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楚云

摘  要：“数+形+量+名”结构是一种主观量的表达形式，其主观量的形成与其组成成分的特点有关。其中，数词选择通常是“一”;形容词则要求具有空间性，且倾向于选择非定量形容词和主观性较强的形容词。量词部分在“语义相协”原则作用下，表现出量的不确定性;同时，量词空间性的强弱会影响与形容词的组配能力。名词一般具有强空间性，而且在形状特征上表现出不固定性。

关键词：“数+形+量+名”结构;语义特征;主观量

“数+形+量+名”结构是指在数量结构中插入形容词的结构，如“一大张纸”“一厚本书”等。不同于一般数量结构用来对事物的数量进行准确、客观地描述，该结构作为一种主观量的表达形式，表示的是不同于实际量的主观量。陆俭明的《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情况考察》最先注意到这一结构的主观量表达功能[1]，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宗守云[2]（P79-80）、周希全[3]、金晶[4]等学者的认可。总体来看，已有研究虽然对“数+形+量+名”结构主观量的表达有所涉及，却并未深入展开。该结构成为主观量表达形式的形成原因和语义基础更未得到全面揭示。

本文以北京大学CCL语料库为语料来源，从空间性与量性特征两个角度，分析“数+形+量+名”结构内各组成成分的语义特点，以揭示该结构主观量表达的语义基础和形成条件。

一、“数+形+量+名”结构中数词的特点

“数+形+量+名”结构不同于一般的数量结构，这种结构中的数词通常是“一”，偶尔也使用“一”以上的其他序数词或不定数词“几”，但其使用频率要远低于“一”。部分量词只有在数词为“一”的时候，才能够接受形容词的修饰。基于此，我们主要讨论数词“一”在进入“数+形+量+名”结构时的特点。根据数词“一”在结构中能否替换为其他数词，我们将其分为两类：表达真值意义的“一”和表达非真值意义的“一”。

（一）真值数词“一”

当数词位置上的“一”表示真值意义时，可以根据表意需求替换为其他数词，整个“数+形+量+名”结构重在计数。此时，该结构中的量词一般为个体量词或容器量词。例如：

（1）野虽野，一个个倒性格得很，最合我的胃口。他们的相片，我集了一大册呢。（白先勇《孽子》）

（2）船里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如果事不成功，就讓人和船同归于尽。（沈永兴、朱贵生《二战全景纪实》）

例（1）和例（2）中的数词“一”，一般都可以替换为其他系数词，表意比较实在。

当量词是具有强空间形状特征（如“沓儿、堆、摞、列、排、溜、串”）集合量词时，数词选择不受限制。如果量词的空间形状特征不明显（如“群、伙、班”），数词选择则会受限，这时倾向选择小数目，一般不会出现“*九大群”“*十大伙”的表述。

（二）非真值数词“一”

当数词位置上的“一”表示非真值意义时，“一”表示具体数目的作用微乎其微，此时不能替换为其他数词。根据量词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量词附加色彩丰富

有些量词具有丰富的附加色彩，或情感色彩突出（如“帮”），或语体色彩浓重（如“票”）。这些量词进入“数+形+量+名”结构时，数词选择是唯一的，只能使用表非真值意义的“一”。例如：

（3）她家里出来一大帮纨裤子弟，灌饱了黄汤，骑着马跑到坊门口，怪叫着让老爹起来开坊门。（王晓波《寻找无双》）

（4）皮聘说：“而我们还得把佛罗多关在米那斯提力斯，强迫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写下来，否则到时他会忘记一大票事情，可怜的老比尔博会很失望的！”（托尔金《魔戒》）

例（3）中的量词“帮”情感色彩强烈，后面所跟名词往往带有贬义色彩。例（4）中的“票”则是一个口语色彩很强的量词。它们出现在“数+形+量+名”结构中，前面的数词只能是“一”。

2.量词表示抽象意义

当量词后的名词为抽象名词时，量词自身也表现出抽象的意义。此时，结构中的数词限定为“一”，“一”不再表示具体的数目，而是抽象名词有界化的标志。例如：

（5）她虽然勉为其难地说出了一大篇好话，却完全不能叫柯林斯先生满意，柯林斯没有办法，只得立刻亲自开口，把老夫人大大重新赞扬了一番。（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6）说了一大堆废话，只是好听，实际上没有任何新的独到见解，也拿不出半点可以供政府决策人选择参考的实际有效办法。（程稳平、程实平《21世纪的牛顿力学》）

在例（5）和例（6）中，“一”不再表示具体的数目，而是充当抽象名词有界化的标志。

二、“数+形+量+名”结构中形容词的特点

能够进入“数+形+量+名”结构中的形容词主要有8个：大、小、厚、薄、长、短、满、整。对它们的语义特征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一）空间性

李宇明将“空间量”定义为“计量事物的长度（包括长短、高低、深浅、远近、粗细等）、面积、体积（包括容积）以及事物间距离的量范畴”[5]（P40）。根据这一定义，8个入位形容词都是具有空间表达意义的形容词，其中，前6个是“空间量度形容词”（也称为“空间维度形容词”），用以对事物进行量度上的衡量。按照形容词所凸显的空间维度不同，还可以将这6个形容词进行以下分组①：

1.长、短

“长、短”是描述事物空间维度“长度”的形容词。在使用过程中，它们往往与“段、卷、溜、条、截”等量词组合。其中，“长”是正向积极量度形容词，表示长度上量大的一方;“短”是负向消极量度形容词，表示长度上量小的一方。二者在使用上呈现出不对称现象，“长”的组合能力会更强一些。例如：

（8）校门口，排着一长溜来接她们回家的小汽车和黄包车。（张清平《林徽因传》）

（9）烛台上只剩下一短截蜡烛了，我担心她会喋喋不休，直至烛灭。（夏绿蒂·勃朗特《简·爱》）

2.厚、薄

“厚、薄”一般用于突出事物在“厚度”这一空间维度的特性，常常与“本、册、层、捆、摞、沓”等量词共现。在使用上，也呈现出表示正向积极的形容词“厚”的频率要高于表示负向消极的形容词“薄”的情况。例如：

（10）他用指头尖儿翻看夏琳的一厚摞简历及作品。（石康《奋斗》）

（11）放入盛器内……腌渍10分钟取出，沾匀一薄层干细面粉。（《菜谱大全[4577道菜]》）

3.大、小

在能够进入“数+形+量+名”结构的形容词中，“大、小”使用频率最高。这是由于“大、小”在表达空间义时，无维度范围的限制，可以描述各种维度类型的事物，包括零维事物、一维事物、二维事物和三维事物。这种特征折射在语法功能上，便表现为“大、小”与量词组合的适用度最广，使用也最为自由，它们可以与“数+形+量+名”结构中的大部分量词组合。例如：

（12）身披一大张花兽皮坐在一处高台上的人显然是纣王了，但首先吸引汪淼目光的是一位黑衣人，他的黑衣几乎与大殿中浓重的阴影融为一体，那张苍白的脸仿佛是浮在虚空中。（刘慈欣《三体》）

（13）希特勒喝的是一大杯巧克力饮料，上边堆了一大块乳酪。（约翰·托兰《从乞丐到元首》）

除了“大、小、長、短、厚、薄”等6个空间量度形容词能够进入“数+形+量+名”结构外，“满” “整”等两个从整体形状来把握事物的性质形容词，由于具有空间性，也能够进入这一结构中。例如：

（14）少时，她便将一满罐新气运回院来运上三楼（佟家住三楼），运进佟家。（铁凝《嫦娥》）

（15）干掉一整个冰淇淋，吃的浑身发抖，沈醉把盒子丢掉，擦擦嘴，打电话。（芙蓉三变《非诚勿扰》）

需要注意的是，“满”和“整”在表示事物空间量时，侧重点略有不同。“满”表示事物量到达某一临界点，一般只与容器量词形成选择关系。“整”则具有“整体的完整”义，更侧重事物的整体性，对量词的选择并不限于容器量词。

（二）非定量

形容词在量上可以分为定量和非定量。定量形容词所表示的量不能伸展，是一个量点;非定量形容词所表示的量可以在一定幅度内伸展，是一个量幅。为区分定量形容词和非定量形容词，张国宪提出用是否能够受程度词修饰作为形式标记，不能受“稍微、比较、更、最”修饰的，是定量形容词;能够受“稍微、比较、更、最”修饰的，是非定量形容词[6]。我们即以此作为判定标准，将“数+形+量+名”结构中的8个入位形容词分为两类。

一类是“大、小”“长、短”“厚、薄”等非定量形容词。它们在意义上没有一个恒常的坐标轴，在量上没有明确的度和关节点①。“大、小”“长、短”“厚、薄”等总是相对而言的，在语义上表现为概念外延没有准确的边界，无法与同一属概念下其他种概念的外延截然分开。如“大”和“小”是两个性状上具有本质不同的形容词，它们在量上都具有较大的伸缩空间，因而表达的反义概念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很难被精确衡量，不能说到达某一个量值是“大”，或达到某一个量值就是“小”。

另一类是“整、满”等定量形容词。与表量模糊的非定量形容词不同，定量形容词表示的量不能伸展，是一个量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自身明确的词汇意义。“整、满”所表达的量就是清晰的，常用来标识某个量级上的最大值。例如：

（16）不一会儿功夫，那群狼把一整头牛都给吃光了。（转引自陆俭明，1987）

（17）那瓶雪莉酒散发出的香气和一满桶酒散发出的一样浓烈。（狄更斯《远大前程》）

根据上文的区分，从形容词数量来看，8个形容词中有6个都是非定量形容词，表示定量的只有2个。再者，从各个形容词在语料库中对应的例句总数来看，表示非定量的“大、小、长、短、厚、薄”等形容词所构成的“数+形+量+名”结构例句总数，占全部6649条语料的90%以上。我们据此可以推断，“数+形+量+名”结构中形容词在定量和非定量的语义选择上，是倾向于选择非定量形容词的。

（三）主观性

如前所述，入位形容词“大、小”“长、短”“厚、薄”等具有非定量性，表达的量没有明确的关节点和度，因此，往往需要在比较中加以说明和确定。《现代汉语词典》对它们的释义，也印证了这一点。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对“大、小”“长、短”“厚、薄”的释义如下：

大：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跟“小”相对）。

小：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不及一般或不及所比较的对象（跟“大”相对）。

长：两端之间的距离大（跟“短”相对）。

短：两端之间的距离小（跟“长”相对）。

厚：扁平物上下两面之间的距离大（跟“薄”相对）。

薄：扁平物上下两面之间的距离小（跟“厚”相对）。

将这6个形容词语义表达上的共性提炼出来，就可以概括为“超过所比较对象”或“不及所比较对象”。比较的前提是需要有“比较对象”，比较的对象可能存在语句中，这是以某一客观事物为标准。但更多的情况，则是以说话人心中的某种标准为参照，这种参照是根据说话人的心理得出的一种主观感受，往往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因此，它们通常具有主观性。也正是因为入位形容词具有主观性，所以在插入数量结构后，就使得原本的客观陈述增加了主观色彩，客观量转化为主观量，同时也显现出说话人的主观评价与情感态度。例如：

（18）那家餐馆在第邦街，离嘉莉的住处有一段路。（自拟）

（19）那家餐馆在第邦街，离嘉莉的住处有一大段路。（德莱塞《嘉莉妹妹》）

例（18）中的“数量名”结构“一段路”表示的是一种客观的陈述，不含说话人的主观评价与情感态度。而例（19）数量结构中插入形容词“大”后，说话人对路程量的主观评价得以凸显，表明在说话人看来，这一段路是很长的。

三、“数+形+量+名”结构中量词的特点

在“数+形+量+名”结构中，由于形容词和量词之间的语义相互制约，因此，我们也将从空间性和量性特征两个角度，对该结构中的量词进行探讨。

（一）空间性

据姚双云、樊中元统计，56%以上的量词具有空间意义[7]。根据是否具有空间意义，可以把量词划分为空间义量词和非空间义量词。汉语量词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名词转换而来的，名词最重要的特性即为空间性。因此，可以借助量词与名词的演变关系来考察量词的空间性。通过对“数+形+量+名”结构中所出现的175个入位量词的考察，我们发现，入位量词中的绝大多数是具有空间意义的空间义量词，但不同量词所表现出的空间性强弱有一定差异。

我们认为，与名词接近度越高的量词，名词性特征越明显，表达空间性的能力也越强，越容易受到形容词的修饰;反之，与名词接近度越低的量词，名词性特征越弱，空间性也越弱，因此，很难受到具有强空间性的形容词的修饰。根据上述认识，下面，我们就对不同类别量词的空间性强弱作出判断。

一是个体量词。由于个体量词语法化程度最高，与名词距离最远，空间性最弱，因此，受形容词修饰的能力最差。总体来看，只有小部分个体量词可以和形容词形成选择关系，而且使用时有所限制。一般情况下，只有个体量词所搭配的名词为无生名词时，该量词前才能接受形容词的修饰;如果个体量词后接的是有生名词，则该量词前通常不能接受形容词的修饰。例如：

（20）一大只烤鸭  一大只烧鸡

（21）*一大只鸭   *一大只鸡

董秀芳曾将“一大条鱼”和“一条大鱼”进行对比，作者认为，当“鱼”是作为食物的无生命体时，才能前加形容词;如果“鱼”是有生命体的活物，则形容词只能置于名词前[8]。宗守云也发现，个体量词受形容词修饰时，对于名词的选择会有所限制，作者指出，只有个体量词所搭配的名词是“用于屠宰的或食用的”，该个体量词才能受形容词修饰，构成“数+形+量+名”结构[2]（P74）。

二是集合量词。由于集合量词语法化程度不高，与名词距离较近，空间性较强，因此，比较容易接受形容词的修饰。除了表示定量的集合量词不能接受形容词的修饰外，大部分集合量词都可以受到形容词的修饰。例如：

（22）一小把葡萄干   一大拨人    一大捧鲜花   一长队蚂蚁    一整堆衣服    一小捆水草  一大批武器   一大群鴨子

三是容器量词。容器量词语法化程度最低，与名词接近度最大，空间性最强，甚至被认为是名词临时用作量词，属于临时量词或借用量词，因此，最容易接受形容词的修饰。根据我们的统计，几乎所有的容器量词都可以进入“数+形+量+名”结构中，受到形容词的修饰，如“包、杯、被袋、背篓、钵、仓、舱、槽、橱、袋、兜儿、碟、缸、罐、锅、盒、壶、筐、笼、篓、炉、麻袋、盘、盆、管、口袋、瓶、笸箩、坛、匣、箱、盅、碗、桶”等。

我们对量词受形容词修饰情况与空间性的关系进行了归纳，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空间性对量词是否能够受形容词修饰产生了很大影响。空间性越高的量词，越容易受到形容词的修饰，更经常出现在“数+形+量+名”结构中;空间性越低的量词，越不容易受到形容词的修饰，进入“数+形+量+名”结构往往受到限制。受这一规律的影响，容器量词最容易进入“数+形+量+名”结构，和形容词形成互选关系，集合量词次之，个体量词最次，只有小部分的个体量词能够进入到“数+形+量+名”结构中。

空间性不仅影响到量词能否受形容词的修饰，而且量词的空间维度特征也决定了量词能够受到哪些形容词的修饰。上文在分析形容词的特点时指出，能够进入“数+形+量+名”结构的形容词都具有空间维度的特征。在量词与形容词的组配过程中，我们发现，形容词所表达的空间维度特征与量词所凸显的空间维度往往是保持一致的。例如：

（23）方墩太太眼睛上的黑圈已退，可是腮上又加上了花彩，一大条伤痕被汗淹得并不上口，跟着一小队苍蝇。（老舍《离婚》）

（24）眼前唯一的建筑物是一小排黄砖房子，坐落在这片荒原的边缘，大概是供应本地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一条小型“主街”，左右隔壁一无所有。（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例（23）中的个体量词“条”、例（24）中的集合量词“排”，都是空间一维线形特征突出的量词。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多是考虑这些量词在长度这一空间维度上的特征，而不考虑其在宽度、高度等范围上的特征。因此，在选择与其搭配的形容词时，只能出现也可以表示在一维空间上延伸的形容词“大”“小”“长”等。由此看来，形容词的空间维度特征和量词所凸显的空间维度特征是保持一致的。

（二）量的不确定性

在“数+形+量+名”结构中，形容词与量词会相互限制，并非所有的量词都能进入这一结构。由于入位形容词大多具有“非定量”的语义特点，与其搭配的量词也通常表现出量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凡是数目确定的量词，一般都不能进入这一结构。

在集合量词中，只有不定量集合量词才能不受限制地接受形容词的修饰，进入“数+形+量+名”结构。而数目确定的“对、双、打”等定量集合量词，一般不能进入这一结构。从理论上说，即使能够进入，它所搭配的形容词也往往会受到限制，仅能受表示定量的形容词“整”修饰，而不与表示非定量的形容词（如“大、小、长、短、厚、薄”）组合。例如：

（25）（她）把头发箍起来，戴了一整对耳环。（转引自张怡，2007）

（26）一整双鞋子都采用真皮制作。（转引自张怡，2007）

通过对实际语料的考察，我们发现，尽管理论上存在表示数目确定的量词受形容词“整”修饰、构成“数+形+量+名”结构的可能性，但是在CCL和BCC中都未能找到类似张怡[9]（P40）所例举的定量形容词出现在“数+形+量+名”结构中的实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入位量词对量的不确定性的特殊要求。

在度量衡量词中，标准的度量衡量词之前不能出现形容词。例如：可以说“一斤肉”，但不能说“一大斤肉”“一整斤肉”。因为“斤”就是“十两”，代表的量是确定的，有明确的标准，所以不能进入“数+形+量+名”结构。

容器量词等其他类型的量词，在表量上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的特性，即表示的量都是非精确的，是一种比较模糊的度量，具有量的不确定性。因此，很多容器量词都可以用形容词来修饰，如：“一大杯白酒”“一整箱方便面”“一大包蜡笔”等。这一点也可以在其他语言中找到印证。比如，英语中同样存在表示非精确度量的词语，用以修饰名词，起到汉语中量词的作用，并且这些表示不确定量的词语前也可以受到形容词的修饰。例如：

a big piece of pie

一大块馅饼

a small cup of tea

一小杯茶

a huge bundle of flowers

一大捆鮮花

四、“数+形+量+名”结构中名词的特点

陆俭明指出，数量词中间能不能插入形容词，能插入什么样的形容词，数量词所修饰的名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1]。但陆文并未对入位名词展开具体的讨论。这里，我们主要从空间性和不固定性两个角度，来描写名词成分的语义特征。

（一）空间性

空间性是名词的典型特征。陈平指出：“就最典型的事物而言，它们一般都占据一定的空间，随具体事物类型的不同而表现出大小、高低、厚薄、聚散、离合等等特征……”[11]由于“数+形+量”结构的表达具有很强的空间性特征，因此，受该结构修饰的名词也表现出很强的空间性特征。体现在入位名词的选择上，就是以具体名词为主，而兼有少量的抽象名词。

就具体名词而言，它们本身就占有一定的客观空间，具有空间量，可以进入“数+形+量+名”结构。例如：

（27）在蒋寒的建议下，谢嘉华和张尉建与总行纪检组的几个人对一厚沓薛非经手的、作为他经济犯罪证据的金融票据进行了核对。（李鸿禾、管虎《冬至》）

（28）殿进门的东西两侧各摆着一长溜铺有绿呢或白桌布的长条桌。（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例（27）中的“金融票据”、例（28）中的“长条桌”都是具体名词，它们所表示的事物都在客观上占据一定的三维空间，是典型的具有空间量的名词，可以受到具有强空间性特征的“数+形+量”结构的修饰。

就抽象名词而言，它们本身并不占据客观空间，不具有空间量，一般不能受“数+形+量”结构修饰。但量词与抽象名词搭配时，往往借助隐喻的方式，将量词所固有的空间维度特性投射到抽象名词上，激活对抽象名词所表达事物的形状感知，使得原本没有空间量的抽象名词，在整体上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性。例如：

（29）我觉得，关于警察在搜查隐匿物件时不变的行动原则，这里面有一整串的想法，刚才我已经费力地向你详细讲过了，我觉得在这位部长的头脑里也必然考虑过这一整串的想法。（爱伦·坡《失窃的信》）

例（29）中的“想法”是抽象名词，本身并不占据空间，但由于人们在理解的过程中，常常将对物理世界中的实体及物质经验投射到抽象事物中，将事件、行为、感觉、观念等视为离散的、有形的实体，以便对之进行推理。也就是说，“想法”这一抽象概念在“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的作用下，也被处理为实体，具有了空间性，因此，它能够受到“数+形+量”的修饰。

（二）不固定性

名词所表达的量在空间维度上是否固定，也影响了“数+形+量+名”结构的成立与否。如果名词所表示的事物在空间维度上的量是固定的，便不能进入“数+形+量+名”结构中。如果名词所表示的事物在空间维度上的量是不固定的，具有大小、长短、厚薄之别，尺寸不一，则能够进入该结构中。例如：

（30）一大个西瓜

（31）*一大个足球

（32）一长条尼龙绳

（33）*一长条红领巾

例（30）中的名词“西瓜”、例（32）中的名词“尼龙绳”，在三维空间中会有大小的变化，所以可以受到形容词修饰，而加以具象化。例（31）中的“足球”、例（33）中的“红领巾”，在空间维度上的尺寸是固定的，所以该结构不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点是针对具体名词来说的，抽象名词则不受此限制。

综上所述，“数+形+量+名”结构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主观量的表达形式，与其组成成分的语义特点密切相关。数词、形容词、量词和名词各自的语义特点及其语义选择关系，为该结构的主观量表达提供了语义基础。同时，“数+形+量+名”结构整体的主观量表达功能，对入位成分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我们发现，入位数词主要为“一”，根据能否替换为其他数词，可以分为表示真值的“一”和非真值意义的“一”。入位形容词则要求具有空间性、非定量性和主观性的语义特点。入位量词受到语义一致性制约的影响，也应具有空间性，同时表现出量的不确定性特征。入位名词除具有空间性外，量性特征基本与其他成分保持一致，一般具有不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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