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诸岛命名研究综述

2020-01-15三亚学院

长江丛刊 2019年34期

■金伟/三亚学院

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学界从各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证，研究南海诸岛的命名就是其中一个方面。现有对南海诸岛的命名研究进行的纵向研究基本按照历史发展的路径展开：对南海诸岛古地名的研究、对清代以来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命名研究以及对海南岛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研究。而对南海诸岛命名进行的横向研究基本根据历史发展中的命名对其数量、类型及意义等展开。

一、对南海诸岛古地名的研究

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和最早命名的。目前学界一致认为关于南海诸岛的命名最早出现于汉代，据林金枝（1992）考证，东汉时杨孚《异物志》一书中记载了“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三国时的《扶南传》提到“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这些典籍中记载的“涨海”即南海，而“珊瑚洲”则泛指南海诸岛。这一点与刘南威的研究一致。从宋代到清代，一般用“石塘”、“长沙”、“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或者“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等来泛指南海诸岛。林金枝搜集了丰富的史料分别对这些名称的出处进行了论证：“石塘”最早见于《宋会要》，12世纪末，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也有记载；13世纪初的《琼管志》第一次出现了“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的记载，后来在元代、明代和清代的史书中发现对南海诸岛的称谓基本沿用了以上这些名称，如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使用“石塘”一名，明代《海槎余录》中使用了“千里石塘”的名称等。刘南威（1996）在列举史料的同时，对各个名称的命名理据进行了分析，比如他认为“石塘”是礁石包围着池塘的意思，这是根据形态特征进行命名的；而之所以称为“长沙”是因为南海诸岛以“沙岛”为主，这是根据岛屿的自然特点进行命名。

除了对南海诸岛的总称进行追溯以外，现有研究也关注对南海诸岛中具体岛屿名称的命名研究。从清代开始，由于航海经验进一步丰富，文献中出现了相当于今天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大群岛的记录，林金枝（1992）和刘南威（1996）的研究一致认为 “南澳气”、“七洲洋”、“万里长沙”和“万里石塘”分别对应今天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此基础上，吴凤斌（1984）和刘南威（1996）还论证了“九乳螺洲”指西沙群岛、“红毛浅”指中沙群岛等。

从现有研究来看，对南海诸岛古地名的研究根据中国历史文献进行的考证较为细致，但是从外国文献进行考证的较少，后续可以加强在这方面的研究使得古地名的研究更加全面。

二、对清代以来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命名研究

随着对南海诸岛开发的深入以及受到国际上关于“国家”、“领土”概念的影响，清朝政府开始重视南海诸岛的命名权。1905年5月，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水师官兵170多人到西沙巡视，为15座岛逐一命名，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为南海诸岛命名。不过《李准巡海图》已散佚，其中的10个岛屿不知道具体指何岛。第二次命名是由当时中国政府成立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定的中国南海诸岛各岛礁中英文岛名，审定公布了132个岛礁名称，第一次将南海诸岛分成四个部分：东沙岛（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刘南威（2017）及广东地名委员会（1987）均承认此次命名的意义：“对维护我南海诸岛的主权起了一定作用”、“是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第一次‘标准化’命名”，但同时也都认为此次命名存在明显不足：完全采用翻译方式以及未继承李淮巡海时对西沙群岛的命名。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第三次命名是在1947年，当时内政部方域司审定南海诸岛地名172个。对于此次命名，广东地名委员会（1987）认为其对于维护我国南海诸岛的主权起着重要作用，但忽视了其中的79个渔民名称。刘南威（2017）对此次命名的审定和地图的绘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且提出了现有命名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审定南海诸岛的原则。我国政府第四次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即沿用至今的南海诸岛的命名于1983年由中国地名委员会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进行公布，此次共公布了284个岛屿名称，并在标准名称后附当地渔民习用名称。

对于1905年以来的命名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类别、命名方式及意义等方面。秦晓华（2016）虽没有明确提出命名类别，但其论述围绕按方言命名、大小命名、用长期积累的生活体验来命名、用岛屿形象命名及以期望命名等类型。许桂灵和司徒尚纪（2018）将地名类型分为地貌类、人物类、借用地名、渔民记名、外国人记录或擅自命名以及其他地名等六类；朱海天（2018）通过对几次命名进行对比增加了方位、岛屿出产、水文特征、反映社会意识人民意愿等类别。在对几次命名的意义评价方面，一方面是充分肯定了这些命名是中国最早开发和管辖南海诸岛的有理例证；另一方面对这些命名的不足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改进建议，如早在1995年，韩振华就提出了译名地名存在的一名多译、一地多名以及一些共称名词不一致的问题；朱晓华（2018）认为部分岛礁地名需要细化和补充命名以及恢复“土地名”，去除外来语影响。

从现有研究来看，对中国政府历次命名的历史背景、命名过程、名称分类、命名意义等方面研究得已较为透彻，不过对历次命名特点的具体分析以及历次命名的对比分析还可继续挖掘。

三、对海南岛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研究

南海更路簿中记载了大量的渔民习用地名，这体现了我国渔民的集体智慧，这也是宣示我国对南海拥有主权的例证，这些地名被我国历代政府采用，逐步编入地方志和官方疆域图中，尤其是在上述政府1983年公布的命名中，将129个命名纳入其中，而刘南威（1996）、丁立福（2013）、朱海天（2018）等大多数学者均认为渔民命名的比例还应继续增加。目前对更路簿中海南岛渔民的命名研究主要围绕命名数量统计、名称释义、命名的意义等方面展开。

陈秋云、黄斌、李骥（2013）等认为南海更路簿记录了我国渔民对南海地区126处岛礁及相关水域的命名，其中西沙38出，南沙88处；夏代云（2016）统计了不同版本的更路簿中记载的名称数量，卢业发祖传更路簿共记载111个地名；吴淑茂祖传更路簿共记载134个地名；黄家礼祖传驶船更流簿共记载91个地名。

对名称的释义基本从两方面入手，一部分是通名释义，一部分是专名释义。通名名称数量较少，对其释义集中在对“峙”、“沙排”、“线”、“门”、“孔”、“仔”、“圈”、“门”等的解释上，刘南威（2005）对通名名称的分析侧重于从地貌上进行，阎根齐（2015）对通名名称的分析侧重于从海南方言入手，丁立福（2013）从文化角度对通名名称进行释义和分析。专名释义更加复杂，因为这涉及到对每个名称进行分析，刘南威（2005）以列举的形式对近一百个具体岛礁名称及含义做了解释；阎根齐（2015）总结了专名命名方式，并在每种方式中列举了极个别名称的具体释义；丁立福（2013）就专名中所含的渔民文化对具体名称进行分类，并在每一类别中典型名称进行详细释义。

关于渔民命名意义的研究与论述是与上述两类研究共同进行的，研究者们高度肯定沿用渔民命名的必要性，一致认为这是捍卫和巩固我国在南海主权的有力举措，并且从各个角度提出应该加大渔民命名在标准地名中的比例，增加南海诸岛命名的“渔”味，减少“洋”味。

从现有研究来看，对更路簿中渔民命名的数量、通名的释义以及命名的意义方面研究较为充分，但是对不同更路簿中记载的名称进行比对、对专名名称的具体释义及内涵分析以及如何进一步扩大在标准化命名中的渔民名称比例仍然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