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锦凰，张 鸿

（1.兰州大学 县域经济发展研究院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甘肃 兰州 730000；2.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根据城乡可容纳人口数量测算，2030年我国理想城镇化率区间在65.6%～67.4%，[1]而2030年我国人口计划达到14.5亿，[2]可以推算，在2030年，乡村仍将有4.7～5亿人口。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体现在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是最大的发展不充分。[3]因此，乡村发展问题始终是热点，也是难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要坚持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4]乡村作为国内重要的内需市场，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体制机制中，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作为“三农”工作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旨在通过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提升农业农村综合实力。因此，乡村的发展问题在于如何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与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形成衔接，且衔接点在扩大内需上。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基本要求，研究国内大循环体系与乡村振兴在内需上的衔接，探讨乡村振兴如何借助国内大循环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基本要求

（一）扩大内需是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应有之义

在对我国经济形势准确把握与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5]因此，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扩大内需是其应有之义。

扩大内需有助于防范化解国际风险，平稳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新冠肺炎疫情等不确定因素严重削弱了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动能。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如果外部环境遭受冲击，将引起进出口或资本净流出变动，从而导致总需求变动。因此，面对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我国要稳定国内总供给，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变化，需要刺激消费、投资，甚至增加政府支出，即扩大国内需求。

扩大内需也有助于完善畅通国内产业链，实现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依靠自身劳动密集优势发展全球辅助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随着该国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原有出口导向的生产关系将成为约束，难以进一步促进生产力发展。此时，则需要结合本国自身优势，创造自身需求与供给的相互匹配。随着我国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劣势凸显。首先，承接低端产业不仅导致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在产品收益以及供给等方面话语权不大，还制约了国内各行业在品牌研发、技术研发等更高层次的提升。其次，因出口导向，国内市场潜力未被充分挖掘，我国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存在不同程度的梗阻。因此，在外部挤压和内部制约下，我国需要形成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循环模式。

我国一直将消费、投资、净出口作为拉动“需求侧”的三驾马车。结合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从国内“需求侧”来看，刺激消费和投资是扩大内需的基本点。因此，我国要从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入手完善内需市场。另外，一般均衡理论指出，需求和供给是一个整体，两者共同决定市场均衡。因此，分析需求端的变动需要重视供给端的变动。

（二）研究以乡村为主体的循环过程是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必由之路

从地域主体上划分国内大循环体系，可具体分为乡村内部和乡村间、城市内部和城市间以及城乡间的循环。由于城市与乡村要素自然的流动以及分工的不同，各主体间将自适应地进行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过程。对比各个主体，与乡村相关的循环过程尚不畅通。一方面，受城乡体制机制约束，城乡间的循环过程受阻。以消费为例，与美国、英国等国家进行对比，近年来，我国消费率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城乡收入分配存在差距。[6]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存在的根本原因则是城乡间要素分配不均衡，微观层面即人口、资本、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循环的不均衡。另一方面，城市内部、城市间的循环过程优于乡村内部、乡村间的循环过程。从生产来看，城市内部以及城市间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以工业、服务业为主，而乡村内部和乡村间以第一产业农业生产为主。总体来说，城市整体产出高于乡村整体产出，且第一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最低，且近五年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各主体在生产上并不均衡，且城市内部及城市间循环过程中的产出优于乡村内部及乡村间循环过程中的产出。从分配上来看，乡村资源基于逐利输出到城市，而城市资源更多地作用于城市内部和城市间，导致生产工具在生产前的分配不均。另外，生产后的利益分配也表现出不均衡状态，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城市整体分配形式优于乡村。从流通上来看，城市流通渠道多于乡村，且城市获取信息较便捷。以农产品销售为例，由于农户缺乏议价能力，缺乏信息资源，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通常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卖给中间商，利润空间较小，甚至出现滞销，而城市中农产品销售渠道较多，很少出现滞销现象。从消费上来看，近五年，虽然乡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始终高于城镇，但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一直是乡村的两倍多，城市内部及城市间的消费支出高于乡村。因此，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畅通乡村间、乡村内部以及城乡间的循环是必由之路。

二、国内大循环体系与乡村振兴在乡村内需上的衔接

分析国内大循环体系中以乡村为主体的循环过程，离不开对于乡村振兴的分析。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需要把握乡村振兴和国内大循环体系在扩大内需上的衔接。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我国通过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组织有效、生活富裕的基本要求，扩大了乡村投资和消费需求，且成效显著。

（一）产业兴旺

1.投资需求

近年来，乡村产业投资主体从主要由政府主导，转为由企业、个人、政府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即政府承担引导者作用，辅助并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投资对象主要是产业项目投资，包括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新型服务业等乡村建设重点产业和领域中的项目，如政府引导建设的高标准农田和田园综合体等，以及企业和个人投资的现代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休闲旅游、电商等项目。[7]2019年，各地共修建各类乡村产业园1万多个，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超过22万亿元，休闲旅游业营业收入超过8500亿元，各类涉农电商超过3万家，销售额达1.7万亿元。[8]

以现代农业发展为例，现代农业的投资需求主要在于农业装备提升和信息化建设。推进农业装备提升，要升级农机装备，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进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信息化建设指通过农业遥感、物联网等应用，对乡村生产进行一系列数字化的改造，包含数字乡村建设、智慧农业等。这一集成建设有利于提高农业精准化水平，促进农业集约化发展。

在投资规则上，为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市场，2020年4月13日，农业农村部制定了《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确定了社会资本有序投入乡村的12个现代化建设重点产业和领域。另外，为加强引导、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又于同年7月9日发布了《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分别从农产品加工业、乡村特色产业、休闲旅游业、新型服务业四大方面制定措施，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2.消费需求

在乡村产业市场上，人们的消费对象主要有农产品、农副产品、乡村旅游产品和乡村体育产品等。以农产品与农副产品为例，由于人们更加注重高品质与多元化的农产品，消费观念发生转变，导致对绿色生态的农产品以及农副产品消费需求增加。另外，在电商物流快速发展的时代，直播、短视频等拉近了消费者和乡村的距离，进一步刺激了消费需求。人们更倾向于购买看得见的、有评论的偏好产品，如通过抖音、西瓜视频等APP的直播平台直接从农户手中购买绿色生态农产品，同时还能通过这些APP中用户分享的旅游短视频增加对乡村旅游的需求。

（二）生态宜居

在投资需求方面，政府作为主要投资主体，重点投资生态循环项目和人居环境项目。投资规则则主要针对人居环境项目，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关于做好2019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等。2019年，为推进农村户用厕所改造，中央安排70亿元奖补资金，通过组建专家智库、编写手册、举办培训班等方式不断扩大改造覆盖率，取得突出成效。为提升污水治理水平，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环境整治资金支持农村污水综合治理试点，全国90%以上村庄开展清洁行动，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0%。[9]在消费需求方面，人们的消费对象是更加适宜美好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随着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在生态市场上，这一消费需求将逐渐增加。

（三）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

在投资需求方面，投资对象主要从两方面延伸。一是以文化资源为核心的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项目，如保护文物古迹、传承戏曲曲艺、开发传统工艺产品、打造文化产业特色村等。二是公共文化产品，如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从属性对比来看，前者是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之一，具有市场属性，吸引社会资本加入，而后者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在消费需求方面，消费对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于人们对于乡村旅游产品的多元化追求，以及对于戏曲曲艺等非物质文化的关注和热爱，在文化衍生产品方面需求增加。二是由于乡村居民具有对精神文明提升的迫切性以及对丰富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导致其对公共文化产品需求增加。三是乡村居民相对以前而言，更加注重乡村公共安全以及社会公正法治，因而在组织有效性上产生强烈需求。四是乡村居民对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消费需求逐渐增加，政府也自适应地增加公共消费。

（四）生活富裕

在投资需求方面，投资对象主要是乡村基础设施，受乡村经济环境变化影响，目前主要有交通物流、现代能源、农田水利、信息建设、生态环境等。由于该投资规模较大、占用要素较多，投资主体需要多元力量参与，且主要通过PPP及其衍生模式运行。具体来说，PPP模式通过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合作，从而合理引导社会资本对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投资。2019年，在脱贫攻坚战中，60%的贫困县通过PPP模式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项目落地率达55.7%。[10]

在消费需求方面，随着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居民收入增加，从而刺激其进行消费。同时，通过乡村邻里间产生的示范效应，乡村居民消费迭代升级，又通过棘轮效应，乡村居民消费观念发生变化。目前，乡村居民不再囿于注重温饱，而更多地关注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问题。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扩大内需的措施

扩大内需是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应有之义，而乡村振兴是扩大乡村内需的总开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需要从扩大乡村内需入手，把握“要素”核心，抓紧供给端和需求端，畅通城乡循环通道。

（一）把握“要素”核心，为乡村振兴扩大内需持续培育动能

1.利用返乡人口要素，激活内生动力

传统“落叶归根”的城乡人才循环机制被打破，呈现单向的人才由乡村到城镇的流动。[11]不仅如此，扩大到城乡人口流动上，现有乡村相关政策均强调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农业人口由乡村到城镇转移。现实背景下，由城到乡的流动不是被动过程，而是流动群体中个体自我选择的一种结果。该行为具有实现个人收益增值的预期，也不是限定农业人口群体的转移，而是城乡人口规模上的一种流动行为，该行为具有促进乡村发展的社会效益。

具体分析人口返乡，主要针对的是已经在城市具有收入的离乡群体。需要明确的是，由于个体在城乡间的流动具有自主选择权利，因此，并不是每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人都会选择回乡。个体选择回乡行为，若预期收益小于回乡成本，最终还是会留在城市。以返乡创业者为例，他们因为商机或项目返回农村，且预期项目利润高于留在城市的机会成本，如果创业成功，他们将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主力军，但一旦失败，基于理性原则，他们将回到预期收入较高的城市。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他们是发挥示范效应的直接主体。由于其或多或少接触到城市生活方式，消费选择趋向升级，返乡后便将升级的消费理念扩散到亲属一级的社交网络中，再由亲属一级进一步扩散，从而影响更多人群，最终成为乡村居民消费迭代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扩大投资需求方面，返乡人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9年，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850万，占在乡创业人员总数的27%，主要投资农村产业融合项目，其中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人员超过一半。[8]

从宏观层面分析人口返乡，侧重于尚未在城市扎根、根据农业农村政策变化产生的农业转移人口。由于很多地方在“合村并居”“农民上楼”后未考虑其生活生产状况，导致居民难以融入新环境。在消费需求方面，受城市生活方式影响，他们的消费理念也在逐渐升级，消费观念往往更易变化，另外，他们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需求更加强烈。

2.重视土地及资本等生产要素，奠定坚实基础

土地是乡村内需市场的优势要素。由于人口由乡村到城镇的转移，乡村土地产生荒废现象，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另外，随着现代农业发展，土地规模化、集约化成为趋势，这一趋势又成为合理利用土地的机遇。因此，把握土地要素，不仅有利于促进乡村产业内需市场的投资需求，还有利于提升乡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从而增加消费需求。社会资本对乡村内需具有乘数效应，因此，需要充分利用资本要素，落实乡村投资需求。然而，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投资规则尚不完善，个人和企业投资需求未充分发挥。虽然已有鼓励社会资本下乡的政策指南，但因为农业农村投资机制不完善，产生“挤出”效应，社会资本下乡投资机会成本加大。基于资本兼顾成本与收益的逐利本质，社会资本下乡仍是难题。

（二）抓紧“供需”路径，为乡村振兴扩大内需指明方向

扩大乡村内需，需要乡村振兴同步推进“供给侧”和“需求侧”，注重两者的适配性。具体来说，乡村振兴推进“供给侧”即是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以及提升价值链。[12]其中，延伸产业链主要强调挖掘农业多功能性，在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已有业态的基础上壮大乡村产业。完善供应链主要强调稳定产销，即确保农产品、农副产品等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匹配，减少损失。提升价值链主要指整个产业链环节中产生的增值活动，强调农产品质量、品牌等竞争力的提升。而乡村振兴推进“需求侧”要从乡村振兴各方面入手扩大、培育和释放投资、消费需求。“供给侧”的改革可以促进投资需求的释放，并培育消费需求，而推进“需求侧”则有助于完善农业产业体系。两者共同作用，相互协调，才能完善乡村内需市场体系，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三）畅通“城乡”循环，为乡村振兴扩大内需拓宽渠道

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甚至比同期发展中国家低，这直接拉低了最终消费率水平。[12]一般来说，最终消费率是随着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但是，我国经济增长与最终消费率变动并不一致，究其原因，即是受居民消费率水平影响。影响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原因复杂，主要有城镇化、收入、政府消费等，[12-14]若考虑地域因素，则主要是城乡收入分配因素。另外，由于我国城乡保护主义政策实施，城乡间资本流动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社会资本下乡受阻，严重影响乡村投资需求的释放。因此，需要畅通“城乡”循环。

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扩大内需的对策建议

（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要素流动“壁垒”

体制机制改革贯穿我国经济发展过程。长期以来，我国乡村主要依靠农业发展，未有效发挥农业农村多功能价值，导致农民增收渠道过窄。加之农业收入远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收入，在改革开放逐步放宽户籍制度后，大量农民涌向城市，一方面导致农村和城市双向产生问题，如农村空心化现象，而城市承载负担加重等；另一方面，城乡差距依旧较大。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开始实行城镇化建设，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为其提供和城市居民均等的社会保障；同时在乡村推行新农村建设。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城镇化因纠偏“土地财政”更新为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也为适应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提升为乡村振兴战略。可以看出，加快推进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有利于减少乡村振兴中面临的制度约束。我国也在不断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完善人口、土地以及资本上的流动机制。

首先，要完善人口自由流动机制。一方面，各地方政府要为返乡人才提供就业创业平台，并将其纳入人才统筹培养系统，定期组织各类人才交流，收集其就业创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同时有组织地动员科研人员、建筑师、规划师等专业人才为其答疑解惑；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要重点关注农村人口转移后面临的就业问题，将转移人口的就业情况纳入干部考核体系，所在乡镇通过建立就业公众号、设置工作招聘宣传栏等方式为转移居民提供就业信息，并定期组织培训，提升转移居民技能。

其次，要完善土地流动机制。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宅基地改革试点，在保证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建立试点乡村人才公寓，为下乡人才提供居住保障。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要树立土地集约利用理念，积极整合废弃宅基地与农用地，将其转化为建设用地，推动入市。

最后，要完善资本流动机制。一方面，各地方政府依据《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匹配项目，充分结合本地区发展实际，在资本准入的项目基础上设置投资项目负面清单，降低交易成本，并结合本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规划一批效益高、增值快的项目，推动审核通过的计划项目入市招标，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另一方面，为避免投资项目受制于当地发展，企业和个人在投资项目过程中要深入考察，要与当地未来发展规划契合，减少试错成本。

（二）从“需求端”入手，释放投资需求，扩大消费需求

一方面，乡村振兴投资需求的释放需要社会资本等多元力量参与。因此，释放投资需求，各地方政府需要从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激发乡村产业活力入手。一是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为创新创业群体提供平台。二是持续发掘乡村生态涵养、健康养老等新功能新价值，培育新业态和新产业，打造农业科技园区等新载体。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要从“需求端”入手扩大消费需求，一是不断优化乡村消费结构，减少主要消费需求在温饱上的人口数量，引导乡村居民增强精神层面的消费需求。二是着力优化农村消费环境，在线上平台购买量大或农产品销售量多的地方设置物流网点。

（三）从“供给端”入手，挖掘投资需求，培育消费需求

一方面，各乡村产业主体要从“供给端”入手，关注当前农业科技、关注示范地区乡村建设，挖掘与乡村发展匹配的投资项目。一是培育农业现代供应链主体，通过“订单农业”“农超、农企、农社、农校对接”等方式稳定产销供应链。二是要优化农业产业链，构建覆盖范围广、设施配备齐全以及区域间要素通达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三是要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同时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互联网+农产品”、仓储物流等新业态，挖掘农业多功能性，不断提升农业价值链。

另一方面，各乡村产业主体要从“供给端”入手，注重产品多元化、绿色生态化发展，培养居民消费需求。一是注重生产原生态农产品，打造乡村绿色生态品牌，积极申报国家地理农产品标志。二是促进产品多样化发展，积极参与各地人才相互交流的平台，通过交流学习，增强创新能力。三是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带动，刺激消费者需求，发展体验经济，邀请兴趣较高、评论或关注次数较多的人带家人免费前往体验，增加消费者信任度。

五、结语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内需是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应有之义。乡村作为国内大循环的地域主体之一，具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因此，畅通乡村间、乡村内部以及城乡间的循环，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是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必由之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要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过程中逐渐完善乡村内需市场。把握乡村振兴在构建国际大循环体系中的机遇，从内需角度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我国要抓紧“要素”核心，把握“供需”路径，畅通“城乡”循环，同时要从体制机制、供给侧和需求侧等方面入手，培育、扩大和释放乡村投资、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