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独在”：评木山英雄的鲁迅研究

2020-01-09杨莼莼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20年1期

杨莼莼

（河北农业大学文管学院，河北沧州 061000）

一、木山英雄鲁迅研究概述

日本的鲁迅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鲁迅留学日本的年代，发轫于中国文学革命时期，继而在国际左翼文化运动中快速发展，战争年代虽艰难跋涉，但最终在战后迎来全面发展［1］。提及日本鲁迅研究学者，耳熟能详的大概有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丸尾常喜、尾崎文昭、坂井洋史、中岛长文、长堀祐造、藤井省三等人。如果以竹内好的《鲁迅》作为日本鲁迅研究成熟的标志，那么1934年出生、20世纪60年代初始涉及鲁迅研究的木山英雄应该处在日本百年鲁迅研究史的中间地带。受限于作品译介的实际困扰，直到木山英雄的中国学生在21世纪初将其研究著作翻译成中文之后，木山英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才更为广泛地在中国学术界传播开来。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木山英雄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鲁迅《野草》的研究，二是周作人及周氏兄弟并行研究，三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旧体诗研究及其他。三者之下，则有中文译作《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与之相应。另外，还有两个学术方面的研究值得一提：一是清末的“文学复古”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内在联系，以及向现代性转化过程中的文学与语言变迁，特别是口语与书面语的离合转换关系；二是对周氏兄弟故乡浙江绍兴的风土民俗研究。以上这些大致显示了木山英雄的学术研究轮廓，也呈现了他五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研究的整体面貌。

二、木山英雄的周氏兄弟并行研究和《野草》研究

关于鲁迅研究，木山英雄主要在“周氏兄弟并行研究”和“鲁迅《野草》研究”两方面着力。“周氏兄弟并行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将鲁迅和周作人放置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而这种对比研究，很大程度上不是放大已知的两兄弟之间的差异、分歧，更多是寻求他们之间的暗合、共通。要知道，周氏兄弟的文章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是大致在同一个理念上的，并且合作的场合也不少。比如：留学日本时俩兄弟合译《域外小说集》，并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流露出了两人的手足深情。但后来因为兄弟失和，弟弟周作人黯然沦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缺席者，“周氏兄弟”的提法便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早在1965年，木山英雄在《实力与文章的关系——周氏兄弟与散文的发展》一文中便已经意识到，周氏兄弟在20世纪20年代面对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主体打造的“革命文学”繁荣局面时有着一致性。另据木山英雄教授考察，情感生活方面失和的周氏兄弟却在文章写作方面暗合：“三·一八惨案”爆发后，先是有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愤然控诉，而周作人亦有《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的冷静发声，巧合的是，两篇文章还发表在同一期的《语丝》上；20世纪30年代，周氏兄弟都经历了身体疾患之苦，两人都对生命有着深切的感悟，鲁迅的《死后》和周作人的《死法》便在这种境遇下同时诞生［2］（P137-157）。在《正冈子规与鲁迅、周作人》一文中，木山英雄教授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引入日本作家正冈子规《死后》，重点考察了鲁迅的《死后》和周作人《死法》两篇文章所透露的两种生命姿态，并最终得出了鲁迅“向死而生”的超越意涵，这也是木山英雄教授《野草》研究中“穿越死亡”的重要命题。

对于周氏兄弟并行研究这一学术建构，木山英雄教授展现出了日本学者惯有的小心谨慎姿态，他在向纵深处探究的同时警惕着可能出现的问题。于研究内部，他明白鲁迅和周作人在大方向上还是不尽相同的，因而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各自的独特性他始终关注；于研究外部，木山英雄教授直言“我是以外国人的立场读中国文学的人，不管如何共鸣于鲁迅和周作人，也不能片刻忘记历史和国情的差异”，这种谦虚低调的口吻既是吐露心声又是严谨求实的体现［3］（P70-83）。

在《野草》研究方面，面对《野草》中的23篇散文诗，木山英雄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执着于其中的逻辑探讨，始终把考察限定于作品上。比如：木山英雄就《秋夜》篇中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一句进行分析时，木山英雄从“兄弟失和”之事出发，认为这是鲁迅有意将实际世界转变为自己的观念世界，不应按照常人的心态去理解句子。在《读〈野草〉》的一组文章中，木山英雄更是通过几组“对极”状态的比较，证实了鲁迅是怎样在生存哲学的意义上经过对四种死亡方式“抉心自食”式的追寻，最后穿过死亡而完成对自身绝望暗淡心理的超越［4］（P209-238）。木山英雄的《野草》研究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在黑暗之中“穷尽努力”却又“诗化定数”最终“重返日常”的主体构建过程，那个“理想自我”也以弃绝于深渊的方式超脱了希望与绝望的二元对立，最终归于“现实自我”幸存下来，这是鲁迅《野草》给予木山英雄的启示，也是木山英雄给予我们的启示［5］。

三、“超越”与“独在”：木山英雄鲁迅研究的意义和影响

因为跨国研究的缘故，木山英雄的学术研究其行为本身就具有促进双边文化交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敏感的中日两国关系而言，这样的纯然学术研究有助于增进两国民间团体的交流。而具体到学术研究内部，木山英雄鲁迅研究所带来的意义可以从两方面说起：一是超越了日本国内“竹内鲁迅”的因循，二是给中国学界带来新的借鉴和启示。

前面已经讲过，竹内好20世纪40年代写成的《鲁迅》一书在日本鲁迅研究史中影响深远，二战以后大部分的日本鲁迅研究学者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批判地继承“竹内鲁迅”的精神遗产。在后继者中，丸山升在继承竹内好精神的同时，对其思想方法进行了大胆修正与超越，不仅解决了竹内好鲁迅研究中“文学者和启蒙者”的对立矛盾，更阐释了“文学与革命”如何辩证统一于鲁迅精神之中［6］（P41-70）。接下来的伊藤虎丸则从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中得到启发，他认为“文学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分裂导致了鲁迅研究盲区的出现，因而希冀用一种近代科学的“方法精神”来重新认识鲁迅文学［7］（P259-281）。但无论是丸山升希冀以“革命人”来统一“政治与文学”的对立，还是伊藤虎丸在“政治与文学”框架里注入“科学精神”来加以改造、改良，永远都是局限在“政治-文学”的框架里小修小补，直到木山英雄出现，才超越了“竹内鲁迅”的局限［8］。

对于中国鲁迅研究而言，木山英雄的鲁迅研究工作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比如：在《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一书中，木山英雄重点关注胡风、聂绀弩、杨宪益、郑超麟、李锐等人在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创作，目的是考察身怀旧诗教养的最后一代文人在20世纪身世沉浮的命运变化中、个人心态的变化以及由此对于旧体诗歌的发展改造［9］（P5-10）。书中的主角虽然政治倾向和文学态度不尽相同，但他们均可被看作“鲁迅死后的鲁迅们”，于困厄之中承担起传承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的重任。曾主持日本鲁迅研究成果译介工作的孙歌将木山英雄比喻为“日本现代中国学家里的一块很硬的骨头”，指出其文章背后具有一种很硬的思想质地，他代表了一种别样的富有政治含量的文学与学术姿态。的确，在五十多年的鲁迅研究生涯中，木山英雄以“旁观者”的姿态见证了中国的时代巨变，以一种客观平和的心态将后鲁迅时代人文环境的发展变化渗透到鲁迅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