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梦琳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范蠡，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人（今河南南阳淅川县），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物，他助越灭吴的谋略、功成身退的智慧使其成为许多士人的理想典范。最早在《国语·越语下》中，范蠡作为一个实质性人物形象被记载下来，《史记》则使范蠡的形象更加丰满，他能在关键时刻建言献策，又能陪君主忍辱负重，是助越伐吴的关键性人物。

一、《史记》中的范蠡

《史记》中的范蠡主要出现在《越王句践世家》与《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一系列与范蠡有关的具体事件，有的是正面描写，有的是侧面烘托，使得范蠡的形象被栩栩如生地勾勒、渲染出来。

司马迁塑造了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范蠡是辅佐越王句践的重要功臣。其一，他多次在越国危急存亡之时正确判断局势。越王句践大败吴王阖闾三年时，句践一意孤行致使越国岌岌可危，范蠡以“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1］657劝谏句践卑辞厚礼，以暂时的屈辱换取国家的存活，在危急关头保住了越国。其二，他能陪伴君主忍辱负重，并且以自己为人质同吴国议和。“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1］658其三，能够以智谋助越一举击吴。《史记》中记载：“范蠡事越王句践，既苦身戮力，与句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1］663

司马迁在《史记》中补叙了范蠡功成身退、泛舟归隐的故事，塑造了一位抽身远隐的隐者形象。“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2］275“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1］1541司马迁笔下的范蠡深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的道理，加之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的性格，为求自保，归隐于江湖，抽身远害。

二、唐诗中的《史记》范蠡形象

唐诗中的范蠡形象大多源自司马迁的《史记》，诗人们在吟咏范蠡故事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批判性思考，并结合自己的经历，与这位千年前的名臣产生情感的共鸣。唐诗对范蠡形象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谋略过人的臣子形象

积极入世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主导价值取向，在唐朝，尤其是相对太平的盛唐、中唐时期，士人们多有建功立业、事君荣亲的愿望，怀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与对政治仕途的热情，而范蠡运筹帷幄、建功立业的事迹与唐代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不谋而合，成为诗人寄托政治理想的重要对象。晚唐诗人厉玄《从军行》：“几时逢范蠡，处处是通津。”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之情，希望能早日有像范蠡一样足智多谋的臣子，帮助国家再开盛世，从正面肯定了范蠡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李绅怀古诗《姑苏台杂剧》：“伍胥抉目看吴灭，范蠡全身霸西越。”这句话肯定了范蠡对越国的重要贡献。此外，晚唐诗人陆龟蒙虽在《范蠡》一诗中对范蠡霸权越国、功高盖主进行了批判，但从侧面来看，也是对范蠡谋略过人的一种说明。

（二）功成身退的智者形象

《史记》所记载的越国历史中，协助越王句践灭吴称霸的人除了范蠡，还有大夫文种。《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1］658二人对于越国而言皆为肱骨之臣，范蠡功成身退得以全身远害，文种却因句践听信小人谗言被赐剑自刎，一相对比，范蠡的智者形象便跃然纸上。唐初诗人王绩《赠梁公》：“位大招讥嫌，禄极生祸殃。……范蠡何智哉，单舟戎轻装。”诗人用周公与成王、霍光与宣帝的例子来与范蠡对比，对范蠡舍得放弃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轻装绝尘而去的机智敏锐给予肯定。盛唐诗人吴筠《览古十四首》：“子胥烹吴鼎，文种断越铍。屈原沈湘流，厥戚咸自贻。何不若范蠡，扁舟无还期。”诗人列举了伍子胥、文种、屈原等对在位者尽心竭力却有着悲惨结局的人物，来表达全身远害的重要意义，更凸显出范蠡功成身退的智慧。唐末的周昙曾写过一组咏史诗，《春秋战国门·范蠡》中“迹高尘外功成处，一叶翩翩在五湖”一句，刻画了一个不为世俗所累的智者形象。

（三）逍遥超脱的隐者形象

有唐一代是浪漫主义精神高昂的一代。丰富的物产资源，傲居群雄的大国姿态，四通八达的交流往来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及各学派兼容并包的政策，使得唐代诗人在继承《史记》中范蠡“变名易姓”“乘舟浮海以行”隐者形象的基础上，将丰富的思想与浪漫的想象寓于人物形象中。李德裕写给刘禹锡的诗《洛中士君子多以平泉见呼愧获外方之名因以此诗为报奉寄刘宾客》使用了柳下惠三次被罢黜仍能随任自适、周公避居东都、范蠡泛舟五湖的典故。诗人使用柳下惠与周公的典故并不是对他们的肯定，是认为这种在受到贬谪和猜忌之后无奈的归隐并不值得自己追崇，而范蠡是自己人生的操纵者，故只有如范蠡这样看轻功名利禄、主动归隐于悠悠烟水之间的行为才是自己真正所追求的。高适《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逍遥堪自乐，浩荡信无忧。”诗人把范蠡当作逍遥恣意的隐者，写隐居生活逍遥无忧，赞扬庄周和范蠡自由自在的人生选择，亦是劝慰左相陈希烈。

此外，唐代一些文人有着独有的浪漫性情和对江山美人的喜好，不甘这位名臣孑然一身隐遁江湖，在继承《史记》形象的基础上加以想象，纵情挥洒思绪，以表达对怡然自得的生活的向往。如杜牧的《杜秋娘诗》认为西施和范蠡一同归隐，从游五湖，为西施找寻了一个理想的归宿，也为沉重的史事故事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三、唐诗接受《史记》范蠡形象的条件

其一是《史记》在唐朝广泛传播。从史书整体而言，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较为重视历史，重视史书的教化作用。据记载，唐代官修正史均沿袭《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体例，且有“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之说。同时，唐代对进士的史学素养要求不断提高。唐代科举制度的新变化让士人们对史书更加重视，也让更多平民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入仕，从而扩大了史书的影响和传播范围。《史记》不仅记录历史事件，还展现着过去时代的风貌和人类的审美精神，它的广泛传播也让其中的故事、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唐代诗人再创作的重要素材。

其二是范蠡的特质符合唐代诗人的心理需要。诗人要将内心的情感意绪传达出来，需要借助融入其自身情感特征的具体形象［3］23。《毛诗序》曾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4］378唐代诗人在接受《史记》范蠡形象时，若与范蠡产生情感或者思想的共鸣，便会在创作中借助其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寄托自己的理想。

在唐朝，尤其是相对太平的盛唐、中唐时期，士人们多有建功立业、事君荣亲的愿望。因此，“汉初三杰”、范蠡等有名的辅佐之臣就成为唐代诗人寄予理想的对象，范蠡因其能全身远害更是让拥有政治抱负的诗人们青眼有加。在借范蠡表达理想抱负的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盛唐诗人李白的诗歌。《留别王司马嵩》用鲁仲连为齐国从容不迫谈笑退秦兵与范蠡为越国谋划成就灭吴霸业的典故，表明自己想辅佐明主为国建功的志向；《南都行》对辅佐越王句践称霸的范蠡和辅佐秦穆公内修国政外图霸业的百里奚大加称颂，抒发自己的功业宏愿。

有得意人便有失意人，多数人的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开阔平坦的，所以因君主“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而“被迫”离去的范蠡，便成了诗人们寄托情感以抒发对现实生活感慨的重要对象。晚唐诗人孟迟的《寄浙右旧幕僚》写于自己因受到小人谗言而被罢免掌书记后，诗中写句践因猜忌不能容纳范蠡，李斯因嫉妒而进谗言陷害韩非逼其自杀，是以范蠡与韩非自比，表达对小人谗言诽谤的愤恨。诗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孟迟对政治的无奈和悲伤。温庭筠受家学影响，早年便四处漫游，拜访名士，以求入仕，然而屡次应试不中，且因为语言犯忌得罪了帝相而长期被抑，《利州南渡》感叹万物奔忙都是为名利所累，不如像范蠡那样放弃功名，遨游于大江大湖之中。看似是表达甘于淡泊的境界，其实是怨刺君主不识人才。唐诗反映的时代生活特别深广，许多诗歌都触及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种种重大社会矛盾［5］6。唐代诗人通过再现句践和范蠡的历史事件，隐晦地表达对政治生活的失望。

结语

唐代诗人对范蠡其人、其事无论是持认可、褒奖的态度，还是持批评、讽刺的态度；无论是借其表达对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渴求，还是表达对政治生活的无奈与叹惋，都是诗人在接受了《史记》范蠡形象后结合自己的需要为我所用的表现，折射了诗人的情感体验与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