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国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

皖籍学者思想活跃，成果丰硕，限于篇幅，本文按照发展时期分阶段，重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皖籍学者，介绍具有代表性的语言学思想，勾勒出安徽语言学思想传承与发展的粗线条脉络——先秦哲学中语言思想的萌芽期、两汉三国语言思想的发展期、宋至明清科学转向的语言学成熟期和现当代百花齐放的语言学繁荣期。

一、萌芽期：先秦哲学中的语言思想

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哲学思想活跃，但语言尚未成为诸子百家研究对象，早期有关语言思想的讨论只是涵盖在哲学领域中，其中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名实关系，“名”与“实”对应的是语言和世界［1］。出生在安徽北部地区的哲学大家们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了名实关系的探讨，代表人物主要有管仲（管子）、老聃（老子）和庄周（庄子）。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春秋时期著名哲学家和政治家。后人将管仲治国经验和思想整理成《管子》一书。《管子》大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内容繁多，其中就语言思想而言，既谈到名与实的关联，又探讨言与意的关系［2］。《管子·心术上》指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大意是，事物自身本来就有一定的形体，而一定的形体本来就有与其相对应的名称。换言之，事物与其名称是一种天然的关系，正所谓“凡物载名而来”（《管子·心术上》）。“名当，谓之圣人”表明，因为事物与其名称存在天然关系，因此对于事物的认识，包括对于事物的命名要基于事物的实际情况，那些能够对事物做出合适命名的人就是圣人。由此可见，《管子》主张，事物与名称的关系一经形成，就约定俗成，不可随意改变。

此外，《管子》对语言或言语的作用和效果也有精辟的论述。“君人也者,无贵如其言”(《管子·君臣上》)认为，身为君主，没有什么比他的言论更重要的了。“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管子·重令》)表明，君主的言论通常就是治理国家的法令。《管子》还认为,在指定和实施法令的时候，要按照简便易行原则，注重法令实施效果，而不是追求法令的数量；如果法令太多，真正实施起来、能够起效果的却可能太少，这就是“令多者,其行寡”《管子·法法》。

道家创始人老子，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其具体生卒年月不详。据王振川等人考证，老子的籍贯是今天安徽省亳州市的涡阳县［3］（P20-21）。与管仲一样，老子在其哲学著作中论述了名实关系。老子的名实之辩和关于“道”的论述表明老子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语言观［4］。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常无，欲以观其妙”,这表明语言具有局限性，即语言不能表达事物所有的真相，尤其是“道”，“道”只可以体会而不可以言说,只有“体”，才能与“道”相通，才能入于“道”内“以观其妙”［5］。

但同时，老子又指出语言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提出，在最初，事物并没有“名”，和“名”不存在必然联系；后来经过人为的命名之后，“名”可以被用来区分事物，从而有助于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此外，老子还提出了“善言”的思想，对“言”提出了“言善信”的标准，主张语言表达一定要讲究诚信，“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道德经》）。

道家另一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姓庄，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与老子并称“老庄”。庄子基本上继承了老子的语言哲学思想，他也认识到语言的表达功能存在局限性，因此在名实关系的讨论中，庄子采取了重“实”而轻“名”的做法。《庄子·逍遥游》说：“名者，实之宾也。”表示“名”由“实”决定，“实”为主，“名”为宾。

除了名实关系，庄子还注重言意关系的讨论。庄子认为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不能反映表达者的真实想法和意图。所谓“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庄子·则阳》），大意是说，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往往只能停留在表层，而对于本质世界和意义世界而言，经常是“言而愈疏”（《庄子·则阳》）［6］。

二、发展期：两汉三国时期哲学中的语言思想

在两汉三国时期，安徽古代语言思想散见于刘安的《淮南子》、桓谭的《新论》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其中嵇康也涉及名实关系和言意关系的讨论，是对先秦语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根据所收集的史料而集体编撰的一部哲学著作。《淮南子》的语言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淮南子》重视言语交际活动所涉双方，即“言”和“闻”的重要性。“夫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闻者，所以通人于己也”（《淮南子·泰族训》）指出，通过说话方式，言说者向对方传递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听话方式，受话方使得自己能够了解言说者的思想感情。显然，如果一个人又聋又哑，自然是没有办法直接通过语言和别人进行交流，正所谓“喑者不言，聋者不闻，既喑且聋，人道不通”（《淮南子·泰族训》）。

另一方面，《淮南子》进一步指出，正常人有了嘴巴言说的功能，但在言说时，要注意语言表达得当；如果言语表达不得当就会给自己带来“乱子”，即“口妄言则乱”（《淮南子·主术训》），因为“夫言出于口者,不可止于人”（《淮南子·人间训》），话说出口就很难收回，就会传播开来，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妄言”会产生危害，所以《淮南子·说山训》指出，“人有多言者，犹百舌之声。人有少言者，犹不脂之户也”，主张“少言”，甚至“不言”。在必须言说时，要遵循“百言百当,不如择趋而审行也”《淮南子·人间训》，即在众多合适的话语中，应该选择一句切实可行的话语，然后周密而又慎重地去实施它。简言之，《淮南子》要求在日常交际过程中，要做到“不言”“少言”“慎言”。只有如此,才能收到较好的语言表达效果［7］。

桓谭，东汉哲学家和经学家，沛国相（今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人。桓谭的《新论》是一部论文集。其中，《新论·言体》指出：“凡人耳目所闻见，心意所知识，情性所好恶，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务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浅，听明有暗照，质行有薄厚，亦则异度焉。”在桓谭看来，人们的所见所闻、对于事物的感知、情感上的好恶、对利害的趋避等大体相同。但是，由于个人才能大小不一，智慧、见识、品行高低不同，因此对事物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很重要，环境会影响到人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和看法，人们通常会对所处的环境信息进行处理，会选择自己认为应该保留的信息，自动剔除“无用”信息［8］(P41)。这种说法与语用学中强调语境（context）重要性的观点不谋而合。语境中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智世界的各个方面通常经由语言使用者认知过程的激活，开始在语言使用中发挥作用［9］(P89)。

三国时期的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是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嵇康的语言思想主要表现在名实关系和言意关系的讨论。在其音乐论著《声无哀乐论》中，嵇康指出“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为标识耳”，认为“名”是事物的标记符号，是一种形式，在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表达形式，本身并不具有实在性和绝对普遍的意义［10］。

在论及言意关系或语言与思维关系时，嵇康与庄子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声无哀乐论》），这种主张再次凸显语言表达的局限性，很难完全或真实表达出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世界；反之，人的主观心智或思维活动很自由，并不受制于言语形式。

三、成熟期：宋至明清语言学的科学转向

从汉末到唐宋时期，安徽古代语言学发展虽不及文学发展迅速①，但一些语言思想仍然可以从陈抟、吴棫、朱熹等学者的著作中挖掘出来。到了明末清初，因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安徽语言思想和语言研究方法中的科学元素凸显，语言学发展进入成熟期，涌现出以方以智和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乾嘉学者。在这个时期，安徽古代语言学的研究中心开始南移，逐渐与徽州文化融为一体。

陈抟是北宋著名的道家学者，其出生地有争议，一说是亳州真源（今安徽亳州市）,另一说是普州崇龛（今重庆市潼南区）。陈抟诞生距今已一千余年，出生地孰是孰非，实难论定［11］。在其传世之作《心相篇》中，陈抟多次论及语言的运用和产生的效果。“语言多反复，应知心腹无依”表明，说话经常反反复复，没有诚信，这样的人没有几个心腹好友。“轻口出违言，寿元短折”的大意是，不要轻易讲一些不合情理、违心的话，这样容易折损自己的寿命。“聪明子语言木讷优容，享安康且膺封诰”这一句建议人们平时不要随便说话，举止行为要优雅从容，这样的人一生平安健康，而且还会得到朝廷的赐封。

吴棫，舒州（今安徽潜山）人，是宋代古音韵学家。吴棫现存代表作为《韵补》，共五卷，是中国第一部古音韵专著。《韵补》所引韵语材料来源广泛，包括《诗经》《易经》《楚辞》，多达五十余种。吴棫采用谐声、异文、声训、音读、方言等方法来考订古音和考求古韵，可谓汉语古韵学研究第一人［12］。

朱熹是儒学的集大成者，祖籍徽州府。朱熹将毕生精力主要用于对儒家典籍的考辩、集注、诠释，一方面构建自己博大的理学思想体系，最终成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另一方面，在语言文字的考订、训诂，以及对音韵的研究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又是一位语言学大家［13］。经典的诠释需要解决典籍所处历史时期与诠释者所处时代的差异性。朱熹解决这一矛盾所采用的思路是“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朱子文集》卷42）。较之汉唐儒家学者们，朱熹更为准确地抓住了先秦儒学及其经典文本的学术宗旨和历史本义［14］。此外，朱熹提出“方音存古证古”的理论、创立“古今言文互证”的方法，对古音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

献［15］。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是南直隶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方以智精通我国古代科学知识和西方科技成果，具有先进的科学思想，注重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在“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思想指导下，方以智提出“欲通古义，先通古音”，利用“因声求义”的方法研究词义。方以智不拘泥于汉字形体的约束，依据字词之间的音义联系，对古汉语中的连绵字、叠字、假借、同源等语言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16］。此外，方以智对古代的“心”、“道”与言辞、文章的关系开展深入讨论，将语言哲学扩展到文字、言辞、文章等领域,极大地丰富与深化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17］。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安徽古代语言学，特别是考据学研究达到极盛，其中皖籍语言学家代表是戴震。戴震，休宁隆阜（今安徽黄山屯溪区）人，被梁启超称之为“前清学者第一人”，是汉学的集大成者。戴震采用了语词、句子和文本中的言语脉络分析等具体的语言学技术性方法，从语言学角度来思考哲学问题，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转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实证主义哲学思考方式［18］。首先，戴震是一位古音学大师，创建了审音学派。戴震经典韵书主要包括《声类表》《声韵考》《方言疏证》和《转语二十章》，提出古韵二十五部之说和阴阳入相配古韵系统，对古音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其次，戴震从训诂的发生前提、原则、对象、方法、功用等角度出发，创立了训诂学理论，提出“故训、音声恒相因”“因声而知义”等训诂学主张，对清代训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戴震将传统的六书理论与自己的研究心得相结合，提出“四体二用”，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法和“转注、假借”两种用字法的新六书理论体系［20］。

比戴震稍晚些的江有诰对古韵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提出先秦古音有四种声调，对先秦时期的语音系统进行了系统勾画。此外，清末古文字学家吴承仕是清代最后一位状元。在其代表作《经籍旧音辨证》中，吴承仕通过音义互证方法，在文字、音韵和训诂方面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

四、繁荣期：现当代语言学的百花齐放

到了现当代，皖籍学者语言思想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首先，从语言学家籍贯的分布来看，学者不仅来自皖北和皖南地区，更是遍布安徽境内各个地方。其次，从语言学研究的具体领域来看，不仅是古代汉语研究，还有现代汉语研究，更有对外汉语研究；不仅有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还有外国语言文字研究；不仅有语言学理论研究，还有汉外语言翻译、二语教学等实践活动研究。

语言学家张涤华，安徽省凤台县人，曾是安徽省语言学会会长、《学语文》主编、《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对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词典学等领域有深入研究。胡裕树，笔名胡附，安徽绩溪人，位列“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胡裕树作为主要理论贡献者，提出“三个平面”理论，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突破以往语法研究仅以句法为内容的局限，加强了对句子的解释力，使得该理论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热点之一。史存直教授，安徽合肥人，是我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拥护者，在文字改革、语法和语音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生在安徽芜湖的濮之珍教授在理论语言学和中国语言学史方面学有专攻，出版了《语言》《中国语言学史》等多部专著。

进入新世纪，皖籍语言学家更是人才辈出，语言学思想百花齐放，如张劲秋的训诂学和音韵学、白兆麟的训诂学、黄德宽的文字学、孔令达的心理语言学和儿童语言习得、吴福祥的历史语言学以及语法化理论、施春宏的构式语法以及二语习得研究、俞士汶的计算语言学、张旺熹的现代汉语语法学和词汇学、吴礼权的修辞学、陈昌来的现代汉语语法和应用语言学、杨晓黎的传承语素与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崔达送的汉语语法史、熊仲儒的理论语言学、张振江的人类语言学等等。

此外，新时期的外国语言学思想也迅速活跃起来。上海外国语大学章振邦教授的英语语法在国内的影响甚大。章振邦本着“兼收并蓄，洋为中用”的原则，吸收国外各语法流派之长，结合我国英语教学实际，提出了新的语法体系，先后编撰了《新编英语语法》《新编英语语法教程》和《新编英语语法概要》等。程工教授长期从事语言结构的研究，是国内培养的第一个以生成语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博士。朱跃教授在语义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方面都有独特的见解和阐释。

目前，一批正在成长起来的皖籍中青年学者对语言学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正丰富着当代皖籍语言学思想体系。

注 释：

①在这个时期，皖籍文学家、诗人和词人主要包括曹氏三父子、张籍、杜荀鹤、梅尧臣、张孝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