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人格是一个个体在持续进行的生产、交往和生活中，通过外部教化和内心自觉而形成的，由信、知、情、意四个要素组成的心理结构和精神系统；它保证了一个人能够在道德感知、判断、推理和选择过程中保持自我同一性，能够进行正确思考和正当行动。道德人格是德性结构的核心，是德性论、规范论和实践论得以立论的源初性根据。在稳定的社会状态下，道德人格以“理”“情”结构发挥效力；在危机状态下，则以“情”“理”结构集中显现。在公共危机及危机管理中，往日那种隐藏着的“向善”与“趋恶”倾向会集中表达出来，从而给人一种“极善”或“极恶”的“假相”，在规范论的意义上，会集中出现“例外”原则。作为面向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伦理学固然要着眼于危机状态下的道德“景象”，更要研究稳定状态下的道德人格的养成和运用。危机状态下在道德行动上的“过度”“不足”与“适度”现象，都会在“后疫情时代”得到反思、批判和修正。

一个个体、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只有养成并充分运用健全的道德人格，才能正确思考，采取集体行动，创造财富，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使每一个人都有意愿和条件过上一种整体性的美好生活。在公共危机中，公共卫生危机是影响最广、持续最久的一种，而由致命病毒引发的疫情又是最为严重的一种公共危机。当前,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没有哪个人，更没有哪个集体和国家，为着彰显自己的道德人格力量，故意去制造一个借以彰显这种力量的公共危机事件。但是，一旦公共卫生危机不期而至，个人、集体和政党就会立即动员起来，在对疫情的认知、判断、防控、反思过程中将潜藏着的道德人格充分实现出来。

眼下这场没有硝烟的抗击疫情阻击战，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人格和伦理精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何以是优越的制度，中国共产党人何以是具有卓越领导才能和丰富实践智慧的决策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中华民族何以是具有集体意志和牺牲精神的民族。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没有一个健全的道德人格，便没有集体行动，便没有个体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更没有伟大的民族和强大的国家。美德伦理学作为面向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必须发现和发掘伟大民族和强大国家之健全道德人格的原始发生及其运行的内在逻辑，指明这一道德人格的内在结构、发挥作用的方式、自觉践行的机制，证明一种伟大的道德人格既是一个自我言说的精神体系，更是一个实现自我的伟大实践。

一、道德人格的内在结构及其实践环境

在日常语言中，“格”是法式、格调、格局、格式、格律、秩序，是一个物体、一个生物、一个有灵魂的存在者的样式，它存在的限度。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则是人用以规定他物和自身的样式和限度的概念，追问什么才是一个事物成为其自身的基础，“格”“是其所是”的那个本质。作为一个名词，“格”是描述性的，对人以外的他物的描述通常是事实性描述，而对人本身的描述则既是事实性的又是规范性的；作为一个动词，“格”则是交往、沉思、推究之意，推究事物之理，以求天人之道：推究交往之理，以求人伦之道；推究人性之理，以求心性之道。而这种推究本身以及被推究之结果，便是人格，即人成为其自身的基础，它是人之“是其所是的东西”。人格既是追问和成就人本身的过程，又是它所成就的人本身。若要保证这种追问和生成得以实现，个体就必须在不同的语境下保持自我同一性，借以实现正确思考和正确行动，否则便无法实现自我的目的。但在其观念和行动相关于他者利益时，还要保证自己的考虑是善良的，自己的行动是正当的，而实现知行正当性的基础就是道德人格。

道德人格是令一个人生活得好并出色地完成他的充满道德责任的行动所需要的能力体系以及由此生成的优良品质，能力为体，品质为用，体用结合方为“型”，这个“型”就是道德人格。道德人格保证了个体以人的方式思考，并以人的方式成就其自身，“成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时间意义上的自然生命概念，也不仅仅是社会时间角度下的生命周期范畴，更是一个实践范畴，即成为人，通过其自我同一性成就他自己为人。道德人格还构成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只有完成不同个体间的相互承认、相互尊重，才能实现各自的尊严；只有共同承认并践行公共的道德规范，才能实现集体的行动，创造并分享和共享公共善；只有通过同情、移情实现同感共情、感同身受，才能实现主体间的共同感和共通感，获得认同感；只有将利己的动机、个人的意志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将公共意志作为核心的力量，一个集体的行动才会发生。基于此，道德人格就绝不是某种能力的单独养成和运用，而是多种能力的相互影响、相互嵌入，从而成为一个立体的能力体系。构成道德人格的核心要素就是信、知、情、意。而一个现实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动正是这四个要素的综合运用。道德人格依照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便组成一个自我关联的有机结构：道德信念、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以及在这些要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动。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并不天然具有德性，所具有的只是接受道德教化的潜质，人的德性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反乎自然。即是说，道德人格形成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也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下实现和表现。道德人格与历史场域具有时间在先和逻辑在先两种情形，怎样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决定了怎样的道德人格和伦理范型，这便是时间在先的情形；而道德人格和伦理范型一经生成便又反身嵌入社会结构及其运行之中，面对道德困境，解决道德难题，这便是逻辑在先的情形。

就道德人格的原始发生看，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德性如何而来的问题，其二是德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讲到两种德性的获得方式：

德性分两种：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而养成，因此它的名字“道德的”也是从“习惯”这个词演变而来。由此可见，我们所有的道德德性都不是由自然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因为自然造就的东西不可能由习惯改变。［1］(P35)对此，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论证说：

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自然的。首先，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习惯而完善。其次，自然馈赠我们的所有能力都是以潜能形式为我们所获得，然后才表现在我们的活动中。但是德性却不同：我们先运用它们而后才获得它们。第三，德性因何原因和手段而养成，也因何原因和手段而丧失。［1］(P36)亚里士多德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一个是，德性是一种可能的能力和品质，而不是像感觉能力那样，是自然遗传给我们的，相反，作为一种潜能，德性这种能力和品质只有在不断进行的活动中才能获得。这就引出第二个重要信息，即德性与活动和环境有关，怎样的场域决定了怎样的能力和品质的养成：

正是通过同我们城邦人的交往，有人成为公正的人，有人成为不公正的人。正是由于在危境中的行为的不同和所形成的习惯的不同。有人成为勇敢的人，有人成为懦夫。欲望与怒气也是这样。正是由于在具体情境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行动，有人变得节制而温和，有人变得放纵而愠怒。简言之，一个人的实现活动怎样，他的品质也就怎样。所以，我们应当重视实现活动的性质，因为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从小养成这样的习惯还是那样的习惯决不是小事。正相反，它非常重要，或宁可说，它最重要。［1］(P36)

康德则从理性主义角度论证德性的结构及其运行逻辑，他将日常的情感排除在德性之外，只保留了敬重感，对道德人格的敬重、对先天法则的尊重。人的自由是个人遵守法则而行动的根据，而自由正来源于对情感因素的抗拒和排除，去掉各种感性因素的扰乱，而直接以法则为行动的唯一动机，正是人的自主性的充分证明。康德用他的“两个世界”理论论证自由的来源和运用。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第三章中，康德明确提出这个理论，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再一次论述“两个世界”理论，借以再次论证自由意志的客观性和现实性：

一般有理性的存在者在感性世界的存在乃是指他们在受经验制约着的法则下的存在而言，这种存在在理性看来就是他律。反之，同样存在者在超感性世界的存在乃是指他们合乎不依任何经验条件的那个法则的存在而言，因而属于纯粹理性的自律。而且那些单靠认识就可使事物存在的法则既然有实践力量，所以超感性的存在就不外乎是受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所控制的一种存在。但是，这个自律法则就是道德法则，因而道德法则就是一个超感性存在和一个纯粹悟性世界的基本法则；这个世界的副本必然存在于感性世界之中，但是并不因此损害了这个世界的法则。我们可以称前一个世界为原型世界，这个世界，我们只能在理性中加以认识，至于后一个世界，我们可以称它为模型世界，因为它包含着可以作为意志动机的第一个世界的观念之可能结果。因为事实上道德法则就把我们置于一个理想领域中（在那里，纯粹理性如果赋有充足的自然力量，就会产生最高的善），并且决定我们的意志给予感性世界以一种形式，使它仿佛成了理性存在者所组成的一个全体。［2］(P31-32)

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道德人格表现为平稳的状态，在生产、交往和生活中，表现出边界相对清晰的信念、认知、情感、意志和行动，表现为具有领域性、层次性的道德形态，如国家伦理、职业伦理和家庭美德。当社会处于局部的甚至是整个社会国家范围内的公共危机时，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人们，便在瞬间隐去了他们往日那种职业上的特征和地域上的差别，而变成具有相同尊严的平等者，因为所有人的生命价值是同等的，它们促成真正的集体行动。人们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定的信念、信心，饱满的激情、热情、同情，顽强的意志和义无反顾的道德行动。在危机事件的认知、防控、管理中显现出强大的道德人格魅力。如果说，在日常的生活状态下，德性的力量，道德人格的魅力是潜藏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是潜在的力量，难见其耀眼的光辉，那么，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中，道德人格便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它使人真正成为具有人格的沉思者和行动者。那么，道德人格是如何在危机管理中展现其魅力的呢？

二、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中彰显道德人格魅力

在新冠病毒疫情阻击战中，道德人格的构成部分不是单独地发挥作用，而是形成一个有机的能力体系和优良品质。道德信念是连接信仰和信心的中间环节，是个体、集体和国家为战胜重大灾情而产生的战胜疫情、保护财产、维持秩序、拯救生命、维护尊严、重建和谐的强烈的心理倾向；是个人、组织和国家恪尽职守、勇于担当、不怕牺牲、拯救生命的可行能力和优良品质。道德信念是主观有充分根据而客观不必然的那种视其为真，它所指向的是可能的社会良序状态、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状态。然而，这是一个必须经过艰苦努力、共同奋战、精诚团结、相互协作、自我牺牲才能成就的状态，没有坚定的道德信念，没有聚集全部的社会力量和主体的强烈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心理能量，良序和幸福是不会自动出现的。

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即刻发出全力抗击、保护财产、维持秩序、拯救生命的政令，表现出坚定的打赢疫情阻击战的信念和信心，这是政党的伦理精神、人民的普遍心声，它从精神的高度体现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治国理念；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普遍的伦理精神激励着、鼓舞着各个职业领域的人们，科研队伍和科研机构表现出努力探索科学理论、大胆进行临床实验、全力研发有效药物的坚定信念和信心，医护人员展现出奋战一线、崇尚生命、风险救护、连续作战、共渡难关的坚定信念和信心。面对那些看不见影子的共同敌人，政党、组织和人民表现出空前的共同信念和信心，这是一个蕴含着无穷动能、可激发强大战斗力的精神力量和心理能量。信念是方向，也是动力，更是力量。

道德认知乃是行为主体对自己之行为规范的了解、理解和把握，是对正当行动之发生、发展和趋势的正确理解，是对内心之正义感、同情心、自我牺牲等心理状态的体验。如果说道德信念是决定和推动着行动主体做其应为之事而达于良序和幸福状态的精神指向和心理倾向，是一种缺少理性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的情感力量，那么，道德认知则是把这种精神指向和心理趋向置于科学思维与实践逻辑之上的理性思考、正确判断和正当选择。道德信念是我们想成为什么，而道德认知则是我们能够成为什么，“应当”必须基于“能够”之上。抗击疫情、阻断蔓延、消灭病毒、恢复健康，本质上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强烈的信念和信心可以促使人们动员全部的力量阻击病毒、消灭病毒，从战略上藐视它，但必须在战术上重视它。

人类至今已发现多种致命病毒，如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狂犬病病毒、人类免疫缺陷HIV（艾滋）、天花病毒、汉坦病毒、流感病毒、登革热病毒、轮状病毒等。但是，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的知识是不足的，面对各种病毒，人类不可能用理论、图像完全描述它们的原始发生及其流变、变异、传播的内在机理、未来趋势，也不能用现有的相关知识证实和解释病毒发生和演变的复杂过程。道德认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道德认知包含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三个层面。

理论理性是道德认知的第一个层面。新冠病毒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和生理现象，必须用理论理性使之呈现在表象里、把握在意识中。新冠病毒的发生、机理和演变、变异，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支配下，用理论理性才能认知、把握、描述和解释，而不是仅用厌恶、谴责、愤怒所能解决了的。人类从未终止过对病毒的认知、理解、分析和论证，或许个别病毒比人类生成史更久远，或许它们更有资格言说全部生物演化和进化史。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个人，都表现出足够的理性精神和理论理性能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为一种精神呈现和意志表达，激起了各行各业的人们积极参战、勇于担当、勇敢牺牲的激起和热情，将潜藏于心灵深处的道德力量呼唤出来、焕发起来，但人们并不是盲目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是科学决策、正确防控。理论工作者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组织科研精英，整合实验手段，集体攻关，适时、适度、谨慎地公开科研成果，公布实验结果；一线医护人员，严加防范，科学护理，最大限度地防止医护人员感染。

创制理性是道德认知中的第二个层面。在新冠病毒的研究和防控过程中，不断创制包括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规范、操作技术规范、科研道德、医护职责、保障要求、相关行为规范在内的各种规范体系,并根据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的演进不断进行修正、矫正和完善。

实践理性是道德认知的第三个层面，也是狭义的道德认知。认知、理解和把握的对象就是各种道德规范，这是一种未经也无须法律确定和确证的应尽的义务和履行的责任。责任是出于对规范的尊重而产生的行为必然性。规范认知、责任理解是在反复进行的生产、交往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经日积月累已经变成熟知的、无须再度“学习”的行为要求。而在由规范所规定的责任中，大约有三种状态：鼓励但不必然的道德要求，是不完全责任，这是值得赞美、称誉的行为，是行为楷模、道德榜样，体现的是人性最为优秀的部分；必需且必然的道德要求，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是任何一个有能力履行道德责任的人都必须做到的；反思、批判的道德规则，这是一种反乎责任的行为，是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应受到批判和禁止。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无论是政策的设计者、制度的制定者、理论的创立和传播者，还是广大的一线医护工作者，都表现出合乎责任和出于责任的行动。那些将个人利益、生命健康置之度外，全力“治病救人”的科研队伍、医护人员，实现了鼓励但不必然的道德要求，这是值得赞美、称誉的高尚行为，是行为楷模、道德榜样。他们有真诚而善良的道德动机，而少有急功近利的目的、提干晋升的打算；不是预先学习、温习本该早已“烂熟于胸”的道德规范，然后“有板有眼”地遵守它；更不是为日后积累资本而上演“道德话剧”。相反，他们以无声的语言——行动，证明自己是道德境界的信念者、道德规范的领悟者、道德责任的践行者。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正义、勇敢、同情、慷慨的人，不是说自己是这样的人，而是通过行动证明自己是这样的人。只有不断地做公正之事的人才是公正的人。他们是真正有德性的人，他们是真正践行德性的人。这才是个人、组织、民族和国家真正拥有的道德范型和伦理精神，是活的、流动的善。道德认知不仅表现在行动主体的发动、过程和结果中，也同样表现在道德评价中。如果说在以手工业和农业为生产方式的传统社会，道德评价针对的是日常生活，依据的是千百年不曾变化的道德常识，那么，在充满普遍交换、广泛交往、科技进步、媒体发展、风险倍增的现代社会，被评价的对象则充满了复杂性和冲突性，因此，依照已有的道德常识就难以做出公正的道德评价，要想成为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就必须拥有足够的且能够正确运用的道德理性知识。

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尽管总有个别的评价者别有用心、蓄意歪曲、不顾事实，或者出于无知，做出具有明显混淆视听、引起混乱动机的舆论评价，但绝大多数疫情的在场者、直接旁观者和间接旁观者，都能够运用理性知识进行具有充分根据的道德评价，从而形成了健康的舆论导向和道德环境。给予那些身先士卒、敢于担当、牺牲自我、拯救生命的行为楷模和道德榜样以高度称颂和赞美，给予那些玩忽职守、临阵脱逃、发国难财、制造事端、混淆视听的行为给予坚决的舆论谴责和道德批判,就是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表现。

道德情感是一个人因外在的道德事实或道德现象而产生的深沉、持久和类型化的内心体验；在内心体验基础上，按照已有的道德理性知识对自己和他人做出的具有善恶性质的评价和行动。就道德体验的类型和性质看，可有愉悦、快乐的，平淡、无所谓的，厌恶、谴责、批判的。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可能存在着康德意义上的出于对先天实践法则的敬重而产生的纯粹的道德情感，即敬畏感,但从我们所能解释的生活场景中，因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自然情感、基于友爱之上的社会情感、基于生命感悟之上的神圣情感，倒是道德感的主要类型。在一个平常的、平静的甚至是平淡的日常生活中，道德情感中的理智感、正义感和同情心似乎都潜藏于人们的内心深处，而在危机事件中、生死攸关时，人们那种潜藏着的道德感便瞬间暴发出来，展现出来。发自内心的移情、同情，对生命渴望的体验，变成了强烈的心理倾向，它和信念、信心结合在一起，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情感输出和精神流动，动员起行动者的全部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力量，投身到精神的鼓励、情感的安慰、行动的救助之中。

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阻击战中，不同职业、不同生活旨趣的人，均表现出了对患者的同情、移情，感同身受同样的煎熬和渴望。似乎每一个救助者都成了公正的旁观者，无论是对媒体还是对自己，都信心满满地说，救助者和被救助者，乃同根同源、同在共在，有相同的尊严，共同的生命渴望，救助患者乃天经地义、人伦之道。这是一种非反思、非分析的道德力量，几乎没有哪一个行动者预先对自己应尽何种义务、如何履行义务，进行一番合理性论证；也没有哪一个行动者事先精确计算，从成本收益的功利主义理论出发计算自己的道德选择所获得的收益。精致的功利主义、损人利己的那些行为被人们所不齿。但道德情感也不是即兴、即时的情感表演，而是自己既为剧作者又是局中人的道德杰作；它之所以感人，那是因为它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是真诚、真挚的感同身受、同感共情；一切虚假的道德表演都显得那么造作、不合时宜，更使那些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者汗颜，无所遁其身。道德选择和行动上的利己者、道德评价上的吝啬者，均不在道德情感的发生、传播的范围内。道德情感具有强烈的感染效应和强大的扩展意义，它以正能量传播到每个领域，感染在场者、旁观者和不在场者。它是不可言说的，因为它无须言说，真实、真诚、真挚的情感只能去感悟、去体验。

道德意志是决定一个道德选择和道德行动能否发生的直接动因，包括善良意志和实践理性两个元素。作为动机，道德意志表现为向善的意愿和意向，相当于子思笔下的“正其心、诚其意”，是一种自知其善恶的意念和意向；是一种“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状态。由事物的复杂性和价值的多样性所决定，也由内心的需求和欲望所推动，一个行为的选择常常是善恶交织、好坏并存的。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充满着不可兼得。于是，在善恶之间、好坏之中，如何选择前者，“善良意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便没有“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过程和后果，“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一个道德行动的发生仅有善良意志是不够的，只有将善良的意愿和意向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中，一个真正善良的过程和结果才能出现，而支撑这一结构的关键因素就是实践理性，它是一种将善良动机转换成具体的行动并在行动的行进中排除外在障碍、困难，抵御外部诱惑，抗拒内心欲望与冲动，而把善良意志贯彻下去的能力体系。

“格物致知”之“知”，既可为知，又可为智。推究万物之理以求天道、人道，此谓“知”；格心中之私欲以求尽性（人性之善），此谓“智”，只知其善而不为善，只为善念，既知其善又行其善，方为真实之善，这便是知止且行止。如果说在稳定的、正常的社会状态下，一个行为的选择尚有足够的可能性空间，可以在利他动机和利己动机之间做出比较、权衡和选择，那么，在公共危机之中，人们则要在“时不待我”的境遇下做出抉择，当人们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选择合乎和出于责任的行为，就充分证明了行动者具有坚定的道德动机和顽强的实践理性。置自身的利益得失、生命健康于不顾，视他者为同类，视患者为同胞，全力以赴，奋不顾身，绝非一时冲动，更非意念之举，而是集信、知、情、意于一身的有机综合。

道德人格乃德性论的核心，善念、善行均生发于它，又复归于它，是一个人进行正确思考和正当性的初始性力量。疫情无情人有情，无论是科学决策还是有效防控，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临床实验,无论是准确诊断还是精心呵护，人们都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范型和伦理精神；这个范型和精神是人们千百年来在共同的生产、交往和生活中产生并培养起来的，是潜藏于心灵深处的精神财富，是无声的语言，因为语言就是存在，是无形的力量，只有无形的力量才不可估量。抗击疫情，正在绽放道德人格之无穷的魅力和无形的力量。

三、后疫情时代的道德世界

成为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不仅仅是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阻击战中，行动者自身成为一个自我旁观者，即或以心中的“道德律”，或以想象中的他者道德为自己恪尽职守、履行责任的道德力量；或在场的旁观者给予行动以公正的道德承认和赞誉；或不在场的旁观者借助相关信息给予行动以公正的道德评价；还指站在理论理性的高度对公共危机中的道德人格问题给予赋有时空结构、充满复杂性和冲突性意识的整体研究。因为人类的美好生活固然充满热情和激情，但拥有并充分运用理性知识以追求认识的正确性、行动的正当性和沉思的科学性，才是最根本的。用反思、批判和建构三种致思范式分析和论证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人类实现目的之善、过整体性的好生活乃是必要的理论任务。

（一）后疫情时代的含义

这里的“时代”是一个比附性的用法，指的是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结束后的社会时空结构，以及需要修改、矫正和完善的社会场域。作为人类生存、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社会场域，必须具备两种条件，或必须具备两种状态，以为实现人类所追求的目的之善奠定基础。其一，人类必须凭借其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创造出用以满足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需要的价值系统，借以获得快乐和幸福;其二，必须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建构起有利于实现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的秩序体系。秩序是规则体系，是行动方式，是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有价值、有意义的组合方式。我们就把这两个条件组合一起的时空结构称为“社会场域”。

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场域之下，尽管也存在着破坏甚至解构价值体系和秩序系统的因素，如没有效率的治理和管理、人为制造的暴力事件、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但都不至于导致社会体系崩溃，因为这些事件都未能突破社会安全阈限，尽管道德宽容已将诸种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纳入严厉谴责和批判的范围。而重大公共危机，尤其是被国际公共卫生组织确定为一定级别响应的致命病毒疫情，则是那种导致社会价值体系解体、社会秩序系统崩溃的公共危机。从人类经历过的致命病毒的发生、暴发、传染、防控过程看，人类虽经历程度不同的“打击”，但终究获得“胜利”，否则便不会以今日之相貌依旧存活于世，迄今为止，人类依旧是灵长类动物中的“精英”。人类凭借其有限理性认知、分析、论证、描述病毒的原始发生及其演变、变异、传播、传染的内在逻辑，并创制了相对有效的药物控制疫情，尽管还只是相对的认知和防控，但毕竟积累了相关的理论知识，深化和拓展了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人类在应对各种疫情的过程中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合作，体现出超乎寻常的道德人格魅力，但这种魅力毕竟不是创造好生活过程中应有的道德范型和伦理精神，而是在应对无价值甚至是反价值的公共危机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不得已”式的伦理精神。因为公共危机一定不是人类所意愿、所希望的事情，而是人类避之不及的“灾难”。

事实证明，除去战争、瘟疫、自然灾害之外，人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处在相对平稳的状态之下。在三种和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状态之下，通过手段之善实现目的之善才是人类的价值理想和实践目的。“后疫情时代”描述的就是重大灾难和疫情过后，人们该如何思考、怎样生产和交往、如何过好平静平凡甚至平淡生活的过程；如何通过修改、矫正甚至改变原有的观念、政策、制度和体制，以创制更能体现手段之善、实现目的之善的社会结构的过程。“后疫情时代”不仅仅指疫情过后的社会时空结构，更是指这个时空结构中的人们如何反思、批判和建构的过程,借以建立起值得汲取的集体道德记忆。

（二）“后疫情时代”的道德人格

康德在论述“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时给出了一个颇有启发的观点，即“能动性”和“感受性”“接受性”。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能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理性通过知性的自我构造原则，构造出不依赖于感性材料和感性经验的“先验逻辑”，即先天的“原理”；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原理整理、改造借助感性直观即时空得来的感性材料，从而得出科学知识和知识的对象。但是，人的理性认识创设的“原理”又是被动的，它需得到激发、激活，没有外在的感性材料的刺激，没有感性经验的激发；没有原理对这些材料和经验的“感受”和“接受”，“原理”也无用武之地，知识也不可能产生。此所谓：知性无感性则空，感性无知性则罔。依照这个原理，道德人格类似于康德的先验逻辑、先天“原理”，它潜存于人的心灵深处，是等待展现、迸发的潜在力量。若没有外在事件、没有外在环境，道德人格便不可能现其身。没有危机事件便没有危机管理中的道德范型和伦理精神，没有疫情肆虐，便没有全民“抗疫”，也就没有抗击疫情中道德人格魅力的集中迸发。

然而，我们绝不能为着彰显人类的道德人格魅力而故意制造引发和激发这种魅力的危机事件，因为危机事件是反价值的非意愿事实。借助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理论，我们就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魅力的内在关系问题，可作两点深入分析和论证。

其一，道德人格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心理和行动力量，可有不同的内涵和展现方式，而决定内涵和方式的“感性材料”和“感性经验”就是外在的客观环境，即“场域”。稳定的、日常的场域与动荡、危机、灾难情形之下的场域一定是不一样的，不同场域下道德人格的内涵和展现方式也就有差别。

其二，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道德人格魅力便是行动者于特定场域下在瞬间迸发出来的道德范型和伦理精神。对此，我们既要充满理性和情感地、以公正的旁观者的视角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给予称颂和赞美。但是，从实践哲学角度观之，却不能将这种范型和精神视为人类德性的正常或永恒状态，如果在“后疫情时代”我们主观地、情绪式地将这种范型和精神确立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基本的或核心性的伦理范型，就必然跌进道德空想主义、道德形式主义的陷阱，继而制造各种“案例”，树立各种“楷模”“榜样”，借助庞大的教化和规训系统，以使每个人都成为“楷模”“榜样”。避免将宣传的、教化的伦理范型视作人们实际拥有的德性，不知疲倦地“徜徉”“沉浸”在空乏的宣传、强制的教化中而不“知返”，乃是我们必须汲取的道德教训。

（三）回归真实的道德世界

如何直接面向“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关系本身，如何沉思隐藏在这种关系背后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事实，乃是回归真实的道德世界的认识论前提。道德人格作为一个人能够正确思考和正当行动的主体性力量，并不独立存在，它与人的其他能力如知性和判断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之关系的认识除了需要理性（实践理性）之外，还需要知性和判断力。德性的教化、命题的传播、训诫的灌输、榜样的宣传，对生产、交往和生活无疑是重要的；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也同样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只构成道德范型存在状态中的应然部分，而实然和已然则是另外两种形式。人们从事生产、交往和生活，从事治理和管理所能应用的德性和规范则是人们实际拥有且可以反复运用的德性。所以，真实的道德世界才是我们用以分析和论证危机事件以及日常生活状态下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系统如何可能的基础。

基于对“公共危机和道德人格”之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的正确认识，回归真实的道德世界有三种进路。

第一，在对公共危机的认知、预防、管理和消除过程中，人们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动是不同的，并非只有一种“向善”的类型，还有“向恶”的表现以及道德冷漠的呈现。真实的道德世界必须含括这三种情形，如若只是称赞那些勇于担当、忘我工作甚至自我牺牲的行为，而置那些投机钻营、发国难财、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玩忽职守、临阵脱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道德冷漠、毫无同情、置若罔闻的行为于不顾，不制裁、不惩戒、不批判、不谴责，而是一味地树“楷模”、立“榜样”，进行单一的宣传、教育，就对那些默默无闻地奋战、奉献、牺牲的人们是严重的不公平，对营造一个真实的道德环境也有消极作用。我们用诱人的道德光鲜绑架了那些“道德榜样”“人民楷模”，使他们困在那个曾经的道德高地上，他们是楷模、榜样，他们只有永远守住这个道德上的“战略高地”，才是榜样、楷模，也只有兑现这个美好的道德称呼，才能成为他们自己，否则便是无德甚至是缺德之人。而那些给他们“榜样”和“楷模”称呼，并把这些称呼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人，或许也是道德的践行者、公正的旁观者，但绝对不能排除有一些利用公共权力的支配权和权威媒体的话语权制造舆论、进行道德宣传的人，既无德性又无德行的人是没有资格进行道德宣传的。道德假象、虚假繁荣的制造者通常都是形式与质料的分离者：德性与规范的分离、言说与行动的分离、行动受益者与行动责任者的分离、德性与幸福的分离。总是向他者提出最高的道德要求，而自己践行的却是最低要求，甚至是无要求。人们必须理性地、公正地看待“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之关系中的道德乱象，辨别出哪些是真相，哪些是假象，哪些是幻相。

第二，整体性思维和复杂性意识，要求我们对造成“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之诸种根源做更加深入的分析。如果说“抗击疫情彰显道德人格魅力”体现的是“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之关系的价值逻辑，那么，造成这一关系的事实逻辑是什么呢？就公共卫生危机的原始发生看，不排除不断出现的致命病毒乃自然之安排。在人类所生存、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星球中，任何一种无生命物质和有生命存在物都有其天然的存在理由，没有哪一种存在者可以任性地说，只有我才有资格优先存在，为着使我的存在亮出耀眼的光辉，我可以任意看待和对待其他的存在者。自然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它是一个自行调节以保持生态平衡的系统。或许可以悲观地说，不断暴发的致命病毒就是自然保持其自身平衡的手段。然而，似乎人类从不认为自己和其他所有类属是同等重要的，他自称是灵长类动物中的“优秀者”，一如人类作为优秀者支配整个自然界那样，人类社会内部的优秀者也支配了整个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像自然进化论一样，根深蒂固。然而，事实证明，人的认知能力和理性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不顾及这种有限性，“理性无限论”和“市场万能论”就导致人们任性地、任意地看待和对待身外的自然和自身的自然。虽不能完全证实和证明，致命病毒与人们的不正确、不正当的生产、交往和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联，但致命病毒源初的携带者并不直接“参与”人类的生活，它们有属于其自身的相对独立的“领地”，而人类却依仗他的意识和行动，不断开疆扩土，不断侵占原本属于其他物种的“领地”。依照现有的致命病毒发生史看，疫情的暴发都或直接或间接地相关于人的活动。

第三，关于在处理“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之关系过程中，如何建立实质性的激励、奖励和正义“补偿”制度，既重要又迫切。这可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精神的奖励；二是物质的奖励；三是正义意义上的分配性制度安排，如对公共危机的防控和解除有重要贡献，其付出已长期且远远超出其所得，可通过制度性的分配安排给予矫正。

（四）“后疫情时代”的谨防、反思与重建

如果从大伦理观角度分析，在“后疫情时代”，人们能否进行整体性的道德反思，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集体道德记忆”，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公共危机的防控、处置和解除中的道德体验和道德经验为基础，以实现从公共危机向正常生产、交往和生活状态转向为契机，矫正、修正、完善原有的制度和体制，完善“前疫情时代”的道德规范，提升“前疫情时代”的德性结构。

首先，谨防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复归”。在稳定的、常态化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似乎已成为实现效率、平等、正义等社会核心价值的顽疾。虽然早已突破道德宽容的底线，但在社会安全阈限内，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并未从根本上导致社会价值体系解构和社会秩序系统崩溃，而在防控、应对和解除公共危机的过程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造成的社会危害倍增，因为它掩盖了疫情、瞒报了实情、延误了战机、错失了良机，甚至置自己必尽的公共职责于不顾。对此，尽管权威媒体予以严厉批判，民众予以严厉谴责，暂时性地受到遏制，但如果不痛下决心，从制度、体制甚至法律设计上予以实质性的根除，那么回复到“后疫情时代”，便又会“回归”到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过程之中。诸如，在“后疫情时代”不从根本上反思在公共危机中预测、认知、判断、应对、防控、解除等各个环节出现的道德乱象，而是沉浸在打赢战役之后的“非理性”的总结、宣传、教化中；如果危机过后没有危机感，反而大张旗鼓地营造“成就感”“喜悦感”，那么，在未来的道路上，同样的错误还会继续，同样的危机依旧潜伏。如果说，新冠病毒乃是一种“自然瘟疫”，那么，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则是一种“社会瘟疫”，如果得不到根治，极有可能毁掉社会主义改革积累起来的现代管理制度和现代精神体系。

其次，反思现有的科技体制、知识生产机制和科技转换机制。每一次的致命病毒的发生、暴发、传播、传染都充分证明了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有限的，现有的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无法从容地应对公共危机。功利主义的政策导向，使得科学研究、临床实验变成了谋得奖励、奖项、荣誉、收益的手段。如果不是出于科学研究和知识应用本身，即康德所说的，如果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合乎责任甚至反乎自认，其所遵守的就是假言命令，只有出于科学精神和人类福祉从事科学研究和实验，才是定言命令。

最后，完善或重建新型科技创新体制和公共危机管理体制，显得极为迫切。这属于科技伦理和管理伦理范畴。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随着人类对身外自然和自身的深度“开发”，各种科技伦理问题急速突显出来。正在进行的疫情阻击战业已充分证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之间的深层危机逐渐显露出来。致命病毒也可能类型多样，我们如何在知识更新和技术创新过程中，同时创制出相应的伦理规范，以使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限定在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所规定的范围内。一方面，如何治理环境、保护动物、珍惜生命；如何为着无谓的公共危机“不惜一切代价”、付出生命代价的“公共危机”不再重演，都成为后疫情时代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解决的道德难题。另一方面，在应对和防控新冠病毒的过程中，基于人类对新事物认识的有限及滞后，各个管理环节和层次都难免暴露出一些“瑕疵”，在对疫情的预判、诊断、应对、控制上，都显得“匆忙”，公共危机的预警、研判、控制、解除，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公共管理的常态。

四、结语

如上所论，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关系，乃是现代性场域下的共同问题和难题，它超越了地区和国界，成为世界性的难题。只有打破地域性知识的边界，去掉狭隘的地方和国家眼界，充分借鉴和运用人类共同的理智德性（理论理性）和道德德性（实践智慧），才能应对和解决全球性的公共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