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宬斐，杨传鑫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19 世纪，西方列强发动的鸦片战争不仅是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是成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记忆里一段惨痛的记忆和一个特殊符号。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了应对这个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无数仁人志士殚精竭虑、上下求索，背负着现代性的探索以及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在对西方政党现代性“移植”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了诸多的问题与困境，这也促使了他们的政治视野转向，从对西方政党的现代性“移植”转向了本土化政党的现代性“再造”，从而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发现了政党现代性探索的正确道路。

一、百年变局：世界走向中国的困局

自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世界列强的胁迫下被迫打开了国门，开始面向世界。从此，世界开始走向中国，中国也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谋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进行了各种尝试，但是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基本上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标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上的层层叠加、演进，中国始终处于世界的边缘位置。可以说，早期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的现代化是属于“被动输入”型的现代化，直到“五四”时期，这种“被动输入”的现代化进程才得以彻底改变，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不再是将西方的现代性强行复制到中国自身，在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冲击时，中国也开始有了现代性回应。尤其是在“五四”前后，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救亡图存”“启蒙”“民族复兴”与“国家建构”等行为进行自我更新和国民性改造，尝试再造作为社会存在和政治存在的中国。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将此描述为“冲击-回应模式”。尽管众多学者均对“西方中心观”下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了批判，但“西方挑战，中国回应”模式已经成为一种研究的范式。中国的现代性回应主要表现为：一是世界走向中国的过程中，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诸多方面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二是中国尝试用了多种方案进行回应；三是西方现代性的冲击给国人的思想观念造成一定震荡与困惑。“五四”前后，国人发现过去几十年不断地学习西方的物器、制度、文化等似乎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果，很多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却完全行不通，中国对西方现代性的“移植”没有取得理想中的成功。此外，中国现代性的探索也与西方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取决于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国家衰败，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发现，在回应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尽管进行了一些变革，但是并没有走上西方那样的富强道路，也没有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中国现代性的探索反而陷入了困境，产生了很多问题；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与国家衰败也亟待应对。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轻易放弃，依然在不断地探索、寻觅，试图寻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来解救中国。

在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中，国人通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涤荡，开始把个人对现代科学、民主与自由的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与国家建构之中。与西方人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追求不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尝试不但要摆脱西方殖民主义以及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还要不断地把人们新的个体性、内在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生产出来；这种现代性的追求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对物器与制度的理解，更多地表现为对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与国家建构的追求与使命，而这可能是西方现代性带来的最重要的冲击与转变，即主要以救亡、革命与解放去塑造一个新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现代性政党探索的缘起

（一）“士绅”阶层瓦解与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兴起

“士绅”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种阶层，其主要包含世族、世家、巨室、门阀、富商等，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士绅阶层走向瓦解，特别是清政府迫于形势，在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对士绅阶层造成了强烈冲击，因为“士绅阶层人员中一大部分人其实是来自于功名取仕制度，科举考试的废除其实是使士绅阶层丧失了生命之源”①。这使得士绅阶层无法通过科举渠道进入官僚体系，其人员数量及社会影响力由此被大幅度削弱，最终走向瓦解与衰亡。一个群体的瓦解与衰亡必然伴随着另一个新群体的产生与兴起。随着传统士绅阶层的瓦解，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并迅速发展壮大，进而逐渐取代了传统士绅阶层的地位。

与传统的封建地主士绅阶层依靠学习儒学典籍、“四书五经”以考取功名不同，新式知识分子更多地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思想、科学、文化教育。这群知识分子出现于鸦片战争后，主要包括国内新式学堂学生、赴海外留学生及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地主士大夫等。洋务运动期间，各种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进入20 世纪后，全国各地兴建的新式学堂数量更是猛增，在新式学堂里接受西式教育的学生和远渡重洋赴欧美日留学学习的学生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多。统计资料显示，1912 年时，“学堂总数增加到8.7 万多所，其中中学823 所，高等学堂122 所，学生总数近300 万人。另有教会学堂学生约14 万人”②。“1905 年留日学生猛增到8000 多人，1906 年又上升到1 万多人，整个20世纪初年，留日学生有两万多人。”③有学者指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到了20 世纪初“人数已有15 万乃至20 万左右”④，这批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在思想认识、道德观念、价值诉求、知识储备和政治视野等方面与传统士绅阶层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他们开始以崭新的面貌与特质走向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二）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政党观建构

在西方政党模式传入中国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没有系统性的认知；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现代性政党的观念逐渐输入进来，他们才真正接触和了解，由此慢慢建构出自己的政党观念与政党理解。其中，章士钊在《何谓政党》一文中指出：“政党者，有一定之政纲、党员，占议席于国会，日伺现政府之隙而攻之，有隙则谋倒之，且取而代之，以实行其党纲者也。”⑤他指出了政党和一般社团的区别在于政党需要相互竞争、政党组阁以及政党秉承一定的政治纲领，开展合法的政治活动等。这也表明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政党政治的理解已经摆脱了把政党定位为传统意义上的朋党与会党，赋予了很多新的内涵与意义。

这批先进知识分子群体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列强，是因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只有依靠现代性的政党先进组织领导才能推动国家走向富强的正确选择。西方现代性政党观念的输入，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视野，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们政党观的构建，也推动了政党组织化的进程。清廷在1908 年颁布了《结社集会律》，废除了“党禁”；这也给当时知识界对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观念、政党纲领、政党运作和政党思想进行规范的宣传提供了大好机遇，有力促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将视野转向政党，构建了新式政党观，从而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政党组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先进知识分子政党组织化的尝试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中。在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方式主要采取两种模式：一是改良，二是革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维系原有体系下的自上而下的变法，保存王权实施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改变旧体制，推翻王权专治，建立新体制。改良和革命派均采取了相同的发展方式：组织新式政党组织，广泛发展组织会员并传播自己的主张与思想。改良派的组织以戊戌学会为代表。戊戌学会是各地建立的由知识分子所组织的团体的统称，主要包括广州农学会、北京强学会、武昌中国公会等数十个学会。组织学会的目的是“以学术为手段，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⑥。革命派建立起的政党组织数量更多，主要包括华兴会、兴中会和光复会。亡国灭种的威胁、现实政治危机的紧迫感及拯救现实危机的急迫心理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更多的公民意识与政治意识，他们意识到广开民智才是最重要的环节。对此，尽管改良派与革命派主张与目标不同，但均采取了相同的措施：组织新式党会，积极兴办报刊传播思想，积极参加社会改革等，这成为政党组织化的开端，更是政党现代性的开端。改良派建立起的学会组织尽管具有一定的政党色彩，但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较为松散，也没有统一的纲领；但是先进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探索政党组织化的正确道路，经过艰辛探索最终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并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政党的“移植”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对西方政党的现代性“移植”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西方政党的理念、架构以及运作经验。李大钊先生曾经指出：“英、美政治纯受政党支配，其政党都有极繁复之机关，极妙之组织。所以势力雄厚，直与政府并驾，甚或称为第二政府。”⑦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方面开始用西方现代政党的思想与理念对传统朋党、会党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尝试对西方政党现代性进行“移植”。

（一）对朋党、会党的现代性改造与扬弃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体制中存在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这就是朋党。朋党不仅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也是理解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演化的一把重要的钥匙。朋党一般以血缘、地缘、师缘等方式建构起组织形态。在清朝末期，作为民间秘密团体的会党如天地会、哥老会等朋党影响越来越大。这些党派主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后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这些党派组织也体现出一些反帝反封建特征。尽管朋党、会党都带有一定的党派性质，但其实质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

为了推翻清廷，实现救亡图存，早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对传统的朋党、会党进行现代性的改造，采取西方现代式的组织、领导方式来进行改造，目的是促使朋党转向革命阵营中来。晚清社会形态的巨变导致了中国政治生态也发生了变迁，先进知识分子将西方政党观念与传统的朋党、会党进行糅合，对其进行现代性改造，在保留其菁华的同时，剔除了封建糟粕，取得了一定的改进。例如兴中会、中国同盟会、中华国民共进会和致公堂等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传统的朋党、会党开始向现代性政党转变。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孙中山先生对海外洪门会党的争取和改造，争取到了该会党的支持并实现成功的改组，团结了绝大多数成员走向革命。其他会党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张澜、司徒美堂、朱学范等，最终也在历史的涤荡中完成了从会党领袖到民主党派领袖的转换。

（二）对西方政党的现代性“移植”

清末民初，各类政治团体纷纷改组，掀起了一股建党高潮。政党如春草怒生，多达数百。从此，中国也迈入了世界政党发展的时代潮流中，一时间，在东方古老的国土上，各种政党纷纷成立，“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⑧。民国初期主要是借鉴西方现代政党模式，采取对西方政党的现代性“移植”，如中华民国成立时设置的行使议会职权的临时参议院等。各政党通过选举产生执政党并确定参议院席位，选举产生的国务总理与各部总长共同组建内阁作为行政中枢，辅佐临时大总统处理国家政务。在当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政党有1912年3月成立的统一党，1912年5月成立的共和党，1912年8月成立的民主党等。各党派同时还通过创办报刊、发表政治纲领、演讲或辩论来宣传政见，争取选民的支持，党派间相互监督，试图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统计资料显示，“武昌起义半年后，全国报纸由10年前的100 多种，陡增近500 种，总销量4200 万份，其中1912 年2 月向北京民政部进行登记的报纸就多达90余种”⑨。众多党派均将报刊作为舆论工具，在创办的报纸上宣传主义，发表政见，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压迫，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众的思想启蒙，推动着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制方向发展，也使得宪政与民主的政党政治观念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主要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起政党内阁，建立起一整套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并以此推动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清末民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对西方政治观念和政党制度的学习和模仿“希望组建政党和进行政党活动，使中国出现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两大政党竞争的局面，来推进共和宪政的建设”⑩。无论是对朋党、会党的改造，还是效仿西方政党建构的中国同盟会，包括其后成立的诸多党派，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政党的现代性“移植”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使政党政治观念广为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

四、政党“移植”的现实困境及现代性反思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对西方政党的“移植”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现实困境，即如何将政党现代性与在地性、民族性充分结合，控制好“党争”与“党私”问题，并获得广大民众的合法性认同与支持，这是摆在当时中国这批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艰巨任务。

（一）政党“移植”的现实困境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尽管对西方政党的现代性“移植”进行了很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移植”过程中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困难与遭遇，主要表现在：

一是政党恶斗取代了党派间的良性竞争。在西方多党制下，各党之间虽然属于竞争关系，但竞争在法治规约下有序开展，各党之间能够平等竞争和相互监督。然而，在“移植”过来后，政党间的良性竞争却演变为了政党恶斗，尤其是在民初年间表现十分突出。政党之间缺乏良性竞争，往往不把对方看成同一政治体制下的对手与伙伴，而是看成需打压的敌手。章士钊曾经发文指出：“今之政党之弊，正坐在是。其纷纷扰扰以政纲相号召者，八九皆政治主眼也，非政纲也。”

二是政党之间缺乏宽容机制。宽容机制是现代政党运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机制。在建设现代政党体制与政党内阁时，容忍异己力量的合法存在是最基本的条件。任何一种现代政党如果不宽容政治对手，无视他者存在，就会失去外部的牵制与规约，走向专制，走向衰败。陈炯明在当时十分担心当时的国民党状况，他认为当时国民党的做法是“必欲高唱党外无党，其结果适得党内有党”。他担心这种“党外无党”现象最终可能会走向“党内有党”。陈独秀先生也指出：“中国无论何党何派，自己甘心在野，容忍反对党执政的雅量，实在缺乏。这种状况不改变，国家政治绝无前途和希望。老实说一句，一碗饭要大家吃，若想一人独吃，势必大家争夺，将饭碗打破，一个人也吃不成。”

三是共和政体与政党内阁体制探索步履艰难。西方多党制能够有效运行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西方多党制确立之前就曾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多次思想大解放运动，落后的封建势力与观念被成功地铲除与摒弃。在中国国内，尽管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涤荡，但封建专制势力依旧存在，封建专制势力的顽固反扑使得新生的共和政体与政党内阁体制走向夭折。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铲除清朝封建贵族势力，随后又爆发了张勋复辟的闹剧，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尽管复辟行为仅持续了12天，但以此为节点标志着共和政体与政党内阁体制失败，各大派系的制度之争、政见之争，均演化为赤裸裸的军事冲突。

如何将西方政党制度引进来，并结合具体实际加以有效改进、为我所用，是当务之急。章太炎先生曾提出“诛政党”的建议，他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当时中国多党混乱的深刻忧虑。他指出：“苟我夏齐民，不忍亡其宗国，赫然振作，以恢九服，中国既安，各依其见为政党，内审齐民之情，外察宇内之势，调和斟酌，以成政事而利国家，不亦休乎？”章太炎先生希望通过充分学习和借鉴西方政党政治的运作，中国的政党政治方能够步入正轨，足见其对中国政党制度建设的深切期盼。

（二）政党“移植”带来的现代性反思

在当时，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尝试“移植”西方的政党模式，这种尝试却纷纷走向夭折，陷入困境。康有为、梁启超曾希望中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但是“百日维新”的失败标志着他们的努力付之东流。孙中山曾尝试采取“改良政治”模式，最终失败了；之后又尝试走“政党政治”道路，却又遇到了困境。他们在对政党的“移植”过程中，基本上都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即“把中国现代化归为一个移植西方现代性而摧破中国传统的简单的‘西化’过程”。针对当时党争乱象，章太炎先生就颇为忧虑，认为：“今日人情偏党，省界亦深，政党未成，一人秉钧，其乡人又连茹而至，草创之初，诚无善术矣。”现代性“移植”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如何有效控制“党私”问题。清末民初政党政治虽然表现得十分活跃，但依然有一些旧党、旧官僚之党棍误解或歪曲政党政治，以个人意气和私利肆意干涉政党政治运作，一旦遇到意见相左者就拆台、攻击。民初，政党政治实质上并未与封建党争完全划清界限，政党政治运作过程中易受到个人恩怨与私人利益的主导。李大钊认为，“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正如李大钊先生认为的那样，民初政党活动存在严重的“党私”，即“争意见不争政见”，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政党政治中表现十分突出。在当时，政党不能把政党价值追求和国家、民族利益有效结合起来，政党活动不能在宪政规约下有序展开，这也是近代政党组织与传统朋党、会党的根本区别所在。

二是如何处理“党化”与“化党”的关系。现代政党在创建时的前提条件就是要解决好“党化”与“化党”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党化”问题，即借助于政党，用政党来领导国人除旧布新，这也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解决“党化”的前提条件是要搞好“化党”，即如何解决好政党自身现代性问题。李大钊先生曾分析：“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陈独秀先生也指出“化党”的任务十分迫切，指出政党只有解决好自身的改造问题才能有效改造社会。他指出：“政党不改造，政治绝没有改造的希望。”他还进一步强调：“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蔡和森与毛泽东也主张政党需要接受训练与改造。蔡和森还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党的组织与纪律建设，“必如此才能养成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这反映了当时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着手于如何运用政党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三是如何有效处理政党建构与国家建构的关系。在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看来，无党则无国，现代国家需由现代政党来缔造。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其纲领就十分明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即以党立国、以党创国。十月革命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就对俄国如何以先进政党组织领导民众建构新国家十分向往。他说必须“将党放在国上”，认为“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这也与中共初创者的想法一致。李大钊先生也认为要成立“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才能将政党利益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现实境遇，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需要一个社会主导力量担当重任，那就是用现代性政党领导社会大众进行革命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专治建立新的国家。

五、本土化政党的现代性“再造”

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进行本土化政党“再造”的前提是引入了西方现代政党的概念，加以解释和传播，然后通过实践对这一概念不断改造，使其更适合中国社会具体实际，即“从事于根本之改造”，这样才能真正领导国人改造中国社会现实。在经过“五四”后，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在“党化”与“化党”的“移植”与“再造”的推演与实践中，逐步找到了以先进性政党组织领导国人改造中国社会建立新国家这一有效路径。

（一）“五四”期间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在清末时期，中国出版的一些刊物中就曾提到过马克思主义。例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1902 年）就提到了麦喀士(即马克思)并称之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将目光从西方转向俄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918 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赞扬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爆发后迅速波及全国，学生和工人成为此次运动的主力军。1919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因此李大钊被喻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指路人。尤其在“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新思想，而且更是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作救国救民的武器而广为接受。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一种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法宝”，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从零星、琐碎的介绍变为集中的宣传和系统的讲解，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浪潮。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新式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建构

清末民初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用什么方式救国救民时，将目光转向学习西方政党的治国理政经验。由此，在国内开展了“政党内阁”的实验。但这种政党思潮在实践中并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国家依然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乱中。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经历“五四”的激荡与洗礼后，毅然放弃了模仿西方“政党内阁”模式，尝试建构新的政党观。他们认为只有组建先进的政党，才能真正率领劳苦大众彻底改造社会，因此需要面对现实，建立“图根本之改造”的先进政党。“五四”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潮三次大论战的洗礼。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反动本质；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明确了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确信社会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政治学说和先进的科学理论，并能够指导苦难的中国；在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真正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廓清了当时知识界的认识。通过三次大论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初步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观，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且开始尝试用政党训练民众，以政党来改造社会。

（三）俄国建党模式的借鉴

俄国十月革命作为世界事件，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作为一个榜样与形象，不仅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而且加速推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政党再造。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在建党组织原则上，只有充分借鉴列宁建党原则，按照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要建立起一个真正集中、统一的组织，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列宁所提出的建党原则是由俄国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可以说没有列宁建立起的集中、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俄国建党模式给予了中国知识分子很大的启发与动力，使其明确了只有建立高度集中、组织严密、上下统一的新型政党，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领导工作，才能走向革命的胜利，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俄国建党的成功经验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学习、研究和借鉴，成功推动了中国本土化政党的现代性“再造”。

（四）本土化政党的现代性“再造”

“五四”以后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流，而中国共产党及其知识分子则成为它的主导力量，这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推动政党的现代性“再造”进程主要表现为：一是各种新型革命团体的建构。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各种思想的涤荡与洗礼纷纷开启了信仰转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武器，并着手促进了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例如，1918 年4 月，毛泽东、蔡和森在长沙发起了新民学会；1919年3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联合发起筹建了北京工读互助团；1919年5月，武汉成立了学生团，随后成立了武汉学生联合会。1919 年6月，上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1919 年9 月16 日，天津进步青年成立了觉悟社；1920 年8 月，上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 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各类新型社会团体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认同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武器，并开始结合中国实际对其进行现代性改造。

二是本土化政党模式建构。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建构。李大钊先生认为先进政党的建构首先要明确政党的性质，即政党是为谁奋斗的，应该为“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再者，政党要具备完善的组织与纪律，即要有“强固精密的组织”。李大钊先生指出：“最近谈Communism 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变革必须有坚强的政党组织以凝聚全国的力量，否则只能是一盘散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吸收与借鉴了俄国建党的先进经验后，尝试构建了自己的本土化政党——中国共产党。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最终成功开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本土化政党模式，促使了新中国的成立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是加强对领导权的争取。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在民族危机下各种爱国力量汇聚而迸发出的救亡运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和领导了这场伟大运动。尤其是毛泽东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两次讲话，提出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五四”发挥主要作用的观点，对于如何正确认识“五四”期间的领导权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五四运动是个关键的拐点，在此之后，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如李达、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王尽美等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另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到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指导中国革命。例如，毛泽东注重从工人中了解具体情况，多次深入到长沙的许多工厂中同工人交朋友。不仅如此，他还为此派人前往安源，到粤汉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展党团组织。中国先进马克思主义者由此认清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重新思考了中国的问题并积极投入紧迫的反帝救亡的斗争洪流之中，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面对21世纪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当今世界各国政党都在加强自身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不断与时俱进，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勇立潮头、奋斗不息，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与神圣职责，努力进取，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断奋斗。

注释：

①汤震：《士绅阶层的转变和士绅文化的延续》，《知识经济》2008年第3期。

②吴廷嘉：《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③李喜所：《我国当代三次留学潮》，2008年7月2日《天津日报》。

④姜义华：《我国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简论》，《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⑤章士钊：《何谓政党：政党政治论之二》，《章士钊全集》（第1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页。

⑥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⑧黄远庸：《铸党论》，《远生遗著》（第1 卷），台北1962年影印本，第209—210页。

⑨钱晓文：《民初政党报刊与政党政治》，《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7期。

⑩王丽英：《论民国初期政党迭兴及其影响》，《北方论丛》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