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建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鱼龙曼延”是古代的一种大型幻术(即魔术)，有着强烈的迷惑性，在诸戎面前故意演出，会让他们折服于天朝的神威，起到非同凡常的外交效果，汉武帝、隋炀帝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故在与诸戎的宴会上频频上演。入唐以来，一方面承继隋朝集大成的幻术种类，另一方面继续从西域、天竺输入新的幻术种类，达到了幻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其中“鱼龙曼延”就频频见于文人诗、赋中，但是长久以来，人们对“鱼龙曼延”幻术在唐代的流变情况研究还相当单薄，大多将其作为一种演出形式，止于简单的现象描述，具体表现有二：将隋、唐时期连在一起叙述，从而突出隋代，淡化唐代[1]96-100，在关于“鱼龙戏”的专题研究中，涉及唐代亦仅简单地阐述，没有深入地分析[2]100-104，故本文试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唐代“鱼龙戏”举办的时机、表演场所的选择背后所要考虑的因素等问题作以分析，以见教于方家。

一、唐以前的“鱼龙曼延”

“鱼龙曼延”是一系列综合表演的统称，“鱼龙”与“曼延”(又作“曼衍、漫衍、蔓延”等等)是两种不同的节目，但是经常合在一起表演，故称“鱼龙曼延”。其中“鱼龙”节目，主要变化动作是兽变鱼、鱼变龙。表演时首先是由从西域来的舍利瑞兽出场，在殿庭戏乐，戏毕，瑞兽在殿前激水，趁着水花飞溅化成一条比目鱼，在水中跳跃漱水，喷雾障日，其后又变换成一条黄龙，长约八丈，从水面游出，在庭中舞动[3]卷70:1928。而“曼延”稍比之“鱼龙”有点复杂，经历的变化动作及出现的动物也多，《西京赋》载：“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挐攫，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囷。海鳞变而成龙，状婉婉以蝹蝹。含利飏飏，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4]48先是一条巨兽出场，在其背上变换出神山景物，而后才是各种鸟兽出现，有熊、虎、白象、猿猴、大雀、鱼、龙、舍利、蛇、鹿、蟾蜍、龟等多种动物进行着一系列变化，构思极为巧妙。两种节目均是彩扎动物戏，这里变化所用的道具全是用彩绸扎制的，表演时由人操作，他们藏身于这些模型道具中，进行着一系列的变化。到隋朝时期，“鱼龙”这一节目被称为“黄龙变”，增加了“鼋、鼍、鳌、大鲸鱼”等动物，使之场面更宏大、内容更丰富[2]100-103。

对“鱼龙戏”的起源，尚有争议，目前大体有三种观点，即“本土说”[1]44“外来说”[5]“外来与本土结合说”[6]。但无论何种说法，均不可否认的是，“鱼龙戏”首先在汉武帝时期开始流行，一方面这一时期国力强盛，且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外来往频繁；另一方面，从幻术本身而言，“幻术是视觉艺术，受众不受语言限制，中外咸宜”[1]11，正是这些优势使“鱼龙曼延”在汉武帝时期迎来了更大发展的舞台，但此时它主要被用于外交活动中，以期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汉武帝为抗匈奴，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二次出使乌孙国时，张骞分派副使前往其他诸国，他们回来时，带来了回访的外国使团。这些使团来访的目的就是要一探汉朝的虚实，汉武帝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故巡游时带上他们，故意经过人多的城镇，对他们大加赏赐，准备丰厚的礼物供给他们，用以展示汉帝国的强盛；还举办了百戏大汇演，规模宏大，“鱼龙曼延”就是其中一大类别，最后还让他们遍观“仓库府藏之积”。史籍记载这些使团见了之后“倾骇之”[7]卷123:3173，由此可见这些活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正因如此，“鱼龙曼延”便在此后每年正月的元旦大朝会中，成为必演的节目[2]102。魏晋南北朝时期，虽遭逢乱世，但由于各国国君的提倡，“鱼龙曼延”仍然经常上演，但此时它的政治功用已淡化，其原本的娱乐性开始凸显，如北周宣帝就经常在殿前陈此戏，“累日继夜，不知休息”[3]卷146:3728。等到隋朝大一统的到来，国力开始强大，以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渐以建构，由此将百戏作为夸示诸戎、展示国力的一种手段便被经常使用，在隋炀帝时期登峰造极。隋炀帝多次在东都天津街、行宫等处进行举行规模盛大的表演用来招待诸夷可汗、国王、使节[8]，而幻术就是其中的主角，“鱼龙曼延”更是重头戏。大业二年(606年)之后，更是定于每年正月十五日，万国来朝时，表演此类节目，且持续十五天，从昏达旦，天津街八里之地，尽为戏场。这些大型表演活动，有力地震慑了诸夷，展示了中原王朝强大的国力，取得了很好的外交效果，如大业二年的表演，突厥染干可汗，在观看之后，“大骇之”[9]卷15:381；大业三年(607年)在榆林郡行宫与诸夷的宴会就曾进行过表演，“以示中国之盛”，之后隋军大破吐谷浑，由此“诸蕃慑惧，朝贡相续”[9]卷67:1580，很难说这些幻术表演与诸夷慑惧朝贡有直接的关系，但无疑这些眩惑的表演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更坚定了他们臣服的决心。

二、“鱼龙曼延”在唐代的流变

入唐以来，一方面承继了源自隋、魏晋南北朝的传统幻术，其中就有“鱼龙戏”(即鱼龙曼延)。另一方面，随着唐朝的国力强盛、中外交流的频繁，“鱼龙戏”也迎来了施展更大舞台的机会，在保留其原本的政治功用的同时，其本身的娱乐性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凸显，在大酺、宫廷宴饮等活动中频频出现，深受朝廷及百官的喜爱。如《唐语林》卷七记载：“旧制：三二岁，必于春时，内殿赐宴宰辅及百官，备太常诸乐，设鱼龙曼衍之戏，连三日，抵暮方罢。”[10]卷7:656关于唐代“鱼龙戏”的记载，多见于文人所作的诗赋中。正是朝廷举办的宴饮活动，当时有众多文人官员参与其中，所以在他们所作的诗文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关于“鱼龙戏”的记载。

(一)“鱼龙戏”表演时机

1.传统节日、朝廷规制下的演出

唐代鱼龙戏与其他娱乐节目相类似，在一些传统节日中均有演出，如上元节、上巳节、人日、寒食节、元日等。杨炯曾参加高宗、武后举行的上元酺宴，奉命作诗一首，诗中就有“百戏骋鱼龙”[11]卷50:610之句；崔国辅《奉和圣制上巳祓禊应制》一诗中曾写道：“元巳秦中节……鱼龙百戏浮。”[11]卷119:1201元巳即上巳节，时间在农历三月初三日，描写的是唐玄宗与众位大臣出游灞上的情景，期间就有“鱼龙戏”的演出；人日、寒食节，时间分别在每年正月初七、清明节前一二日，在当天也均有“鱼龙戏”的演出，韦元旦曾在中宗景龙年间人日这一天，参加宫廷宴饮，所作诗中就有“鸾凤旌旗拂晓陈，鱼龙角牴大明辰”[11]卷69:773之句；寒食节当天，宫廷会赐百官冷食，同时欣赏百戏表演，其中就包括“鱼龙戏”[11]卷385:4337。唐朝廷在元日(农历正月初一)所举行的朝会上，也会有相关演出，包括“水转百戏、鱼龙戏”等[12]卷1:16-17。

另外，唐制，每过两三年，朝廷必于春日，在内殿赐宴百官三日，期间上演“鱼龙戏”，抵暮方罢。“终唐之世，盖犹如此”[13]245。

2.“鱼龙戏”举办的时机与皇帝个人意愿密切相关

在节日、朝廷的规制外，由于皇帝本人的喜爱，便有时借口听政之暇、家国无事，轮番上演。唐玄宗对“鱼龙戏”情有独钟，经常与百官宴饮之余，观看“鱼龙戏”演出。本人亦有诗作传世，其中就提及“鱼龙戏”：“还将听朝暇……不战要荒服，无刑礼乐新。合酺覃土宇，欢宴接群臣……伐鼓鱼龙杂，撞钟角牴陈。曲终酣兴晚，须有醉归人”[11]卷3:38。这次汇演在鼓、钟的助兴下，鱼龙、角抵等戏先后上演，君臣尽情欢饮，大有不醉不归之意。宪宗晚年逐渐骄奢，认为国家无事，海内承平，故开始追求享乐，观赏乐舞，如在令狐楚所作《唐宪宗章武皇帝哀册文》一文中，就有“天下清净，朝廷乐康……戏鱼龙于广场”[14]卷543:5512之句，除去家国无事外，这也应与宪宗皇帝个人的爱好密不可分。

(二)“鱼龙戏”表演场地的选择

1.“鱼龙戏”的演出场地选择与政治中心的转移密切相关

终唐一代，唐代的政治中心大致历经“长安—洛阳—长安”的演变轨迹，与之相随的，“鱼龙戏”的演出场地大体上也遵循着这一轨迹，以就近为原则。唐前期政治中心一直在长安，所以多在长安城中举办①，等到高宗、武后时期，政治中心逐渐迁移至洛阳，所以就近在洛阳举行“大酺”，其中就有“鱼龙戏”，如陈子昂《洛城观酺应制》一诗中就写有“鱼龙杂戏来”[11]卷84:911之句；自唐中宗以来，政治中心又迁回长安，直到唐昭宗一代，政治中心就一直维持在长安，所以多在长安大明宫中就近举办[11]卷69:773，这期间有一段时期玄宗曾将兴庆宫作为听政之所，因此每逢酺宴也多在位于兴庆宫中西南角内的两楼中举行。

2.“鱼龙戏”演出场地的选择与外朝听政制度有关

前已述及，唐朝廷在元日大朝会时，期间会举办“鱼龙戏”等表演活动。唐制规定，朝参分为三种形式，其中之一就是在元日与冬至举行的大朝会，由于要接见外夷、百官等，所以大朝会显得尤为隆重，是显示皇家威仪、炫耀国力、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舞台，所以在相关仪制的规定上务求严格、完善。这其中就涉及对朝会举办场所的规定，多选择在皇宫正殿中②举行。但在殿内举办的活动，只是朝会的核心礼仪活动[15]，相关表演活动却不在殿内，一般设在皇宫正门下的广场或殿前广场举行。唐前期，太极宫作为唐朝的听政之所，其正殿太极殿③自然成为外朝(即大朝会)场所，后期虽至中宗以后，基本就以大明宫作为新的听政之所，但太极殿一直到玄宗时期还一直在使用，其使用时间相当长久。在这时期涉及相关表演性的活动就在皇宫正门承天门下的横街中举行，此街宽超400余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广场，成“T”字形，面积近130万平方米，可满足表演的需要。武周时期，政治中心移至东都，武则天在原来洛阳宫乾元殿的基础上，建“万象神宫”作为宫城正殿，后被焚毁，在其地重建号曰“通天宫”，规模较前者略小，作为外朝场所，但这只持续了武周一朝时期，时间相当短暂。因皇宫正殿附近没建广场，难以承载元日朝会庞大的人流，因此推测相关表演性的活动亦在离此殿不远的皇宫正门(洛阳宫应天门)下的广场举行，此广场面积已不可知，但场地广阔一定是必然的[16]25。中宗即位，政治中心重移长安以来，大明宫正殿含元殿便被作为外朝场所，但此时在含元殿举行的元日朝会尚不普遍，仍以太极殿为主，直到肃宗以后，含元殿才成为经常举行元日朝会的主要场所[17](玄宗虽以兴庆宫为听政之所，但外朝地点仍主要在含元殿举行)，相关表演活动就在含元殿门前的广场上进行，此广场面积超100万平方米，但比承天门前的广场面积较小。在这三地之中，因大明宫作为唐听政之所的时间相当长久，所以正殿含元殿自然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外朝地点。

3.演出场地的选择与场地大小等现实情况相关

“鱼龙”节目在汉代最后变幻出来的“黄龙”长约八丈，一直到隋代，也维持在“七八丈”的长度[9]卷15:381，按隋代1尺等于如今29.6厘米算，八丈近似25米。而“曼延”节目的规模相当大，《西京赋》载长度竟有“百寻”之长[4]48，按寻是长度单位，百寻即为八十丈，这里应是虚指，形容它的规模大而已，实际长度不及此。所以“鱼龙曼延”表演时，必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场地。隋炀帝时，选定端门外，建国门内的天津街作为戏场，天津街全长约4000米，宽近150米，真实的表演应该占不了如此大面积，如此安排更多的是隋炀帝展现的一种态度。隋炀帝于大业二年后定于每年正月十五日，万国来朝时，在天津街表演各类百戏节目，且持续十五天，从昏达旦。所以在节目的设置上、场地的安排上务求种类多、规模宏大，尽力营造一种大国气象，以期达到非凡的外交功效。入唐后，鱼龙曼延表演的场地不像以前较为固定，而是趋于多元化，但场地是否广阔仍是在进行表演前首要考虑的，下面试取几例加以剖析。

(1)长安地区

勤政楼、花萼楼。这两楼是最负盛名的表演场地，位于长安兴庆宫西南角。两楼相接，只不过勤政楼临东西横街，花萼楼临南北街道。两楼前面的广场于开元十四年(726年)、二十年(732年)经过了扩建，扩建后的勤政楼前面的广场东西宽近500米，南北长近260米，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花萼楼广场面积略小，但也已超过9万多平方米，东西宽近200米，南北长500米。同时两楼靠近街道、东市，人数庞杂，也是玄宗有意贴近百姓、显示与民同乐的一种积极态度[18]。况且随着兴庆宫逐渐成为玄宗听政之所，在此处设乐观看起来相当方便，因此这两楼当仁不让的在玄宗时期成为观乐的首选之所，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在这两楼之中，玄宗对勤政楼最为偏爱，正如《明皇杂录》所言：“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19]962。在广场上举办的大汇演，不限阶层，皆可观看，《乐府杂录》曾记载：“观者数千万众”[20]125，虽是夸大之词，但人数众多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现场应相当嘈杂，某次大酺，观者喧哗，使得玄宗莫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20]125。最后还是高力士支招，召来擅歌的许合子(一说叫念奴)，放歌一曲才止喧。花萼楼虽使用频率不及勤政楼，但亦有“鱼龙戏”上演，如王湮《花萼楼赋》中就有“鱼启钥于楼上，龙衔烛于账口”[14]卷333:3375之句。

麟德殿。随着大明宫逐渐成为听政之所后，大明宫麟德殿便成为表演乐舞百戏的最佳场所。麟德殿建于高宗麟德年间，故名，位于大明宫右银台门的北侧，由前、中、后三殿组成，故亦称“三殿”；规制宏伟，体量巨大，殿前还有巨大的广场，其中就包括一球场[18]，一般乐舞表演就在殿内举行，大型如马球、鱼龙戏等活动就在殿外广场上举办。晚唐诗人张籍参加过朝廷举办的寒食节内宴，曾写有诗二首，其中一首就曾写到宴会之上有“鱼龙百戏、马球”等活动助兴，“彩纛鱼龙四周稠……殿前香骑逐飞球。”[11]卷385:4337宪宗死后，令狐楚曾写有哀册文一篇，其中述及“戏鱼龙于广场。”[14]卷543:5512这里的广场，应就是指麟德殿前的广场。

(2)洛阳地区

明堂。洛阳作为东都，政治地位十分重要，皇帝有时临幸东都时，也会举办大型酺宴。尤其武则天时期，洛阳作为神都就有不少大酺的记载，其中就有“鱼龙戏”。永昌元年(689年)，武后改元，大赦天下，赐酺七日，陈子昂应邀参加宴饮，奉皇帝之命作诗一首，其中就写道：“云凤休征满，鱼龙杂戏来。”[11]卷84:911但遗憾的是，此诗未载明地点，按永昌元年，明堂刚刚落成，武则天为此大鄉群臣的经历来看[21]卷204:6456，此一宴会当在明堂之内举行。武则天为之起名“万象神宫”，规模极为宏伟，上圆下方，共分三层，高与宽均近90米，为武则天接见群臣、使节、宣布大赦之地。

明德门、天津桥南的戏场。先天元年(712年)十月，东都留守韦安石奉旨召集洛京五省、河伊二县官员举行大酺，张说有诗所载：“震震灵鼍起，翔翔舞凤来。”[11]卷87:946灵鼍便是“鱼龙戏”中变化出来的动物。地点在兴教门，后改名明德门，位于洛阳宫正门应天门之东，此门史载不详，但观今人所绘洛阳宫地图，此门周围甚少建筑，楼下定有广阔的场地可供表演[16]25。玄宗时人张楚金曾做《透撞童儿赋》，其中在颂扬小儿竿技的同时贬低了其余百戏表演，其中就有“鱼龙戏”：“于是时也，解雀散鸟，逃龙走鱼”[14]卷234:2363。已有学者指出此处表演之地当为洛阳五凤楼[22]40。但是《教坊记》一书中也曾写道小儿竿技的绝妙表演，地点在天津桥南[23]130，非五凤楼下；且五凤楼与天津桥距离不远，所以推测此次表演的具体地点当在天津桥南。此地为当年隋炀帝举行百戏汇演的舞台，于玄宗时重新被启用，并设帐殿，在此大酺三日。

三、结论

入唐以来，“鱼龙戏”朝着两条轨迹同时发展，在保有原来政治功用的同时，其“娱乐性”的一面被大大挖掘，且两者渐趋融合之势，成为深受社会各阶层普遍喜爱的表演节目。正因如此，“鱼龙戏”在唐代才频频上演，除去元日庆典等富有政治意味的表演外，在其他传统节日如上元、上巳、寒食、人日等传统节日以及宫廷宴饮、大酺等活动中均已异化成取悦民众的娱乐节目。正是入唐以来“鱼龙戏”的快速发展需要，致使“鱼龙戏”必须要突破以往较为单一的表演场所，更趋便利、多元化的选择，而场地的选择背后与唐政治中心的转移、外朝听政制度、场地大小等因素密切相关。

[注 释]

①一些学者误以《太平御览》卷755引《唐书》所记，“裴矩，帝幸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大征四方奇技，作鱼龙、曼延、角抵于洛邑，以夸诸戎，秋月而罢”乃唐高祖所为，殊不知这里的“帝”乃指隋炀帝。

②礼制，外朝地点一般在宫廷正殿中举行，但也有例外，尤其安史之乱后，受到战乱、自然灾害、国力不济等等原因，破坏朝廷仪制的情况颇多，有时多不举办或更换地点，有武德殿、宣政殿、长乐门、丹凤门等等地点，此时外朝听政制度已渐趋崩溃，且随着来往使节减少，唐王朝表演用以“内抚诸夏，外接百蛮”的政治功用已大打折扣，故此处暂不讨论，只谈论正常情况下在皇宫正殿的外朝听政情况。

③史籍中记载唐前期举办外朝的地点在承天门，但已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当为太极殿。参见陈涛、李相海：“隋唐宫殿建筑制度二论——以朝会礼仪为中心”，《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08年；葛洲子：《唐代朝参空间的演变及其意义》，王双怀、王宏海主编：《西安唐代历史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