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伟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国的考古学，自产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发展道路，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古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可以追溯民族形成的历史源头、提供民族发展的实物见证、提出民族发展的有益借鉴，而成为中华文化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事业。纵观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百年历史，它总是和国家命运前途、民族事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是近代中国民族独立运动时期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新中国建设时期凝聚各民族团结的主要文化源泉，更是现阶段中国文化复兴事业的重要支撑力量。

一、考古学是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强大精神动力

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中国近代考古学出现于20世纪20 年代，是在古代金石学的基础上，引进西方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结合而产生的新学科。在中国考古学产生之初，它解决了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重大历史问题。

1921 年10 月，瑞典人安特生正式发掘仰韶村遗址。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也是首次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对于其文化性质及其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中指出，“自仰韶器物形状观之，则全似为汉族遗迹”“仰韶陶器中，尚有一部分与西方文化具有关系者。……然以河南与安诺之器相较，其同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出于一源之感想”。为支持其假说，安特生于1923—1924 年在“河南与西方安诺、脱里波留及欧洲之西西利曾有交通”的甘青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1924年，安特生发表《甘肃省的考古发现》，指出中国文化源于新疆并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即中国人种最早之进化，当在亚细亚之里部，略如中国新疆或其全部邻近之处”。1925 年，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中指出起源于近东的彩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经由新疆、甘肃地区和先进的农业技术一起导入河南，与原来的文化发生了融合而产生了仰韶文化［1］113-132。至此，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即中国文化起源西来说的观点基本成型。

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提出以后，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陈星灿指出，“事实上，这个假说不仅被西方的学术界所广泛接受”，而且“在中国的学者中也有市场”，如德国汉学家傅兰克（O.Franke）就认为包括彩陶在内的中国文明的许多因素都是从西方传入的、章鸿钊认为汉族是从西亚迁来的。有着浓厚史学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情感上无法接受这些观点，因为这与他们自幼就从传统文献中温习的认知不一样。古代文献对于中国人起源的记载，虽然充满了浓重的神话色彩，但也已经成为一种观念而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心中。而在那个时代他们却被告知，中国文化源于新疆并受到西方的影响，这显然让他们无法接受。

可是，安特生“仰韶文化西来说”的提出，是以其发掘和调查的大量考古实物资料为依据的。在这些证据面前，中国知识分子纵然充满了疑惑，但是要从科学上推翻其论断，却并非易事。它对20世纪20 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大的思想冲击，促发了中国人从考古学上来寻找中国文化来源的活动。中国考古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而且从一开始就要解决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问题，并在后来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1921 年2 月，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李济赴晋南——中国古史记载的夏王朝初创时期的王都中心所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并发现了西阴村遗址。1926 年10月15 日至12 月初，李济完成了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工作，期间发现了属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存，他认为西阴村是一处夏代早期或初创之年的遗址。这对于李济研究仰韶文化的来源及其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定程度上让李济否定了安特生关于中国文化起源“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而颠覆安特生“仰韶文化西来说”观点的两点重要证据都来自考古学。其一，1931 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后岗发现了自下而上的仰韶、龙山和晚商时期的文化层。这让人们开始认识到，在仰韶文化外还有一种比甲骨文出土地——小屯商文化更早的考古学文化，安特生关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是经西亚地区由西传来的说法被动摇了。对此，李济就指出，“在一个时期内有一种说法，认为彩陶文化与黑陶文化，在史前时代的某一个阶段，代表平行平等的而对峙的两种文化”。其二，1945 年5 月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发现的齐家墓葬2 号墓里出土了2 片半山期的陶片。夏鼐认为，制造彩陶的年代必早于齐家墓葬的年代。这个发现第一次准确无误地证明了安特生把齐家文化当成仰韶文化第一期的错误，从而彻底颠覆了“仰韶文化西来说”论据的合理性。

至此，中国考古学用科学的方法获取了客观的遗存资料，证明了安特生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仰韶文化西来说”从观点到证据方面都存在严重错误。这为在20 世纪20 到40 年代列强侵略下灾难沉重的中国人，找到了民族文化起源的重要证据，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从距今6 000 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祖先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存。这对于中国人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运动，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让中国人从文化上找到了民族独立的依据和战争必胜的坚定信念。

二、考古学是凝聚新中国建设力量和各民族团结的主要文化源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考古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 世纪80 年代初，发现了一大批具有重要价值的重大遗址，基本上以考古资料勾勒出了比较明晰的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主线，并从考古学上论证了华夏/汉民族的发展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原地区一系列的重要遗址和精美文物被首先发掘出来，为古代中国早期历史的重建提供了重要材料。位于河南省的洛阳东周王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偃师二里头遗址和登封王城岗遗址等，成为三代时期社会文明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发现不仅让人们相信三代历史的可信与可靠，更成为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让中华民族儿女引以为傲的资本。河南省的洛阳王湾遗址、三门峡陕县庙底沟遗址等的发现基本上解决了史前时代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连续地向龙山文化过渡的问题，而裴李岗遗址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从考古学上证明了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起源更久远。人们由此相信，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滞后，是在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下逐步发展的［2］。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兴起和大量具有地方土著色彩的遗迹遗物被发掘出来，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模式、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各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关系等社会和历史问题提供了新资料与新视角。

1981 年，苏秉琦依据各地区文化内涵的差异和特点、阶段性和规律性及其源流等，把中国境内当时人口稠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3］。这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理论”，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考古学资料高度总结并形象概况了中国史前时代的文化发展模式。苏秉琦对考古学资料和文化现象的解释，把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提升至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史研究层次，改变了以往史学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以中原中心、汉族中心和王朝中心的传统观点，在探索中华文化和民族国家的起源问题中寻找考古与历史的结合点。中原地区以外的各民族都可以从考古学文化方面找到自己所在地区和民族文化的源头和发展道路，为各民族平等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文化解释。

1987 年，严文明以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中华民族的历史根基。他认为，中国的史前文化基本上是在本土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具有起源多元性和发展不平衡性的特点，各史前文化相互邻接又长时间相互影响和渗透，因而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共同因素、有内在联系的相对统一性。他提出考古学上的文化区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文化区的萌芽，中国史前文化可以分为中原文化区和夏商文化、甘青地区羌戎文化、山东及周临地区东夷诸族文化、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燕文化、长江中游楚文化、长江下游古越族文化。关于这些文化区的关系，严文明将其比喻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地区是花心而其他地区是花瓣，其他5 个文化区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在5 个文化区的外围，还有属于更边缘地区的第三个层次文化，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他总结道，中国史前文化已经形成的这种重瓣花朵式向心结构，影响了中国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地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与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根基［4］。严文明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揭示了考古学文化背后反映的古代中国境内人群的民族演进和彼此关系。他将史前时期中国境内各地古文化的演进与各民族起源结合起来，不仅指出华夏/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多元起源和彼此联系，而且强调这种关系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凝聚力量，从文化源头和发展模式上为民族团结提供了重要的文化阐释。

1988 年，费孝通从时空范围两个维度全面回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他从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谈起，阐述了中国范围内各民族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多元起源、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元交融与汇聚、夏商周三代时期华夏民族形成汉族凝聚核心的历史过程、秦汉时期中国北方的大统一、魏晋南北朝历经唐宋元明至于清代时期的中原地区民族大混合、大融合及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充实和南向扩展等历史问题。他总结了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6 个特点并对中华民族未来的民族关系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展望。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实行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华民族进入21 世纪的重大质变、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聚居的经济落后地区进行帮扶，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和多元一体中多元不会萎缩的正确选择方向［5］36。费孝通一生的追求是通过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努力而“志在富民”，以创造一个“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大同世界。在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中，他从考古学上厘清了中华民族起源、国家形成、民族平等关系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历史脉络。

考古事业发展为构建中国古代历史脉络和社会进程提供了新视角。其中，苏秉琦、严文明和费孝通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对凝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方建设力量和推动民族平等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及创造民族和谐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他们三者研究的视角各异、关注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都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起源、各民族文化起源及其相互关系做出的时代性科学表述。重要的是，学者们对考古学文化和古代历史的研究、对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的研究，为各族人民认识自己的民族历史和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与价值，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这成为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和谐团结、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文化源泉。

三、考古学是现阶段中国文化复兴事业的重要支撑力量

中国向来以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自豪，但直到20 世纪末人们对我国古史确切年代的认识，只能上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 年）。为解决夏商周三代的年代问题，1996 年5 月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到2000 年推出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 至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将商王盘庚迁殷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300 年、商代前期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600—1300 年、夏代始年确定在公元前2070 年［6］86-88。这是中国以考古学主导的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研究首次作出的重要探索。对于考古学和中国历史研究而言，第一次将中国有确切年代的信史向前提了一千多年。

从2001—2008 年，科学技术部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最后指出两点内容。第一，公元前2000 年之前，辽西、海岱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呈现出独立演进发展但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的格局；到公元前2000 年前后逐步形成了以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夏商王朝文化向外辐射、各地文化和社会融入中华文明的大熔炉。第二，公元前2500 年前后，陶寺古城、良渚古城和石家河古城的出现标志着当时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和建立了早期国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因此是有据可信的［7］。这厘清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探讨了其发展道路和原因，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现代的中国，开始走向文化复兴的道路。中国考古学可以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强大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的实践基础。它对于国民教育、新时代文明世界的中华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自信都特别重要。

首先，中国考古学要在中小学教育中发挥独特价值。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让每一名青少年从小学时代就学习民族历史、了解民族文化，从历史中总结人类进步的经验和经历的坎坷，是引导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必要内容。这不仅可以帮助青少年建立基于客观历史知识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且可以让其从中国古代历史上与世界各国和平进行经贸与文化往来的交流渠道中，深入了解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模式与方法。史前史作为民族历史的开端，其内容缺乏文字，因而只能以考古学提供的史前文化为主要内容，考古学因此而向前拉伸了历史的时间范围并丰富了历史教学内容。历史时期的城址等重要遗存和陶、石、铜、铁、玉、骨等不同类别的精美器物，为中小学更直观地认识古代历史的丰富内涵提供了文献史学无法取代的新视角。古代遗存背后反映出的古代社会取得的辉煌成就、人类努力创造的灿烂文明及其物化遗存背后的技术信息和思想意识等内容，可以满足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都是中国考古学在中小学教育中的独特价值。

其次，中国考古学将在国民教育和文化素养提升方面发挥重要价值。前些年，相关题材小说影视文化产品大肆流行，说明普通百姓对于考古类或与考古有关的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可是，从专业的角度分析，这些流行的大众文化里不乏荒诞诡谲的对考古学和历史的肆意歪曲描写。2009 年，河南安阳西高穴二号墓为曹操高陵的信息公布以后，社会百姓并不认可这一认定结果。这些现象反映出，社会公众对考古学与历史文化的渴求及考古学知识与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之间存在较大鸿沟。这种鸿沟是可以跨越的，它需要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普及社会公众的文化产品，需要考古工作者树立与大众沟通的意识并建立沟通的渠道。实际上，中国考古学已经开展了公众考古学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如《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纪录片，就真正地让公众进入文物修复的工作中，比较真实地还原了一个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实际状态。再如，四川博物院建立的虚拟考古体验馆，包括文物医院、考古影像、古墓3D 实景再现、古木钻火体验、地层的秘密、考古训练营动漫等展示内容，让公众切身走进考古学。最近几年，微博、微信公众号、直播平台兴起的有关公众考古学和一批致力于向大众科普考古学的传播平台和专业人士逐渐增多，让考古学在提升国民教育和文化素养方面已经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再次，中国考古学将会在中华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自信建设方面发挥出巨大价值。中国人最迟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华夏民族的观念。《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对礼崩乐坏的现实窘境时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考古学发现的一些象征着国家和民族认同的物化载体，特别是以都城、宫殿和宗庙等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其中就蕴含着古代中国各个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身份认识和民族认同观念。比如，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发现的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之始就形成了大朝正殿居中居前居高的理念、以正殿为中心的“左祖右社”都城格局、以礼制建筑折射出的天地宗法观念和重农人本理念等历史文化特色，被秦汉唐宋及以后历代王朝继承［8］，周边地区族群建立的王朝也竞相仿效。一直到明清时期，都城和帝王宗庙成为多民族国家象征和维系“中华统绪”所在，是对共同祖先圣君的认同，也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是中华民族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从大量考古发现所反映出的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来看，中华民族自史前时代起，就是一个勤劳善良、自强不息、善于发明、勇于探索的伟大民族。从100多万年以前中华大地上的人类出现，到万年前后的栽培农业产生、8 000 年前的用玉传统开启、4 200 年前左右东亚地区最早古都和宫城礼制的形成，到夏代终于形成了一统万邦的王权国家并以未曾断裂的连续性发展到今天，形成了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和“中和”的核心价值观［9］。将蕴含这些观念的考古学遗存展示给社会公众，就是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力量。比如，2019 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不仅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标志，更是华儿女坚定文化自信、奋力建设中国文化的新动力。

结语

新时代的文化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和文化自信的价值理念，而现代考古学的目标则是要通过古代遗存的研究去“透物见人”，要通过考古发掘清理出的物质文化遗存和研究得到的文化信息去认知过去的人和社会。考古学的学术目标和价值追求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阐述的新时代文化思想高度一致。我们相信，中国考古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方面体现出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并发挥出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