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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畜”,机器化的人

2020-02-10李少威

南风窗 2020年3期
关键词:机器人格

李少威

2019年出现了一个流行词—“社畜”。人们可能马上会想到另一个词—“鬼畜”。这两个词,都来自日本。

“社畜”,大意就是白领阶层过着一种被压榨、无休止、泯灭个性的畜生一般的社会生活,事实上就是人的极端工具化。

而“鬼畜”,则是一种对正儿八经存在的事物的玩世不恭的解构方式,在中国主要是视频混剪解构,其代表性的实体是B站。

作为严肃探讨,我们可以对“鬼畜”毫不在意,但不能对“社畜”视而不见。因为前者是一种亚文化,而后者则是一种社会主流心理;前者可以远离,后者不可逃避。

作为人,却以“畜”自况,这在过去是难以理解的。

今日的社会,所有的存在都能够被理解;或者反过来说,过去所有的不可理解,都已转换为某种存在。

从“吊丝”到“社畜”

原本难以理解的还有“吊丝”。

这个词产生于2012年,席卷2010年代。它最常见的写法,是给“吊”字加上“尸”字头,那是它的原貌。

一个社会,集体地、坦然地以某种器官以及其上的附着物自况、互称,回首人类文明史,史无前例。

虽无前例,但有参照系,比如陛下、殿下、阁下、足下,东汉蔡邕说,这是不敢直称,“因卑达尊”。对方地位太高,我不能直视,因此用不直视的情况下所能看到的事物代替之。

“吊丝”显然并无此意,因为即便紧紧盯着看也看不见,它的多种写法都是为了规避“文明”困境而化生。也就是说,想尽办法冲破重重障碍,目的只是为了实现“自我贬低的自由”。

这种自我矮化,是对现实境况的反映。

人们从潜意识里发现,正如彼得·L.伯格所指出的那样:“社会是让我们身陷囹圄的历史囚笼。”身在囚笼,无法冲出,于是便自嘲和互嘲,以此忘记囚笼是一种苦—这就是获得快乐的有效方式。

“吊丝”代表社会中下层的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所蕴含的也是一种主流社会心理。

观察今天的社会,必须正视一个认识前提,那就是,主流文化是由社会中下层来代表的。这和史书里的世界大异其趣,过去的风尚几乎完全由上层创造和引领。

道理很简单,过去是权力社会,而今天是市场社会。市场是打群架的,人多,就能自发生成和强化价值取向—虽然因为难以联合而不能制定规则。

马云、马化腾是顶级精英,是制定规则的人,但托举他们的是数以亿计的中下层;明星在公共场合装模作样,也是装给数量巨大的“吊丝”们看的。

“吊丝”时代,中下层的自我意识还是很强烈的,人们试图通过语言、行为等方式获得快乐,正说明人还没有放弃对人格完整性乃至自我实现的追求。“我”可能先天、后天条件不如他人,但“我”知道我是我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接受当前低下或者一般的经济、社会地位,但人格完整性并没有被瓦解。

笛卡尔说,动物是机器;拉·梅特里说,人是机器。“社畜”的意思就是,人和动物一样,都是机器。

当主流自况从“吊丝”转换为“社畜”的时候,背后的心理意义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格完整性被瓦解了。

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长得不好看,过得不体面,但基本上不会承认自己是“畜”。“畜”是用来和“人”相对应的,不仅是一种灵性差别,还是一种道德差别。只有当一个人在行为上极其反社会的时候,人们才会把他和动物并提。

比如,“是禽兽也”“禽兽不如”。

“社畜”这个词背后,没有一丝快乐,没有自嘲,没有玩世不恭—玩笑总是有度的。所以这不是一种修辞,而是一种承认,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承认。

这种存在状态,是缺乏自由意志、被驱使、不能停歇、机械式地生存。“畜”字很触目惊心,符合中下层大众的形象思维特性,但它真正所指的,其实是机器。

笛卡尔说,动物是机器;拉·梅特里说,人是机器。“社畜”的意思就是,人和动物一样,都是机器。

永 动

“鬼畜”“社畜”来自日本。中国人从19世纪末以来,就保持著语言借用的习惯,主要的借用对象就是日本。早期,我们借用的是他们率先翻译的西方现代理性概念,以及一些原本不知道的风物、地理名词,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他们的“重口味”思维中不时闪现的高度概括力。

这些词汇惊悚,但形象。

在线性的现代生活逻辑下,日本一直走在中国前面,所以这种借鉴无可厚非。作为近邻,日本人总是比中国人早一拍感受到现代化的高价值,同时也早一拍地体验到“囚笼”的滋味。

“囚笼”,今天主要表现为机器。实体的机器,以及机器化的社会运行方式。

多数人的机器式生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当人的竞争对象是机器,而且人由机器来指挥的时候。

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白领,柜员、程序员,写作者,医生、律师,艺人、直播者、网红……这些主流职业,都在与机器竞争,并且被机器所指挥。有点累赘,但为了便于理解,还是说明一下他们分别对应的“机器”。

工人至少从200年前就开始和机器竞争,作息也由机器决定。

外卖员和快递员的对手和指挥者都是作为机器的平台。

白领的机器是电脑、手机以及背后的工业制度。

柜员的对手是程序员研发的机器程序,而程序员的对手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日益聪明的机器程序。

写作者的指挥员是机器统计出来的偏好数据。

医生早已机器化,律师也一样在机械化流程下完成工作,好医生和好律师都是因为还保留着动情的能力。

艺人、直播者、网红看上去是自由的,但他们的“上司”,也是机器使用大数据技术完成的流量统计。

可以说,在当代城市社会,生产过程不依赖机器、控制手段不机器化、效率评价不以机器为榜样的职业已经非常稀有。就算是乞讨,也需要一个二维码,否则破碗里将空空如也。

人总会寻求身边主流群体的认同,而不管它是什么群体,获得认同,是自我安放的必要条件。现在,几乎所有的群体都具有被机器操纵的特征—工业机器和机器化的企业运行。想要得到机器化群体的认同,只有一个办法—成为机器化的人。

机器只要有动力,就是永动的。只要机器在动,人就不能停。

“社畜”的哲学意义,就是“永动的人”。

机器没有爱

人是如何成为机器的?

前面其实已经指出了大致的逻辑:社会是人的囚笼,人是身不由己的;接着,技术发展和理性的评价制度让社会机器化了,所以人也必然、必须机器化。

宏观判断非常无情,在微观情形下,任何变化都涉及我们的情感体验、生活经验,而这正是变化会给许多人带来痛苦的原因。

社会自有其运作机制,个体的痛苦微不足道。只有人文主义者会在乎后者,但人文主义的声音在今天已经非常微弱。

人与机器的区别,在于有没有爱。

这和人与动物的区别类似,但是更彻底。因为动物可能没有社会性的爱,但还是有生物性的爱—没有审美,但有冲动,而机器没有任何形式的爱。

动物会抚养后代,母鸟会反复来回,为自己的孩子抓虫喂食;有的成对的动物之间还有本能的一体感,比如元好问以亲身所见写下的《雁丘词》,一只大雁被猎人网杀,另一只悲鸣不去,触地而死。

“社畜”的哲学意义,就是“永动的人”。

动物之爱,出于本能,而人类之爱,由社会决定。

人类联合为社会的目的,在洛克、卢梭看来,是为了更好;在霍布斯看来,是避免更坏;而比他们早得多的中国先贤荀子认为,联合是为了共同对抗其他动物强于人类的先天优势(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是被迫相爱。

总之,动物未必要相爱,但人必须相爱。这里的“相爱”是意义宽泛的,指的是自发的利他性,社会必须依赖合作来运行,而合作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有所让渡。冰冷的算计、极端的自利是反社会的,倘若人人如此,必然导致社会瓦解。

但是,所有建构我们的基本道德律和代代传承的基础认知的公理(包括“人必须相爱”),都有一种和计划经济一样的根本缺陷—无法考虑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

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在今天表现为机器笼罩一切,机器是没有任何道德情感的。

把生产的指挥和评价全部交给机器,在社会生活中贯彻机器文化,可以创造出一种特别公允、客观的形式印象,把所有问题都转化为经济效率问题。

不过,效率的代价是挤压爱存活的空间。

尚能爱否

中年男子喝醉后哭着喊“妈妈”;连续加班一个月的女子在地铁站痛哭流涕;收费站女员工因为帮忙推车迟缓了另一辆车的通行而被责骂,默默拭泪;知名企业直接在工位上宣布裁员;大企业员工在患病以后被迅速辞退……

这些,都是对“社畜”的现象印证。

现象背后,逻辑一致:今天的社会运行是机器式的。人作为部件,如果不能正常运转,就会被马上更换。

这意味着,人必须成为永动机。

现代世界,以及每一个引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大人物,是功勋卓著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对抗饥饿的历史,而现代化的实现,让人们只要有能力并且愿意劳动,就不会挨饿。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成本,拥护现代化也不意味着要无视这些成本。在这一问题上,最显著的成本就是“永动”:人被机器化,进而“无情”,更少地收获爱,也更少地去爱人,因此也更容易心理崩溃。

爱,其实是一种人格要求。

神,不需要被爱,只需要被信仰;圣人不会爱,正如魏晋王戎说的,“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动物可能有本能之爱,但没有意识到的爱。只有人,需要去爱,也需要被爱,这是维系人格完整的基础。即便是集中营里的纳粹军官,在家庭里也可能是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如果没有这一角色来对冲“工作”中的极端工具化,他也不能存活。

爱,是自觉地认为对他人负有责任。即便对一个陌生人,同情,就意味着一份责任在心头滋生。

有一种东西会瓦解爱—物化。

在古代,最早源自道家哲学的“齐物”思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接着被佛家哲学推演到极致,“物化则一片清虚,四大皆空虚,真淡之至也”。但这不是不爱,而是不特定地爱。

在现代,物化就表现为不爱了。科层制、泰勒制、功能化、流水线化、螺丝钉化、劳动货币化,都把人理解为一个局部,而局部是没有情感的。你的手臂,你的腿,是不会爱一个人的。把局部当作整体就再也没有整体,正如泛神论就意味着无神论。

非常冷酷,但我还是想说,今天,当一个企业去大学或者劳动市场招人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招聘者看到的是这双手、这双脚、这张脸、这个专业甚至这个酒量能做什么,而不是这个人能做什么。怎样把一个人拆下来,最有效率地组装在机器以及机器化的机制身上,这就是今天对“劳动”的理解。

这不是推理,已经是一种社会现实了。现实会塑造人的意识,社会会规训人的行为。“社畜”就是这样产生的:刨除人格,抑制爱的需求,去做一个合格的机器零件。

在“社畜”之前,日本流行着一个半学术半民间的新词—“无缘社会”,无社缘、无血缘、无地缘。“缘”是纽带,而纽带的必要成分是爱,因此“无缘社会”其实就是“无爱社会”,它的下一步,必然就是“社畜”。

今天,“社畜”已经是一种合理存在。人们,尤其是生于现代制度下的年轻人,会觉得在现代世界里,“爱”这样的非效率问题不被考虑实在正常。他们具有现代意识,因此超越前輩,但他们也正是最大的受害者,未来更甚。

把生产的指挥和评价全部交给机器,在社会生活中贯彻机器文化,可以创造出一种特别公允、客观的形式印象,把所有问题都转化为经济效率问题。

当我说当下的社会日渐“无爱”的时候,可能会招致反对。反对的人们会列举各种事实,比如,在具有冲击性的社会事件中,舆论(主要表现为评论,而评论又主要表现为“跟帖”)都是秉持善良的立场,支持受损者;又比如,每逢事关国家、民族这样的共同体利益遭受挑战的时候,舆论也是一边倒地喷薄着家国情怀。

然而,动用键盘对遥远的人与事表示自己的道德义愤是零成本的,而一切不需要成本的行为,其真诚性都令人起疑。在这些过程中,人的道德情感的确还在,但它是虚拟性的存在。

真正向周围的人与事付出爱,是需要现实成本的,时间、金钱、他人观感、领导看法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遭际、事业前途,都可能成为爱的成本。因为爱,意味着个性,意味着人格完整,而机器化了的一切,排斥个性,排斥人格完整,个性和人格完整几乎将毫无意外地遭受惩治。区别在于,有的迅速,有的缓慢。

大多数人,一边在遥远的事件上义愤填膺,一边却在身边的不合理事实面前默不作声。无论是事关价值,事关爱自己的人,甚至事关自己,都是有爱不言,有恨不语。这种状况时常令人感到绝望。

当我们适应了这一套机器化规则的时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被成功学驯化了,但“成功”的人毕竟寥寥无几。正因如此,成功学就是逻辑自悖的,它的接受面越广,就越暴露出其“不成功学”的真实面目。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社会作为一个客观环境,个人不得不去适应,但社会本身,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既然如此,却不是必然如此。当你认为别无选择时,就是被现有的社会设置所欺骗,同时也在自欺欺人。

它是可以改变的,只是需要理想,甚至幻想,而理想与幻想依赖独立人格。那个怕被改变的机器化的现实,正在预防性地消灭独立人格。

消灭的办法就是,让人们忘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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