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红涛 廖欣鑫 吴忠才

摘 要： 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估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和潜力，并分析影响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因素，选取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的跨境电商规模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显示：（1）整体的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呈现快速提升的发展态势，贸易阻力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蕴藏巨大的跨境电商潜力；（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均显著促进跨境电商规模的增长，地理距离对其影响不显著；（3）整体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低于0.5，但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潜力的提升空间较大，高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最高，中低收入国家增速明显，中高收入跨境电商潜力的提升空间最大。

关键词： “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大数据；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广义虚拟经济潜力

中图分类号： F7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448 （2020） 02-0059-09

Efficiency and Potential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

TANG Hong-tao LIAO Xin-xin WU Zhong-cai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Hunan Changsha 410205，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Yueyang 414006，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based on a 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efficiency and potential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growth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From 2009-2018， the scal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between China and 61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a research sampl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cross-border e-commerce efficiency shows a rapid development trend， and trade resistance continues to change with time. Changes have huge potential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2） The economic scale，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and signing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of countries along the“Belt and Road” hav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growth of the scal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it； （3） The overall average efficiency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s less than 0.5， but the potential for improve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s large. The average efficiency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is the highest， and the growth rate of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s obvious，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s the greatest potential for improvement.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big data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efficiency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potential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一、引言

非物質文化遗产具有典型的广义虚拟经济属性，跨境电商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也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转型舞台，具有典型的广义虚拟经济属性。随着“五通建设”的提出，设施互通助力跨境电商基础设施的完善，同时跨境电商的兴起促进政策沟通，加速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跨境电商逐步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与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高效的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为双边贸易联通提供了新渠道和新机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同比增速突破20%，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38.3%，总额高达18621.1亿元，预计到2020年跨境电商对进出口贸易占比将达40%。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效率如何？如何挖掘双边跨境电商潜力？什么因素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规模提升？基于上述视角，本文以除中国外“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实证探讨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潜力与效率，进一步丰富“一带一路”倡议中跨境电商发展内涵。

二、文献综述

自Tinbergen（1962）[1]首次將物理学的引力方程应用到贸易领域，利用引力模型定量分析双边贸易的文献大量涌现，众多学者以双边贸易的拟合值作为贸易潜力的衡量标准，实际贸易量与模型估计得出的贸易潜力之间的比值即贸易效率（Egger，2002）[2]。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传统引力模型都是学者测度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常用的研究方法，Nilsson（2000）[3]借助传统引力模型测算欧盟成员国与塞浦路斯之间潜在的贸易水平，发现组建共同的贸易联盟或组织能够提升贸易效率。盛斌和廖明中（2004）[4]运用传统引力模型中探讨新兴市场40个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潜力，并深入分析得出经济规模是影响出口贸易结构的关键因素。赵雨霖和林光华（2008）[5]基于传统引力模型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市场状况，以贸易潜力作为衡量指标，得出双边国家呈现“贸易不足”的经贸关系。尽管传统的引力模型被大量用于双边贸易研究之中，但是传统引力模型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方面，基于无摩擦贸易的前提假设，只拟合测算得出影响因素的平均效应，忽略贸易阻力的负面影响，实证结果的可信度降低，另一方面，重要但是难以测量的贸易影响因素被纳入随机扰动项，仅仅探讨易于观测的因素，测算出来的贸易潜力与实际潜力偏差较大（Armstrong，2007）[6]。

随着随机前沿估计法的提出（Aigner等，1977）[7]，部分学者开始将随机前沿估计方法与传统的引力模型结合起来，并运用到贸易领域来研究双边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Ravishankar和Stack，2014；Tamini等，2016）[8-9]。鲁晓东和赵奇伟（2010）[10]基于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值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随机前沿分析的方法估计出口的潜力，研究发现人为贸易阻力降低了中国的出口效率，中国的贸易潜力增长空间充足。施炳展和李坤望（2009）[11]实证发现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反方向变动，两者共同决定中国出口贸易稳定增长的态势，且贸易潜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贺书锋等（2013）[12]基于北极航道的通航环境，探讨在此背景下中国进出口贸易效率和出口效率，实证分析发现进出口效率显著低于出口效率，北极航道相关的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极大的贸易增长空间。陈创练等（2016）[13]针对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17年间的贸易相关指数，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对比分析OECD和非OECD国家之间的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之间的关系。

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密切，学者们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从国家和地区的宏观层面着手，分析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谭秀杰和周茂荣（2015）[14]聚焦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处于不断增长阶段，贸易潜力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文淑惠和张昕（2017）[15]针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经济往来，利用随机前沿时变模型估计贸易潜力，分析得出贸易阻力与时俱增，贸易效率逐渐减弱，进而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来释放贸易潜力的政策建议。张奕芳和刘富华（2018）[16]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以互联网内生贸易模型为基础，从数理模型的角度出发，探讨互联网对出口贸易效率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得出互联网是推动我国出口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聚焦传统国际贸易，例如考虑国际金融危机的外在贸易阻力（张会清，2007）[17]，基于“自然贸易伙伴”的研究假定（王亮和吴浜源，2016）[18]，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灯光数据（宗慧隽和王明益，2018）[19]，从多个视角着手研究贸易效率和潜力，类似的深入分析并不少见。

除传统的国际贸易外，跨境电商作为对外贸易的新兴业态，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一带一路”中跨境电商的发展逐步成为学者们研究热点。朱妮娜和吴莉（2015）[20]从我国的《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报告》出发，详实分析其发展潜力，认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是助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应有之义。刘小军和张滨（2016）[21]基于跨境电商物流中产生的诸多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意见来改善“一带一路”跨境电商物流设施落后等问题。罗娜和罗乐娟（2018）[22]针对“一带一路”跨境电商的高速发展现状，实证检验其对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唐红涛和刘海鸥（2010）[23]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深入探究影响电子商务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因素，张益丰和王晨（2019）[24]采用拓展的引力模型探讨与中国跨境电商联系紧密的8个国家，根据对伙伴国出口贸易潜力大小，划分为潜力再造市场、潜力开拓型市场和成熟市场，并对比传统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

总结以上文献可知，第一，当前学者研究双边贸易潜力和效率时，大多从传统的引力模型转向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第二，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效率和潜力研究，主要聚焦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第三，就“一带一路”与跨境电商之间的相关研究更多的是定性研究，仅有少数学者基于传统的引力模型定量研究其效率和潜力。基于此，本文将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重点研讨2009—2018年其跨境电商效率和潜力，实证分析影响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因素，以期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推动“一代一路”中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

三、模型构建

（一）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双边贸易的截面数据，利用引力模型测度贸易效率，借助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贸易潜力，是学界的普遍做法。但传统引力模型测算的拟合值聚焦于模型中控制变量所呈现的平均效应，引力模型度量的“贸易潜力”与经济意义上的进出口贸易潜力存在差异，加之实证分析中选取较多类似地理距离的客观贸易阻力，而难以观测和跨时变动的主观贸易阻力易被纳入扰动项中，因而传统引力模型估计的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与实际情况存在偏误。本文将广泛应用于生产函数技术效率的随机前沿引力思想引入传统引力模型中，将被忽略难以度量的贸易影响因素归入贸易非效率项中处理，实现“前沿水平”中贸易最优化，减少其对模型估计可能出现的偏差。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

（1）式中，Tijt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跨境电商规模，i表示中国，j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xijt表示引力模型中设定的影响贸易规模的因素，比如地理距离、经济规模、人口等等。β表示待估计的参数，vijt表示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是贸易中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uit表示贸易的非效率项，服从半正态分布或结尾分布。（2）式是对（1）式取对数，vijt-uit表示模型设定中的复合误差。

（3）式中将时间加入贸易的非效率项构建时变模型，当η>0 时，贸易非效率项随着时间递增，当η<0时，贸易非效率项随着时间递减，当η=0 时，贸易非效率项不随着时间改变，模型转换为时不变模型。（4）式中，Tijt*为贸易效率，表示利用模型估算得出的前沿贸易额，而TEijt表示实际贸易额与前沿贸易额的比值。

（二）经验模型构建

以上述随机前沿模型为基础，本文主要关注影响双边跨境电商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选定经济规模、市场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外贸依存度、地理距离、以及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变量构建模型。因此，本文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双边跨境电商模型具体形式设定如下：

在式（6）中，i表示中国，j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Tijt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t时期的跨境电商规模，β0表示常数项，β1至β 8表示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余变量含义如下：gdpjt和gdpit分别表示t时期j国和i国的经济规模，由国内生产总值用来衡量。一般认为，经济规模越大，进口国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越大，出口国对产品和种类的生产能力越强，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越高。cityjt和cityit分别表示t时期j国和i国的市场规模，由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市场规模越大，进口国的消费需求越大，出口国选择该国作为目标市场的机率越高，跨境电商效率越高。netjt表示t时期j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由互联网接入比例来衡量，互联网普及程度越高，跨境电商中面临的信息搜寻成本、沟通成本和冰山成本大大降低，理论上互联网普及对跨境电商效率具有正影响。〖"depen" 〗_"jt" 表示t时期j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由进出口总额占其GDP之比来衡量，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进口国和出口国对外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具有更高的容纳和接受能力，跨境电商效率和潜力与其呈现正向促进关系。〖"dist" 〗_"ij" 表示i国与j国间的地理距离，由两国首都间距离作为两国地理距离的替代变量，于传统贸易而言，两国之间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是双边贸易往来重要的阻碍因素之一，但由于跨境电商“去中介化”效应，距离对于跨境电商的影响变得复杂多样化，呈现了“距离之谜”。〖"fta" 〗_"ij" 为模型中的虚拟变量，表示i国与j国间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由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作为参考，若两国之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则变量取1，反之取0；"v"_"ijt" 为随机干扰项，服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u" _"ijt" 为非贸易效率项，同时与"v" _"ijt" 相互独立，表示未能纳入的非贸易效率因素，包括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等诸多方面。

（三）数据说明

囿于2019部分数据存在缺失值，本文选取2009—2018年为研究区间，选取“一带一路”沿线除中国外的6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分别为阿富汗、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保加利亚、巴林、波黑、白俄罗斯、文莱、不丹、塞浦路斯、捷克、埃及西奈半岛、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克罗地亚、匈牙利、伊拉克、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科威特、老挝、黎巴嫩、斯里兰卡、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多瓦、马尔代夫、黑山、蒙古、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罗马尼亚、新加坡、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斯洛伐克、马其顿、阿联酋、希腊、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马来西亚、波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泰国、土耳其。采集各国官网电商大数据，采取线性插值法对重要数据进行补充整理，除虚拟变量外，其余所有数据取自然对数来消除异方差，所有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为稳定序列，可以使用序列的原始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规模为基础，运用Stata14.0软件进行随机前沿模型的参数估计，将贸易非效率项的时变模型和时不变模型，估计结果报告在表2中。

基于表2的基准回归结果，首先进行时变模型和时不变模型的选择，根据η值的显著性来判定，时变模型的η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以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电商的非效率项，即贸易之间的阻力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η值系数为正，标明其贸易阻力不断降低，而贸易效率呈现上升态势。故对于该模型的基准回归分析聚焦于时变模型的估计结果，就经济规模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系数显著为正，影响系数为0.948，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变量失去了显著性，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其对中国所供给的商品和服务需求越大，这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电商的规模提升主要依赖于沿線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影响恰好相反，中国的市场规模系数高达11.23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规模不具显著性，表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是推动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中坚力量。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对外贸易依存度对跨境电商规模均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较互联网普及率而言，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系数更大，这说明以上两种变量能起到促进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作用，且对外贸易越开放，跨境电商规模增长越快，这与本文预期一致。地理距离对跨境电商规模的提升作用不显著，且符号为正，这与传统国际贸易的距离影响不一致，主要原因是由于跨境电商作为新型的“贸易中介”，运送货物以快递邮寄为主，加之远洋运输技术日新月异，地理距离对跨境电商规模的影响较为复杂，这也符合前文的预期。最后，描述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在与自由贸易区伙伴进行贸易往来时，遵循“自然贸易伙伴”的原则，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增加会大幅度地提升跨境电商规模。

（二）基于人均收入分类的回归结果

由于人均国民总收入收入反映了居民的消费水平，进而影响其对于跨境电商的参与度，借鉴宗慧隽和王明益（2018）[19]的做法，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分类，以1025美元、4036美元、12496美元的人均收入门槛分为四类经济体：低收入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按照本文选取的61个样本，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高收入和中低收入估计的η值，系数分别为0.07和0.04且不显著，说明这两种类型的国家选择时不变模型更为有效，而中高收入的国家存在显著的η 值，故中高收入的国家选择时变模型进行回归较为合理。由表3的具体回归结果来看，各个影响因素对跨境电商的作用，呈现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的情况。

就经济规模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对跨境电商规模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中高收入国家的经济规模影响系数最大，可能存在的原因是较多中高收入国家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阶段，故经济规模增长幅度较大，对跨境电商规模的正向作用最为显著。而中国经济规模对跨境电商规模的影响则各有差异，对于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而言，中国经济规模的影响为负向，于中高收入的国家而言，表现为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由于相较于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中高收入的国家更加依赖于中国经济规模增长所释放的巨大产能，这也是中国跨境电商向该类国家出口的内在动力。对比市场规模，其对跨境电商规模的影响更为复杂多变。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市场规模的系数和显著性，高收入国家与中国跨境电商的增长更加依赖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和购买能力，中低收入的国家恰好相反，其市场规模系数显著为正，据此分析中国与其跨境电商往来为需求拉动型，市场规模对中高收入国家的影响不显著。互联网普及率对于跨境电商规模的发展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国家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互联网作为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其重要作用的作用不可忽视。对外贸易依存度强有力地推动中国与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国家的跨境电商，这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其影响系数为负值，可能的原因是中低收入国家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要素，吸引了众多跨国企业进行投资，成为细分跨境电商目标市场，因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检验结果与预期结果存在差异。跨境电商的出现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出现了“距离消亡”现象，也即距离对跨境电商的阻碍作用显著降低，从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与中国的跨境电商往来。而中低收入国家囿于其运输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设施水平，距离仍然是阻碍其贸易发展的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对以上三种类型的国家均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与本文预期完全一致。

（三）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估计

借鉴孙金彦和刘海云（2016）[25]的处理方法，本文并未具体测算得出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潜力，而是在文中测度出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根据两者存在负向的相关性，跨境电商的广义虚拟经济效率越低，其跨境电商潜力越高，进而估计相应的潜力大小。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在0.1以下的有28个国家，0.1～0.5之间的有20个国家，0.5以上的有13个国家，总体而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境电商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样本中将近一半的国家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值处于0.1以下，三分之一的国家处于中下游水平，尚有巨大的跨境电商潜力亟待释放。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只列出各个类别中跨境电商最有效率的前5个国家和效率最低的前5个国家，由表4可知在这三类别中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最高的分别为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蒙古。近年来中国— 中东欧协同投融资合作框架的提出，为“一带一路”倡议中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往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均属于中东欧中的重要国家，斯洛伐克作为欧盟中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逐步成为欧洲物流中心之一，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完备，移动支付市场成熟。尽管保加利亚跨境电商的渗透率有待提高，但是物流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在欧盟跨境消费的推动下，跨境电商增长迅速，这两国的跨境电商效率稳居前列。中低收入国家行列的蒙古凭借着其天然的区位优势，加之完善的运输体系，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与中国签订了“国际物流合作备忘录”，跨境电商增长幅度显著，中蒙之间的跨境电商进一步推动“网上丝绸之路”发展，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此外，在这三类别中跨境电商效率最低的国家为文莱、马尔代夫和不丹，分别为0.013、0.006、0.014，囿于政策指引不足，文莱与中国的贸易持续下滑，跨境电商效率较为匮乏，其中而马尔代夫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与航海业，与中国贸易基础薄弱，不丹作为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跨境电商往来也受到抑制，故以上三个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跨境电商效率有待提升，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增长空间。

由图1可知，无论是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其跨境电商廣义虚拟经济效率均呈现了逐年上升趋势，其中高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效率显著高于其余两类国家，中低收入国家次之，而中高收入国家位列最末。高收入的国家往往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跨境电商市场、存在完善的物流、仓储、支付等基础设施体系、具备相当雄厚的贸易基础，不难理解其测算得出的平均跨境电商效率居于前列。然而中高收入的国家却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跨境电商效率，这与本文预期存在差异，原因可能是相较于聚焦于传统国际贸易的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发展势头迅猛，大部分的中低收入国家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作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之后，最具有跨境电商潜力的东南亚市场，拥有数10家活跃的跨境电商平台诸如Lazada和Shopee，抓住了互联网覆盖率极高、消费需求旺盛的市场特点，针对该细分市场精耕细作，跨境电商效率逐年增长，使得东南亚地区与中国之间跨境电商实现了质的飞跃。中高收入国家应当不断完善其跨境电商基础设施，针对特定化的消费者偏好细分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有效释放贸易潜力。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选取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的跨境电商大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效率和潜力，并探讨影响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因素，实证研究结论如下：（1）就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规模而言，贸易阻力随时间变化而不断下降，跨境电商效率处于快速提升的发展态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变量均呈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良好的对外开放政策、完善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跨境电商规增长；双边的地理距离对跨境电商的影响并不显著，侧面说明跨境电商不受距离的明显约束作用，凸显跨境电商“去中介化”的特征。（2）基于人均收入水平分类的回归结果表明：中高收入的国家贸易阻力随时间变化，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贸易阻力变化不明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和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仍是推动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囿于运输物流水平，中低收入国家中，地理距离对其跨境电商仍具有负面影响，对中高收入和高收入体现为显著的正向推動作用。（3）基于人均收入水平分类的跨境电商效率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最高，中低收入国家次之；中高收入国家跨境电商平均效率最低，贸易潜力巨大。总体而言，上述三类国家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均低于0.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应当采取措施来释放蕴藏的跨境电商潜力。

（二）政策建议

为最大限度地释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潜力，实现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的提升，我国仍需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使跨境电商成为沿线国家真正的经济增长点。第一、积极举行双边或多边的贸易谈判，扩大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的覆盖面，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吸引更多的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搭建企业间互利合作的高效平台，降低货物流通的关税成本，减少非关税壁垒等贸易阻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跨境电商效率。第二、建立我国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体系，连接贸易过程中的商检、缴税、退税、结汇和通关等流程，实现电子化和一体化的双重目标。跨境电商应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在中国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打造智能融合的格局，推动商品准入体系、检验检疫标准、产品检验认证等项目的互认，发挥其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竞争优势，释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潜力。第三、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扩大对包含5G技术、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在内的新基建投资。一方面可以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号召，助力我国传统基建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通讯手段和物流技术的完善能够大幅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的参与程度，构建高效低成本的联通网络体系，使得跨境电商成为设施互通的重要抓手。第四、培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跨境电商新生态，在货物监管制度、跨境电商平台治理、贸易便利化方面和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文件，在《电子商务法》的基础上，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配套法规的适用性，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入活跃而高效的跨境电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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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0-04-06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8A299），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开放课题项目（JD-KFKT-2019-ZD-01），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20YJA790068）。

作者简介： 唐红涛（1977—），男，湖南衡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电子商务广义虚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