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静，王莲英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社会科学研究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国家里的各民族肯定这个国家对自己生存和发展价值的那种情感和观念。”[1]12它“表现为人们对江山故土和骨肉同胞的深切热爱，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高度珍惜，对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休戚感、使命感以及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2]。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中，“家、国、天下与自己之一身，有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对之负有连带的责任感”[3]。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一再妥协退让，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这激起了全国各民族的爱国热情。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著名史学家朱希祖在日记中记录下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在其日记中，朱希祖始终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辱，强烈批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建立的伪满政权有清醒的认知，对汪精卫的狼子野心和倒行逆施十分痛恨。他还时刻关注国内外战争时局的变化，体现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在朱希祖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一个爱国史学家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情怀。

一、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批判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当日本占据中国大片国土导致民族危机迫切时，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有对外对内两方面的含义。对外是指对日本的侵华采取妥协和退让的方针；对内是指对人民的抗日言行采取镇压、扼杀的手段。”[4]77“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短短4个月日本侵占中国从山海关至黑龙江总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5]539在东北沦陷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蒋介石却在忙着镇压国内的革命力量，这无疑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此时的朱希祖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他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忧心如焚。1932年10月9日，他与长子拜谒中山陵，路过明太祖孝陵时感叹：“太祖破纳哈出，平定东北，丰功伟烈，实可钦佩，今则不战而将东北三省之地拱手纳于异族，诚对民族有愧矣。”[6]150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东北地区沦陷，东北人民被日军蹂躏，朱希祖心如刀绞。在继续参观无量殿时，朱希祖听闻国民党政府将于此处建立将士墓和革命纪念馆，“极铺张扬厉之能事”[6]150。“夫内战而胜不足铭其武，外战而败不足纪其功，彼善于此，则殉国之烈较足多矣”[6]150。在国家危亡之际，国民党政府还在斥巨资标榜其革命功绩，这让朱希祖很是气愤。

在侵略者极度猖狂之时，中华民族内部本应放下矛盾一致对外，而国民党当局还在以“安内”为原则，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1933年4月30日，朱希祖听闻关于广东省的防御建设：“据伦达如言，广东费数千万金在南岭湘赣边境筑极坚固之防御工事，梁嘉彬言广东政府在广州郊外数十里东北西三面皆预掘战壕”[6]260，广东政府注重对内部的防御，却忽视海上防御设施的建设。“由此观之，防内而不防外，盖海上对外之防御设备毫无设施，欲国之不亡何待？至其内政，余更不欲言矣。”[6]260朱希祖对于广东政府防内而不防外的政策深恶痛绝，认为在亡国灭种危机时刻，国民党的行为是亡国之道。1933年5月13日，朱希祖在日记中写到：“盛传蒋总司令撤退滦东及张家口军，与日妥协，将专力平两广。此谣言虽不足信，然中央任命陈济棠、白崇禧为为剿共南路正、副司令，彼皆无意剿共，反任陈友仁为西南政府外交专员，为组织政府之先声。”[6]268“蒋介石始终以国力不足，准备不够为借口，声言不能抗日，但却以数十万，最后达到百万的兵力，围剿江西等地的红军，炫耀其武力于世界。”[4]80朱希祖对国民党当局不团结全民族进行抗战，反而把主要精力用于剿灭共产党的行为相当失望，“重视内讧而轻置外患，国亡无日矣”[6]268。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之后，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其内部并未真正统一，军阀分裂割据形势严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剑拔弩张。“国家将亡，尚欲阋墙不已。共御外辱，已难图存，而割据者尚欲各怀私见，争欲自作附庸国主，其肉尚足食哉！吾国亡于武夫割据之手，一究其实，前途何堪设想？”[6]559国家内部四分五裂，日本侵略者日益猖狂，割据者各怀己私，朱希祖“忧心如焚，不能阅书者竟日”[6]559。

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朱希祖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很失望，对国内割据势力的斗争忧心如焚。他认为在严峻的外患面前，中华民族应该团结一致共御外辱。

二、对伪满洲国的历史分析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东北3省，并以末代皇帝溥仪为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伪满洲国建立之后，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侵略势力按照其‘表面上由中国统治，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的如意算盘，利用这个傀儡政权，展开了疯狂的经济掠夺。”[5]108作为著名史学家，朱希祖不是就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以历史关照现实，以史为鉴，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作用。朱希祖在1934年7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观《叛臣传序》，谓金之立张为楚，立刘为齐，皆承辽之旧策，无非以中国人杀中国人而已。由此推之，晴初之平西、平南、靖南三藩，今之伪满国，皆师此故智也。”[6]376他认为伪满洲国与历史上“伪楚”和“伪齐”政权无异。“日本帝国主义在策划建立伪满洲后，便开始公开地、有计划地和大规模地进行对中国东北的掠夺和控制活动。为了把东北变成它扩大侵略的战略基地，输出资本、倾销商品、掠夺资源的重要场所，从一开始便着手拟定殖民地经济政策。”[7]朱希祖敏锐地察觉到日本人扶持伪满洲国的目的就是要以华治华，将东北变为其殖民地。

为了向国人昭示日本建立伪满政权背后的阴谋，朱希祖开始积极考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中的《伪齐录》和《伪楚录》，从历史中寻找伪政权案例，以期对揭发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有所帮助。在《伪齐录校证》的自序中，朱希祖表达了辑录此书的目的。他谈道：“此虽小史，所以不惮劳卒，为之考订者，良以伪齐之事，今世可资借鉴，强邻狼吞于外，奸回蟊讧于内，如尧弼者，诛绝乱贼，斡旋国交，百世之下，另人兴起，吾愿读此书者，潜神默会焉可也。”[8]366朱希祖以史家独到的思维对伪满洲国的性质进行了深刻分析：“伪国之责，不在保守已得之旧境，而在开辟未得之新疆，非是即有废斥之虞。”[8]370事实证明，朱希祖的见解是正确的。日本侵略者的目标不仅是东北，在东北沦陷之后，他们又将目光锁定华北，进而想将整个中国变为其开疆扩土的殖民地。“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日本法西斯便迫不及待地向华北扩张”[9]，“吾为此惧，故既考证《伪齐录》，又辑补此《伪楚录》，以昭操纵伪国者处心积虑之险，而同国之自相屠戮者，愿各鉴此前车焉”[8]370。阅读《三朝北盟会编》时，朱希祖看到作者对于曾经事伪楚政权的叛臣“立格定罪”，对此深有同感。“当时诏语有云‘甘心二姓之庭，冒宠百僚之上’。今之伪满诸臣亦当视此。”[6]387朱希祖尊崇民族气节，认为变节之人是可耻的，伪满洲国君臣较之中国历史上的伪楚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上的伪楚和伪齐政权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在性质上多有相似之处。朱希祖以史学家的眼光和判断，对日军建立伪满洲国的目的和性质进行了深刻分析，希望唤醒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提高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警惕性，体现出高级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下的清醒认知和历史责任感。

三、对汪精卫叛国行为的批判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汪精卫及其汪伪政权的投日叛国行为被中国人民所唾弃。他们卖国求荣，以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来满足一己私欲，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

1939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于次日和日本政府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卖国条约，公开叛国。“汪精卫公开叛国后，全国群情激愤，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元旦召开紧急会议，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10]3592这在朱希祖的日记中也有所记录：“1939年1月2日，本日报载汪兆铭开除党籍，因彼潜逃香港，通电赞成敌相近卫声明，力主和议，违反党纪国策。”[6]971对于汪精卫所谓的“曲线救国政策”，朱希祖分析：“今之当局联合英、美、法、俄以抵抗日本，以求免于灭亡，不失为一种国策，而汪氏早主联德、意，故不惜与日讲和而为日之附庸，盖失意政客欲得政治实权，故冒险而出此。”[6]971汪精卫投降日本的汉奸行为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政治权力的私欲，这是投机政客的行为。“他若孙科之挟俄以自重，朱家骅之挟德以自重，皆为自己地步，然尚未敢于当局对抗。汪氏此次举动实与当局对抗，将来倒行逆施，不知其极，若日本挟之以为傀儡亦属可能。”[6]971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登场，汪精卫就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和行政院院长，同年11月29日正式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伪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同时解散。日本扶植汪伪傀儡政权主要就是为了在政治上稳定对占领区的统治，在经济上进一步掠夺华北地区的各种资源，以此来支持其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

“汪精卫一贯以反共自诩，投降日寇后更以反共邀宠于主子。”[10]35951939年4月，朱希祖从某军政治部职员陈绍禹处得到消息，“汪精卫遣人在沪招募兵士，组织反共军，以谋内乱”[6]1036-1037，“此消息如果属实，则汪必以此为南京伪组织首领，而助长日人以华制华之毒计矣”[6]1037。汪精卫弃民族大义于不顾，甘愿做日本侵略者统治中华的工具，热衷剿共以讨好日本帝国主义，遭到朱希祖的强烈痛斥。在与王旭初等好友谈论时局时，朱希祖对汪精卫进行了强烈谴责：“旭初言汪精卫近欲组织反共军，以与当局为难，视国事为儿戏。北伐时蒋反共，彼容共；今蒋联共以抗日，彼乃反共以联日。总之以夺政权为目的，而不惜牺牲国家以达一己私欲而已。”[6]1036朱希祖对汪精卫的叛国行为看得很透彻，分析得很正确。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背景之下，汪精卫倒行逆施，始终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甘愿充当日本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最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公敌，是抗战史上最为耻辱的一笔。

四、对国家战争时局的忧思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的战争形势日益严峻，前方战事吃紧，朱希祖在大后方时时关注着国家战局变化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他的日记中几乎每天都记录战事发展情况和自己的所思所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个人的悲欢荣辱已经与国家融为一体。1938年2月23日，朱希祖通过阅报了解到“京汉战线黄河北岸各县均失，晋南亦危。英将与意联合，欧洲大局有重大变化，中日战争亦将受其影响”[6]859。国际战争局势的走向对中日战争局势的变化影响重大，朱希祖积极关注国际政治军事格局变化的目的也在此。当时，国内很多人对时局存悲观心态，对抗战也渐渐失去了信心。在与平湖的张亮丞畅谈时局后，朱希祖在日记中记录下“彼甚悲观，谓国际形势甚坏，汉口若失，大势去矣，极难再支持云云”[6]859。张亮丞的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局势的发展确实不容乐观。朱希祖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寻求救难之良策。1938年3月至5月间，朱希祖分别就道家、儒家和法家消灭战争的方法进行演讲，希望从中国古代历史中寻求止战的方法。同年5月19日，朱希祖“阅报知徐州已将放弃，所谓由内线作战一变为外线作战也”[6]890。他对当局的作法很失望，认为徐州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军队的协调性不足。“此役当局轻视南段敌，而注重北段敌，毕竟失败于南段。惟南段所调各路军队，不能如期达到指定地，如四川等军队牵延不出，实为此役失败最大原因，可浩叹也。”[6]890朱希祖对战争局势的分析也许不尽正确，但显示了一位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对于战局的思考。前线战事的节节失利与国民党内部的军政腐败不无关系。朱希祖认为国民党“有名无实，军政染污，凡百设备皆事虚报克扣。如此治军，焉而得不败，所谓上下相蒙，无道揆法，守贼民兴，丧无日矣”[6]947。国民党名义上为了军事需要对百姓进行掠夺搜刮，苛捐杂税严重，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各省农民搜刮一空，农村破产，四川尤甚，赋税预征至八九十年。重庆大都会商业为全省冠，而街衢日有饿毙者，乡间尤多，十岁左右儿童即荷重物谋生。”[6]950为补充军源，国民党军强牵壮丁当兵，百姓苦不堪言。“如此而欲民信任政府，舍身为国，何可得哉？”[6]950朱希祖认为国民党“平日逼民不能聊生，临难责民以爱国”[6]950的行为是亡国的前兆。在民族危亡之际，百姓对政府失去信任，政府失去民心，国家又如何能走出困境！

国际局势风云变化，朱希祖认为“今日之世界亦一大战国也”[6]909，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外交都是以利益为基础条件。中国作为一弱国，随时都可能成为利益牺牲品。“英国屡卖弱小国家以自保，我国将来亦不知所届矣，可危可虑。”[6]928当时西方的绥靖政策已经为中国敲响了警钟，朱希祖认识到中国应当具有独立抗战的意识，不依附于强国的支援，只有自身强大起来，最终才能免于受制于人的悲剧。“内政不修，外交不善，而专恃兵以抗强国，强民氓血肉之躯以挡暴强炮火，虽广土众民，终恐为恶虎之麋鹿也。”[6]913朱希祖以史学家之思维透彻分析国际局势，对国家未来的发展走向思考得也很深入：“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要生存下去，只有让民族的肌腱强起来，才不怕别国的欺辱；那种企图和敌国谋妥协，讲和平，或者指望国际社会来伸张什么正义的想法，都只能是与虎谋皮的天真幻想。”[1]316在大轰炸期间，朱希祖对国际时局进行分析，并在日记中大篇幅阐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其中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有些认知甚至具有科学的预见性。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中国的抗日战争亦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世界的战争态势与中国的战争局势密切相关。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壮大增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朱希祖对国际时局的关注正是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照。

五、爱国主义情怀引导下的阅读实践

1938年，朱希祖寓居在枣子南垭马鞍山蔼庐后院。“当时重庆亦非安全之地，日军已经对重庆地区进行了袭扰和试探性轰炸。”[11]中日战争形势严峻，国民党在军事上一再失利，日军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时局暗淡，国家命运堪忧，朱希祖忧心如焚。在1938年1月期间，朱希祖购买和阅读了一些佛学典籍，如《大乘百法明门论议记》《摄大乘论》《摄大乘论疏》及《佛家哲学通论》等。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湘病死于汉口医院，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违法乱纪被依法惩治。朱希祖认为刘湘治川相较于韩复榘治鲁的劣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死是因果报应。朱希祖倾心于佛家典籍，以此消遣愁绪，探究生死之道，从佛学中寻找心灵慰藉和活下去的希望。他认为，无论是日本侵略者还是国内军阀势力，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在日本侵略者的轰炸下，重庆人心惊惶，这时阅读佛家典籍也不失为朱希祖在形势暗淡下的一种主观寄托。

从1938年9月起，朱希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类著作，希望从西方哲学著作中探寻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寻找应对当今战乱局势的对策。他仔细阅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很可行。“余谓今后治历史当创一历史心理学以为研究方法，而以价值哲学为批评方法。”[6]921由于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很难读，朱希祖又辅之阅读了很多心理学著作，如《心理学大纲》《现代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史》等。此外，他还通读了《哲学概论》《哲学通论》《价值哲学》《实用伦理学》以及《超人哲学浅说》等哲学著作。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朱希祖认真研读黑格尔哲学及尼采的超人哲学，想通过学习西方哲学来了解西方国家的社会心理，以期对本国的战争局势有所帮助。国家垂危之际，朱希祖深恐亡国灭种危机，还曾寄希望于尼采的超人之说来挽救国家危亡。作为抗战大后方的知识分子，面对被日本侵略者破坏得千疮百孔的国家，朱希祖恨不得以老迈之躯弃文从武，上阵为国杀敌。在一次从储奇门渡江时他曾发出“滔滔江水东流，恨未能击辑从征也”[6]883的感叹。1939年，世界战争局势变化诡谲，国内政治经济局面惨淡，这时朱希祖又将阅读的目光集中在政治和经济学类。他先后阅读了《政治学概论》《社会法则》《政治思想之变迁》《现代政治之科学的观测》和《经济学说史》等，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这一时期朱希祖拓宽自己的阅读视野，学习政治经济学知识，积极地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发表自己的见解，希望对国家的发展有所帮助。

作为史学家，朱希祖的学术研究偏重于文献考据学，他认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对于当前的国难没有太显性的帮助。他曾反思自己的治学，“余治学无恒，十余年前购读之书弃置如此之久，游心琐碎之考据，所得皆断片之知识，于身心家国无所损益”[6]938，“今吾国家垂危，人才不足以救济，未始非学术不兴之咎也”[6]938。他认为学术研究应该经世致用，关注社会现实。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国家需要救时之才，朱希祖迫切希望实现其学术报国之志，以学术服务于国家社会。这段时间他积极拓宽阅读视野，广泛阅读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希望为战争破坏下的中国寻求救济之法，他的阅读实践体现了国难之时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但现代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与以往人们出于本能地反抗或盲目地排外有很大不同，而是强烈的感情与冷静的理性相结合的产物。”[12]正因为将感情与理性结合，知识分子能够做到从整个民族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家族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去爱国和救国。朱希祖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屈不挠，坚持工作，为抗战服务。他主张全民族团结抗战，共御外来侵略；痛诋卖国投降，支持民族抵抗；表彰民族气节，弘扬民族精神，充分体现了国难面前中华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大义观念。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重庆长期遭受日军的狂轰滥炸，朱希祖也是受害者中普通的一员。他亲身经历了这场残忍的轰炸，每天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然而，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不但没有将朱希祖吓倒，反而激发了他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在生命尚不能保全的情况下，朱希祖仍然忧思国内外时局的变化，分析战争局势的发展。“历史学家是知识分子当中最富于忧患意识的一群，对历史的深刻体认，使他们对现实也有着更为敏锐的洞察。”[1]7作为一思想深邃的史学家，朱希祖在恶劣的环境中静思国家民族的前途，并通过广泛阅读大量其他领域的书籍来拓宽思路，积极寻找救国之策。他渴望从历史中寻找国家未来的出路，以古鉴今，以期对当下时局有所启示。这一时期，朱希祖的史学研究以为现实服务为目的，讲究史学的经世致用性，同时又针砭时弊，批判现实，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