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环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发端于19世纪的一种方法论，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经过多位理论学家的发展与批判，已成为当代世界的重要思潮，其中二元对立就是结构概念的基础。“将文化现象进行分解，按二元对立结构框架重新组合，得出本质意义和价值，即文化现象的深层结构。”[1](P271)它力图找出那些作品中发挥作用的结构原则，建立一些相对稳定的模式，以达到有理性、有深度的认识，从而揭示作者的思想。

华盛顿·欧文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以务实的写作态度，善意的讽刺手法而闻名，他也是美国第一位影响了马克·吐温等许多作家的文学大师。《睡谷传奇》是其浪漫主义创作的经典代表。目前国内对于《睡谷传奇》的研究多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小说主人公伊卡博德的形象塑造研究、小说中的叙事视角研究、小说中的隐喻与思维风格研究、小说中的男权意识与男性话语研究、小说中浪漫主义色彩研究、小说中的叙事技巧和策略的分析及其他文本的对比研究。本文从结构主义出发，对《睡谷传奇》进行系统的分析。小说以睡谷为背景，围绕主人公伊卡博德在睡谷发生的一系列“趣事”而展开，最后以伊卡博德被吓离睡谷而结束。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欧文借用民间鬼怪传说，运用多方面的讽刺手法突出主题，丰富人物形象，实现了自己思想的定位，从而做到对当时美国社会不良风气的批判。

基于结构主义的基本特征，《睡谷传奇》可以划分为三组对立系统：第一部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立；第二部分——爱情观的对立；第三部分——两性的对立。本文将根据以上三组对立系统探析作者是如何一步步展开，并且呈现自己独特的讽刺效果。

一、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现实与理想

小说中最明显的对立即两位男主人公：伊卡博德·克莱恩和布鲁姆·凡·布兰特，叙述者对其二者的描写可谓浓墨重彩，无论是性格特点、外形特征还是最后的结局，无一不体现了二者的巨大差异。

伊卡博德·克莱恩是一位来自当时工业中心康涅狄格州的教师，作为一名本应该人人敬仰的乡村教师，伊卡博德没有受到如此待遇。在教课时，他缺乏耐心，经常体罚学生，偶尔还拿着象征权威的鞭条吓唬他们，并给他们灌输错误的思想。校园对于伊卡博德来说就像是他的王国，他是统治者，对所有学生发号施令，不允许有反抗和质疑。这一刻画正体现出伊卡博德的专制独裁，以棍棒教育来压制孩子们。他没有老师的威严，而且胆小怕事，但是又偏偏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甚有威严的样子。他不仅封建独裁而且是个精明的物质主义者。他知道利用陪同孩子们回家的机会接近一些漂亮的姐姐或能蹭到免费的食物。在他护送学生回家之前，是否已经知道他们可能会有好看的姐妹或者烹饪技术好的母亲？答案不言而喻。作者用“凑巧”来描述伊卡博德假装丝毫不知情学生的家庭情况。这样的反讽手法刻画出伊卡博德的虚伪、精明和圆滑。在学生家里，伊卡博德“将孩子抱在怀里，温柔地抚摸着他，就像一只和蔼的狮子抚摸着小羔羊”，[2](P10)这幅画面和他在课堂上的管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比较他在课堂上严厉的教导和在课堂外温柔爱抚，可以得出结论，狮子似乎是鹤的完美类比。因此，伊卡博德可怕、可怜、可嫌又狡猾的形象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

伊卡博德虽身处睡谷，远离外部世界，但其本质还是深受外部社会的影响——精明世故、爱财如命。从他破旧的校舍和四处游历的生活方式来看，他符合作为一个北方佬清教徒的苦行生活。他的贫穷是由他的行为证实的，“携带着他所有的世俗的东西，绑在一个棉花手帕上。”[2](P17)鉴于他的悲惨处境和清教徒的本性，他表现出对物质和财富的巨大欲望，他的贪得无厌体现在许多细节上：他为了赚钱专门在教堂指导该地区的年轻人唱诗，为此“他还赚了不少钱财”。[2](P12)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权，接近村里的一些漂亮女孩，直到他看到了当地女继承人——卡特琳娜。和卡特琳娜结婚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迅速积累财富的一个策略，也是一大捷径。他开始追求卡特琳娜。“他的一对绿眼珠紧紧地盯着凡·塔赛尔这座住宅周围的肥沃的草原和硕果累累的果园，心里不由想着将要继承这一切财产的姑娘。”[2](P15)他想象着“带着貌美如花的卡特琳娜和孩子们，端坐在大篷车上，车下面挂着叮当乱响的锅碗瓢盆，他骑着一匹母马，后面还跟着小马驹，他们向着肯塔基、田纳西、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走去。”[2](P16)伊卡博德还是个不知足的野心家，他想把这些家产变卖变成现钱，投资在无边无际的荒野里。他野心勃勃，在追求卡特琳娜时，他用尽一切办法接近卡特琳娜，势必战胜对手布鲁姆。这位知识分子满脑子都在追求物质，“他的心思不在于通过个人奋斗实现物质主义‘美国梦’，而在于如何通过不劳而获，顷刻间暴富”，[3]从而拥有万贯家财。拜金主义形象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作者所批判的工业社会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欧文用夸张的手法把这位乡村老师的形象描绘得恰到好处，封建迷信、爱财如命的形象跃然纸上，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伊卡博德的厌恶与嘲讽。

伊卡博德·克莱恩不仅贪婪爱财，而且名字寓意深刻。Ichabod在希伯来语中有“不光荣”的含义。根据《撒母耳记上》载：“以色列常与非利士人打仗，屡战屡败。以利儿媳非尼哈的妻子在听到公公、丈夫都死了，猛然疼痛，生下一个男孩后也死去了。这孩子被取名叫伊卡博德。”[4](P734)“伊卡博德”的希伯来语是“无有荣耀”，表示荣耀已逝。正如高庆选所言，“他的名字象征着没落了的宗教信仰和衰败的世界秩序的遗憾，也表示追忆昔日的光荣。”[5]名字的隐喻强调了本体和喻体的相似性，他代表着灾难、不幸。

除了Ichabod，Crane也有隐喻含义，它还指代“鹤”。鹤是高高瘦瘦的动物。克莱恩高高瘦瘦，但肩膀很窄，手臂和腿过长，脚像铲子，头太小，且头顶扁平，耳朵大，眼大，脖子也是细长的。欧文借用“鹤”命名伊卡博德，突出他的极不协调的五官身材。同时，继续借助其他比喻如“细鹤腿”“长脖”“饿鬼”等具体强化伊卡博德的“鹤人”形象。一个人和一只鹤的相似之处还是很有趣的，它揭示了作者对这个角色的否定。作者还将伊卡博德比作莎士比亚《李尔王》第二幕第三场中“饥饿的天才”，其荒诞的外表和贪婪的个性通过巧妙的比喻瞬间跃然纸上。“蟒蛇般的膨胀力”则与“饿鬼”形成强烈的对比，突出伊卡博德惊人的食量，是个贪得无厌的人。这一反差可谓一语双关，一来暗指伊卡博德贪婪本性；二来通过蟒蛇这一邪恶的象征暗讽伊卡博德的狡猾与邪气，因为在《圣经》中，蛇代表的是邪恶的源头，无论是伊甸园那条诱惑人的蛇，还是神明对蛇的诅咒都表明蛇是邪恶的化身。正是蛇引诱了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它是引诱人类走向堕落的始作俑者，是邪恶的代表。所以，叙述者对这位教师所持的否定态度一目了然。

不同于伊卡博德动物般的名字，布鲁姆却有个英雄般的称号。其中有个叫亚伯拉罕(Abraham)的小伙，在荷兰语中缩写为布鲁姆·凡·布兰特，是该地区的英雄，这里到处传诵着他的勇武事迹。他的肩膀宽阔，肢体柔韧灵活，一头短发卷曲黝黑，神情傲慢，既唬人又逗人，但并不令人生厌。他那赫拉克勒斯的体魄(Herculean frame)与粗壮结实的四肢，为他赢得“骨头”这一绰号，并因此而远近闻名。他马术精湛，马背上的他犹如鞑靼人(Tartar)般灵活机敏……午夜时分，他和他的追随者纵马从村里大呼小叫地飞啸而过，就犹如顿河哥萨克骑兵(Don Cossacks)。[2](P18-19)

亚伯拉罕是《圣经》中的人物，他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是上帝从地上众生中所拣选并给予祝福的人。他也是传说中的“希伯来之父”。这个比喻正突出了布鲁姆与亚伯拉罕的相似性特点：领导力与号召力。在睡谷中，布鲁姆是各种纠纷的仲裁者，有着大批的追随者，是睡谷村民心中的英雄，远近闻名，很有影响力。叙述者还继续用神话人物深化布鲁姆的形象：他有赫拉克勒斯的体魄，因此获得了Broom Bones这一称号。赫拉克勒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他神勇无比、力大无穷，后来完成了12项被誉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他还解救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布鲁姆“结实的四肢”“宽阔的臂膀”及“英雄事迹”等都与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形成了呼应。赫拉克勒斯力大神勇，布鲁姆勇猛超人；赫拉克勒斯以完成12项英勇任务而闻名，而布鲁姆以调解纠纷而被人熟知；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人物，布鲁姆则是睡谷中的英雄人物。从作者对马背英雄布鲁姆的赞赏，对他魁梧勇猛、超凡骑术的崇拜，可见其对农业文明的留恋。

相反的命名反映了作者对二人态度的差异。伊卡博德来自康涅狄格州，丑如鹤人、邪气贪婪、精明世故，作者笔下的他可谓一无是处，他的形象代表的正是急功近利、瞬息万变的工业社会。而布鲁姆则是土生土长的睡谷小伙，睡谷地处深山，远离工业变革，仍处于原始、自然的农业社会状态。农耕文明所推崇的美德他应有尽有：体魄强健、英勇善战、骑术精湛、具有领袖风范，而这些都是农耕劳作的基础，所以布鲁姆是农耕文化符号的化身，是农业文明的象征者。这些注脚性的描写都与欧文浪漫主义思想密切相关。“欧文所处时代正是浪漫主义思潮盛行的19世纪上半叶，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时代，和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封建社会的农耕结构。”[6]虽然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早中期社会的现实却是“血汗工厂”“贫民窟”“环境污染”“拜金主义”，[6]身处那个时代的欧文必然会受此影响，而工业社会带来的一切负面影响都使其产生不满。二人的对立正是欧文将浪漫主义思想付诸文学创作实践的结果。该组对立折射出欧文对农耕文明的缅怀与赞赏，以及对工业社会的深恶痛绝，反对一切破坏自然的工业文明和物质主义。

二、爱情观的对立：理性与非理性

伊卡博德与布鲁姆虽性格迥异，然而他们却同时看上了庄园的女儿——卡特琳娜。与其说伊卡博德看中的是卡特琳娜，不如说他真正惦记的是卡特琳娜家的丰厚家产，因为娶到卡特琳娜是一种可以让他永久摆脱贫困的方法。在他眼里，卡特琳娜继承人的头衔让他着迷，远远超过了她本身绽放的魅力。他对自己将要获得的财富欣喜若狂，似乎看到了西进探险的前景。当他到卡特琳娜家做客时，吸引他目光的不是女主人的美貌，而是宽敞的屋子，漂亮的壁炉，墙上挂着的羊毛、玉米、干果及桌子上热腾腾的美食。每当他想起卡特琳娜，引发的联想都和卡特琳娜的父亲所拥有的田产有关，不过这么美好的愿望却因遇到了劲敌布鲁姆而变得困难重重。

伊卡博德做事思前想后、精明世故，盘点好一切再采取行动；而布鲁姆粗狂、精力充沛、爱吵闹，是一种做事不计后果的英雄类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伊卡博德和布鲁姆之间的爱情之争呈现出两种时代持有不同的价值观群体之间的竞争。

前者身材瘦弱、躯干松垮，而后者则臂膀宽阔、力大无穷、英勇神猛，很明显在体力上布鲁姆占了绝对上风。“不过，伊卡博德非常了解这位对手的超人威力，绝不肯下场和他比武，他曾经风闻到布鲁姆的一句大话，说是‘要把这个教书先生对折起来，放在他自己学校里的一个书架上面’，因此，他非常谨慎，绝不让他有可乘之机。”[2](P21)显然，伊卡博德深知对方的优势，他拒绝与布鲁姆正面较量，而是采取悄悄的、暗中渐进的方式：他借着音乐老师的身份，常去卡特琳娜家访问；在落日余晖的榆树下，向卡特琳娜示爱；或者在最适宜情话绵绵的朦胧暮色里，同她一道款款散步；甚至在舞会上与卡特琳娜一起翩翩起舞。不同于其他追求者，看到布鲁姆便闻风丧胆，比他强壮的人都自动退出，更不用说同他竞争。而伊卡博德却另辟蹊径，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与对手较量，这一系列的举动正体现了这位乡村教师的理性与冷静。

伊卡博德这种坚持和平的方式，让习惯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布鲁姆十分恼火。于是他把心里存的那些恶作剧全部使出来，在他情敌身上开了许多实际性的玩笑：堵死烟囱，学堂里烟雾腾腾；突然袭击学校门窗，吓坏老师；或者抓住一切机会让伊卡博德在情人面前出丑；最大的恶作剧便是假扮无头骑士，彻底吓跑伊卡博德。他用恶作剧和计谋将情敌“赶出”睡谷，最终娶到卡特琳娜。

欧文对伊卡博德与布鲁姆爱情观的对立刻画也体现出作者的意识形态。伊卡博德刚柔并济，在追求爱情这件事上表现出了理性，而布鲁姆却是用不光彩的方式赢了对手。然而，在小说结尾作者却安排了布鲁姆的最终胜利，“他的胜利宣布着伊卡博德所象征的物质主义、工业社会的失败”，[7]这正是欧文浪漫主义思想不折不扣的体现。他反对急功近利的工业文明和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倡导人的非理性特征——情感、想象、直觉。

三、男性与女性的对立：话语与沉默

小说中另一个重点描写对象则是女主人公卡特琳娜，作为睡谷中唯一的女性代表，她的形象并不具有积极意义。

卡特琳娜是一个殷实的荷兰农民的独生女，她年方十八，丰满如鹧鸪，娇滴滴的红脸蛋就像父亲种的桃子。她是导致一系列戏剧冲突的关键人物，但是作者除了正面描写她的美貌和“卖弄风情”“反复无常”外，并没有给她说话的权利，可见她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在男权社会中，由于女性永远是以完全相对于男性的不能自主的形象出现，所以她们的话语权显得尤为重要，它是证明女性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但是卡提琳娜却没有。所以说卡特琳娜被剥夺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源于其女性的身份。正如《哈姆雷特》里说的：“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8](P58)女性作为弱势群体，一直以来由于性别而受到歧视，或被男权社会排斥。因此，女性通常被视为“第二性”，父权霸权中的“边缘化性别”。

欧文笔下的卡特琳娜正是如此，她被塑造成了“邪恶超过所有妖魔鬼怪和巫师”[2](P13)的麻烦制造者，更重要的是，作者轻而易举地剥夺了她的台词，其形象均是作者笔下的主观描写，更不用说为自己澄清作者强加在她身上的诸如“无理取闹”“阴晴不定”等“罪名”。通读全文可知，小说中所有的话语均出自男性之口，女性多为沉默或者被转述。即使是对女主人公的外貌描写，作者也用的是 “桃子”等动物或食物名称，卡特琳娜就如入口即化的熟桃鹧鸪般诱人，暗示其秀色可餐的美貌。而少女被等同于美食，可享用，正传达了作者传统的女性观——女性是消费品，变化的只是主人。婚前属于父亲，婚后属于丈夫，而不变的是其沉默无言卑微的一生。就连卡特琳娜的父亲也把女儿与其财物相提并论，在父亲看来都是他的财产，只是喜爱的程度不同而已。其实，卡特琳娜的形象正是父权社会里绝大部分女性形象的缩影。正如她们在文学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家中天使”。[9](P1346)在西方文学中，她们是一切：是孝顺的女儿，善良的妻子，贤惠的母亲，但唯独不是她们自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卡特琳娜虽说家境富裕，但在小说中的地位却是显而易见的卑微，即使作为女主人公，却连最基本的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除了卡特琳娜，其母亲也是一位典型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口中的“家中天使”：“每天端着锅盆，盆里装满了食物，在院里喂喂鸡鸭，有时候还会同它们说说话，而卡提琳娜父亲永远躺在门口大树下的藤椅上，晒晒太阳就安逸地睡着了，一天也没说上几句话。”[2](P12)她代表的正是传统女性，住在一个由男性建造的房子里，没有经济收入，没有自我意识。她是一位生活在男性意识形态下的女性，每天重复着一样的家务事，为满足男性而牺牲自我。苏格兰女性作家马里恩·柯克兰里德认为：“在实践中，表面上高尚而道德的自我放弃通常会导致最严重的自我毁灭”，[10](P41)这样的传统女性是生死攸关的，她们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就如弗吉尼亚所言：“她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或愿望，而是总是同情别人的想法和愿望。”[9](P1385)卡特琳娜母亲生活的范围仅仅在家里或者更狭小的空间，做的也是繁杂的家务活，就连能说话的对象也没有，丈夫只是在悠闲地享受着生活，导致妻子只能在喂养家禽的时候同鸡鸭鹅说说话。她们被搁置在家庭这样的私人空间，操持家务，照顾孩子，永远以家庭为中心，几乎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显而易见，即使在外面，她们也只能服从占有公共空间的男性。正如波伏瓦所言，“女性所属的范畴处处是封闭的，有限制的，受到男性世界的控制。不管她们升得多高，冒险得多远，她的头顶上总是有天花板，四周总是有挡路的墙壁，男人的神祗就在遥远的天上。”[11](P251)到最后，卡特琳娜也会成为妻子、母亲、祖母，她会像她母亲一样成为“家中天使”，她会像她自己受到照顾那样照料她的孩子们，她才十八岁，而她的历史已经刻写在书上。她从未创造自己的历史，却日渐一日地发现历史早已成型。

所以在男权社会中与传统观念里，女性的地位与角色在人们思维中早已根深蒂固，她们不是被看作与男性地位同等的独立个体，而是没有话语权的“物品”。“女性是第二性，是排除在男性以外的‘他者’。权力归于男性，女性仅仅是附庸。附庸的庇护来自权力，歧视也来自权力。”[11](P324)所以，这里男性与女性的对立正体现了父权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低下，女性应该沉默，她们不可与男性平起平坐，只是作为特殊的“物品”供男性享用。作者对卡特琳娜的刻画正与其所处时代的文化息息相关。虽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使得不少女性的社会地位、教育问题得到关注，但“当时仍有许多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等，对女性持有偏见，认为女人在心智上远不如男人”。[6]启蒙运动虽影响巨大，但性别歧视的观念并未根除。所以，处于该时代的欧文，对女性的认识中带有传统男性的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结语

随着现实与理想、理性与非理性、男性与女性的三组对立系统的探析，欧文的文化思想也得以建构。欧文通过主题、语言、修辞和形象等方面的描写，完成了不同程度的讽刺，其特殊的语言风格也达到了特殊的讽刺效果。事实上，欧文不仅仅是在描绘自己国家的风景，他也深刻地批判了当时的美国社会。他用杰出的讽刺手法讽刺了美国社会中荒谬的方面：物质主义、自满和沾沾自喜。作为“美国文学之父”，欧文将欧洲民间传说和鬼怪故事运用于其小说创作中，从中表达自己对当时欧洲古老文明的钦佩和向往，对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的深恶痛绝。他是一个超然的观察者和那个时代相当全景的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