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语境中存在对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无产阶级革命联合的实存状态）的描述，其思想生成依循着前提批判—主体发现—形态剖释—实践擘划的演进逻辑。马克思首先由宗教批判到国家哲学批判，再到虚假或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批判，为革命思维的出场清除意识形态障碍；然后阐证无产阶级因被压迫地位、普遍解放需要而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发现以人的社会力量而非政治力量实现人类完全解放；继而在世界历史视野中分析共同活动异化与虚假共同体的固有弊端，完成阶级联合与世界历史的批判性联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思想在社会历史中得到验证：阶级同盟与民族国家联合是其组织形态，共产党领导是其核心保证，消灭私有制是其现实旨向，暴力革命是其实践依赖。

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深刻变化，撬动着原有社会结构——资产阶级形成足以抗衡封建贵族的革命力量，进而取代后者接管国家政权，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无产阶级的权益诉求加剧了其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冲突逐渐显现。马克思也认识到，彼时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尚属薄弱、革命思想不甚成熟、革命形态亟待探索，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个别觉悟者或激进团体的单打独斗并不能取得实质性胜利，只有破除各民族国家、文明地域间无产者的隔离关系，采取广泛发动、普遍参与的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才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进而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在由资本社会向共产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尚存在政治过渡，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正是完成该过渡的重要表征和必要依托。只是马克思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共同体概念，家庭、国家、市民社会、阶级同盟等类共同体话语都曾掠影出现，甚至学界转译或解读也存在较多差异，本文语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特指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联合的实存状态（介于虚假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间的运动形态）的描述，并依循其思想演进的前提批判—主体发现—形态剖释—实践擘划的渐序规律，阐释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

一、革命思维的出场前提：批判封建的、资本的及空想的非革命意识形态

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在物质条件，而理论结合现实、联系群众就能转化为物质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实现人的解放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头脑是思想理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P17)。因而马克思首先从理论层面阐证革命何以必要的问题，也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立论前提，这一论证过程与非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相关联。马克思不断与封建的、资本的、保守的、空想的意识形态论战、证伪，并进行纠偏，经历了由宗教批判、国家哲学批判向保守或反动社会主义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逻辑演进，逐渐将拯救无产阶级存在形态的方案，转向探讨革命实践的逻辑正当性与历史必然性，为发现无产阶级革命联合及其共同体建构奠定意识形态基础。

马克思将思维归基于现实实践而非宗教假象，首先通过宗教批判来驳倒“谬误在天国为神抵所作的雄辩”，破除中世纪以来神学政治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认识论视域中，宗教是人的抽象存在的自我意识、自我感觉，以及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是一种剥离于现实世界的颠倒意识。虽然宗教表现出被压迫世界对苦难现实的抗议，也存在着通俗形式的逻辑，以及唯灵论的荣誉、意念狂热与道德约束，但却如同没有精神活力的制度规约，反而成为“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认为，宗教批判就是反对虚幻精神世界的斗争，使人民抛弃幻想进而理智地思考，建构现实幸福的此岸世界。就宗教现象的事实意义而言，宗教的定在与世俗国家的完成并不矛盾，国家从政治角度而非神学角度对待宗教，因而宗教本质上成为政治压迫的表现，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也自然成为对现存落后的封建社会、资本社会及其国家政治制度的批判，以及对现实世界的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是其非革命性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起点，继而对阶级对立、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等现象进行批判，愈益验证着，只有消除政治压迫才能克服宗教的狭隘性，进而超越宗教限制，推翻使人被侮辱、被奴役的所有社会关系。

与此同时，马克思分析德国社会现状和黑格尔法哲学理念，批判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国家哲学，将其作为无产者同资产者直面交锋的革命障碍。资产阶级革命后建构起来的资本主义新法律、新道德，无不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偏见，因而马克思将批判的武器继续向维护这种“社会卑劣事物”的国家制度及其抽象开火。虽然德国哲学的思维认知已与资本主义制度保持同等基准，但这种直接否定封建旧制度、适应新社会形态的意识观念，并未实现哲学理论与社会革命的联结，当时诸多思想流派对德国法哲学与国家哲学的否定性批判，也仅停留于脱离实践意义与现实的人的非辩证层面。马克思据此指证，德国哲学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着先发展的现代各国，而自己却未以实践的斗争行动参与到实际发展中。究其原因，这种国家哲学或法哲学并不认为意识上层建筑是以阶级和时代的需要为基础，而只是禁锢于或古典唯心或机械唯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局限于理论推演或绝对精神的自我展现，所以丧失了实践观照与革命热情。马克思揭示国家哲学的根本唯心立场，“指出它是借助于观念的自我运动来解决现代政治的实际难题，是一种（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2］，无法在实践意义中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终将指向无产阶级革命。

而后，马克思指认虚假社会主义思想存在着革命意识缺位，批判那些使工人阶级厌弃革命而选择不动摇资本生产关系的改良逻辑。保守或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想本有地残存着颠倒的世界观和虚假的阶级立场，资产阶级行政改良者用这种包装后的虚假社会主义思想，安慰社会心态，遮蔽资本生产弊病，他们将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迫说成为劳动者利益，使其统治实践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口号蒙上了虚伪和欺骗的外衣，因为“自由只是资产阶级赢利的自由，平等只是纯粹在法律面前形式上的平等，博爱只是人剥削人现象的讽刺性的别名而已”［3］(P11)。那些自身发展不健全或在现代资本社会里生存恶化的小资产阶级，也转向批判资本生产方式及其国家制度，他们混合着德国哲学、英法共产主义等时髦的流行思想，却未真正考察革命意识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契合，而只是将社会主义抽象化、泛阶级化，甚至伪装成代表真理要求和人类本质利益的哲学幻想，将其作为对付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伪善武器，企图恢复旧有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乃至所有制关系，这实与共产主义运动相悖。封建贵族和小市民则囿于其所依托的阶级基础，产生了借抨击资产阶级革命来维护封建制度的反动社会主义思想，他们被资产阶级打败且已无力再进行彻底的政治斗争，故而借助同情工人利益来批判资产阶级统治，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复辟与倒退；而僧侣的社会主义也只不过是为“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4］(P56)，与封建市民的反动社会主义思想同行倒退、互为掩护。

再则，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意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可能，却忽略了社会形态变革的历史性要素，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非实践的空想特性。资产阶级解放市民社会所实现的局部政治民主，远未达到普遍革命、普遍自由的程度，因而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提出建设理想社会的理论诉求。空想社会主义者指认“阶级和阶级斗争随着包括经济条件在内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5］(P53)，揭露贫富差距导致阶级矛盾的社会现象，但他们并未认识到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性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必要性，仅是局限在理论推演或改良试验的逻辑闭环中，宣传、实施所谓的和平改造计划，拒绝一切革命的政治行动。因而这些“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思想理论，仅专注于对未来社会的幻想性描绘，在阶级斗争越发展到具有确定形态的时候，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理论依据。而实际上，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具备政治性以前，在社会生产力尚未发展到足以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以前，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1］(P616)，他们在头脑里探索科学真理和创立知识理论的时候，并没有发现革命实践在推翻旧社会中的恰适性和有效性，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P527)。

二、革命实践的阶级基础：发现无产阶级的异化及解放诉求

对非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成为确证革命合法性的理论前提，而“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找到与它相适应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解放的积极因素”［6］(P391)。马克思没有因哲学理论创作而忽略实际的共产主义运动，他客观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存在形态，阐证无产阶级革命终将取得普遍的社会解放，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1］(P262)。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并非类同于封建社会的无产者等级，而是工业社会中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并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被雇佣者。在阶级社会中，同一阶级的社会成员承担着共同的发展任务，特别是彻底推翻剥削阶级的压迫统治，就如同资产阶级在王权政治下成为粉碎封建制度的革命力量，而在资产者剥削压迫无产者的现代社会，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推翻整个资本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实现社会解放的可能性在于形成彻底戴上锁链的阶级，以及普遍表明人的完全丧失的领域，马克思首先指认无产阶级被奴役形态的历史生成。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凭借对封建生产方式的优越性而在政治革命取得胜利，只是他们在掌握生产力后就由革命转为保守，通过生产财富、掠夺资源来维持其基本统治，并将宗教光环、家庭关系等原本“神圣化的财富”，统归为适应现代社会建构的买卖对象，资产阶级的支配地位使其固有本质逐渐腐化和野蛮化。当现代社会以新的压迫形态出现，工业生产和剥削制度使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且劳动量愈发增加时，他们仅能获得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的最低限度的必需资料，“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1］(P17)。那些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等中间等级，甚至在斗争中落败并脱离统治的资产阶级，也流动扩充进无产阶级队伍。人类为确保生命延续和自主活动而占有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但在私有制和现代分工条件下，劳动已经失去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异己的利益矛盾使个体关系成为物性力量，被剥削的劳动者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生存，致使劳动与自主活动相互分离甚至相互否定。机器生产和分工发展在催生现代无产阶级的过程中使其劳动失去独立性质，使无产阶级亲手建立的事业在阶级利益竞争中走向异端，对立竞争引起的社会变革把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关系变为纯粹的雇佣劳动和金钱关系，造成无产阶级的疾苦生活、匮乏物质和赤贫现象。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继续阐证现代社会的阶级分化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对抗，在资产阶级为满足私有欲望而极尽剥削无产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因其被压迫地位、普遍解放的需要而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因而旨在克服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实现社会根本改造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在马克思的论域中，革命的主题是解决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7］，并指向消灭私有制和剥削的无产阶级解放。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存在是形成革命因素的前提条件，被压迫阶级的存在是形成阶级对抗的必要条件，“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1］(P655)，由此产生革命阶级夺取统治政权、消灭旧所有制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被卷入政治运动，但相对于有产阶级在自我异化中感受到被确证，无产阶级则在被剥削中意识到非人的生存现实及其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贫困，他们承担社会重负却不能享受社会福利，其属人性质和外观在雇佣劳动中被彻底剥夺，因而“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4］(P39)。只是无产阶级反而在资本剥削中获得崭新的斗争武器和公认的引领力量，他们尝试摧毁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工具而恢复工人地位，由此形成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抽象对立，也就表现为无产与私产的对立。随着无产阶级被统治阶级彻底排除在社会之外，他们便产生出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1］(P543)。在社会主义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的情境下，无产阶级将必然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无产阶级以革命消灭阶级对立、建立真正公有制，就成为消灭私有财产、剥削劳动以及现代社会非人性生存条件的实践基础。

无产阶级革命将对资本关系实行强制干涉与根本变革，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P685)。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国家体制中，资本压迫劳动的统治已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阶级统治，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埋葬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正如法国贵族和僧侣的消极普遍意义决定了与其截然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积极普遍意义，要使人民革命同市民社会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完全一致，就必须使现存社会领域的所有缺陷和普遍障碍都在无产阶级群体中得到彰显，由此他们才能与全社会融为一体，并因自己的特殊地位而被承认为社会权利和民众需要的总代表，取得普遍统治进而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虽然“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1］(P44)，但它仅是一种并未摆脱物的依赖性的形式解放，把政治国家构成为人民的普遍事务领域，从而实现个体与国家生活的利益联结。而无产阶级则是将抽象的权利复归于现实的个人本身，使人通过经验生活、个体劳动、个体关系成为类存在物，以人所固有的社会力量而非政治力量实现人类的完全解放。

三、革命共同体的现实生成：在世界历史中趋向阶级联合

阶级奴役或解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历史结果，同人类物质资料生产的共同活动密切关联，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共同活动（共同体）才能释放社会批判或社会解放力量，正如“革命应当是团结的”［8］(P180)，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本有地存在着历史必然性。反思历史理性及其辩证运动规律发现，人的共同活动是以社会交往而非孤立的个体行动为前提的实践活动，同时具有资料生产和利益交换的“物质联系”，因而不应把社会个体作为抽象物对立起来。随着世界市场开拓，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普遍发展逐渐超越地域界限，资本大工业正客观推动着无产阶级与生产资料的集聚，原来竞争而分散在各地的劳动工人也走向联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马克思把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者联合视作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9］，阐证它是前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或运动状态，孕育着彻底变革资本形态的自由个人的社会性政治运动，因为共产主义不仅是应当确立的未来社会理想，也是基于现有前提的“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P539)，而这种状况蕴含在世界历史意义中。

世界历史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演进过程，加剧着阶级紧张关系及其不平等状态。人类在传统社会就从历史普遍性中探寻共同活动的可能性，直至近代世界市场及国际分工体系成型，民族国家间的自然隔离状态才在世界历史中被打破，形成以全球殖民和商品交换为媒介的普遍交往。马克思认为，从民族地域形态向世界历史形态的转变过程，“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1］(P541)，科技革命、新航路开辟以及资本生产的逐利需求，推动着国际贸易的畸形扩张、全球文明的整合同化以及人的普遍经验化。

相对于以往社会形态更迭的时间延续特性，资本全球扩展则更多表现出空间扩展的意义，在这种空间压缩时间的世界历史图景中，“营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0］(P88)，资产阶级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优先地位而成为受益者和统治者，他们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极尽盘剥剩余价值，通过政治集中甚至同质化生产方式等途径，建构“一元现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权力的资本逻辑由此突破自然限界逐渐支配领土逻辑。［11］(P29)世界历史在摧毁民族差异与地域隔阂的同时，也使现代性呈现出不平衡结构，特别是剥削掠夺的国际经济体系和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体系，使文明多样性与价值同一性矛盾愈演愈烈。人类原本自在的共同性本质表现为自为的民族与阶级分化，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造成更严重的全球分裂与阶级冲突，而当传统政治秩序被普遍阶级化所置换，就更明显地趋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价值对抗。

一方面，资产阶级意图消除阶级矛盾对其统治地位的冲击，便以国家形式建构起政治共同体，只是因资本利益的私有特性和异化本质而暴露出虚假性。马克思指认，作为阶级宰制与政治联合工具的国家，在资本关系的抽象支配中表现为共同体幻象，其统治合法性根源于私有财产、异化劳动而非自身的普遍理性，“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P571)。在这种被资本统治的市民社会中，阶级成员因追求各自特殊利益而表现出独立性，劳动工人、资本家都作为一般化的个人渐趋分离；他们又因现代分工产生必然依赖的相互异己的联合关系，受制于资本统治阶级的普遍性共同利益，只是作为抽象个体不再具备能动性、意识性联合的前提。因此，劳动者成为完全依赖却又对立于商品世界的剥削统治对象，导致劳动实践脱离人的本质而屈从于物的力量（对个人而言就变成私有制的力量），资产阶级宣扬的独立自由在劳动者身上就表现为虚假性，所谓的共同利益则是通过让渡甚至牺牲个体的权益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就虚假共同体的内在实质而言，资本社会的共同活动为生命存在提供物质资源，却也形成人对人的利益统治，成为使工人丧失自我感觉和集体意识的纯粹分工体系，让工人失去所有现实的生活内容而成为抽象个体，生产力也因排斥联合而成为异己、外在的强制力量。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发现阶级联合的可能性，愈益表现出彻底破除旧桎梏的革命解放意蕴。马克思在对虚假共同体和施蒂纳利己主义的批判中，说明作为现实主体性存在的人具有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联合趋向，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正是源于此，而非物质利益或道义价值，所以它是贴合现实生活基础的共同行动。世界交往使地域性的个人被世界历史性、经验普遍性的个人所代替，无产者同时遭受本国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势力的双重压榨，但资本剥削的世界性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联合的国际性，“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4］(P43)，无产阶级在社会地位、权益诉求、生活状况等方面趋近一致，并因抛弃资产阶级同盟的排他性、等级性等固有弊端，而逐渐在行业间、地区间形成反对资产者的无产阶级同盟，革命内容也由改善经济地位扩展至获得政治权利。与此同时，社会阶层流动把政治和教育因素、启蒙和进步因素传授给无产阶级，使他们的思想渐趋开化、意识逐渐觉悟、斗争手段愈益提高，从而更有机会和能力创造革命联合体来推翻旧的市民社会。但此时的无产阶级仍受现代分工的制约，还无法“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P573)，进而成为自由个体，在革命无产者达到联合行动状态的过程中，他们对权利的呼吁、对压迫的揭露成为其联合革命群众的重要路径，他们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中人的生存诉求和斗争形式，公开批判现行政治的卑劣与社会关系的丑恶，唤起劳动群众的革命激愤与反抗精神，团结教育他们结成同盟来改造社会。

相较于虚假共同体中阶级联合的偶然性与特殊性，无产阶级革命联合则是阶级成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必然成型的共同体形态，“它与以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积累为旨趣的资本逻辑及其引发的物化相抗衡”［9］，为真正共产主义共同体的现实建构提供物质前提和生命基础。无产阶级通过普遍的革命联合来实现政治占有和社会解放，“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1］(P581)，但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不是一种简单的跨国利益联合，也不像资产阶级同盟那样表现为外在化的货币利益关系，而是没有特殊利益、克服地域界限地谋求普遍社会解放的现实人的集合。这种从自发性的狭隘联合到自为的世界联合的过程，使“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P541)，更在拓展交往空间的同时真正实现生产力为劳动者所有（从物对人的统治到人对物的自由支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解放把世界历史推进到共产主义高度，人类也正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联合的实践延长线上，建构起作为真正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社会。

四、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的实存样态

马克思指证无产者为反对资本压制而结合成为阶级时，便有着从分散向联合、由自发向自觉的内在本性，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强权统治下，组织政党以工人联盟的形式开展政治斗争，构成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的基本运动形态。虽然这种处于运动过程的共同体内蕴着无产阶级革命联合的积极因素，但彼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存在政治派别的整合难题，像英国工联主义、法国蒲鲁东主义、德国拉萨尔主义普遍存在，各工人组织、劳动部门间更是缺乏直接联系与协同行动，因而马克思要求建立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联络合作中心，把自营散处的共产主义运动联合起来。

阶级同盟与民族国家联合是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的基本组织形态，这种兼具阶级性与国际性的革命联合成为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初始建构。迥异于传统社会中宗教伦理、封建礼制的精神凝聚作用，“现代工业和竞争越发展，产生和促进同盟的因素也就越多，而同盟一经成为经济事实并日益稳定，它们也必然很快地成为合法的事实”［1］(P652)，因而无产阶级突破地理、文化等客观阻滞因素，以工人同盟、区域联合的集体形式组织劳动群众从事解放运动，避免被资产阶级蒙蔽而出现革命斗争的方向性错误，继而在克服工联主义政治意识的基础上，实现同中间等级特别是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配合，在争取政治权利与生存权益的过程中形成一种自为的合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4］(P50)，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联合中使国家“失去”民族界限，各国无产阶级因具有相同的权益诉求而表现出国际主义倾向，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特别是国际工人的联合都将团结作为基本原则，因为无产阶级要取得普遍政治解放，就必须消除各国无产者的对立隔阂，使各民族国家、各文明地域为达到共同的解放目标而进行亲睦自觉的合作。

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的生成与展开需要经由共产党领导，共产党人将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资本生产客观促成了无产阶级联合形成政党的经济基础，为共产党增强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能力提供可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着它不提出任何特殊原则，并广泛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发展图景；共产党人是深刻通晓共产主义运动条件、进程和结果的先进分子，是无产阶级革命中最坚决、最有觉悟、始终起推动作用的成员；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有着明确的原则立场和战斗计划，坚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反动社会主义思想划清界限，观照“现存阶级的斗争形态”与“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而引领革命方向。共产党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但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无阶级差别的人类共同体，因而“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4］(P66)，他们联合英、美、法、德等国的宪章派、土地改革派、民主社会主义者，探索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路径，以及共产党或工人党间同志关系的团结理念与构建原则，为共产国际的孕育生成积累经验。

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的根本旨向是变革生产关系，彻底消灭私有制，由此成为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现实应对。这一矛盾运动本是资产阶级用以推翻封建制度的核心武器，后来却表现为资本私有制关系不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如同资本原是社会成员共同劳动的产物，而在资本私有制条件下却成为劳动的对立面，“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12］(P152)。自由无序竞争造成纯粹趋利性的物质生产，致使资本世界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料私人占有间的矛盾，成为经济危机周期性暴发的根源，雇佣劳动与剥削关系非但无法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反而更加激化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情绪，使他们愈益趋近联合建立公有制、解除人的关系异化的彻底革命道路。“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4］(P351-352)，无产阶级只有以“掘墓人”身份推翻资本制度的一切社会基础，通过社会革命废除现存的占有方式、实现社会之于私有制的解放，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进而建立起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共产主义非以革命无法实现的情势下，暴力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达成目标的路径依赖。面对资本生产方式及其塑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峻危机，空想社会主义者曾渴望以和平演进模式建构理想社会，只是他们拒绝革命、调和对立的幻想最终在屡遭失败的温和工人运动中走向了反动或保守。在19世纪的欧洲工人运动浪潮中，资产阶级统治者采取专制措施残酷镇压民主力量，无产者与资产者因经济地位、阶级利益差异而存在的根本对立愈发不可调和（资产阶级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却要摧毁保护私有财产的一切），所以，无产阶级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现政权、破除旧关系，在粉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后建立真正劳动的统治。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经验表明，“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6］(P411)，像工联会、请愿式的群众运动终将转向武装起义和暴力革命。无产阶级由此成为用暴力对付统治暴力的社会革命完成者，这种“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是合理的思想”［13］(P395)，只是这种暴力革命不过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是为消除反动阶级对新制度的抵抗、彻底改造旧社会、解放全人类创造条件。

五、结语

共同体作为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样态，自原始社会就以氏族、部落等秩序形式存在，后来希腊先哲将其纳入政治哲学和城邦伦理的价值视野，近代学者更在契约精神、自然权利的名义上探讨共同体的规范理性，并在古典哲学话语中实现向现代生活、自由意志的概念转换。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新和谐公社论、傅立叶的新产业论也曾论及无产阶级共同体概念，但他们对社会阶级基础、经济生产条件、历史发展规律缺乏实践认知，终因内蕴的空想属性而被历史淘汰。马克思分析人类“共同体”由应然概念向实然形态的转变规律，擘画共产主义真正共同体的理想架构，但他认为在资本社会向共产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存在政治过渡，而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正是完成这一过渡的重要前提。在此期间，国家仍然存在，劳动是为谋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仍待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联合起来，以共同体形式扬弃资本社会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存在渐序演进规律，首先在对非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证伪中发现革命的必要性，后将革命因素附着在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存在中，阐释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继而在世界历史视野中解决资产阶级虚假共同体何以败落、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何以实现的问题，最后论证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建构的实践形态，该过程伴随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研究的渐趋深入。只是由于阶段性社会环境的制约和革命认识问题的局限，马克思建构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时仍存在诸如必须采取暴力手段等非辩证、非历史性因素，这在马克思后期的思想发展中逐渐得到补缀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