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鹏

一、引 言

马尔科维奇等南斯拉夫实践派理论家提出的自治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为南斯拉夫当局施行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智力支持，但二者并不等同，后者的政治实践与前者的理论设计相比存在反差。对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问题，多数学者是从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教训等政治实践角度来研究的。有学者认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超越了历史阶段，联邦架构下不合理的分权致使地方治权主权化和民族分裂不断，最终导致了南斯拉夫解体。(1)陈新明：《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失败——关于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有学者认为，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改革对社会民主的追求没能处理好国家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两种范式之间的张力，在二者对立的思维框架内，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控制均被弱化，同时造成企业效率低下和国民经济衰颓，加速断送了改革。(2)刘先春，邓嫣嫣：《“社会与国家”范式对南共自治社会主义的影响》，《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有的学者注重介绍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生背景、具体过程、失败原因与历史评价，(3)胡雪萍：《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再探》，《理论月刊》2012年第1期。有的学者则注重从建设性角度探究自治实践及其教训对我国民主政治和社会建设的启示。(4)胡雪萍：《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公民及社会权利的关系探索——马尔科维奇自治思想研究》，《学术交流》2017年第 9期。但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多少忽视了从实践派的自治思想本身入手，考察其理论构成及设计上的不足，以完成对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前提反思。

马尔科维奇的社会主义自治思想是其毕生理论成果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社会主义自治思想自身也存在关键性的理论缺陷。理论设计上的问题是制度实践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追根溯源地回到自治思想本身才是开展相关反思性研究的首要基础。国内有少数学者考察并分析了实践派理论家对自治制度的原本设想与其具体实践之间的差别(5)毕照卿：《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的反差——从实践派理论家的观点谈起》，《学术交流》2018年第1期。，但并未重点将自治思想单独视作一种纯粹理论资源系统挖掘。

本文将以全面考察马尔科维奇等实践派理论家提出的社会主义自治思想的有机构成为基础，从理论层面对自治的内涵加以梳理和阐释，进而对自治思想中关于制度设计方面的根本理论缺陷做出一定的分析和揭示。

二、自治思想的提出具有历史必然性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自治的道路是一种不以颠覆政权为目的的非暴力革命形式，是对以往历史实践的超越，能够最大程度地符合马克思关于人性的基本观点，实现人对历史的主动参与和直接书写，进而实现彻底的人道化。从马尔科维奇的相关论述和南斯拉夫所处的历史环境看，自治思想的提出有其必然性。

首先，自治是二战后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战结束后，南斯拉夫为合理利用和分配一切资源，实现国家快速重建，仿照苏联模式构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随着这种模式的弊端不断暴露以及苏南亲密关系的结束，南斯拉夫迫切需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独立地开展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进程中，南斯拉夫实践派进行了理论上的积极探索，社会主义自治的实践道路进而得以渐进施行。

其次，自治本质上是为了扬弃南斯拉夫社会的“异化”。在实践派理论家看来，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面临官僚化的“政治异化”，需要更加广泛的民主参与来解决；单一的计划经济或全盘市场化的商品经济等“经济异化”现象，也需要通过改变官僚机构对经济政策的决策方式才能解决。马尔科维奇认为，“物质生产以及许多其他重要的社会活动，如教育、卫生服务、科学研究和大众文化，可以通过相应的自治机构十分成功地得到指导，即使是在一个半发达的和很不统一的国家当中”(6)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也就是说，只有自治思想指导下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才能在南斯拉夫实现对“异化”的扬弃，进而促进国家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最后，自治具有人道主义指向，是实现人的最终解放的重要环节。历史不是脱离人的偶发事件，历史应当是人自身的活动，历史的创造就是人自身的创造。实践派认为，没有自治制度保障的南斯拉夫，工人参与决策的权力面临被技术专家或官僚所垄断的风险，日常的重复劳动也仅是机械性的而非创造性的，不能真正地创造历史，更无可能真正地达至自我实现。因此，理论上以“工人自治”为主体的制度设计将充分显示自治的人道主义指向，也将直接赋予无产阶级真正参与历史、实现自我的现实机会，助推人走向真正的解放。

基于此，通过研究马尔科维奇等人关于南斯拉夫自治的主要理论设想，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自治的真实内涵，完成对自治实践的理论反思。

三、马克思主义元素：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自治思想的生成，不仅来自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更是“特别产生于马克思对历史、人、当代社会中人的异化以及通过社会主义的发展来克服异化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所做的解释”(7)普雷德拉戈·弗兰尼茨基：《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0页，第220页，第220页。。对此，实践派做出了充分的论述。

首先，对苏联哲学无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及其“异化”处境拨乱反正。实践派认为，斯大林哲学把主观归结为对客观历史过程的一种反映，或者说一种适应，由此，对历史决定论的机械理解造成了“具有首创精神的只能是少数统治者”这样的错误观点，产生了“无视群众的、实际上一贯实施的、最彻底的少数人统治的观念，这种观念和实践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图之间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8)普雷德拉戈·弗兰尼茨基：《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0页，第220页，第220页。。在实践派看来，斯大林认为人类历史结构的变化和一种新的、复杂的和更为发达的历史个性的形成并非产生于劳动者所承担的全部历史义务，而是产生于政治驯服和思想服从，因而对于异化这一复杂问题，以及异化作为人的碎片化实践和人之分裂的表现，斯大林显得缺乏洞见——他不相信社会主义“异化”及其激烈演变的存在，即便相信，也只是试图用官僚机构的运作来实现其消除。官僚机构和特权阶层垄断了劳动者参与管理并体验历史、创造历史的机遇，历史对劳动者而言成为神秘的、外在的东西。所以，实践派认为，必须实行自治社会主义制度，把劳动者交还给历史过程本身，使之能自由地使用自己的劳动并支配自己所处的共同体。

其次，注重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对作为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之基础的资本力量以及拜物教意识的深刻分析。马克思清楚地表明，上述这些关系限制了人类存在的多方面发展，使人与其本质——作为历史存在之基础的生产——相异化，使人的劳动沦为痛苦，错失了发展的各种良机。因此，人的个性的局限与残缺不全同彻底的人道主义观点相背离。马克思在表露这样一种人道主义观点——“即对人来说，人就是最高的存在，一切人在其中受到压抑、压迫、遗弃和鄙视的关系都应被摧毁”(9)普雷德拉戈·弗兰尼茨基：《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0页，第220页，第220页。——的同时，也明确指出要通过无产阶级争取新的社会关系的斗争来克服当代阶级社会。因此，马克思设想的并非一个阶级社会或政治社会的建立，而是其灭亡，并且要“树立人的尊严，从而通过其全部历史承诺使人现实地感受到自己就是其历史世界和生活之真正唯一的创造者”。在实践派那里，自治恰好符合马克思的这一原旨教义。

最后，强调马克思从历史实践的范畴出发对人的存在和历史做出的哲学洞察。第一，在实践派看来，马克思认为历史不能分裂成彼此分离的主、客体领域，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之中的、社会的人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的客体。历史是人通过自身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并且， “组织起来的人在其对象中、在其作为历史总体性的活动中使自己对象化了”；同时，人的活动也改造人，这种活动不仅外在地对象化于历史的客体，也以无数方式对象化于自身的历史实践。第二，物质生产永远是人进一步开展历史创造的客观前提，而被规定了的历史结构则抵消了历史创造的可能。但是，历史结构与人自身的活动水平是基本相符的，“人不可能创造出与其物质前提和文化前提之既定发展水平完全不符的社会形式”。因此，唯有继续创新发展物质生产，才能打破既定的历史结构，恢复人通过自身活动创造历史的可能。第三，“迄今为止人的对象化意味着，任何对象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生产组织(私有财产和阶级制度)下已经走向对立”，对象成为独立的存在，并常常以异化的形式同人自身相对立。这在人、在历史主体中造成悲惨分裂，进而导致人的残缺。这种残缺在以往的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中之所以多见，是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普遍低下带来的广泛、单纯的体力消耗；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残缺则是“被拒绝参与和脱离社会共同体管理的结果”(10)普雷德拉戈·弗兰尼茨基：《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9-220页，第214页。。

综上所述，马尔科维奇等实践派思想家们认为，自治将扭转人在当下的历史角色，使人在自身的历史实践中实现主、客体的真正统一；自治通过生产关系的历史结构更新将带来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从而在此基础上找回自身本真的实践性存在及其历史创造可能；自治的参与性和民主性将以共同体建设的方式弥合人自身的分裂，通过克服人的异化，使人迸发出更大的群体合力，以提高社会总体发展水平，最终推动历史的真正进步。

四、自决：自治思想的哲学原则

(一)“自决”与“外在决定”

马尔科维奇指出，自治依赖于一个一般的哲学原则，即“自决”(self-determination)原则，并同“外在决定”的原则相对立。“自决”和“外在决定”都是一个运动过程。在“自决”过程中，人的个体的自觉的实践活动成为生活的充要条件之一；而对“外在决定”的过程来说，“人类个体的生活的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在其中只是一些外在于其控制并独立于其意识和意志的因素”(11)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3-214页。。这是它们的主要区别。也就是说，对于人自身的生活实践而言，“自决”要比“外在决定”更能发挥主导作用。

“自决”如何避免外界干扰，或者说采取“自决”原则的自治是否就能按照自身原本的主观意愿指导实践，并在现实成果的获得上如愿以偿，这实际上是“自决”如何保障自治的问题。马尔科维奇承认，自治也要受到给定的社会状况、技术水平、文化水平，给定的生产结构和政治体制之性质、人类行为的现存传统和习惯等因素的制约，但是， “所有这些外在的客观条件都只是构成一定事件过程的可能性框架，而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则取决于主观的选择和自觉的人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主观的选择具有自主性，不是他律的和被迫的。这就意味着主体通过自身活动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而不只是再次重复一种强迫给他的或为他规划好了的行动。由此可以得出，“自决”对于外在的客观事实所带来的可能性具有主观意愿指导下的有效干涉能力，完全能够在为实现目标而创造条件的基础上借助此种“超越性”开展实践，而“外在决定”则只是服从和重复。因此，“自决”不是任意的“自决”，更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特指“一种自我实现的活动，是实现人的基本能力的活动，是满足真正的人的需要的活动”(12)普雷德拉戈·弗兰尼茨基：《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9-220页，第214页。，这也符合人作为实践性的存在所具有的能够创造历史并实现自我等特征。

(二)“自决”的基本条件

马尔科维奇认为，为了减少“外在决定”的机会和影响，使个人和共同体的生活较少地被物化，以减轻对外在权威的依赖，从而更好、更多地实现“自决”，应当具备以下四个基本条件：

第一，必须由人民自身来决定共同体利益的所有问题。为此，社会需要被组织为一个“联盟”，并由“社会结构之所有层次上的非职业的、非异化的人民代表”组成，而且他们应当涵盖企业和共同体、各地区及各部门。

第二，要对现存各种倾向以及需要解决的各种冲突有可靠认识。“自由与无知或对现实的偏颇认知是不相容的”，“事先不进入情况的决策权纯粹是流于形式”。(13)普雷德拉戈·弗兰尼茨基：《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5页。一种真正的“自决”必然意味着社会决策在所有层次上的“批判研究群体”形成，一旦“自决”成为一种门面，其背后就将重新产生官僚的代理操纵。

第三，要存在有力的、民主的舆论。对媒体的绝对垄断将通过创造虚假需要并借助“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的默认而实现统治利益的兑现，人民的真正的“公意”(general will)只有通过公开的交往、批判意见的自由表达和对话方可形成，否则，“自决”将得不到舆论支持，并可能被民意绞杀。

第四，要有共同体之真正自我的发现，即人之现实的一般需要的发现。当代社会的“自由”是有选择范围的，并且有一定的标准来引导，因此不具有自主性和可靠性，“很难以对人的现实需要和人的长远利益的一种批判的、开明的考察为基础”。与此相反，“自决”则成为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观点，“并在实践上蕴含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和对所有教育的一种人道主义革命”。

以上条件表明，马尔科维奇为“自决”的实现预设了个体—自我发现、舆论—自由民主、手段—可靠认知、机制—人民联盟四个环节。也正是这四个环节证明了“自决”的困难性和长期性。马尔科维奇认为，从“物化”和“外在决定”转向自由和“自决”是整个时代的问题， “自决”虽已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但还应随着物质与文化的发展不断推进。在我们看来，“自决”原则本身具有超越性，因而一定程度上是进步的，但是马尔科维奇的困难条件预设也已经使自治的最终结局初露端倪。这在下文中将得到展现和阐释。

五、集权与效率：自治思想的核心规划

“经济困难和政治困难，乃是南斯拉夫制度之一贯的和基本的二元性的结果”(14)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第211页。，而自治思想就是为了解决南斯拉夫政治经济的现实问题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有对应的提出的。在马尔科维奇看来，自治思想的亮点就在于对政治上的集权与分权问题和经济上的效率问题做出了恰当的设计和解答，并将之视作实践派的自治社会主义方案最为突出的特点和优势，甚至是一种理论经验。虽然集权和效率的问题在后来的实践中并未按理论设计那样去实施，但研究其理论原貌和原本应有的收效仍具有对照意义。

(一)自治的集权问题

马尔科维奇指出，“自治绝不应被等同于去集中化”(15)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第211页。。因此，在自治体系内部，各级组织应当紧密团结、协调一致，不能各自为政、相互离散。这与自治的初衷并不违背，而是更好地发挥自治优势，实现自治目标的重要原则。为此，实践派在三个层面上进行了制度设计，分别是“工人委员会”、“自治中介组织”和“全社会自治体制”，以期它们能够有机地实现功能整合。

在“工人委员会”的层次上，自治通过对工人的长期教育并开设相关课程，明显提高他们主动获取生产知识与决策信息的积极性，增加他们对企业管理活动的参与度。进而，企业内部由经理、行政官员等组成的上层群体将不再能够过多干预“工人委员会”的运作，工人政治经验的增长也将消减寡头的管理权力。随着技术的进步，企业工人的“白领”与“蓝领”之分将逐渐消弭，外部政治力量的干预也将被有力抵消。但要注意的是，商品生产条件下的自治尚不具有普遍的人的特征。如果市场是唯一规制的话，“工人委员会”的集体所有制便有可能代替社会所有制，转变为一种“集体资本家”的角色。而这又恰恰代表着对更高级自治的需求，是一种进步的预兆。

在“自治的中介组织”中，包含“地区自治”和“行业自治”两个类别。前者须在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的前提下实现，虽然代表了一定程度上对中央集权的分化，但其自主性并不否认中央权威。这就“更精确地提出了一种民主集中原则和去集中化原则在其中达到了最理想的平衡的模式”(16)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4页，第215页。。这种制衡“为政治首创精神留下了某种余地”。后者则有“企业联合体”、“教科文卫共同体”等形式，它们在材料、业务、干部、信息等方面互通有无，独立于国家行政机关，有独立于国家预算的基金供运作经营，“这些形式的不断实现可能完全排除官僚对这些领域的控制”(17)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4页，第215页。。

在“全社会自治体制”这一维度上，如何协调处理南斯拉夫联邦与六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最为关键。马尔科维奇设想了“工人委员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联邦的、议会的各类委员会等形式来实现中央级别的自治，以图对全社会进行自治管理。但如何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的全社会自治，自古至今都还没有过先例。比如，雅典的城邦民主排斥外乡人，因而不能算是由中央统筹的一种覆盖全社会的自治形式；巴黎公社的时间短、范围小，且最终失败，因而也不是有效例证。不过，马尔科维奇指出了建立“全社会自治体制”的一些必要条件，比如：相应机构在实践上要具有至上的最高权威；所有层级的自治体制或组织机构都必须服从于中央自治组织；自治的中央体制需独立于政党；人民代表的选举要更加民主，必须能够随时撤换，并且，必须经由人民同意方能展开统治，等等。但这仅仅是一些理论上的设想和规定，既没有真正实施，也没有配套的贯彻方案。

马尔科维奇设想，根据这样三个层面的自治制度设计，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自治社会主义理论将为塑造自由和独立的社会批判意识，实行彻底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提供有效帮助，同时为防止自治权力的异化和政治体制的倒退提供可行途径。

(二)自治的效率问题

马尔科维奇认为，发达的自治模式对于革除资本与市场的积弊，打破权威的政治机器的垄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将在克服当代社会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问题上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对于这一条理论经验，马尔科维奇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和说明。

第一，南斯拉夫原有的制度实践致使社会主义的效率未能得到真正而完全的发挥。尽管南斯拉夫原有的社会制度已经包含“工人的控制”、“工人的参与”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元素，但其运行模式并不合理。“工人的控制”虽然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的目标，但是它仅能保障决策的合乎需要性，对于决策的合理性与积极性并没有直接的确然保障。“工人的参与”则显得十分宽泛和模糊。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工人的参与”，只是这种参与的具体形式需要统治阶级接受，实际上并不影响社会一般框架。在决策无足轻重的事项时，工人才被赋予权力；这种权力具有狭隘的边界，或许只是咨询权、议事权而非决策权，甚至不是全面的知情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则面临被掩盖的危险。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专政”原指一种“日益民主化的转变时期”，但在当代却不得不借助“国家”来实现，极易演变成政治官僚的异化机构，回复到压迫的阶级关系中去。

第二，与南斯拉夫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相比，自治社会主义有着保障生产和发展效率的周全设计且独具特色。首先是“整合性”。“自治当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的任何管理和自觉方向的缺失”，“也不应被混同于一种纯粹的分散化的观念，即一个原子化的、非整合的社会。”(18)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3页。自治是一种“整合的自治”，从纵向上看是“地方-地区-国家-联邦”，从横向上看则是“基本单位-整个企业-各个部门-所有生产者的共同体”(19)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9页，第213页，第217页，第218页。；各个自治机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离散趋势，也不是分别独立的个体，而是“整体网络在不同层次上的各个要素”，它们作为一个系统共同发挥作用，有着功能优化的特点。其次是“自决性”。作为自治的哲学原则，“自决”不代表混乱无序或各自为政，而是具有积极的教化意义。在“自决”的社会中，大众传媒实现了真正自由，经典意义上的政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非权威和非操纵的政治组织；存在一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过程，以便提升所有个体的社会主义意识。最后是“批判性”。自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批判的自治”，它的问题导向突出，其民主原则包含对现实状况的批判分析和对以往政策有效性的仔细考察；它基于不同个体的知识技能，形成长远的发展方案，目标清晰、步骤明确。总之，在马尔科维奇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中，信息获取与分析、系统治理与管控、技术应用与管理的功能相得益彰，决策针对性强，自治效果自然可期。

第三，自治社会中的“效率”本身不再是一种世俗化的概念，在本质上超越了现代经济中的效率原则。人们一般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和普通公民不足以管理一个现代国家和一种现代经济”，所以“自治或者是一种乌托邦，或者必须被降低为决策中的一种很有限的参与”(20)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9页，第213页，第217页，第218页。。这样的结论本身是基于对“效率”原则的世俗化理解而产生的，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期望的结果的生产”。但在实践派看来，一旦技术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超过了一定的高度，“效率”本身就开始失去意义。“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中，物质生产和效率最大化都将成为次要的社会目标”，而只有“在把效率降格为机器的程度上掌握它的时候，人才能把自身从物质生产的各种确定的和有序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才可能不太关注效率”(21)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9页，第213页，第217页，第218页。。在这种意义上，“效率”在意识形态上便具有了中立性，因而并不构成对自治的一种要求。毕竟，“没有人保证自治本身总是会使人民更幸福、更理性、更少异化”(22)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9页，第213页，第217页，第218页。，它仅是复杂方案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绝对化。

六、生产者联合体：自治思想的现实兑现

(一)自治的历史形态

实际上，自治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过多种类型的尝试。比如巴黎公社，马克思曾评价道：“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94页，第631页。因此,在实践派看来，巴黎公社是属于“自治组织”或“自治政府”范畴的。而在俄国最初的苏维埃政权中，各类委员会组织也具有显著的自治性质。列宁在苏维埃俄国最困难的时期仍在强调，苏维埃政权必须是派生于工人和其他委员会的，否则它将形成一种国家主义的官僚制度。因此,马尔科维奇说：“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被引入的苏维埃体制，是一种特殊的自治形式。”(24)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0页。而在欧洲，这样的自治实践表现更为多样。在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都出现过类似于生产者联盟性质的组织开展国家管理的尝试。(25)胡雪萍：《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再探》，《理论月刊》2012年第1期。

从种种自治形式来看，其共同特点是与国家消亡直接联系。第一，自治是“国家”暂时进行阶级统治的必然手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94页，第631页。；而国家之所以能够“自行”消亡，是因为国家本身应当诞生于那些提供了国家消亡基础的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权力之中。实践派认为，如果只强化国家观点，而又不发展工人自治委员会和社会自治，那么就将只停留在加强国家和官僚权力的机制中，走向政治和经济的“异化”。第二，自治与“国家”这一统治形式相比更具有先进性，进而具有替代可能。马克思认为，对巴黎公社这一自治形式而言，“这次革命的对象……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94页。弗兰尼茨基就此认为，马克思的认识表明，他反对作为一种机构的国家。因此列宁才说，不论是工人的、军人的还是农民的委员会，都是一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与资产阶级所歪曲的民主制绝对不同，这是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使国家能开始消亡条件的过渡”(28)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4页。。同时，也正如葛兰西所认为的，工人阶级只有在自治的组织里才能将自身体现为生产者而非雇佣劳动者，“他们获得了统治阶级的精神和状态，并将自己组织成工人委员会；换言之，他们建立了政治苏维埃和自己的专政”。由此可以看出，实践派理论家坚持认为自治才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特征，才能够超越现有国家形式，自治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根本上的历史实现和应有社会形态；其共同体的性质甚至具有摒弃政治机构属性、复归人自由自觉劳动的类本质，并且具有向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迈进的超然意义。

(二)自治在南斯拉夫的发展阶段

我们一般认为，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共历经了三个阶段，它们各具特色，大致可以被看作上述自治思想及功能的基本对应。

第一，“工人自治”的阶段。南斯拉夫1950年颁布的《工人自治法令》以法律形式正式确立了“工人自治”制度。而在这之前，“工人自治”仅仅是以试点的方式施行。“工人自治”的主要载体和机构为各级“工人委员会”。以1953年为节点，在这之前的工人委员会权力较小，任命企业经理和扩大再生产的权力仍由国家控制；1953年之后的工人委员会开始能够自行招聘经理，并且工厂管理需要严格执行工人委员会的决议。

第二，“社会自治”的阶段。南斯拉夫的1963年《宪法》将自治的范围扩大到除工厂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事业单位，国家进一步减少干预企业经营，工厂企业甚至可以自行决定分配和定价。“工人自治”由此几乎推广至社会各层级、各部门，各地区普遍建立了自治机构来管理自身事务。

第三，“联合自治”的阶段。南斯拉夫的1971年《宪法修正案》、1974年《宪法》和1976年《联合劳动法》相继规定，各行业、各领域的不同单位应当打破自治壁垒，通过改组和联合来实行“联合自治”。工业企业在“工人自治”的基础上，同农业和商业部门组成“联合企业”，以便协调生产、供应和销售的问题；居民点之间建立“地方共同体”，社会事业单位之间建立“自治利益共同体”，政权机关之间建立“社会政治共同体”，等等。这些自治机构通过各类共同体之间的“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实现全国性社会联系。(29)陈新明：《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失败——关于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

通过不同阶段的自治实践，实践派“不仅更加了解中央集权与分权的局限性，而且更加了解联邦主义的优点和缺陷”，更加清楚“如何才能实现没有政党的政治多元化，如何使民主计划与商品市场相适应”，以及“非专业人士如何能进行有效管理”(30)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自治政治体制和扬弃异化(1950—1965)》，李元同译，《学术交流》2016年第6期。。同时，他们也部分地认识到，所谓“生产者联合体”、“国家消亡”、“不具政治性的公共权力机关”等命题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无异于一种乌托邦。南斯拉夫长期实行自治制度，但政治强人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国内政治、经济、民族危机交加，自治社会主义模式也每况愈下，最终在内战中走向终结。

七、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思想的理论反思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实践同实践派关于自治的理论设想之间的出入与反差，实践派理论家已经有过分析和认识并做出了总结。马尔科维奇坚持认为，“即使是一个有限的、不完善的自治结构也有一些有益的作用”，“即使只引入有限的自治形式，也会显示出全面发展的整体自治能够拥有的超越传统政治民主代表形式的优点”，但也承认，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从已经建立的中央集权走向充分发展的自治也是极其困难的”(31)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自治政治体制和扬弃异化(1950—1965)》，李元同译，《学术交流》2016年第6期。。就本文而言，单纯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来看，自治思想本身存在的理论缺陷很大程度上就是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走向失败的思想根源。自治思想及其实践体系所追求的工人地位的提升、社会生产的体系化联结、人的本质的复归和人的自我的实现等目标，虽具有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但还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首先，实践派的自治思想模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边界。自治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创新，其界限是不逾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但在自治思想的理论预设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关键性失误。实践派理论家把一些共产主义的特征当作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标准套用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南斯拉夫社会中，忽略了现实条件的因素，违背了辩证法的科学精神，提出了通过“国家消亡”来“迈向共产主义”的理论口号；实践派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曲解甚至变更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的消亡将从经济职能开始，人为地强制削弱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超越现实地倡导社会所有制而非国家公有制，导致了经济管理的失序、经济发展的疲软以及宏观调控的无力，瓦解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经济基础。例如，在工人不具备自主管理工厂企业能力的情况下，“工人自治”等于“无人自治”，“工人集体负责”等于“无人负责”，契约式、协议式的自治方式使经济制度实际上既非计划也非市场，混乱而低效。

其次，实践派的自治思想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自治作为契合人的实践性存在的人道主义制度，应当满足人的历史书写和人的自我实现等要求，并直接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统一稳定，进而带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效果。然而在“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后期，南斯拉夫废除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发展因“充分自治”而造成整体性和规范性缺失，无法助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决原则的应用走向了极端化，造成最高权力真空，也助长了民族主义。这无益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实践派理论家简单地将官僚阶级与国家等同起来，一味否定国家对政治、经济活动的领导作用，实质上削弱了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统一，为南斯拉夫后来的民族分裂和联盟解体埋下了种子。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政治基础和当代社会中人赖以生存发展的阶级基础。从更深层次来讲，马尔科维奇等实践派理论家的自治思想更多的是以一种社会革命或社会运动的形式存在，仅注重构建某些特殊的组织及其体系，进而实现对制度的改造和升级，忽视了“人”在其中的具体角色和历史定位。在自治体系的创设中，原本在批判社会主义“异化”时被凸显出来的“人”又重新退回到一种抽象的存在，其具体作用的发挥也被纳入自治的功能描述中，显得含糊其词、语焉不详，从而导致自治成为根基不牢的空中楼阁。

最后，实践派的自治思想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与实践派的“实践哲学”紧密相关的自治思想之所以具有社会主义改革意义上的创新性，就在于赋予了“实践”以本体论的地位，为辩证法的批判功能找到了具体有效的实现载体，从而建构起一种完整的、批判的社会哲学。然而，马尔科维奇等实践派理论家的自治思想却透露出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虚化或空泛化的危险倾向，即只描述一种实践的可能性和积极向度，至多是一种结论不尽明晰的理论出路探讨，认为自治“只是一种提供了最理想的可能性的社会组织的形式”。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还要“取决于创造性、想象力和意志力，取决于那些在一定时期恰巧承担了最高政治责任的人的理智力量和道德力量，取决于动员全社会的最大力量”(32)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但并无确然保证。马尔科维奇虽然确信“现代性绝非与自治不相容，它需要自治来完成其人类解放运动”，但是认为“这个运动到底能否完成仍不确定，南斯拉夫经验只能证明这种不确定性”；当自治的理论与实践走向衰落乃至终结后，马尔科维奇即便认识到“没有强大的集体自由意志，自治就不可能复苏”，却也承认“人们不能机械地确定集体自由意志，也无法预测它”。(33)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自治政治体制和扬弃异化(1950—1965)》，李元同译，《学术交流》2016年第6期。即便这些认知是基于复杂的实践困局且不乏理性客观与无奈，可从结果来看，仍未能挽救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走向失败的结局，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主观层面对自治制度的正当性、可行性进行深度论证的自我放弃，以及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困境的政治妥协，失去了对“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施行不断校正航向、不断修正偏移、不断接轨现实的主动权，泯灭了将制度设想及其初步实践加以进一步完善提升的可能。

八、结 语

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改革在国际共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实践派的自治思想是我们从理论层面分析其失败原因并进一步讨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实践层面的偏差的重要思想素材。因此，对南斯拉夫实践派自治思想的历史必然性、理论基础、哲学原则、制度设计及理论缺陷等问题进行挖掘和考察是一项前提性的工作。我们承认自治理论是一种民主、进步的思想，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中也确有其元素和身影，相关理论家对国家与民主、计划与市场等问题的论述甚至不乏客观和理性。但在南斯拉夫，为了同政治和意识形态孤立展开博弈而进行理论创设的出发点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理论力量的式微，即同理论建构的强烈主观冲动和客观合理需求相比，理论探索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动机占了主流，理论理想便开始变得不切实际，可行性和现实性都打了折扣。加上对民族冲突之于政治现实的影响的忽视，还出现了“工人自治背叛工人阶级”等严重的内部问题。南斯拉夫实践派提出的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在付诸实践后出现的自相矛盾的怪状——比如自治本身强调效率和联合却导致了分裂和无序；自治旨在恢复人民直接书写历史的权利并激发其历史创造的可能，却造成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和本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最终覆灭等，以及自治思想在功能、逻辑、路径等方面暴露的现实纰漏，值得我们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