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怡爽

最近一段时间，印度一些高官频频向公众宣介牛排泄物的“实用价值”，例如政府高官称牛粪做成的芯片可以防止手机辐射，或是以牛粪牛尿制药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等，吸引了不少眼球。事实上早在2006年，英国知名记者爱德华·卢斯就曾记载了一次让他印象深刻的那格浦尔“牛产品研究中心”之旅。在这个中心里，受印度教右翼组织印度教大斋会资助的研究者宣称牛尿可以治疗癌症等各种疾病，还推出了牛粪为原料的洗发剂等产品。但昔时与今日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已经从民间活动上升成为政府行为。2月，莫迪政府出台了“通过研究加强本土奶牛主要产品科学利用”的计划，由十多个国家部委合作研究开发以牛的副产品（包括尿液和粪便）为原料的个人护理产品与癌症和糖尿病的治疗方案。印度很多地区文化对牛粪的执着，来自于对牛及其副产品的神圣性的推崇，以“实用性”为神圣性。除此之外，当下印度官方大力推介相关产品也是出于环境与经济压力。

2020 年2月25～27日，印度首都新德里东北部发生大规模教派社群骚乱。图为在骚乱中受损严重的当地社区，几头流浪牛在觅食。

神圣与洁净

在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财富与吉祥女神拉克什米来到一群母牛中间，要求住在它们中间，母牛们因为拉克什米性情变幻无常而拒绝了她。拉克什米再三恳求，母牛们终于允许她住在自己的“粪溺”之中。从此，牛的粪溺也就变得“神圣吉祥”了。可见，牛的排泄物之所以能成圣物，实际上还是由于牛被赋予的宗教和文化上的神圣性。

在农耕社会中，牛是宝贵的畜力和蛋白质提供者，因此中国古代也曾禁止私杀耕牛。在印度，由于不稳定的季风气候的影响，牛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但是，牛——特别是印度原产的瘤牛（zebu）神圣性的起源，与作为祭司阶层的婆罗门对自身财产权利的主张牢牢绑定在一起。古代印度土地受王权支配，婆罗门的地产来自于国王贵族的馈赠。劳动力则由整个村社分配，无法专属个人。婆罗门能牢牢掌握在手中的、最有价值的财产和生产资料就是牛。因此，婆罗门总是在宗教经典中一再强调牛的重要性。《水止法经》《乔达摩法经》中，牛的地位与太阳、火焰和婆罗门等同;《摩奴法论》中主张，掠夺婆罗门的牲畜，歹徒应立即被切断肢体;各种《往世书》神话传说中，抢夺婆罗门的牛都是会丧失性命、丢失功德的重罪。历史上，婆罗门在印度很多地方没有直接掌握暴力机关和行政权力，要保护自己的产权不受侵犯，最方便、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道德与习俗上赋予牛崇高的宗教地位，使其成为圣物。由于婆罗门对宗教话语权的长期掌控，牛的神性在历史传承中不断上升，牛的“五产”（即牛奶、酥油、黄油、牛粪和牛尿）由此也被视作为是神圣的，其混合物甚至被视为是可以治愈疾病的灵丹妙药。

将牛的排泄物视作纯净之物的思想还关乎到印度教的洁净观。这一“洁净”观体现的乃是典型的“仪式价值”，即对事物的评价标准并不在于其真实社会贡献和实际产出能力，而是基于文化上的道德观念、权威、等级和身份区分。在这种价值观下，“洁净”与“不洁”的区分首先是对人与物的不同等级进行隔离的手段。既然“洁净”的衡量标准源自于社会的阶序关系，那么某种特定事物的肮脏与否，完全取决于其宗教位置，与真实的卫生情况没有直接关联。因此，从事剥制牛皮的达利特人（又被称作“不可接触者”，即所谓的“贱民”）是“不洁”的，这种“不洁”甚至会通过接触而“传染”。但牛粪牛尿来自于具有神性的牛，因而就是吉祥、有益的，还能对污染进行“净化”。用牛粪点燃的火焰可以烹饪最好的食物。牛粪烧成的灰烬被称为“圣灰”，在宗教仪式中被大量使用，也能用于驱散污秽。

不过，如今的印度政府和其背后的印度教右翼势力，并没有满足于将牛粪仅仅用于燃料和宗教用途。他们千方百计开发“牛产品”的动机，也并不只是为了固守历史流传下来的价值观。

“护牛”产生消极社会经济后果

印度教的婆罗门教传统虽然鼓吹牛的神性，但长期以来，对于印度的许多普通民众来说，牛的宗教价值并不比它作为农业经济支柱的价值更重要。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视牛为神”的观念伴随着“梵化”（低种姓模仿高种姓生活方式和行为的实践，目的在于提升自身宗教阶序）进程开始向中、下层阶级传播。同一时期，印度本土牛的存栏量在外来牛种的冲击下不断下降。于是，牛，特别是印度本土原产牛，逐渐被当作印度教传统的象征，对牛的伤害被等同于对印度教价值观的侵犯。正是这种宗教压力，导致“禁止对牛的屠宰”被写进了印度《宪法》的指导原则中。20世纪80年代后，当超越语言和地域的泛印度教社群在大众传媒助力下成型时，要求保护牛的“护牛”运动也成为印度教右翼势力自我主张和表达政见、进行社会动员的有力手段。在莫迪和印人党政府当政后，“护牛”更成为一项国策，2017年出台的《防止虐待动物（牲畜市场规制）法》也在事实上禁止了对牛的屠宰和贩卖。

在过去，一旦耕牛丧失了生产能力，农民就会将牛卖给低种姓或穆斯林屠宰从业者，但如今印度大部分邦都开始严格限制牛的屠宰、运输和贸易。这不仅剥夺了以皮革制造和屠宰為业的低种姓和穆斯林民众的生计，也使普通农民损失了贩牛收入。一头牛的年均饲养成本相当于印度贫困线标准的年收入，对大部分农民都是沉重负担。因此，将年迈的牛“放生”成了许多人唯一的选择。2018年，印度流浪牛的数量已经超过了520万头。在北方邦，自从2017年严令禁止牛的屠宰和贩运之后，这个邦的流浪牛已经超过100万头，部分地区流浪牛数量在两年之内就翻了三倍。四处游荡的牛群破坏庄稼，妨碍城市交通，污染环境，成了印度版本的“公地悲剧”。尽管政府和印度教慈善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为牛设立了庇护所，但其无法完全容纳数百万头的流浪牛。印度政府还曾试图通过处罚牛主、给牛打地理标记等措施管理流浪牛，但迄今为止，这些举措都未见明显成效。

伴随着“流浪牛口”膨胀的，不仅是接踵而至的治理困境和人与牛对土地资源的争夺，还有对副产物牛粪的处理难题。如今，印度农村大量使用牛粪作为直接燃料和堆肥原料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牛粪的“洁净”，而是人口和农业压力导致的严重的燃料和肥料短缺。而这种做法在环境和医学上都已经被证明是有害的：焚烧牛粪的烟雾加剧了大气污染，而未经处理的牛粪堆积又成为病菌滋生的源头。

在印度的很多地方，牛——特别是印度原产的瘤牛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图为2018年排灯节第二天，印度中央邦博帕尔，民众给牛戴上各种装饰，并向其奉献食物。

调和“发展主义”与“护牛”的尝试

面对农业、环境和财政上的负担，执政的印人党政府也必须直面推行印度教特性议程带来的问题。莫迪政府已经承诺不会在“护牛”政治上让步，但与此同时，武断的“护牛”运动造成的政治和经济成本也在不断上涨。“发展主义”是印人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吸引选民的旗号之一，将大量金钱与人力耗费在无法生产价值的社会部门中，显然有悖于发展主义原则。这就使得印人党有必要采取行动，让发展主义和“护牛”运动在理念和实践上并行不悖，同时设法对牛的经济价值进行进一步的开发，以彰显“护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舒缓累积的社会压力。

因此，印人党和印度教右翼群体才会试图寻找神圣的“科学”依据和市场空间，将宗教价值变现为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以此来说服自己与民众：印度教传统在理性主义的世界中并没有过时。换而言之，印人党需要设法把印度教传统装扮为一个现代品牌营销出去。开发“牛产品”的经济价值。这等同于将宗教神圣性标价拿到市场上贩卖，但这一点与印度教右翼意识形态所鼓吹的传统并无抵牾。印度教的人生三大目标包括了法、利、欲，在居家期（印度教传统中人生四大阶段之一）内追求财富在内的现实利益不是罪恶，而是社会责任。对于商人种姓来说，“以合法方式大力增殖财富”更是一种宗教身份所要求达成的目标。因此，将神圣之物与现实利益挂钩不但不会损害虔诚和纯洁，反而是一项义务。甚至，将圣物的价值最大化并用于商业，从中获取的利润也会随之而神圣化。

实际上，印度政府的政策是对牛的副产品的全面开发，对牛粪牛尿的开发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培育本土牛种、提振牛奶生产和开发黄油、酥油产品上，印度政府同样给予了重金扶持。不过，根据印度畜牧和乳业部的估算，作为全球最大的牛粪生产国，印度牛粪年均产量达到了12亿吨，其中4亿吨用作燃料，2.15亿吨用作粪肥，其余“都被浪费”了，加强对牛粪的“生产性利用”自然势在必行。除了“牛粪芯片”、药品和护理用品之外，其实印度政府同样也在促进牛粪有机肥料和沼气原料生产、通过建立牛粪处理产业为农村增加就业。

加强对牛粪的处理和再利用固然有一定正面價值，但其根本动机并不是为了促进农村发展和经济增长，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宗教议程的合法性。各种牛粪牛尿产品有益属性的“证据”终究不是来自科学，而是宗教。在这些议题上面投入大量的财政与社会资源，很难带来相应产出，最终必然会成为普通民众的负担。既然如此，当人们试图在神圣的牛粪中寻找幸运和财富女神的身影时，他们的努力是否能收获功德和果报，就很值得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