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勇 田 荣

(1.2.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和不断推进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教育和改造，有力提升了他们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显著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使广大知识分子获得了前进的力量与方向，激励他们以新的面貌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认真梳理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对知识分子思想引导的宝贵经验，对于做好新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广大知识分子自觉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引导的时代背景

(一)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性

五四运动后，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从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寻找出路，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化。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基于强烈的救国救民的爱国意识，放弃欧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幻想，转向学习俄国的经验。此后，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逐步融合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一百多年来爱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知识分子中有一大部分是旧式知识分子，思想状况多元复杂。他们既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抱有一定期许，又因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长期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在思想上难免留下旧社会的烙印。

一是部分旧知识分子具有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程度地残留着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等封建腐朽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一部分旧知识分子以个人利益或宗派利益为出发点，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很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一旦利益发生转变，其政治立场也随之发生变化，极易临阵倒戈。他们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方面与新生政权也存在不一致之处，一些人对新生政权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抱有怀疑，甚至存在偏见和疑虑。封建文化思想限制了知识分子长远发展，不利于新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应运而生。

二是部分旧知识分子深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些知识分子深受欧美思想文化熏陶，对欧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抱有幻想，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本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数量在不断消减，但遗留的资产阶级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新生政权和中国共产党既不了解也不完全信任，持有怀疑甚至偏见的态度，他们甚至幻想在美国的帮助下，试图走区别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效仿美国民主之路，从而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思想教育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能推动知识分子个人进步，更能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稳固。[1]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和引导，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认识、增强认同、巩固政权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二)国内外形势的严峻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美苏冷战国际环境下，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交织对抗，战争与冲突不断。国内局势尚未真正稳定，新中国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教育发展的重任。

一是百废待兴的国内环境。旧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腐败统治，国家积贫积弱。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满目疮痍，工商业基础薄弱，加之战争的破坏，使得企业生产萎缩，工人失业、民生疾苦。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实际工作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学习不够，不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自己，导致其工作效率低下，从而严重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文化教育领域，原有高等学校教师群体中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资产阶级思想，这种状况无法满足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改革势在必行。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2](P254-255)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教育，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导意识，十分必要，势在必行。

二是不容乐观的国际背景。二战后，思想文化的差异与价值追求的不同使得美苏展开了意识形态的争夺。在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政治格局下，新中国适时做出的“一边倒”“打扫屋子再请客”等一系列外交政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企图从根本上击垮新生的中国。美国在经济上封锁与打压新生的中国，阻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不利于新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在政治上孤立和打击新生的中国，打压与管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军事上对新中国采取军事威胁和军事对峙的政策，遏制一切对中国有利形式的联系。此外，美国还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意识形态的争夺，不断干预中国内政。

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不仅有利于巩固新政权，提高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支持，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对知识分子思想引导的基本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思想教育，有助于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同，从而为推动新中国建设凝心聚力。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3]从旧社会过来的党外知识分子，他们热爱国家，追求民主，愿意为祖国建设献智出力。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残留着旧社会的烙印，还存在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思想。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教育系统组织高校教师开展理论学习运动，让知识分子参与革命实践活动，对社会上存在的旧学术和旧教育思想进行批判和斗争，以及开展专门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和为人民服务思想[4]，从而为新中国建设汇聚强大的智慧和力量。

一是在全国教育系统组织高校教师开展理论学习运动。1951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文中指出：“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乃是改革旧教育的重要前提之一。”[5]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步骤、有系统地在高校、科研院所等组织知识分子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的学习，开展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开办军政大学和革命大学。积极鼓励知识分子参加各种学习小组、研究会、公选政治课程，安排党内人士定期进行讲演和报告[6]，清除旧思想、旧习惯的影响，促进其思想改造。

二是引导知识分子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反省。知识分子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深入群众，进入基层，这个社会实践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思想改造的过程。让知识分子参与革命实践活动，包括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引导知识分子自我反省和剖析，提高其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比如，美国公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严重威胁到中国边境安全。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以高校教师为主的知识分子决心贡献出强大的智慧和力量，积极投入到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批判国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积极宣传保家卫国的思想，捐钱捐物支持抗美援朝运动，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化为实际行动，融入到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中。

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到，要向知识分子进行土地改革的教育，改变他们之前动摇的思想基础和政治立场，并积极号召他们参加和支持土地改革的工作[2](P90)，从而在实践中改造知识分子自身思想问题。[7]在土地革命开展期间，毛泽东也强调积极引导民主人士参加和支持土地改革等工作，有极大益处。[3](P119)中国共产党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融入土地改革中，在客观实践中改造知识分子主观世界的做法，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树立，保卫了人民革命成果。[8]

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一致拥护和支持，通过与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这三大运动的开展成功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中提到“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3](P482-483)。通过三大运动的开展，知识分子“在此以前，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存着怀疑和游离的态度”，在组织知识分子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后，“现在则转而采取信任与拥护的态度”[9](P80-81)。

三是对存在的旧学术和旧教育思想进行批判和斗争。1951年，中国文化教育界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拉开了思想文化领域对文化“遗产”批判的序幕。[1]孙瑜等人把武训办学演绎成为人民服务的英雄形象，将其树立为教育界的楷模，并拍摄成电影大力宣传。但在宣传武训的热潮中，一些混乱的思想也遭到批评。电影《武训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为了澄清混乱的思想，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发表社论，认为武训是一个消极象征的代表，适时地指出了《武训传》的错误，认为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会把反动宣传当作正当的宣传。[10]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具体的历史问题，而改良主义是不能改变中国的。此外，文化部和人民日报为了增强批判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派出调查组到武训的家乡实地考察和访谈当地民众，随后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真正让人们了解武训和武训的事迹。总之，讨论和批判电影《武训传》有助于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

而对《红楼梦研究》批判是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又一次大批判。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观点，引起了李希凡、蓝翎的关注。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进行具体分析，并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章中，尖锐地批评了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他们认为俞平伯继承了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方法，指出其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没有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证方法研究古典文学，没有看到社会文化思想发展的规律，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有利于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教育，能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普及和创新、发展。

四是开展专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秋，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发起了一场专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这场大规模的学习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范围，并将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当前文化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从而在思想上巩固新生政权，满足国家建设发展的各项需求。1951 年9 月，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其开诚布公的演讲，深深打动和感染了广大知识分子，使他们深受鼓舞。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普遍开展思想学习和改造的工作，不断端正教职员和学生的学习态度。要号召他们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学习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清革命和反革命，坚决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和反动思想。

在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改造方针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引导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

一是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培育政治认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面临旧知识分子失业的严重现实，采取“包下来”的方针，深受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支持。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为新中国建设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的同时，也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在此之后，结合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现状和积极表现，党中央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团结知识分子使其为新中国各方面建设服务，教育知识分子运用自身优势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使其成为为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中的重要力量。[1]在过渡时期采用“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和建设积极性，增强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感，适应了新中国各方面建设的需要。

二是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推动知识分子开展自我教育。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是“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11](P81)。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引导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使其在理论学习和实践参与中不断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从而促进自身取得新的进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紧密结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坚决批评各种错误思潮和反动思想，使他们“在群众斗争中洗洗澡，受受自我批评的锻炼”[12](P49)，从而建立起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在制定执行具体政策的过程中，指导思想发生了由自我教育到政治批判的转换，“雷厉风行”式简单粗暴的思想改造，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情况。一些地方在开展运动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左的偏差，造成了要求上的过急过高、方法上一刀切的简单化，成为和风细雨中的苦涩。[13]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情感，加深了知识分子与党的隔阂与距离。此外，一些地方在思想批评中混淆是非界限，把帝国主义思想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混为一谈，影响到学术研究的进展，这是不可取的。

三、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引导的现实启示

1956年，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指出，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积极作为、奋力贡献，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4](P539)，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明确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国家发展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明确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和理论创新的标志，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服务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他们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当下更好地开展知识分子思想引导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一)对知识分子开展思想引导工作要遵循思想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引导工作总体上是必要的，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基层政府和个别地方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采取的方法简单粗暴，要求过高过急，不符合实际，致使在感情上伤害了一些人，使得他们有忌惮情绪，往往不愿意说出真话实情，从而挫伤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2](P255)要耐心细致和循序渐进，力戒粗暴作风和不顾实际。周恩来也谈到：“改造需要时间，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15](P175)思想改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要在系统学习中慢慢改造。当前，我们更要注意遵循思想渐变规律并依靠本人的自觉进行思想斗争，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解决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以体现对知识分子的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学历高、见识广、接受新事物快，在社会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中国共产党应充分信任知识分子，积极采纳知识分子的建议，包含和宽容一些偏差、错误的意见，引导和教育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此外，在处理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时切勿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免将矛盾扩大化。中国共产党应增进与知识分子的沟通、交流，正确处理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为广大知识分子工作学习创造更好条件，充分调动知识分子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遵循知识分子自身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使他们立足自身岗位，贡献自己的才华和能量，投身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二)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武装知识分子的头脑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多元，家国情怀的历史传统日趋淡薄，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动摇，产生了信仰危机，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消极主义、形式主义的风气有所抬头。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以偏概全看待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和社会不良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不会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势必会引起思想混乱。只有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引导知识分子，才能顺利地解决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指引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发展取得长远进步。一是要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引导知识分子从大局出发，正确认识当前国内外形势及政策，对知识分子长期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价值观教育，澄清他们的思想误区。二是要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加强宣传和报道，引导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引导他们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同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紧紧联系起来，用实际行动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三是有针对性地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党的历史、优良传统、理想信念的教育和政党制度、党的重大理论教育。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共同理想信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腐朽思想。

(三)要高度重视发扬知识分子爱国奋斗、建功立业的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面对严峻的形势考验和各种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对知识分子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弘扬爱国奋斗精神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能够提供十分重要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创新支撑”[16]，并提出殷切希望，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作为，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鼓励知识分子“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17]，立足本职岗位，积极服务人民、报效社会。2018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为广大知识分子注入了新的活力。新时代，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各行各业优秀的知识分子集聚到党和人民的身边，推动知识分子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形成不懈奋斗、团结进取的生动局面。因此，深刻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于筑牢党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