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泽宁

(哈尔滨石油学院 外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7)

20世纪末的后半叶，是东西方政治发生激烈对抗的时期，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发生激烈冲撞的时期，在西方，首先是“东方主义”思潮的形成，随后是对“东方主义”思潮的批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代优秀的美籍华裔作家迅速崛起，以他们不同于西方人的独特视角审视这一文化现象，通过自己的作品，对西方人长久以来对东方人形成的成见或偏见予以回应，成为一时之绝响。《蝴蝶君》的作者黄哲伦就是其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一、“东方主义”喧嚣下的美籍华裔作家群像

东方主义(Orientalism)原意是指西方对东方的社会文化、语言及人文所持有的近乎僵化的观念与意识。这种观念与意识充满的狂妄与傲慢，带有与生俱来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思想倾向，为对东方文化持有友善态度的研究者所诟病。爱德华·赛义德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在赛氏1979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一书的扉页上，作者录下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话：“他们不能表达他们自己，他们只能由别人来代为表达。”[1]

与马克思所指代的“他们”——“无产阶级” ——不同，赛氏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在西方的舆论环境中失去的话语权的东方人，尤其是指有着东方血统的美籍作家们。

赛氏认为：西方人头脑中的东方向来是一个“虚幻而又神秘的，且被扭曲了的他者”，这个“他者”的“神秘性”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逐渐消失，并沦落为愚昧、野蛮、邪恶、残忍、落后、懒惰、不思进取的象征。于是“文明的西方人”就可以“当仁不让”地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东方，成为东方的“救主”。

而就在赛义德构思他的《东方主义》的时候，一批美籍华裔作家已经用他们的作品来自回应这个武断的言论。

1962年，美籍华裔作家赵健秀(Franck chin)出版了小说《牺牲》并因此成名。在这部作品中，他写出了父子两代人对身为“中国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移民后代对母文化的疏远与轻视与移民对即将在后代身上逝去的母文化的悲哀、失望与无奈[2]。

1971年，赵健秀创作的剧作《鸡笼中国佬》是第一部进入美国主流剧场的华裔戏剧。该剧通过美国华裔作家泰姆在寻找生父的过程中的对自我的一次寻找，描写了华裔、日裔、非洲裔的美国人在关于自身种族问题上相互的挖苦和嘲笑所表现的自卑与不甘。在《鸡笼中国佬》的结尾，作者借泰姆回忆内华达山中响起的代表着值得华裔骄傲的修筑铁路的英雄史的火车汽笛声，为华裔立足于美国争取最后的自信和尊严[3]。

1976年，美籍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出版，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把“唐人街”描写成为“一个众鬼逡巡的世界”，华裔移民的后代们要在面对“洋鬼子”的欺压的同时，还要遭受“中国鬼”阴魂的折磨。华裔少女在听到前辈的“家丑”时被告诫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告诉任何人。”她对所谓的“文化传统”只能遵从，不能置疑。于是从“鬼”世界逃离，成为勇敢的叛逆。这样的叙事一改西方人对东方人逆来顺受的思维定势，十分成功地塑造了处于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中国人的正面形象，令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读者耳目一新[4]。

在上世纪80年代，美籍华裔作家王大卫(David wong lovie)的短篇小说《流离失所》描写了来自中国上层社会的周太太在美国为了生存忍受欺辱当女佣的故事。

20世纪的90年代是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谭恩美、任璧莲、李健孙、雷祖威、黎锦扬、程美兰、伍慧明等人的作品在海外引发了华人文学的热潮，这些作家在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东方视角引起了世人的关注[5]。

在这些作家中，黄哲伦因其获得托尼奖最佳戏剧奖话剧剧本《蝴蝶君》变得与众不同。

二、颠覆《蝴蝶夫人》的《蝴蝶君》

《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是由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以美国作家约翰·路德·朗(John Luther Long)的短篇小说《蝴蝶夫人》作为蓝本创作于20世纪初(1904年)的一部歌剧。

《蝴蝶夫人》讲述了1900年前后发生在日本长崎的一个故事：美国海军上尉平克顿邂逅日本少女巧巧桑(蝴蝶)，并通过甜言蜜语俘获了巧巧桑的芳心将其娶为新娘。婚后不久，平克顿应召归国。三年后他携美国妻子再次来到日本再遇巧巧桑，并得知巧巧桑为他生了个儿子，遂向巧巧桑索要这个儿子。悲痛绝望中的巧巧桑让平克顿半小时后再回来要孩子。她用一面美国国旗蒙住儿子他的双眼，然后剖腹自杀[6]。

由西方人来写的《蝴蝶夫人》代表着西方人对“柔弱与顺从”的东方女性的一种一厢情愿的看法。他们把东方女性定义为美丽温顺的蝴蝶夫人，对于冷酷薄情的西方男子，她们甘愿献出一切。最能满足西方人种族自豪感的是蝴蝶夫人自杀的结局，“不仅仅是普契尼，整个剧院的人们都愿意看到这个结局，这是人们最想见到的结局”[7]。

《蝴蝶夫人》体现了赛氏 “西方人统治，东方人被统治”的观念，体现了西方人对东方人所构建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痕迹。

《蝴蝶君》(M. Butterfly)是黄哲伦以1986 年《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报道为蓝本创作于1988年的一部话剧。在这个报道中：法国外交官伯纳德在中国结识了京剧旦角时佩璞，二人相恋近20年后，这个外交官才发现他的女伴竟然是个男间谍。这个报道被黄哲伦演绎为在华法国外交官伽利马在观看京剧花旦宋丽玲的《蝴蝶夫人》后与之相识并相爱，最后却在被宋指控为叛国罪时才知道他一直深爱的女人实为一个男人，伽利马在残酷的打击下崩溃并自杀[8]。

黄哲伦的《蝴蝶君》是一部将《蝴蝶夫人》完全颠覆的作品。在这个作品里，薄幸的西方男子被一个比女人还女人的东方的男子所取代，而取代痴情的的东方女子是却是一个对东方女子有着强烈眷恋、并最终为之殉情的西方男子。两部作品剧情的倒置，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东方观，黄哲伦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是他对西方人意识中的文化霸权的全面颠覆。

黄哲伦以《蝴蝶君》中性别模糊的“君”(M.)取代性别明确的《蝴蝶夫人》中的“夫人”(Madama)为在剧情中颠覆西方社会对东方根深蒂固的歧视与偏见埋下了伏笔。在以往西方人的潜意识里，东方女性作为东方国家的象征符号，是以屈服于西方男性，来表现西方人对东方人的统治与霸凌。西方人把东方国家看作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柔弱女子。即使是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形象也是一个“女人气十足的柔弱娇媚，缺乏所有传统的男性品质，如独创精神、胆量、勇气和创造力”的近乎阉人的形象[9]。而黄哲伦则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西方社会主流文化对东方的这种种族歧视，“把谴责的手指指向帝国主义的西方”[10]。

黄哲伦的《蝴蝶君》在演出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被普遍认为是剧中的宋丽玲所代表的东方形象深入人心。

在白人作家，尤其是美国的白人作家的异国想象中，东方，尤其是中国，是一部庞杂与凌乱的存在。在美国语境中的文学养料里堆积的仍是陈腐的英文档案。是有关殖民地的风俗、地理、历史、文化、宗教等美国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表述和表达，并藉此所产生的关于中国的想象。而黄氏的“作品或直接描绘异国，或涉及到或多或少模式化了的对一个异国的总体认识”[11]，这种描绘与认识与白人们的描绘或认识大相径庭，这其中也透露出了西方人对于东方的文化与性别认知的偏狭与局限的鞭笞，而恰恰是这种鞭笞满足或刺激了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东方的猎奇心态，成为作品叫好和叫座的重要理由。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与同时代的其他美籍华裔作者的作品相比，黄氏的《蝴蝶君》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

三、20世纪后半叶美籍华裔作家的视阈交集

第一个出现在美国文坛上的中国身影是笔名为水仙花的中英混血女作家伊迪丝·莫德·伊顿，她于1912年出版的《春香夫人》(Mrs. Spring Fragrance)开拓了美国文学史华裔作品的先河[12]。此后的德龄公主的《御苑兰馨记》(Old Buddha， 1928)、《御香飘渺录》(Imperial Incense， 1933)和《瀛台泣血记》(Son of Heaven， 1935)，蒋希曾的《中国红》(China Red， 1931)和《“出番”记》(And China Has Hands， 1937)，林语堂的《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 1939)等构建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华裔文学的半壁江山。

及至20世纪下半叶，第二、三代美籍华裔作家，不论男女，基本上都是把笔触伸向生活在唐人街的华人身上，把笔墨放在作为华裔的美国人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难以割舍，欲语还休的情感纠葛。在他们的笔下，唐人街既是华人记忆滋生依附之所，也是肉体并灵魂罹受种族歧视与污辱之所，为此有人固守，亦有人逃离。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写，一方面是因对寄居文化的抵触而产生的对母本文化的寻根，一方面是作为“香蕉人”，他们既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人，也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

在汤亭亭的《女勇士》中，“生活在群鬼”的少女渴望超越、渴望逃离，成为“女斗士”， 她甚至直言不讳地对她的母亲说：“离开家，我就不会生病……呼吸的时候胸口也不疼……我不用站在窗前看外面有什么动静，在黑暗中看有什么动静。”[13]

赵健秀的作品里也同样描写了为数众多的“唐人街”的“逃离者”。在他的《献给亡灵的食物》中、《中国女人死了》中，以及《甘加丁之路》和《龙年》中，他所塑造的约翰尼、迪利吉伯尔、尤利西斯和弗雷德兄弟都无不焦灼地表现了年轻一代与父辈的矛盾与冲突，描写了年轻一代对母文化的厌倦和挣脱。

在他的作品里，约翰尼代表其它的主人公说出一句每个人都想说的话：“我真想尽快离开这儿……我烦透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正是唐人街这种封闭和停滞不前造成了唐人街新一代的逃离。生活在唐人街不是出于他们的自愿，而是政治、历史与文化隔离和的种族迫害下的无奈[14]。

伍慧明在他的成名作《骨》中讲述了唐人街一个华裔家庭的痛苦和不幸描写了这一家的三个女儿逃离唐人街的心理冲突与矛盾，以及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和抉择。大女儿莉娜以吸毒、飙车来减轻精神的压力，获得暂时的逃离；二女儿安娜以自杀彻底逃离现实；三女儿尼娜去当空姐，以“飞翔”来摆脱过去；而父亲利昂和母亲杜尔西分别以当远洋轮船上的水手和委身于“血汗工厂”的老板，来摆脱唐人街，逃离现实。很显然，这种种的逃离都是失败的[15]。

唐人街是美籍华裔作家的一个精神樊笼，黄哲伦同样逃离不了这个樊笼，虽然他比他的同类走得更远一些。

在20世纪后半叶美籍华裔作家的笔下，改变不了肤色也回归不了故乡的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后代对唐人街的内部世界充满了厌弃，对唐人街的外部世界则充满了向往。作家们力图真实地反映彼时华裔在美国强势文化氛围里的精神压抑，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抑或是“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则成为彼时华裔美国作家们的共同视阈交集。

从半个世纪的美籍华裔作家的目光游移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群体在灵魂上经历了一场由“顺从认同美国文化”到“激进反抗定型化偏见”再到“温和批判西方对东方之误读”的过程。他们或者试图跨越文化偏见“融入美国”，或者认真思考“美国在我心中”这一命题的真伪。他们从顺应到抗争到婉讽这三种不同的写作策略，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作家独具特色的立场和姿态，它也“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16]

关于这种“叙述”，赵健秀等人在其选集《唉咿！》当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唉咿’是亚裔美国人因长久以来因受到忽视和排斥而置身于美国创造性文化之外，而受伤、而悲痛，而愤怒和惊愕所发出的哀鸣、狂呼或尖叫。这也是五十年来我们最完整的声音。”[17]

赵氏的“唉咿”，也是我们在《蝴蝶君》中所能听得到的回声。

四、结语

尽管我们在黄哲伦与同时代的其它美籍华裔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但他们的视阈却是惊人的一致的，不论是黄之前或之后的唐人街，还是黄本人的中国大陆，他们所要反映的都是不同肤色与不同文化的男男女女面对同一个因种族而产生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时所试图给出的抗辩与诠释。这个与生俱来的东方视阈是他们的局限，也是他们的宿命。

TheOrientalVisualThresholdofChineseAmericanWritersintheSecondHalfofthe20thCenturyfromthePerspectiveofM.Butterfly

ZHENG Ze-ning

(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HarbinInstituteofPetroleum，Harbin150027，China)

Abstract: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Orientalism prevailed in Western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a number of excellent Chinese-American writers and works fundamentally reversed the prejudices of Westerners towards the Orientals， especially towards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a unique Oriental perspective and through vivid characterization. David Henry Hwang's "M.Butterfly" is aimed at Puccini's "Mrs. Butterfly"， which subverts the Western thinking of "Orientalism". Starting with the study of “M.Butterfl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Oriental Horizon of Chinese-American writers in this period. It holds that Hwang and other Chinese-American writers of his time share the same horizon. This inherent Oriental horizon is not only their limitation， but also their destiny.

Keywords:Chinese American Writers；M.Butterfly； Orientalism； Cultural 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