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连志

(上海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0)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传播已经进入到了影像化时代。传播决定文化的影响力，也决定着文化所负载的价值观的影响力，红色文化要在新的媒介时代得以传承和发展，就要重视媒介时代的传播问题，如果红色文化不能借助媒介传播，就会失去媒介化时代这一强有力的文化传播载体，也就会失去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借助于手机等智能媒介终端，影像化媒介内容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力，商业影视剧也因其娱乐与消费属性而被借助于手机等智能媒介终端的社会公众所喜爱，并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其中也蕴含着渗透思想与塑造价值的媒介权力机制。红色文化应当重视商业影视剧形式的文化开发，借助于商业资本来开发红色文化新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特别是红色文化影视剧形式，并借助于商业资本所支配的媒介力量来扩大红色影视剧的受众覆盖，在受众的影视剧消费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公众在红色影视剧的商业化消费中增进红色文化认同。

一、红色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存在形态，红色文化是其中的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的，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新文化形态，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物态、制度、行为及心态等表现形态的文化。这种文化是由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集成体。”[1]红色文化主要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和团结精神、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真理精神、胸怀祖国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为精神内核，蕴含着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可贵的精神价值，有着丰厚的育人价值，构成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文化来源，也是孕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价值基础，有着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重要文化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对我们来讲，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2]红色文化构筑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是对广大党员展开党性教育，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文化载体。“红色文化是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红色基因、历史语境和逻辑中介，为我们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质提供了一个历史与现实、世界与中国紧密结合的视角。”[3]在全社会都着力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以凝心聚力、固本铸魂，构筑国家发展和精神复兴的精神支柱的当下，应当充分开掘红色文化资源的文化涵养与价值化育功能。

二、媒介化时代的文化传播及其权力机制

1.媒介化时代的媒介权力

在著名传媒学者麦克卢汉看来，每一种媒介形式都决定了特定的文化形式，也决定了一种文化形式的兴衰，依据他的“媒介技术决定论”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口语时代、印刷时代、电子时代，每一个新媒介时代的兴起都注定了前一个媒介时代的衰落，也决定了前一种文化形式、文化形态的衰落，如当今信息化时代正日益变成一个以视觉媒体为代表的电子媒体时代，追剧、图片化阅读、看短视频成为新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潮流，而以书籍为代表的印刷品正逐步衰落，相应的就是主宰印刷时代的文化精英的逐步边缘化和大众文化粗糙的身影的崛起。

影视剧就是大众文化的一种重要文化产品形式，它既迎合着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着社会公众的文化品味和审美意趣。电视和电影就是视觉媒体的典型代表，美国前外交家布热津斯基曾这样讲电视的影响力：“随着全世界观众越来越多地盯着电视机屏幕，不论是强迫的宗教正统观念的时代，还是在极权主义灌输教育的最高潮，都无法与电视对观众所施加的文化和哲学上的影响相提并论。”[4]美国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将电视视为“颠覆性的传播媒介”，托夫勒认为：“在全世界各地，人们在利用新的传播媒介或使用老传媒的新方法来对国家的权力提出挑战，有时是推翻这种权力。”[5]阿特休尔甚至认为：“广播电视也许是迄今为止所能设想出的社会控制最有效的工具”。“广播电视主宰人类生活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传播媒介，这一事实是无可质疑的。”[6]可见媒介时代的权力渗透之深、之广。

2.商业影视剧的文化影响与价值观渗透

在视觉媒体时代，电影、电视及时下兴起的短视频等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成了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化新宠，利用人们对娱乐的需求来传播大众文化和诱导人们进行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娱乐属性和人的娱乐天然需求属性被空前张扬，如马凌诺夫斯基曾这样讲娱乐的作用：“失去了对生命的兴趣、快乐，以及被剥夺了所有维系人们在一个社会里生存的愉悦，会导致人们放弃生活的愿望，从而容易成为疾病的俘虏，并带来人口的萎缩。……没有闲暇和娱乐活动，文化和种族都不能生存。”[7]在商业资本的支配下，各种视频媒体为了争夺受众，借助于视觉媒介的丰富表现形式和强大影响力，利用快餐式的文化消费、娱乐制造着人们对庸俗、搞笑、发泄性或暴力性内容的兴趣，同时也引导和塑造着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乃至价值观。影视媒体也塑造着流行的榜样、英雄的形象，如帕赫特(Pachter)所说：“今天的大众英雄不再是强有力的帝国的缔造者、发明家或有成就的人。而是电影明星、歌星以及奉行享受哲学人。”[8]这些影像时代的新偶像取代了过去的民族英雄、革命英雄、公仆型榜样、科学家榜样等偶像，而偶像的背后是偶像所体现和代表的价值观，从全民崇拜红色偶像到现时代崇拜消费型偶像，反映着英雄主义的衰落和消费主义的崛起，也反映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衰落和日益的贫血化。对此我们绝不能自怨自艾，而是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应该反思的既是影像时代传统精神价值内容的衰落，同时也应当反思传播这些精神价值形式方面的缺憾。面对新的媒介传播形式，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是否充分利用了新的媒介形式来传承我们的传统价值和精神？是否是因为我们传播手段的落后而导致了其所承载的内容的边缘化？

媒介有着独特的权力渗透机制，传播学中有两句著名的论断，即“我不能决定你怎么想，但是能决定你想什么”和“我不仅能决定你想什么，还能决定你怎么想”，可见媒介对社会公众的思想影响与渗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尤其是当今媒介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以及资本与文化的融合使得商业性的、娱乐性的消费主义文化大行其道。但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化即是意识形态，文化即是价值观，因而文化消费的过程同时也是接受某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影响的过程，特别是在消费娱乐性的商业文化过程中，受众会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娱乐消费与消遣中受到媒介所传递的思想与价值观的影响。而且，这一过程是在人们觉得好玩和消遣愉悦中，心甘情愿的接受的。在商业资本操控下消费主义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下，一切与消费、娱乐无关的价值都呈现边缘化、旁落化趋势，人们在以刺激感官愉悦和满足为主要内容的消费主义文化消费中培养了消费文化、消费情趣、审美意趣，庸俗化、扁平化、搞笑化，排斥理性思考和深度的快餐式消费文化成为文化市场的重要内容，以至于人们在这样的文化消费中被塑造成了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单向度的人”，逐渐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而且任由这样贫血和没有深度的文化传播，必将造成整个社会文化的矮化和人们精神世界的荒芜；而作为一种具有自我超越性的存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始终有着对信仰的内在追求，如恩格斯所说，“当人处在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9]在物质的丰裕消费之后，人们终究会意识到精神层面的需求，人们也会在浅薄的文化消费与娱乐中进行反思，进而生出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崇高价值的追求。我们需要去努力的是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让我们的优秀价值、崇高精神如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优秀文化与价值不要缺场缺位，也让它们产生影响人们精神价值的力量，引人向善、从而内生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追求。

三、要善于利用商业影视剧传承红色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商业化影视剧传播的文化影响力

当今商业影视剧的影响力远远胜过了传统媒体时代，一本书卖出几十万本就可以称为畅销书了，可是看电视剧的人数数以亿计，在同一时间，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都在看着同一部电视剧，而一场爆红电影的观影人数也达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影视剧都面对着数量庞大的观众群体，其传播效果和传播影响力也影响空前。近年来一些红色主题的大片，如电视剧《亮剑》《潜伏》《伪装者》《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都有着很不错的收视成绩，其中，综合媒体数据，《亮剑》自2005年以来，被各大卫视地方台重播高达3000多次，网络播放次数达到12.7亿次，尽管和网络播放第一“神剧”——《甄嬛传》的网络点播量68亿相比相差太多，和近年来网络点播量动辄过二三十亿的热剧相比也逊色不少，但是作为一部红色题材的电视剧，在塑造军人形象、再现英雄抗战历史、乃至形成广为称道的“亮剑”精神，应该是起到了很好的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的效应；而《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也利用明星效应，取得了非常好的票房成绩，对国史教育和党史教育而言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还有创造中国电影史上迄今为止最高的56亿票房神话的《战狼2》，以及30多亿票房的《红海行动》，都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成绩以及教育效果。而且，人们是在看电视、看电影的消遣娱乐中不知不觉的、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教育，显然这种传播效果和教育效果相对于过去单纯的、说教式的、容易引起反感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在影像化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不再只限于学校，也不再只限于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也不再只限于学校的学生、军队的军人，而第一次将思想政治教育面向了“大众”，面向了社会数不清的男男女女，实现了空前的社会覆盖，面向大众的思想政治教育真正成为现实，这是在以前的时代难以想象，也难以做到的。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也拓展到了电视台和电影院，通过这些影视剧的开发，实现了商业价值和主流价值的融合，既取得了商业价值的成功，也取得了主流价值传播和教育的成功。这给影像化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培育以启示，在价值多元的时代，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就绝不能“孤芳自赏”，不屑于与商业化大潮为伍，那样只会把社会主流价值传播的阵地拱手让人。

2.在红色文化影视剧商业化开发与传播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10]而影像化就是这个新媒介时代的“势”，思想观念、价值观的传播一定要顺应这个“势”，才能获得思想观念和价值观落地的空间，才能在受众中播下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种子。传播是文化的活性机制，既关乎文化的生存，也关乎文化的发展，文化的传播依赖于媒介，“媒介是文化的延伸，文化与媒介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媒介，文化就缺失了依附的载体。运用媒介，文化不仅能不断地延伸，还可以积淀与传承。”[11]文化或者价值没有传播就没有生命力，没有传播媒介对受众的覆盖就不能为受众所了解、所接受，因此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在当今这样一个媒介化时代一定要借助于现代媒介来传播，才能实现对受众的覆盖和影响受众。对于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也是如此，现代媒介具有极强的传播力、渗透力、影响力，其渗透程度之深和覆盖面之广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红色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忽视了现代媒介工具及其文化产品的运用，就难以充分利用现代媒介的强大传播力、渗透力、影响力实现最广泛的受众覆盖与渗透。当下随着物质丰裕时代的来临，大众消费主义文化崛起，影视剧、短视频等文化产品形式成为社会大众精神文化消费的主要对象。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化都是负载价值观的，如果忽视了大众精神文化消费产品阵地，或者认为大众精神文化消费产品过于商品化、娱乐化、商业化而不屑于利用此类文化形式来传播红色文化，就容易导致红色文化仅停留于主流媒体、主流文化的框框里面，画地为牢，红色文化就难以融入到亿万民众日常精神文化消费中去，而落入到文化的“故纸堆”里面去。西方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曾用“艺术异化”概念指称资本支配文化使得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内容日益商品化、娱乐化，从而使得“文化”不再被认为是特定阶层对于“真理”的严肃追求，文化也失去了应有的批判功能和应有的“理想”意义，但据此就对大众化、商品化和娱乐化的文化形式与内容予以拒斥显然也是狭隘的，红色文化必须要适应文化商品化与大众化趋势，借助于大众化、商品化的文化形式与文化产品走进民众的日常精神文化生活，让民众在文化消费与娱乐中感受红色文化的熏染与教育，红色文化及其优秀价值也因此在民众的日常文化消费中得以“接地气”和“日常化”，红色文化及其负载的价值观就能借助于现代媒介及其文化形式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和更大的影响力。

媒介是文化的延伸，是文化的载体，因而文化要延续自己的文化生存并实现文化发展，就一定要实现文化与媒介的融合，借助于新的媒介形式、媒介手段来传播和传承文化；当然，人也是文化的载体，只有通过个体的文化接受过程，文化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才能真正融入到社会之中。红色文化作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所形成的优秀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也是孕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泉源。因此，要善于借助于商业影视剧的形式，来让红色文化获得新的载体和形式，从而借助于媒介权力来实现对社会的思想与价值引导与渗透。在当今这个影像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真正拓展为数以亿计的“大众”，让红色文化及其所负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文化与价值观的覆盖面与影响力，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变成人民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并进而塑造他们的价值观。如有学者指出的：“大众文化就是落实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最重要的管道。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巩固着主流价值观。作为产量最高、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化类型，大众文化既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也是确立文化领导权和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战场。不能落实在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之中的价值观必定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可能深入人心，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化。”[12]因而红色文化要善于利用资本的“长袖善舞”，也要充分意识到大众文化中商业影视剧的巨大影响力及其渗透主流价值观的强大力量，以商业影视剧的形式来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借助于商业资本的力量来传承红色文化，做到“孤芳”不“自赏”，才能让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扩大覆盖面和扩大影响力，并借助于商业影视剧的独特权力机制，在广大受众的娱乐与消遣中实现思想渗透与价值渗透，实现商业价值和主流价值的统一，从而借助于商业影视剧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社会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