建筑史》五卷本.

[2]这三次小型研讨会分别是：2016 年5月31日，“中国近代建筑史史学研究方法”，上海（同济大学）；2017年5月27日，“当下与未来，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史学研究专题研讨会”，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8 年11月3日，“中国近现代建筑遗产研究与保护”，南京（东南大学）.

[3]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台湾：明文书局，1989.

[4]当时计划出版的所谓中国建筑的“三史”分别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建筑史”.

[5] SU Gin-Djih. Chinese Architecture，Past and Contemporary[M]. Hong Kong：The Sin Poh Amalgamated （H.K.）Limited，1964：133.

[6]参见李允禾的《华夏意匠》。

[7]汪坦.关于立即开展中国近代建筑保护工作的呼吁书[J].新建筑，1986，3.

[8]赵辰，关于‘土木/营造’之‘现代性’ 的思考.建筑师，总158期，2012，8，以及相关论述.

[9]从当代国际人文、社会理论对全球化的进程讨论来看，前卫的观点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带动早期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文明体系，其中，作为近代文明要素之一的“大航海”，就基本是以获得中国的货物（茶叶、丝绸、瓷器）为目的，这一点就可以证明。

[10]关于中国的近代历史，我们习惯于认为因为处于弱势，而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和控制。却忽视了这从属于整个“全球化”的进程，所谓的强势、弱势也在不断改变这样的事实。比如，当年通过“大航海”的强势而先后涉入中国疆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乃至英国，今天还是对世界文化具有当年那般的强势文化吗？

[11]参 见 雷 姆·库 哈 斯：“大 跃 进”，Rem Koolhaas：“Great Leap Forward”（The Pearl River Delta 1996），2002，aschen，New York；彼得·罗.承传与交融：探讨中国近现代建筑的本质与形式.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4（Peter Row：Architectural Encounters With Essence and Form in Modern China）.

[12] 2003年秋天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会议十分重要而且成功，而2002年在南京大学由本人与伍江共同策划并主办的“中国近现代建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则为宾夕法尼亚大学会议做了铺垫。参见赵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浅议1920 年代宾大对中国建筑学术之影响.建筑学报，总580 期，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