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雨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驸马”是中国古代帝婿的专称，是历朝历代外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在灭辽亡宋入主中原后，逐步学习中原之制，于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始设驸马都尉一职，使得金代诸尚公主者始有“驸马”之称。金代驸马作为金代女真贵族的一个重要阶层，在对外军事征战和对内治国理政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金代驸马群体并非都是良将能臣，有些驸马或是参与谋逆、或是贪污腐败、亦或是多次违反皇帝禁令，对金代完颜氏政权的稳定造成了一定冲击，对金代吏治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形成也都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金代驸马群体虽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地位，但目前尚无专文对其进行探讨，只在金史研究的论著中有所提及。现就金代驸马相关研究成果加以梳理，以期展现目前学界对金代驸马研究的动态，从而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深入研究。

一、金代驸马的民族与家族研究

金代驸马的民族构成有女真、奚和蒙古族，由于金代皇族实行世婚制，在正常情况下驸马均为女真族。奚族和蒙古族驸马虽各有一位，但其出现只不过是金朝特殊时期政策的产物。对奚族与蒙古族驸马，目前学界已有关注。李玉君《金完颜亮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1]一文讲到海陵王继位后即对女真上层贵族严加打击，以巩固统治，而对待奚族上层的政策则是笼络与重用，所以才会出现金代第一位少数民族驸马也是唯一一位奚族驸马——萧德用。王孝华在《论金与蒙元的和亲》[2]中对蒙古族驸马孛尔只斤·铁木真的出现进行了相关阐述，其文中讲到公元1214年金国中都被围，金宣宗被迫与蒙古军队签立城下之盟，并把卫绍王女岐国公主与大量财物献给铁木真，铁木真遂撤兵而回，金蒙之间进行了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和亲。

金代驸马家族问题主要集中于对金代整体世婚家族和金代单个世婚家族的考察。目前为止对金代整体世婚家族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而且其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关于金代九大世婚家族出现的顺序，张博泉先生在《金史论稿(第一卷)》[3]中做了简要概述，认为徒单氏、唐括氏、拏懒氏、蒲察氏和乌古论氏在太祖即位前就已成为世婚家族，在太祖起兵后又先后出现仆散氏、裴满氏、纥石烈氏及乌林答氏四大家族，至此形成金代固定的九大世婚家族。张国庆在《中国妇女通史·辽金西夏卷》[4]一书中主要是通过分别论述徒单氏等金代九大世婚家族的先祖分布地、在金代出现的武将文臣，以及著名的女性人物来考察金代整体的世婚家族。宋立恒《金代社会等级结构研究》[5]一文则是就《金史·世戚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十九个世婚家族人物进行材料的考察归纳，进而指出他们的特权表现为身居高官要职、时常获得丰厚赏赐以及特准世袭猛安谋克三个方面。

对金代单个世婚家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徒单氏、蒲察氏、乌古论氏三个家族，而对纥石烈氏等其他六个家族的研究则略有不足。吴垚《金朝后妃家族徒单氏研究》[6]一文以徒单氏与完颜氏两大家族之间关系的确立为切入点，着重介绍了徒单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与其在金朝120年历史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较为全面地认识了徒单氏家族从兴盛到衰亡与金朝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彭赞超的《金代后妃家族蒲察氏研究》[7]则是通过研究蒲察氏家族中的一些个人发展历程，以此来探究整个蒲察氏家族的兴衰过程与金朝统治者的内在联系及其家族成员对金代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关于乌古论氏家族的研究，主要有赵福生、王武钰、袁进京在《金代乌古论窝论、乌古论元忠及鲁国大长公主墓志考释》[8]一文着重阐释了乌古论氏与皇族完颜氏的关系，认为完颜氏政权的建立与巩固都是通过与一些强大部族联姻的方式来维系的，一旦这个家族对完颜氏政权没有使用价值或产生一定威胁时，皇帝便会对其进行坚决打击与镇压，而置双方的婚姻关系于不顾。邸海林在《金代乌古论氏政治地位变迁研究》[9]中则主要是以金代乌古论氏家族兴衰荣辱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乌古论氏家族对金代军政外交等各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并着重分析了乌古论氏家族的兴衰与其在金代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地位变迁的关系。

二、金代驸马的婚姻研究

目前学界涉及到金代驸马婚姻的研究成果颇丰，尤其是对金代世婚制的关注较多。世婚制极具女真民族特色，是金代一种特殊的婚姻制度，金代公主的下嫁就是世婚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金代世婚制出现的时间及其范围由张博泉先生最早在《金史论稿(第一卷)》[10]中提出，他认为金代世婚制是以完颜部的函普家族为核心在女真建国之前形成的，并且一直有着一些相对固定的家族与其进行通婚。王可宾先生在《女真国俗》[11]中据《金史》文献记载详细梳理了金代自昭祖后完颜氏与世婚家族通婚的概况，并进一步分析出金代世婚制的出现是女真原始婚姻的遗风，并有着深刻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原因。李忠芝在《金代完颜氏世婚制研究——以皇室、宗室为中心》[12]中，则主要是从金立国前女真世婚制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入手，然后分皇帝与宗室娶妻和公主下嫁两部分进一步探析了金代的世婚制度，对世婚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又做了系统深入的梳理分析。李玉君《金代宗室研究》[13]一文对金代公主在世婚家族中下嫁的对象又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公主下嫁的范围主要为九大世婚家族中的功臣和与宗室有重亲关系之家的后代。

在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过收继婚风俗，这在金代驸马的婚姻中也有所体现。关于金代收继婚研究较早的是民国时期的徐炳昶先生，在其《金俗兄弟死其妇当嫁于其弟兄考》[14]一文中对金代收继婚做了初步的研究，认为女真人的兄弟死后，其嫂及弟妇有嫁于其弟或兄的义务，即使是宗室贵族也不例外，并举了完颜宗干纳熙宗母、完颜杲纳金太祖妃萧氏以及驸马徒单恭纳其嫂兀鲁公主为妻这三件事例加以证明。李玉君《试论金代皇族婚媾的特点》[15]一文中也列举了徒单恭这一典型案例。关于收继婚的盛衰过程，单召杰在《浅谈金代女真人的婚姻习俗和族际婚》[16]一文中认为金代早期的女真人盛行收继婚，中后期不再盛行主要是由于与汉族等民族的杂居以及受到中原地区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两方面的因素。

金代驸马与公主的婚姻中还出现了不计辈分、姑舅表亲联姻的女真婚姻旧俗。夏宇旭、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17]中就讲到，金熙宗与世宗为同辈，熙宗女与世宗女分别下嫁给了徒单府君奴与徒单公弼父子，使姐妹关系变成了婆媳关系。并认为这种特殊的婚姻关系能更加巩固金代政治统治，但从遗传学看则严重影响了人类自身素质的发展。

李玉君《金代宗室研究》[18]一文中讲到金代还存在着驸马在公主死后以其他公主接续以及一位驸马先后尚多位公主的现象，并举出了多个实例加以论证。据金代石刻资料记载，在金代驸马的婚姻中还有着驸马娶寡居公主的现象，对于这一方面目前尚无人关注。此外，在金代公主的专门研究成果中对驸马亦有或多或少的提及，如王可宾《女真公主述要》[19]、王民信《辽金元的契丹女真蒙古公主》[20]以及王姝《金代女性研究》[21]等文。

三、金代驸马的职官构成及其政治影响研究

金代驸马的职官构成是金代驸马研究中居于核心的论题，但学界对此并无专题文章进行研究，大多都是在探讨某一职官制度时涉及到驸马而已。

从现有史料来看，金代驸马的入仕官职主要有两大类。其一为驸马都尉，这是驸马专有的官职，目前暂无金代驸马都尉的相关文章。其二则为护卫、符宝、奉御等职，这些都属于金代宫中承应人的范畴，其中的奉御又归属于近侍局管辖，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周峰《金代近侍初探》[22]、崔健《金代君主的信息渠道研究——以近侍局为中心的考察》[23]和关树东《金朝宫中承应人初探》[24]等文。金代驸马在被授予驸马都尉职后，大多会迁转于五京和地方，主要在五京中担任留守、地方上担任刺史、节度使或府尹等职，周峰《金代大兴府尹考述》[25]与张冰《金代诸京留守研究》[26]就是关于此类官职的探讨。在出任地方后，金代驸马亦有因政绩卓越或家族势力影响等其他原因，被再次迁回政治中心。而且在迁回中央后所任官职也比较广泛，六部、殿前都点检司及宣徽院等机构的官职均有所涉及，学界相关成果主要有郭威《金代户部研究》[27]、田晓雷《金朝吏部研究》[28]、靳静《金朝殿前都点检探析》[29]和宋卿《论金代宣徽使》[30]。通过梳理金代驸马史料可知，金代驸马所达到的最高官职为宰相，而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孙孝伟《金朝宰相制度研究》[31]和朱建华《金世宗朝宰相群体研究》[32]。

关于金代驸马政治影响的研究，亦是目前金代驸马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且学术成果较少。主要有俞豁然《海陵王与金世宗“潜邸旧臣”研究》[33]分别从海陵王和金世宗两朝潜邸旧臣的形成背景与组成上入手，重点介绍了他们对海陵王与金世宗二朝的影响，其中作为驸马的唐括辩、徒单贞和乌古论元忠等人在皇帝的即位和执政期间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崔莎莎《金代贪官及其社会危害》[34]一文讲到金代贪官加速了金朝的衰败和灭亡，对金代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危害，而在这些贪官之中就包括一部分驸马。

四、金代驸马的个案研究

(一)蒲察石家奴和蒲察鼎寿

清人施国祁撰《金史详校》[35]在考证《世戚传》蒲察石家奴时举了《金史》所载14处关于“蒲察”的事例，并认为除了《太宗纪》和《完颜杲传》两处关于“蒲察”的记载外，其余12处所说“蒲察”皆为蒲察石家奴。而王可宾《穆宗子蒲察事迹考略》[36]一文则反对此种观点，认为施国祁所举的14处事例与《蒲察石家奴传》所载的事实多似是而非，施氏以《蒲察石家奴传》所载事迹对《金史》中所见蒲察的考证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

张恩贤的《法门寺出土金代香雪堂碑》[37]通过对相关史料分析，认为碑主生平的事迹主要发生在金章宗朝之前，并梳理出《金史》记载的蒲察鼎寿和蒲察阿虎迭二人最为符合碑中记载，最后通过进一步分析相关史料将碑中所记蒲察公认定为蒲察鼎寿。此外，碑文中关于碑主的一些官爵记载，对《金史》的相关研究具有拾遗补缺的作用。

(二)乌古论窝(讹)论、乌古论元忠和乌古论谊

乌古论元忠为窝(讹)论之子，赵福生、王武钰、袁进京《金代乌古论窝论、乌古论元忠及鲁国大长公主墓志考释》[39]一文以《金史》中乌古论元忠的相关记载为依据，通过对乌古论元忠夫妻及其父窝论三人墓志的相关考释，考证了乌古论元忠的生平。此外，还对乌古论元忠的生卒年进行了考证，认为其生于熙宗天眷二年(1139)、卒于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龄为六十三岁。

乌古论谊为窝(讹)论之孙、元忠之子，李刚、张旗在《试述与金代澄州有关的六个历史人物》[40]中以《金史·乌古论谊传》和《金史·百官志》的记载为依据阐释了乌古论谊在澄州所做的同知澄州军州事为正七品，其职责主要是与澄州知军一起处理澄州军事务。

贾敬颜《乌古论元忠等三墓志考略》[41]首先考释了《乌古论窝论墓志》，认为窝论是父以子贵，其事迹没有什么可以称述的，只不过是因为其与皇室通婚，且本来就是乌古论氏中一富户并且参加了一个时期的灭辽战役而已，最后得出窝论随同十三贵族猛安去控制山东之时就已隶属国公太保完颜昂的管辖之下的结论。随后通过将《乌古论元忠传》与《乌古论元忠墓志》两相比较，认为传文删除了志的一些琐细事，又列了7条传志相关记载以说明传的史源是志文。

(三)乌林答琳和乌林答复

周峰《北京金代石刻考释二则》[42]第一部分根据《金史·乌林答琳传》和《元好问全集·寄庵先生墓碑》关于金代驸马乌林答琳的生平记载，对《大金故郜·长公主之墓碑》进行考释，认为碑文中所缺一字应该为“国”字，即碑主应为金国驸马乌林答琳之妻郜国长公主。在文中第二部分又对《房山万佛堂孔水洞金代题记》中的“乌林答□”略作考释，得出此人是《金史·外戚传》中所载驸马乌林答复的结论，并认为题记中记载乌林答复的吏部尚书一职应在《金史·外戚传》记载乌林答复三迁归德军节度使之后，可补其传之缺。

(四)徒单恭、唐括辩和仆散安贞

金北人《金代北疆首脑人物研究》[43]一书第八章《熙宗时期(1135-1149年)七位上京会宁牧考述》中第三节和第五节根据《金史》和其他历史文献中的相关材料，分别对金上京会宁府第三位会宁牧徒单恭和第五位会宁牧唐括辩作了综合考述，加深了对金代个体驸马的认识。

林硕《“金朝岳飞”仆散安贞死因考辨》[44]一文通过参照《金史》等相关史料，分析出被称为“金朝岳飞”的驸马仆散安贞被朝廷处死的真正原因是金宣宗将其作为自己“南攻北守”“以战养战”战略决策失败的政治牺牲品，而非其在黄蕲之役中的一些善待敌军的做法。同时，还认为仆散安贞本人的悲剧结局也与其家族牵涉到皇室的政治斗争有关。

五、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关于金代驸马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金代驸马的深入系统研究提供了诸多重要信息，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从现有专著和文章来看，在金代驸马的相关研究中关注比较多的是金代驸马家族与婚姻方面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关于金代驸马的出身及其婚姻中的婚礼与婚姻特点等方面都尚未有系统深入的研究。金代驸马的职官构成所包含内容较多，但目前的研究成果均只是在某一官制的研究中对驸马有所涉及而已，还未有专题性的文章进行深入研究。而关于金代驸马个案方面的研究成果，虽有助于更加形象地展示金代驸马的人物特性，但尚不足以完全认识金代驸马这一特殊群体。此外，对金代驸马的民族构成、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三个方面的研究着笔也较少。因此，以金代驸马这一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仍是有很大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