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强

轰轰烈烈宣扬了一段时间，和俱乐部投资人也有过2019年11月在上海的通气会，以中超限薪为主要内容的“新新规”再也没有了消息。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中国足协以及中超联赛诸多工作仿佛陷入了停摆，此前承诺和各俱乐部沟通的会议被取消;中超联赛2020赛季许多需要落实的准备工作和相关会议被延后，牵涉到联赛以及各俱乐部商业利益的赞助商供应商会议被延期或取消。中超还要继续玩，可制定游戏规则进入了又一次波荡调整。

上至足协，下至各俱乐部，中底层的工作人员最为茫然，不知道此刻和接下来该干什么，更不知道长久的工作方向是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知情和不知情的人似乎个个讳莫如深。有传言，职业联盟推进不利，足协这方面工作已经是远远落后于之前国务院相关时间规划。张力等人领衔的职业联盟筹建小组受到多方掣肘，工作进展远未达标。然而，是否因为职业联盟迟迟不能启动，导致了以联赛限薪为主题的新政不能面世？谁都不能也不愿意确认。

联系到国家队主帅空缺，归化球员数量增加，有关危局中的国家队是否要增加归化球员数量的种种猜测不见答案。中国足球一團乱麻，彼此牵扯，具体工作在拖沓中不见寸进。

足协管理层的调整早已完成，陈戌源和他的团队也早已到位。新一任足协想要在下赛季推行的工作当然是中超联赛限薪，各种规定也早已出台。可是这种“出台”的流程从根本上就难以让俱乐部接受。联赛到底是交由以俱乐部为主体的职业联盟执行具体管理，还是像这一波又一波的新政，年年更新，由足协来包揽一切，这简直成了一个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辩论题。

限薪的目标非常明确：中超联赛的高投入超出其营收能力，已经让这个所谓的“世界第六大联赛”成为一条收支完全失衡的“地上河”。以过去几年中超疯狂的投入水平，这个联赛的经营健康程度根本不具备长久竞争力。所以，控制成本、保证联赛具备长久可持续发展可能性，是必须完成的工作。

然而，在具体工作手段上，限薪是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限薪的具体管理办法由足协提出，要求各俱乐部执行，最终能执行出怎样的境况？一条横亘在战略目标良好、可执行性低微之间的鸿沟出现了。

20多年来，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有过多次联赛限薪令，都是由足协推出，无疾而终，不仅没收到控制联赛成本的效果，反倒滋生了一大堆类似阴阳合同等恶疾，对联赛的健康运营没有起到积极作用。限薪本身可以当作联赛发展阶段的一种短期手段，但限薪的约定和执行以及监督需要联赛主体各俱乐部之间达成共识，需要俱乐部都能遵守一种游戏规则之下的公平竞争秩序，由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第三方来进行监督，才可能执行到位。

对需要更长发展周期、有志于和国际先进联赛竞争的中超，限薪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不能作为长久健康的法宝。因为任何一项职业体育联赛都是基于人、基于高水平职业运动员的竞争。适度限薪，能保证整体环境结构更加合理，可是戴上太多“帽子”的限薪，对从业者积极性、对未来想进入职业足球行业的青少年及其家庭，都会是一种约束乃至打击。

比限薪更复杂的仍然是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中国足协哪怕表面上已经和体育行政部门脱钩，但人们对实际状况莫衷一是。足协根本不具备足够的权威以及专业能力，来管理和监控整个中国足球行业的方方面面，那么，最合理的管理方式是各种责权利的明确划分。遗憾的是这样的划分始终未能执行。

推出新规或许是新一任管理层树立权威的起点。可不顾过往留存的诸多疾患，强推新规，效果只会让人感觉悲哀。在这样有乱无治的循环中，中国足球还会重复太多过往不断重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