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悲剧的永恒魅力

《楚辞》和《诗经》同为先秦时代的吟唱，我们会不自觉地将二者加以对比，从各个方面寻找它们的相似和区别。因为它们之间离得实在太近了，相似之处很多，不同之处也比比皆是：句式不同、言说方式不同、吟唱者不同。就其悲剧性而言，《楚辞》显然更为强烈和彻底。如果说“诗三百”总体上还具有充分而鲜明的娱乐性，那么屈原的吟哦却将此元素降到最低。《楚辞》几乎很少有喜剧色彩，通篇充满沉郁顿挫的悲怆性格。也许正是这种悲剧性，使它增添了自身的价值，具备了永恒的魅力。

从现实人生而言，人人拒斥悲剧;可就审美来讲，悲剧是最真实的生命底色，最为客观和朴素，也最容易触动每一个人。人类不得不去面对悲剧，去体味、打量和权衡，或惊惧叹息，或沉默冷对，审美就这样发生了。悲剧加入了个人关于命运的想象和价值判断，关于道德、社稷、他者等一切复杂的结构关系。在这样的推理与辨析中，我们感受到两种长存的力量，即抵御的力量和失败的力量。失败是从世俗层面而言，若从精神层面却不一定这样命名。我们知道失败也是有力量的，它的力量来自警示的价值，来自客观真实，来自与生命关系的紧密性和切近性，来自那种不可更改的宿命的启示。它的力量会久久地训诫我们，让人冷静下来，不存一丝奢望地直面自己的生活，完成自己的一生。

一个生命无论如何长与短，都有其固定的运行轨迹。在这条起伏曲折的行迹中，失败鉴别着我们，它用一双无形的手和无所不在的眼睛，给我们以鉴定。凭借个人的生活体验和社会经验，我们似乎很容易就能将屈原这位诗人的悲剧性辨识和勾画出来。他是一个执拗的坚持者、寻找者，是一个迷狂的美的寻觅者。他似乎有着强烈的爱国心，爱君王，当然也爱代表国家的所有元素，如国土江山、黎民百姓。他的责任感与生俱来，他与楚国王室有着血缘关系，是显赫的权贵。但他具备强大的超越性，这使他既孜孜于统治集团的维护，又能够从更高处俯视。其深刻的道德意义就从这里体现出来，其理性之光也在这个时刻熠熠生辉。

正因为如此，屈原终究未能与那个利益集团达成妥协，走向了自己的末路。那是一个七雄逐鹿、利益交拌的混乱时代，楚国内部剧烈激荡，惡浪汹涌，频频拍打人的道德堤坝，考验人的智慧，冲破人的底线。作为一个理性聪慧的诗人，屈原的选择也许并不多。留给他的不过是一出悲剧，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勇气，实际上就是一场人生的摧折。诗人不得不沿此走下去，向着那个无法回避的锐利质问走去，这质问就是：“生存还是毁灭？”他似乎毫无悬念地选择了毁灭。

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悲壮的选择并不鲜见，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旷千古而一遇的伟大人物、《楚辞》的作者。就诗歌吟唱而言，就诗与思而言，他开创了多么辉煌的未来，做出了多么伟大的事业。然而他为此付出的是全部世俗的幸福，是人人不加犹豫便能吐出的两个字：毁灭。他用毁灭成就了空前绝后的美，完成了自己悲怆的一幕，主人公就是诗人自己。他踽踽独行，走完了遥邈而短促的道路，一阕一阕地完成了这些奇异的唱词，演出了一场至大至美的悲剧。

在审美方面，与这种无以伦比的悲剧相比，我们会发现其他都有些轻飘了。喜剧，我们需要;正剧，我们需要;任何艺术都自有其价值和存在的理由，但它们之间尚可以比较。我们面对的是屈原，是一位千古怀念的伟大诗人，最后投江而去。传说那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人们希望他高贵的躯体得以保存，就把糯米包裹在竹叶里抛向水中，饲喂那些贪婪的水族。从此民间便有了五月初五包粽子的风俗，然后演变成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即端午节。然而滔滔巨浪之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一点都不知道。那个尊贵而绝妙的人物是怎样的归宿，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作为后来人，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留下的那些吟唱，严格讲是那些文字。也许诗人在流放中用一种旋律牵引自己的心情，时过境迁，那些曲调离得越来越远，楚地变成了一个偏僻、奇异而又旷远的角落，虽然至今还有人生活在那些地方，只不过物是人非，一切都改变了。人们记不起曲调，只记得一些传说和歌词，这些文字脱离旋律独立出来，被称之为“诗歌”。

诗人的心声化为确凿无疑的符号，变得晦涩而又隐秘，它们的连缀足以使我们一代代阐释和想象、拆解和组合，而这个过程就是探究和触摸那些悲剧的细节。我们会发现它独有的色泽、声气和调式，偶尔会在诗人的忘情吟哦中，注目昔日那些绚丽的花朵，那些苍翠欲滴的枝叶。芬芳堵塞了我们的嗅觉，绿色迷住了我们的眼睛，五官为之沉迷。可是这快感和陶醉却极为短暂：当我们徜徉流连之际，另一种沉郁苍茫的声音便在耳畔回响起来。是的，这是永恒的悲剧之声。我们变得沉重起来，一如既往地陷入肃穆，在深沉的思绪里感受那种不可抵御之美。

这场浩大绵长的审美是历史性的，它行进在一个又一个世纪，支撑起美学传统里最为重要的一方天地，触目而坚固。这个巨大的隆起，让巍峨的美学大厦变得崇高和庞大，没有谁能够忽视。它是我们自豪的依据，自豪的象征，自豪的同义语。

作为爱国者

屈原是历史上公认的爱国者，就因为这个至重的界定，诗人才在伦理层面稳稳地站住了脚跟，成为一个令人尊崇的人物。这种道德的肯定又直接影响了吟唱的价值，使这些诗句闪烁着一种神圣的光泽。这个过程构成了理性参与审美的复杂因素，因为艺术天生就具备伦理的基因，它贯穿于整个艺术之树的滋生和成长，古今中外概莫例外。这种道德伦理的元素从来不可缺失，有时候似乎可以分离，但分离的时间总是极其短暂的，它将很快会同其他元素，在相互浸染中起到关键的定色作用。人们视野中或者是一片难言的斑驳，一派综合的色系，然而作用于心灵的，却永远是一种主导的颜色。

作为爱国者，在此我们必须辨析“国”的内涵。时过境迁，它由什么组成，到底意味着什么。习惯上“国家”往往被看成国君、国土、国民和独有的文化，这一切的综合体。但是它们之间毕竟还有区别。在这诸多选项之中，还需要当事人去权衡和辨析。诗人屈原当然不可能从中超脱出来，他是一个相当清晰的局中人，而且是一个与“国家”诸种概念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上层人物。据相关史料记载，屈原曾经参与了楚国诸多大事的策划，一度能够影响楚国的命运和前途，与楚王，特别是楚怀王有着切近的交往。有的记载中说他是一个负责外交的大臣，为国家起草公文，制定政策，并且出使他国。在实际操作中，屈原必定要忠于自己的集团，维护自己的体制，文化和生命的血脉会不自觉地作用于他，这种力量是非常强韧的。

屈原作为楚国王室的血亲，与其他人自有不同。我们平常说“有亲戚”，就是指有血缘的关系，这是一种传统的向心力，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的魔力。我们衡量一个爱国者的价值、分量和最终品质，必然要在诸多方面、诸多元素之间去度量，要看取比例，因为比例才是重要的。如果最高的理性、道义不被置于最上部，如果公理和正义等不能够在爱国者心里占据中心位置，这种爱国也就没有了多少价值。屈原的意义和高度恰在于此，在于他对战国七雄的角逐有一个明晰的判断。对于强秦统一的后果，屈原是不以为然的，甚至是恐惧和憎恨的，他对于暴秦的反抗是出于一种理性。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咄咄逼人，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东进者。两千多年前的西部，粗蛮而强悍，有高原之地的暴虐和残忍，相对于温润和文明的东方南方，那似乎是一种不能考虑的历史选项。比如直到很晚之后，各国都用陶器代替活人殉葬的时候，秦国仍然在搞活人祭。作为一个最残忍、最黑暗的存在，活人祭结束最晚的就是秦国;连带这种残忍延续下去的，还有秦统一之后的那些文明浩劫，即我们所熟知的焚书坑儒等。在这些千古黑暗发生之前的战国时期，实际上屈原对于人类的命运和走向，以其诗人的敏锐而早有预感，而这种预感就是建立在社会与道德的判断之上。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擇：力阻与西部野蛮的秦国联合，力主与东方开放、浪漫的齐国联合。与后者联合将是胜利的基础，也是一种正义的携手。

在文化和价值取向上，楚国与齐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齐国有浪漫的方士和神仙文化，而楚国有深远的神巫文化;楚国有广大的长江淮河流域，有惊人的创造力和丰富的物产，而齐国靠近大海，有鱼盐之利，齐人的冒险和开拓精神与楚人强悍的创造力又何等相似。楚齐都不是物质和文明的阻挠者，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都是对梦想与幻想保留一方天地的国度，具有比较充盈的人性温度。他们都怀念周公之礼，愿意因袭仁义。比起秦人的粗悍与冷酷，楚人当然更喜欢东方的浪漫与开放，喜欢齐人舒缓自由的性格。一个清醒的爱国者形象，就此在我们眼前树立起来。

诗人拥有整个人类利益最大化的完整而缜密的思维，又与忠君、忠于血脉的那种牵挂密不可分。就此来说，屈原是一个比较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而较少机会主义和私利主义，这与诗人血脉里的那种浪漫主义高度契合。他愿意社稷具有浓重的东方色彩，与东方那种神奇浪漫的精神取向、价值取向相一致。这种爱是精神之爱，也是一种道德伦理层面的固执追求。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看到了一位爱国者最为洞明的方面，而他的全部诗篇所闪烁出的崇高气概、那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也源于深刻理性的内部。

就此而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屈原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在先秦的所有诗篇中，《楚辞》也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种传统，它感召和影响了多少后来者，既影响了审美品格，又影响了政治品格和社会品格。在这里，忠君变得开阔了，由具体走向了阔大，囊括了许多，涵盖了许多。屈子的社稷之爱凝结了永恒，在任何时候都有独立的价值，都有钻石一样坚不可摧的质地。

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来审视这一切：假使有一个昏聩的爱国者，与浅陋短识的投机者沆瀣一气，并且也沉迷于自己的吟唱、也有同样高超的艺术，那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尽管这种假设有点荒谬，但似乎也可以拎出来赏析和判断。最后只能说这二者的歌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由昏聩而丧失艺术魅力，由理性之路的堵塞而致使审美上的迷离，终变为浑浊和嘈杂。

一种超拔而透明的绝美，只有屈子这样的爱国者才可以成就。它们有着内质与形式的一致性，它们是纯粹的、统一的。

观南人之变态

“观南人之变态”，是屈原《九章》中《思美人》的名句。“变态”是“异态”的意思，楚人素来将长江下游沿岸的居民称为“南人”，在他们看来，“南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在屈原心目中，“南人”同样特别而富异趣，举手投足都令人好奇。可有趣的是，在我们许多人眼里，诗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南人”。他有十足的“南人”之“异态”，有痴迷花草之癖：“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周身披挂芬芳的植物，多愁善感，思念美人，具有洁癖，而且早晨啜饮木兰花瓣上的露水，傍晚餐食秋菊的落英。这一切似乎都大异于常人，尤其是长江、黄河以北的粗悍之人。这与我们在另一部古歌《诗经》中所感受到的生活气息，相差很远。诗人从心灵到形体都散发着特异神采，多思与沉湎、忧怨与柔弱之中，却透出逼人的刚倔，那是一种令人颤栗的人性元素;华丽而纠扯的吟哦里，呈现出铮铮傲骨。

不过，诗人的日常打扮、嗜好以及流露出的那份纤弱，每每使我们想到多情的女性，女性那种极其注重打扮而又缠绵悱恻的心灵。在先秦文字中，较少遇到这种审美特质：趋向于女性的婀娜姿态，称得上浓妆艳抹。有时甚至会让我们误以为这是一种“变态”，此二字并非古意，而是一种现代说辞。如果要脱离这种浅近而简单的界说，还要走进诗人所处的特殊场景，即心理场景、社会场景和自然场景。只有在那个遥远的特定时空中，我们才可以还原和理解面前的这位诗人。各种植物花卉的比喻，对他来说是俯拾即来：“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离骚》）香草百花就在手边身侧，视野所及尽是芬芳。它们是最方便的借用和使用，并且与其独有的性情极为吻合。我们可以想见，在现实生活中他一定是一位与鲜花为伴的人，居所中一定是绿色环绕、芳菲争艳。春兰、秋菊、木樨、琼茅、芙蓉和芍药，尽是诗人日常的观赏与伺弄，芳草香木愉悦了他、影响了他。长期的贵族宫廷生活培育了诗人非同一般的性情和习惯，唯美和高贵、精致和讲究，相互糅和交融，形成了独异的趣味和品格。“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离骚》）。

如果将同样簇拥和盛开在《诗经》中的那些花草，与吟唱者做一番对比，也许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会发现《诗经》里的歌咏者主要生活于长江和黄河以北地区，其自然环境与南人迥然有别，这里的北风相对冷肃干燥，气候远没有那么温暖湿润。关键是创作者面对客观世界的这一切生长，有一种相对的超然，虽然吟唱中频繁地出现“比兴”，但主客体之间毕竟还没有屈原这般亲密无间，没有融为一体。诗人将这些美丽的生命视作自己的心灵和血肉，与它们一起吐放芬芳，一起闪烁光色，是一种不可分离的生命关系，而不单是一种“比兴”手法的运用。屈原不仅是在绿色和芬芳中穿行、顾盼，不仅是驻足流连观赏，而直接就是亲近摩擦：“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离骚》）当我们看到一个周身挂满花草的人，特别是一个男人，想到他的日常生活方式，会多少有一种不适感。但这种不适感又会随着诗人的吟哦而慢慢淡化，进而让人感到它的和谐、统一和顺适。餐英饮露之人，心灵该是何等高洁，这当然与龌龊的世俗格格不入。

在严酷阴森的庙堂生活中，诗人陷入极大的痛苦，这些既无法回避，又无法对人诉说。我们感受不到诗人有多少声气相投的朋友，感受不到他身边存在一个卓越的、能够与之同行的群体，他无法从中获得慰藉，所以情感和灵魂只好靠近那些无言的朋友。他面对它们发出有声或无声的诉说，这不仅是一场心灵的潜对话，而且是一次喃喃有声、不绝于耳的交流。诗人将这些芬芳的植物引为知己，从它们身上汲取力量，以至于深深地爱上它们。他将其视为同类，进而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这种结合也成为非同小可的灵魂挽救，甚至是肉体的拯救。只有在这种奇特的结合里，诗人才能得到一点点缓解、喘息和安慰。

对于鲜花，诗人岂止是喜爱，而是深深地依恋，甚至希望自己化为其中的一朵一瓣，那样便可以脱离非人的倾轧、误解，和令人恐惧的胁迫。至于那个对许多人拥有生死予夺大权的人物，曾经与诗人那样亲近，诗人当時甚至愿意将他比喻为一种花草，幻想他的“纯美”。这是一种权力的魅力，一种奇怪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如果说一种芬芳可以被我们的嗅觉捕捉，让我们趋近和趋同，那么权力也是具有气味的。权力的气味难以描述，它具有很强的笼罩力，具有无所不在的弥漫力和挥发力。有时这种气味所充斥的不仅仅是一座庙堂，而简直无所不在，目力所及，思绪所及，无一不是它的气味。这是一种人性的异化，也是一座庙堂中的常态。

“常态”为什么就不可以看成一种“变态”？对权力的迷恋，这变异比起诗人迷恋鲜花，比起一个男人的盛妆打扮，可能更为怪异，更加有悖于常理。只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中，它常常被人漠视或忽略而已。有时候人类过分地信任一种权力结构，过分地信任一种体制规范，却忘记了它对于人性的生长，是一种多么扭曲的威迫力。我们宁可信任和接受诗人对于那些芬芳和翠绿的亲近和依恋，宁可看到一个生命在广大自然界里与万物通灵，与它们平起平坐，和谐相处，与它们产生更为密切的情感。后者才是更为健康的。

我们面前屹立的是一位特异的“南人”，而诗人也在面对他心目中的“南人”，这可谓一种“南南相遇”“南南遭逢”。在迥然不同于黄河以北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着另一些族群。这些人长歌当哭，深入神巫之间，在一场场祭祀中，在回旋起伏的旋律中，发出另一种声音。这吟唱有一种江河之南独具的神彩，粗犷而奇异的音调别有穿透力。它们不断地拨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发出一阵阵惊叹。我们沿着诗人的足迹继续向南，去寻找更多的“南人”，在那个方向，也许可以再次遇到身披鲜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