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献红

秀才伯爷姓邱，是父亲的拜把子兄弟，比父亲大3岁。在我们这个方圆数百里村子，三四千人当中最有文才的人，要数秀才伯爷了。即便是我最崇拜的村頭小学林校长的水平也不如他。我懂事时，上年纪的与他同辈的人，都直称他“邱秀才”。这完全没有嘲讽和奉承之意，而是对他的文才佩服和尊崇。我的父亲是从外乡入赘到旧街村，曾是县城砖瓦厂正式职工的他，因祖父的问题回到农村。父亲一向性格强硬，生性高傲，敢讲敢做，与邱秀才相识后，对他十分尊敬和佩服。在一次酒后，两人正儿八经地跪拜了天地，结成兄弟。于是，我们都称他为秀才伯爷。父亲的情绪影响着我们全家，他不喜欢的人也很难让我们喜欢，他喜欢的人，自然我们也会喜欢。

秀才伯爷，不但会做木匠、会书法，还会吟诗作对联。每年春节前，他便开始忙碌了，为村里人赶做一些木工活，还要写对联。不但书法写得好，而且还可以根据各家各屋的境况拟出符合实际、富有寓意的对联。我记得最深的是他为老光棍表哥李四斤写过一副对联，“一副好身板奈何一支独秀，顶天立地还是一人独唱”。表哥觉得这副对联文气太重，他不能领会。第二年，秀才伯爷又帮他拟了一副对联，“自吃自做自刷锅，冷房冷床冷被窝”。近乎挖苦的句子，表哥却满意了。

1983年冬，刚满20岁的大哥自由恋爱了。对象是邻村姑娘，面皮白净，身材玲珑。大哥嚷着要办酒席，那么猴急，却原来是奉子成婚。父母知实情后，可急坏了，急忙请来先生择日，酒事定在来年开春的农历二月十四。长子成婚，以父亲这样的性格，是不能简单了事的。他可是在城里上呆过几年呢，在村里也算个人物呐。娶儿媳妇进门，定要风风光光。托媒上门提亲，置办彩礼，打制家具，哪一样都得按礼数来。

有一天早上，我刚起床，看见父亲和秀才伯爷在院子里商量着打家具的事。木楼上柴禾房里的所有杉木料都堆集到院子。父亲和秀才伯爷拿着一把圈尺边量边测算，这堆木料够不够打出一组三开柜、一张写字台、一张长沙发还有一张高低大床。我年纪小，只觉得眼前这堆木料要变成父亲口中那些物件，比登天还难，莫非秀才伯爷像连环画里的孙悟空，有着七十二变的法术？只见秀才伯爷从容地拿着尺子，围着木头一边量，一边用木炭做好标记，还在一张硬纸壳上写写画画。当天中午，秀才伯爷便挑着一整套工具进驻我们家了。他把堂屋整弄成工作坊，对那些圆圆的木料开始锯、刨、钉、劈。父亲和秀才伯爷的心里都明白，要赶在嫂子的肚皮还没隆起显现，将家具赶制出来，风风光光地娶她进门。

每天放学回家，我都围着秀才伯爷，帮忙拉墨线。墨斗里，缠绕着一圈圈的黑线，拉出来放在木料上，拽紧，一弹，一条又黑又直的线就印在木头上了，然后秀才伯爷照着线痕拉锯子。拉完锯子后，就用刨子。刨子在木料上摁实了向前一推，薄薄的、卷曲的刨花就从端口探出来了。刨过几下后，秀才伯爷拿起刨过的木板或框子，闭上一只眼斜看，看看是否刨平。刨花卷成一个个白色圈圈，满屋乱蹿。我喜欢坐到一堆刨花中，就像花团锦簇一般。

我觉得秀才伯爷削楔子简直是绝活，四边四斧子下去，一枚大小合适整齐光洁的楔子就削成了。看着锋利的斧刃和小小的木块，真担心他削到手指。当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所有的家具全部打好后，秀才伯爷也没有误伤过自己。

那时，我们家弥漫着一股杉木的清香。直到要拉亮15瓦的灯泡时，母亲做好饭菜，秀才伯爷才停住手中的活。晚饭后有时他还赶工期，有时也会停下来，一边剃牙一边给我们讲故事。我所能记得的，是和姐姐围着炭火，听了《射太阳》《捉雷公》《露水》。这些故事，都是流传在柳州地区村村寨寨的民间传说。我虽听不懂，但一样被故事里的人物吸引。这些故事，成为我心中的第二个世界。在那个电视尚未普及到农村的年代里，这样的故事在我们家一个又一个的暗夜里流淌。现在想来，秀才伯爷在黑夜里的讲述，是对我人生钟情于幻想，对世界真相探究的第一次启蒙。尤其是《捉雷公》的故事，长久地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还记得，秀才伯爷在讲这个故事的开头，他右手夹着卷烟，吸了一口，将烟雾吐成一根长长的鞭子，清了一下嗓子说：“雷公很凶恶，每年都劈人……”这个开头，让我的身子不由得向姐姐那边缩了缩，仿佛雷公就在头顶。“有一个后生要抓住雷公。他想了个主意，从山上砍回很多竹子，铺在茅屋顶上。日子久了，竹子腐烂了，长满了青苔……”秀才伯爷见我们神情专注地望着他，便放缓语速，讲得更是绘声绘色。讲到得意处，笑得周围的空气噼噼啪啪直响。

因为听了秀才伯爷讲太多故事，我在学校的课间也用这样的故事笼络了一群小伙伴。他们整天叽叽喳喳围在我身边。为了显示我能讲、会讲，也为了吸引小伙伴们竖起耳朵听，我惯常是这样开头：“在很久很以前，有一个人……”起初我只是把从秀才伯爷那听来的故事复述一遍，后来发现，一个故事复述完后，小伙伴们还舍不得离去，看样子还想听，小小的虚荣心促使我添油加醋、胡编乱造。本来故事只有一个人的，我加了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人，让故事里的人打架、喝酒、抽烟、打老虎、捉蟒蛇;让故事里的仙女绣花、吟诗，挑选驸马爷是在高高的绣台抛绣球，有时还摇身一变，成了蛇精。我还改编过一个有着6个头的仙鹿故事。6个头的仙鹿下凡人间来到一个寨子，被这里的风景和女人迷住，不想回到天宫了。但是天宫的皇帝不同意，一定要召其回天宫。它一气之下，将自己撞死在山上的一块岩石上，后来变成了有6座山头的鹿寨山……

现在想来，这一段讲故事的经历，还着实训练了小小的我的语言能力，在人前敢于表达的胆量。更重要的是让我开始知道，世界并不只是眼睛所见、耳朵所听的样子。天地广阔无边，并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方圆几十公里的小山村。在乡村，童年的白天和黑夜总是会多出一大截。在尚未开蒙的年纪，倘若没有那段听故事、讲故事的经历，我的童年不知会逊色了多少。

秀才伯爷1958年高中毕业，原在市里钢厂当工人。起初邱家上下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虽说秀才伯爷当的是个工人，但凭着他的才华，当工人只是暂时的，他很快就会转干，很快就会坐到办公室里，或拨动着珠算盘，或抄写着生产报表，或起草工厂的重要文案。这样才该是他作为一个秀才的未来。

后来，不知怎么的，秀才伯爷稀里糊涂犯了个时代性的个人错误，无意中说出的一句玩笑话被人抓住把柄，前程尽失。结果被劝退回乡。秀才伯爷回家过年后，就再也没有到厂里上班了。别人问起时，他只能呵呵，然后摇着头走开。

这样的经历，跟父亲很相似。父亲当年在砖瓦厂上班时，已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被列为入党和提干对象。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因生活作风问题进监狱的爷爷给他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这张小小的纸片，从监狱里流出，几乎毁掉了父亲整个人生。他被以劳改犯的直系亲属取消入党资格，劝退回乡。

是啊，这就是命运。正如辛劳了一年种植的庄稼，还没等到收获，一场洪水全冲走了，难道能懊悔自己曾经付出的力气吗？当然，人生充满了种种可能，但只有一条路通向现在，它又是不可以选择的。他们的人生走着走着就成了这样一条轨迹，在不相干的人眼里，也不过是偶尔感慨一下的故事，可在父亲和秀才伯爷的心里，这故事要痛苦悲凉得多。他们把后来的数十年的岁月都关闭在村庄里，直至相继过世。父亲与秀才伯爷成了拜把兄弟，我想，这一点相似的经历，让他们惺惺相惜，让他们成为了几十年的好兄弟。这样一份情感，想不珍贵也难。

返乡的秀才伯爷，想必做过很多假设。假设当然没有任何意义，可他还是忍不住去想，于是常常陷入一种困惑，抬抬眼，看见的仍是硬邦邦的现实。纵有满腹学问，却不能化解日子之苦。短暂的一蹶不振之后，他没有把日子过成颓废的穷途末路。当时他已结婚，大儿子已经在农村出世，正计划着春节后带着妻儿到市里生活。随之而来的变故，让之前的规划全部落空了。此后几年，又有两儿两女陆续出生。他是一家之主，承担着家庭的压力，一个男人不会种田，只会看书写对联，生活拮据在所难免，也容易成为家庭矛盾的根源。好在伯娘能理解秀才伯爷的苦闷，或者她也本能觉得其价值。后来秀才伯爷苦练木工技艺，在方圆数十公里的山村，木工活要数他做得最好的了。5个子女逐渐长大，大儿子跟着他，也成了一名木匠;二儿子上了大专，毕业后来分配到乡政府当了干部，后来还成为主政一方的行政主官;两个女儿嫁的姑爷都是做生意的。孩儿们个个品行端正，为人正派，是村庄里最受尊重的人家。

他家每年的对联除了农家常写的“春回大地”或者“勤劳致富”外，也写过“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唯勤与俭”。当年我还年幼，对这样的对联还没能理解其意。直到我上师范后，回家过年，又看到秀才伯爷写着这样的对联时，我总算才读懂。

我一直认为，文化人是有骨气的，他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东西跟一般人有着天壤之别。或许我要感谢秀才伯爷，正因为他有文化，多少与别人有所不同。与父亲结拜成兄弟后，我们两家来往更为密切。他俩常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谈古论今。他的思想，他的观念，他的价值取向，多多少少影响着我们全家，以致父亲多次在酒后，大着舌头重复了无数次的一句话：“只要你们愿读书，读得上去，就是砸锅卖铁都要供你们。”我和姐姐听后，扑哧一声笑，乐呵呵地洗碗抹桌。

秀才伯爷的手就像一把魔术刀，不足两个月，堆放在院子里的杉木慢慢变身成三开柜、写字台、长沙发，有床头柜的高低床，还漆上当年最流行的枣红色。秀才伯爷还用木枝作笔，醮上墨斗里的墨，在三开柜的门板上，寥寥几笔，画上了几根翠竹的速写，虽只有黑色，但却有呼之欲出之感。新崭崭的家具摆在正屋右厢房，令未过门的嫂子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据说，父亲一时凑不够给亲家的离娘钱，嫂子全家人都不计较了。进门吉日一到，便送嫁了过来。不到5个月，大侄儿便呱呱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

日子就这样，一转眼，又过了好多年。我毕业了，我工作了，我结婚了，我生孩子了。在离家一河之隔的中学教书，可以经常遇到秀才伯爷。我结婚的家具也是秀才伯爷一手打制的。与当年哥哥的几大件相比完全不同。组合柜，梳妆台，写字台，酒柜，有床头柜的高低床，每一样都做得十分精致结实。我很佩服身居小山村的秀才伯爷，他怎么能做出如此现代的家具呢？后来这一整套家具跟随着我迁徙了好几次。从农村中学到集镇再到县城。多次搬家，多次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它的每一个楔头，卻像新的时候一样，契合严密，仿佛没有经过任何摇荡，有石头一般的品质，卯榫当居首功。只是后来，我又换了更大的房子，这些家具已不适合摆放在新居，我舍不得丢弃送人，将它们全都运回老家旧街村。

传统的木匠手艺虽然精妙，但毕竟太慢了。渐渐地，村里的人们结婚进新居，都买现成的家具，不再请木匠做了。秀才伯爷体力也一年不如一年。进入新世纪后，彻底告别了40多年的木匠生涯。村子里经他手做的数千件家具，也各有各的命运。如今乡下老屋存放的沙发、碗柜、木床、三开柜，虽然多年不用，但尚完整。大哥结婚用的三开柜，门板上黑色墨线描绘的翠竹，布满了灰尘，仍栩栩如生。它们闲置在那，成了我们的家庭档案。

2002年，我刚转行到报社做了一名记者。端午节回家，听母亲说，秀才伯爷已病得很重，下不了床，看样子不久于人世。我和姐姐放下行李，在村中肉摊割了两斤猪肉去看他。走进他家门，一股浓重的风油精、正骨水的刺鼻味扑面而来，夹杂着陈年腐蚀的气息。躺在床上的秀才伯爷像一只空了面粉的袋子，软塌塌地摆在床上，仿佛千千万万个日子，都把痕迹留在他身上了。我记住了他脸上的老年斑，像风化石上面的碎片，风一吹，便簌簌地往下落。这具很老的躯体，已在岁月和生活挤压中缩成小小的、小小的皮囊。由圆润、敦厚，已然松弛了，变薄了，缺少了激越的立体感。中年时的自信豁达早已不见踪迹，留下的是一种疲惫后的淡然，一种苦痛中的听天由命。见到我们，他挣扎着要坐起来，最终还是失败。在一问一答中，他知道我做了报社记者，立即伸出瘦如干柴的手捉住我的手，口齿清晰地说：“不错嘛，做了专门写文章的活路啊，你这个收畲瓜啊，总算赶上头帮瓜了……”他还记得我童年时的绰号。我知道，这是只有我和他才能意会的鼓励和赞赏。顿时我看到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眼里流露出了奇妙的神色，我分不清是悲凉，还是欣慰。若干年后，每当念及这一幕，我都感到无限温暖和感动。

约1个月后，秀才伯爷爷化作了一抔泥土，深深地沉入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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