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丽

(郑州图书馆，河南 郑州450000)

藏书楼作为中国历史上保存图书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数遭书厄劫难、饱经战火摧残，历经千年的困顿与再生，到晚清，其为顺应时代的变革，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河南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历史上藏书、刻书、印书活动也曾盛极一时，在时代背景大变革形势之下，晚清河南地区的藏书楼出现了近代化转变的倾向。

一、晚清河南地区藏书楼的概况

1.藏书楼的类型

“藏书楼”一词最初应该是用于对私家藏书之处的表述，关于其出现的时间，目前学界尚未有定论。《新唐书·李鄌传》中的“李氏书楼”；《郡斋读书志》中的“书楼孙氏”，是文献中有关藏书楼记载最早的两则，由此可以推断出“藏书楼”一词出现的时间最早不会早于唐代[1]7。明清时期，“藏书楼”已扩展成一种对各类型收藏图书文献典籍机构的泛称，内涵也不再单指私家藏书机构。“藏书楼”的建筑形制也丰富起来，冠名也不再统称“XX楼”、“XX阁”，而是依据建筑的形态主人的喜好从“堂”、“轩”、“馆”、“亭”、“台”到“房”、“斋”、“室”、“舍”、“洞”、“屋”、“居”等不一而足。

晚清，河南地区的藏书楼大致可以分为私人藏书楼、书院藏书楼、寺院藏书楼三种类型。私人藏书楼大多为地方富户、还乡士人在家中建立的专门收藏图书典籍的房屋，虽然藏书也达到了某种规模，但用来藏书的地方并非都是气势恢宏的亭台楼阁，如鄢陵苏源生的记过斋，荥阳陈云路的醉梅轩等，只是在家中辟间屋子用作藏书之处。寺院的藏书楼多为院内一组用来收藏佛经及相关典籍的建筑，名字也多为藏经阁、藏经楼等，如白马寺的清凉台及毗卢阁自汉代以来就为藏经之所，少林寺的藏经阁是五间歇山式建筑位于中轴线的第四进。书院的藏书楼多位于书院建筑的中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是整个建筑群中少有的阁楼式的建筑，常见冠名御书楼、尊经阁、崇文阁、万卷楼等等，其藏书数量一般视书院规模大小各异。清代河南各书院都建有藏书楼，其藏书数量也十分可观，如嵩阳书院创建藏书楼五盈；朱阳书院“讲堂之后，为一幢双层藏书楼”；武陟的安昌书院“道光四年二月开工，九月完工，建讲堂五间，藏书楼五间”[2]24。

2.藏书楼的规模

晚清，河南地区私人藏书楼藏书规模可考的有鄢陵苏源生的记过斋藏书、荥阳陈云路的醉梅轩藏书、南阳张嘉谋的藏书、杞县蒋藩梧荫楼的藏书。关于苏源生的记过斋藏书规模，在其编写的《记过斋书目》中，有著录的约二万余卷。现存稿本《记过斋书目》为第二卷，系著录子部、集部两部分图书，此卷二总计著录图书391部，6499卷，子部著录图书152部，2767卷，附录借览11部500卷，合计163部，3267卷，集部著录图书210部，2640卷，附录借览18部，592卷，合计228部，3232卷[3]53。据范凤书先生的相关研究其实际藏书量必多于此数，可能要有三四万卷之多[3]54。方宗诚在撰《苏菊村传》中说苏氏“聚书数万卷，博约观取，至老弥勤”[4]568。陈云路的醉梅轩藏书规模也达到万余册，据其藏书目录残本《家藏书目》中记载，仅著录的图书就达932种，而这只占其藏书的五分之—。张嘉谋热心于河南文献收集编纂工作，征辑到的河南地方文献稿本、刻本、抄本总计达1597部，其藏书在由汴返宛途中损失七车之多，足见藏书之丰。蒋藩梧荫楼的藏书数量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从十万至二十万都有，其在《梧荫楼藏书图徵文启》中说：“居士好藏书，积四十余年，得十余万卷。”由此可知，其藏书规模也应当在十万册以上。

较之私人藏书的规模，书院藏书的规模更大，大梁书院有藏书楼4座，均高3层，建筑面积达6000平方米，明代时即拥有图书2500卷，以后年有增加；[5]244河朔书院有藏书楼6间，位于正楼之上；豫南书院创立之初用于购买书籍的费用就多达白银500两。

二、晚清河南地区近代化运动发展概况

1.书院教育制度改革

晚清，中国的书院教育制度经历了两次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次在维新变法时期，一次在清末新政时期。

维新变法时期，由于反对势力过大改革时日又短，改制收效甚微，全国各省书院改为学堂者仅二十余所，但一些有识之士受此影响，纷纷返乡兴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河南汲县人(今卫辉)王锡彤在直隶州任州判，恰逢戊戌维新运动高涨，预闻时局变化，开拓心胸。光绪二十八年(1902)，王锡彤任孟县溴西精舍山长时，讲学的内容已经不仅限于四书，还讲授发展近代工矿业、纺织业的知识。

戊戌变法失败后，河南地区著名教育家李时灿，愤然回乡，筹集办学资金，与辉县学者史小周、新乡学者王静波等联合创建新型书院——经正书院。书院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进行了改革，一时之间吸引中原各地无数生员前来就学，院生规模大大超越了省辖大梁书院和明道书院。此外，随着西学的传入及教会学校的兴办，许多官办书院也开始了缓慢地改革，如注重藏书结构的改革，开设时务课程等。

清末新政时，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书院改学堂，随之在全国开展，各省城的大书院也随之在1902年纷纷改为大学堂或高等学堂。河南督抚遵令在1902年率先把省辖大梁书院改为河南大学堂，至1908年底，河南全省有高等学堂2所，中等学堂21所，师范学堂3所，师范传习所56所，高等小学堂123所，初等小学堂183年，两等小学堂18所，实业学堂5所，艺徒学堂2所，半日学堂5所，改良私塾2274所[6]129。

清末新政时期的书院改制跟维新时期的改制有着很大的不同，改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名称上，而是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河南地区的大小书院，在改为学堂之时，不论是教学内容还是课考方法都产生了近代化变革，如高等学堂设置备科、正科和专科，备科学制2年，正科学制4年，专科视所学科目的难易程度确定学期[7]53。中学堂学制为5年，学习科目共12门[8]16。期间，又多次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之后这些留学生又把学习到的自然科学、军事和社会科学知识及资产阶级的各种理论带回家乡，促进了河南地区“新学”的传播与发展。

2.新式报刊及阅报机构的出现

十九世纪初，旧式报刊开始向近代报刊转变。1884年，河南境内创办了《述报》，之后，1894年河南官书局以“开豫省风气为主，凡关学校、疆域、武备、商务，照原报录出，藉广见闻”为宗旨创办了《汇抿辑要》。进入二十世纪，河南又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式报刊，1903年创办的《豫省中外官报》，1904年的《河南官报》，1906年的《开封简报》、《河南白话报》、《豫报》，1907年的《舆舍学报》、《河南》以及1908年的《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的《自治官报》、《宪政月刊》等[9]52。这些近代化的报刊大量介绍“西学”与“时务”，极大地改变了河南社会闭塞的民风。

随着新式报刊的大量出现，河南也陆续出现了社会阅读机构。1904年，沈嘉炎在开封双龙巷创办了河南第一个阅报机构——中州阅报社，阅报社窗明几净又分文不取，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极大的欢迎。阅报社这种新形式的社会服务机构的出现，在当时获得官方和民间双重支持，之后在豫省境内得以快速发展。1905年，怀庆府(今沁阳)陈紫封、金稚波“联合同志，倡立阅报公所”；唐县(今唐河)李兰馥“定章集资，公雇一人”，“创立大同阅报社”[10]41。至1910年，提学使孔祥霖说：“阅报所、宣讲所，为通俗教育开通风气之关键，已据报成立者百数十处。省城官设五区，亦日谋推广。”[11]394

新式报纸及阅报社的出现，其自身本就是一场革新，而这些革新又带动了社会风气及社会教育方法的革新，为河南地区近代化运动提供了舆论和群众基础。

三、晚清河南地区藏书楼近代化转变的主要表现

1.民间藏书楼的开放化

晚清，中国社会正在经历近代化转变，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知识分子都在努力地向近代化靠拢。河南地区作为一个内陆省份，总体上说“新学”发展还是相当迅速的，尤其是清末新政以后，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出国学习。正是在此背景下，晚清河南地区藏书家们的藏书思想发生了改变。

南阳张嘉谋清末举人出身，极喜藏书，聚书至数万卷，以史书和方志居多，受西风东渐影响，从不把个人藏书视为私有，认为藏书即为治学。所藏图书甚至自己的著述手稿，凡有求借者，从不拒绝。

1883年成立的经正书舍是晚清河南地区民办藏书楼的典型，书舍“聚书十万卷，招九属英俊，朔望讲六经于是。”通过士人们借阅藏书，来推行一种“调剂增补之术”，使人人发展其固有的“自爱”能力，从而开启新风尚。[12]30-33

2.书院藏书楼的致用性

从书院诞生之日起，就跟藏书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凡是有书院之处，必建有藏书楼。在书院的发展历史中，藏书楼最主要的功能是藏，纵观各个书院的院记章程，关于藏书楼的描述基本上都是收藏图书为主。然而，只藏不用的书院藏书楼，到了晚清时期已经严重与时代脱节，自戊戌变法始，书院也开始了自身的近代化变革，书院藏书楼也朝着经世致用的方向努力。

光绪二十五年(1899)，黄庭芝在筹资，正义书院扩充藏书之时，在订立的《购置图书预备阅览谕》和《领书条例》中，提出“为公储书”、“在籍之士皆可入院观书”的观念，书院藏书楼面向县境之内所有的读书人开放。朱寿镛在豫南书院创建章程中谈及书院藏书及管理时，对非住院学生或学者借阅书籍时，可通过斋长同往检阅，并允许将书带回家阅读。

书院藏书楼在开放化的同时，藏书类型也开始多元化。如大梁书院藏书楼就从不得收藏“医卜星相及一切技艺之书”到广泛收藏新学和时务方面的书籍；豫南书院藏书楼不仅藏有大量西学类书籍，还引进了一份介绍西方各国情况的《时务报》。

藏书楼的管理制度趋进近代化，《正义书院领书条例》中明确藏书楼管理办法：一、诸生领书须亲找书办，具领条，书办注簿备查。二、诸生应遵期限，逾期者由书办偕同斋长禀明监院。延期3日昔，日罚钱20文，按日核算，由院夫“催提”。往来脚力钱，每次100文，30里以外者加倍。三、若有损污者罚抄补，损污过多及丢失者，罚更换全书或包赔原价。四、书籍不准辗转借看，违者罚钱1000文；条例贴在书库墙壁上，俾使借书诸生遵行。[13]578从这则条例中不难看出，藏书楼的管理制度几乎与近代图书馆无异，第一条规定了借阅方式，明确了图书管理者的责任；第二、三、四条规定了借书期限、超期处罚举措及污损赔偿办法。

四、结语

民间藏书楼的开放，在开启民智、改变民风方面有着重大意义，一方面是因为藏书家本人的思想观念已经革新；另一方面，许多士人通过阅读藏书及与藏书家的交流，可以开拓自己的眼界，学习新的思想。书院藏书楼的致用性改变，不仅提高了图书的利用率，还形成了系统地图书管理方法，为近代化图书馆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然而，藏书楼的这种自我革新进程，却被书院改学堂及辛亥革命的爆发给打断了，至此，晚清河南地区藏书楼的近代化转变也就以失败而告终。

总的来说，不论是民间私人藏书楼还是书院藏书楼，它们在晚清时期进行的近代化变革都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它们在传承中国古典文化及开启民风中的作用不应被忽视，河南地区近代化图书馆的出现所奠定的馆藏基础是值得被大家重视的。

TheModernizationTransformationoftheLibrariesinHenanAreaintheLateQingDynasty

WANG Li

(

ZhengzhouLibrary，Zhengzhou450000，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ancient libraries in Henan Province was briefly attempted for modernization. This kind of attempt was carried ou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form of the college education in Henan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newspapers and newspaper reading institutions.The main manifestations were the opening of the private library and the academy library became more practical. From the results， this transformation is a failure. It failed to save the fate of the decline of the ancient libraries in Hen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objectively they passed on the classical Chinese culture and laid a rich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Henan.

Key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cient libraries；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