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欣，岳 峰

(1.福州工商学院 文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700;2.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离骚》是《楚辞》的开篇之作，是诗歌史上浪漫主义的奠基之作。《楚辞》在国外的译介始于1852年，截至2017年，《楚辞》约有40个英译本(含节译本和全译本)。20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对《离骚》译本进行多维研究，但在知网平台就“离骚&翻译/英译”进行精确检索只得到37篇文章(2000—2020年)，发文量较少。可见，国内英译研究发文量与国内外学者的译介热度不相符。从发文主题来看，《离骚》英译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析选词技巧与翻译策略，其中还包括译者主体性和英译质量等；二是剖析语言和语体，如副文本、注释、隐喻、“兮/将”等词、意象与文化负载词；三是探究文化传播与文学风格，如风格重构、美学特征、文学特质及文化走出去等。此外，在Web of Science检索“Lisao/Li-sao”一词，可得9条相关搜索结果，其中国外学者6篇，研究方向包括解析《离骚》译本注释、评述专著《离骚新解》、探讨叙事风格和抒情主体等。

从国内外研究来看，《离骚》的译本探讨和学术研究还存在不足，有一定局限性，主要原因是其翻译难度高、阅读障碍广以及研究难点多。下文以顺应理论为基础，选取《离骚》4个英译本为语料，对诗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进行比较分析，主要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作出顺应性语言选择，采用何种翻译原则与方法实现文化负载词的语言和文化内涵的最优传递。

一、顺应论在《离骚》英译中的应用

比利时语言学家杰夫·维索尔伦首创了语言顺应论，从全新的视角来阐释语用学，提出语言的使用是选择且与语境相互顺应的动态过程，并进一步指出应从“综观”的视角来看待语言的使用[1]139。《离骚》既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又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译者势必以“综观”的角度推动语言和文化的顺应，才能达到文学跨语言传播和交流的效果。

(一)《离骚》英译本简介

《离骚》的英译始于1879年，彼时英国汉学家庄延龄在英文杂志《中国评论》上发表“The Sadness of Seperation or Li Sao”一文。而后，国外一众汉学家陆续发表了《离骚》的部分译本或全译本，代表译本有理雅各版(1895)、霍克斯版(1959)(下称霍译)、宇文所安版(1996)、戴维·亨顿版(2008)和夏克胡版(2012)[2]。国内第一个译本诞生于1929年，作者是华裔学者林文庆，其它著名译本主要有杨宪益、戴乃迭版(1953)(下称杨译)，许渊冲版(1988)(下称许译)，孙大雨版(1996)和卓振英版(2006)(下称卓译)。

(二)顺应理论与《离骚》翻译难点的融合

1990年，中国学者钱冠连率先引入顺应论。1999年，何自然和于国栋系统地介绍了顺应论的内容和理论框架。2001年，陈喜华和戈玲玲首次用顺应论来指导翻译实践，前者提出如何在翻译中进行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的顺应，后者分析语境关系顺应对词义选择的制约[3]83。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为达到不同的交际意图，语言使用者需要根据语境选择恰当的语言手段。

就翻译而言，译文的语言选择是对原语语境和语言结构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3]82-83。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典籍翻译兼具跨语言和跨文化性，受到文本内外双重因素的制约，语言顺应性对典籍翻译的过程具有很强的阐释力[4]。除去《离骚》别具一格的语言特色，作者在诗中还融入大量的文化意象、历史和神话故事等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与爱国情怀。如何将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客观意象和主观情感准确地传递给译入语读者是全诗翻译的难点。介于此，译者可在顺应论原则的指导下整合语言结构和语境，选择并重构译文语言。

二、《离骚》英译原则

顺应论为语言现象的语用描述和语用解释提供了4个研究角度：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客体顺应、顺应的动态性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程度[3]82。鉴于《离骚》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文化概念，译者可遵循以下3个原则进行目的语的重构，即动态顺应原文语言结构和语言语境、交际语境以及文化语境。

(一)顺应原文的语言结构和语言语境

语言结构的顺应是指译者根据不同类型的语码、语体和语段对译文语言结构进行选择调整，包括语音结构、词素与词汇、分句以及超句等。语言语境包括片内衔接、篇际制约和线性序列3个方面[5]。此外，译者应仔细考究词汇本身的含义，把握词汇的语法和语境含义，在词汇、结构和修辞等层面作出恰当的选择和顺应。

《离骚》的语句以七言为主，译者必须顺应诗歌的语言特点和语音习惯，并考虑上下文的衔接，适当调整词序和语序，让译文最大程度地被译语读者所接受。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句，许渊冲将上句译作“My way ahead’s a long,long one,oh! I’ll seek my beauty high and low”[6]38，其中“one”和“low”与上句“sun”和“go”构成“abab”的押韵模式；卓振英译作“Long,long is the way,but nothing will my effort arrest;Up hill and down dale for the beauty I will quest”[7]18，其中“arrest”和“quest”与下句“thirst”和“burst”构成“aabb”的韵脚模式。此外，本诗多用语气助词“兮”字表明中顿，许渊冲忠实于原语语言结构，将其译作“oh”，呈现出原文独特的语言结构和风格。而其他译者均未将“兮”译出。

《离骚》中共出现18种香草意象词，后世借此得以了解先秦楚国时期香的运用与发展。以“掔木根以结茝兮”为例，“茝”指“白芷”，古书上说是一种香草。许渊冲将其译作“clover”(三叶草，苜蓿)[6]32；卓振英选用霍译“valerian(缬草)[7]9”的变体词“Valeria White[7]15”，从香味和形态而言，“Valerian”一词相似度更高一些。再如“薜荔”一词，卓振英译作“Wisteria”，与前文语境保持一致，就是综合考虑了双语语境和读者的接受能力。

(二)顺应交际语境

顺应交际语境指的是译者应顺应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注重译文的言语行为规范和交际者的认知等[1]138。《离骚》中，作者广泛运用了象征手法，引类譬喻，托物言志。此外，作者还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以神喻事，借典明理。译者在处理时应有“综观”意识，除了语言语境外，应充分考虑译入语读者的社会环境、认知和接受能力等。

《离骚》中共出现28位历史或神话人物，有夏禹、商汤、武文王、唐尧和虞舜等明君，也有夏桀和殷纣等暴君；有夏启与寒浞等骄奢淫逸和不修政事的君王，亦有彭咸、伊尹、皋陶、傅说和吕望等良相贤臣；还有宓妃和蹇修等神话人物。以“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这一典故为例，许渊冲和杨宪益均将“说”和“武丁”译作“a convict”[7]43和“his sovereign”[8]26，霍克斯将其译作“Yue laboured as a builder”和“Wu Ding”[9]55，卓振英译为“King Wuding”和“Fu Yue,a tamper”[7]26。许译和杨译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采用了意译法；霍译和卓译则采用音译法，忠实地呈现了原语文化。此外，卓译本还增添了注解，完美地呈现了译语的交际功能。

(三)顺应文化语境

文化语境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译文语言的重构势必要顺应文化语境。《离骚》英译也只有动态地顺应不同的文化语境，才能尽可能地传递原语的传统文化内涵，实现翻译在译入语中的语用等值，唤起译入语读者与原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感受。动态顺应提倡译者在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下顺应不同的翻译目的作出动态选择，以动态的观点研究翻译过程中语境和结构的相互顺应过程[10]。

以“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为例，礼记有云“幼名，冠字……”，意为“幼时取名，弱冠之年取字”，这一传统习俗与现代不同。屈原，名平，字原，“正则”和“灵均”是对“平”和“原”二字的引申，含义分别是“正直、正派”和“聪颖、公平”。由于诗体限制和文化差异，译者无法在译入语中完全阐释这一文化内涵。对此，许渊冲选用“my formal name was…I was also called…”[6]29这一结构来向译入语读者简要介绍这一传统习俗，卓译“My personal name…,the other name…”[7]2结构与许译相近，杨译“Denoting that in me…”[8]7则是直接陈述名字内涵。此外，许渊冲动态地选用“Divine Right”和“Divine Flame”来解释“正则”和“灵均”两词，一是和上句“bright”和“name”相呼应，二是传递“刚正不阿”和“热情洋溢”之意，虽与原文略有出入，但却是考虑到译入语读者认知、平衡交际语境和文化语境之佳作。

基于此，典籍英译，尤其是诗歌英译，可采用顺应论翻译原则来进行词汇和语篇的处理。具体而言，译文语言需基于原文语言结构、语言语境、交际语境和文化语境作出动态顺应。下文从《离骚》中的文化负载词出发，探析顺应论原则在英译过程中的具体运用。

三、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将文化负载词分为生态学、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及语言文化负载词[11]。在《离骚》一文中，负载词出现的频率依次为生态文化、物质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和社会文化。魏晓红将语言翻译中的文化语境分为表层文化语境和深层文化语境，前者体现文化共性，是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后者体现不同文化的个性，是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译者需要顺应文化差异才能实现成功的交际[12]。介于此，下文试将生态文化和物质文化负载词归类为表层文化语境词汇，将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负载词归类为深层文化语境词汇，并引用顺应论探讨其翻译方法。

(一)表层文化语境词汇

因为该类词汇有一定的文化共性，原语和译语在语言和文化上可能实现等值，译者大多顺应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采用直译法、音译加注法和意译法。

1.物质文化负载词

《离骚》中不乏对楚地生活的描写，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诗中与饮食、服饰、音乐、习俗和交通工具有关的词汇都归为此类。如“椒糈”一词指的是以椒香拌精米制成的祭神的食物，3位译者分别译为“peppered rice[6]43(许译)、Ash Flowers and ground fine rice[7]24(卓译)和spiced rice[8]29(杨译)”，许渊冲的直译法既顺应了语言结构和交际功能，也可以被译入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又如“恐皇舆之败绩”中“皇舆”一词指的是“皇家的马车”，许渊冲和霍克斯采用直译法，译作“royal cab”[6]31和“chariot of my lord”[9]51；卓振英和杨宪益则采用意译法，取其引申义，译为“the Sovereign”[7]4和“my sovereign's sceptre”[8]9。笔者认为，直译法既可以传递本味，也可以让译语读者靠近原文，而霍译“chariot”一词相较许译本“cab”则更添一分古味。

2.生态文化负载词

生态文化负载词指与生态文明相关的地形地貌、动植物物种和资源能源等，此处主要介绍《离骚》中最常见的两类意象：地理类和植物类。

诗中大量的传说和虚幻地名是翻译的一大难点，如“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中的“苍梧”和“县圃”分别指古代区名和传说地名。“苍梧”约指湖南九嶷山以南区域，但考证不明，许渊冲意译为“E’regreen State”[6]38,既传递出这是地理类专有名词，又取“苍”之韵味；卓振英直接音译为“Cangwu”[7]16。“县圃”，即“悬圃”，是传说中的神仙居所，位于昆仑山顶，许渊冲译为“the mountain’s crest”[6]38，卓振英译为“the Garden of Xuanpu”[7]16。从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来看，许译略胜一筹。卓振英对于地理类词汇大多采用音译法或音译加注法，兼顾了文化和语言信息点，如“沅、湘”译作“the Yuan and Xiang Rivers[7]15”,“咸池”译作Pond Xianchi,the sun’s bath[7]19。但笔者认为一些虚拟的地名无需一一对应，否则会给译入语读者增添阅读障碍。

《离骚》中“花草树木”等意象累计有30余种，常见的“兰和蕙”的出现频率更是高达10余次，更有一些当下已经无法考证的仅存于古书中的香草词汇。屈原选用“杜蘅、留夷、揭车”等香草意象和“菌桂”等香木意象来寓意“高洁、正直”；用“萧艾、茅菉葹”等恶草代指“卑污、低俗”。如“江离和辟芷”均是香草名，分别被译作“sweet grass by riverside”[6]29(许译)、“Selinea and Angelica”[7]2(卓译)和“Angelic herbs and sweet selineas”[8]4(杨译)。其中，许渊冲采用释义法来翻译植物类词汇，顺应译入语读者的认知结构；卓振英和杨宪益则采用借译法，让译语读者在头脑中形成类似的植物意象，但读者认知能力存在差异，且英译本中的植物意象与原文意象存在差异。又如，“扶桑”是古代传说中的神树，许译为“a giant tree”[6]39，卓译为“Fusang”[7]18，杨译为“the brake”[8]25。若仅音译为“Fusang”而不添加注释，则容易使译语读者产生阅读障碍。许渊冲的释义法虽忽视了原语文化，但充分考虑到交际语境和读者的接受能力。

(二)深层文化语境词汇

该类词汇体现文化的差异性，译者应综合考虑文本内和文本外因素，顺应交际和文化语境，尽可能地引介原语文化。因此，在处理宗教文化词和语言文化负载词时，译者大多采用意译法、创译法和增译法。

1.宗教文化负载词

楚地巫风盛行，《离骚》中有大量与意识、信仰、神话、佛教和巫文化有关的文化词汇，它们展示了楚地的宗教文化个性，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有很大差异。

以“指九天以为正兮”中的“九天”为例，“九”是最大的数字，故“九天”指“天之极高处”。许渊冲将其增译为“Ninth Heaven high”[6]31极为妥当；霍译为“ninefold heaven”[9]62，给读者“九重天”之感；卓译为“providence(上天；天佑)”[7]6，容易使译语读者联想到“God”；而杨宪益选用“celestial spheres(天界)”[8]9这一短语，也与原语内涵有出入。又如，“巫咸”为古代传说人名，王逸注“巫咸，古神巫也”。许渊冲采用意译法将其译作“the wizard”[6]43；杨宪益将其译作“the wizard great”[8]21；卓振英则采用音译加注法译为“Wu Xian the Diviner Great”[7]24。从诗歌意境和语言结构来讲，许译更佳。可见，译者为顺应交际和文化语境而综合采用增译、意译或直译等翻译方法，以传递中国特色文化内涵。

2.语言文化负载词

《离骚》中除了大量的楚地风俗文化词汇以外，还有许多颇具中国特色的古语词汇。

以“庚寅”为例，它是中国干支纪法中计算年份的一种说法，在古代颇为流行，但因汉语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故无法完全向西方读者介绍这一信息。基于西方读者对十二生肖有一定的认知度，“寅”又对应十二生肖中的“虎”，许渊冲顺应译语读者的认知能力，将其简译作“Tiger’s Day”[6]29。霍克斯和卓振英主张保留译语文化，采用音译法，将其译作“the day keng yin[9]39和“the day of gengyin”[7]2，但未加注释，容易造成读者的阅读障碍。又如，“蛾眉”一词原指像蚕蛾的触须一样好看的眉毛，后代指姣好的容貌和美女。许渊冲结合上下文语境，将其创译作“my beauty”[7]34，方便读者理解和接受，霍译“my delicate beauty”[9]47亦是如此；卓译和杨译采用“brow”[7]8和“eyebrow”[8]10来翻译该词，与原语内涵相悖，亦不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方式和理解能力。

典籍英译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肩负着重大的使命。《离骚》中极富特色的语言风格和文化内涵要求译者进行动态顺应，尽可能地传达中国传统文化内涵。顺应理论尚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但语用学与翻译学的结合势必对文学作品英译起着很强的指导意义。表层文化语境词汇具有文化共性，如物质和生态文化负载词可以在译入语文化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表达，译者可以使用直译法、音译加注法和意译法来处理；相反，深层文化语境词汇具有文化个性，如宗教和语言文化负载词很难在译入语文化中找到相似的表达，建议采用意译法、创译法和注释法。综上，作为“文化使者”，译者应动态地顺应语言结构、语言语境、交际语境和文化语境，综合使用各种翻译方法，以最大限度地传递《离骚》中的华丽语言、诗体结构、文化意蕴和诗人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