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媛

君本是那楚狂人

1939年，听闻熊十力先生与他的挚友马一浮公在乐山创办书院。蒋介石特派两名官员，驾驶着小车，前来请先生们去重庆相谈哲学。熊先生一听是蒋介石请他，心里老大不乐意。起先还是婉拒，对方未能会意。三番五次地劝说下来，他再也忍不住，大吼道“我这个人说一不二，说不去就是不去，你们不要再讲了。蒋先生要是坚持。等于不要我在重庆待，我马上就去昆明。”

民国多狂生。只是无人似他，彻上彻下，自始至终一个狂字。

他也确实有狂傲的资本。不是别的，只因为他可以屡次却金不要，孑然一身。这世上，谁可以剥夺一个无所求人的自在呢？

十力不是他原本的名字。是他一次放逐的回归，收摄的自由。

父亲去世那年，他只有十二岁;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十三岁。他原本就是一贫如洗地长大，可以顺理成章地做一个裁缝或者牧羊人。但父亲临终之际，仍说“穷于财，可以死吾身，不能挫吾志”。于是三年，三十年，及至一生，他亦未曾易过志向。无论做什么，无论在那里，无论时代的风云如何诡谲，他守住了一个君子士人所当守的。

早些年，他养在长兄身边，一边放牛，一边读书。过得也算平静。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他亲手打翻了生活的天平：学馆的隔壁，原是间寺庙。寺不在大，也聚了一方善男信女，菩萨低眉，供品林立。小小的他看了很久，觉得菩萨也不能有所建树，却白白受人间这许多香火。一时义愤，举着竹鞭就跑进去了，见佛就骂，遇神则打。直到老和尚闻声从禅房里走出来，才止住了这一荒诞行径。

和尚状告到乡塾，他被请了出去。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学堂。

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后来任教于北大对学生倒是和蔼。他后来的从师经历，就更戏剧了：在三十六岁那年，经梁漱溟劝说开始研究佛学，并经由引见拜南京金陵刻经处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为师。一个从小打神骂佛，少年又积极于革命的人，忽然转向了经声佛火，家乡的人起先没有一个信的。他却趣向既定，用功不殆。

他没有选择静坐参禅，而是跟从了个名相最为繁多的唯识宗，一头扎进去。

从1920年到1932年，《四阿含经》一百八十一卷，《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般若经》六百卷，《瑜伽师地经》一百卷，《大智度经》一百卷……他屋中的藏书很少，他脑中的藏书很多。一目十行，熟读成诵。1932年，在杭州，他付梓刊成了一卷《新唯识论》。算是对这段勤读精研佛典籍的总结。此书一出，即引起轩然大波。同时，也是在这本书的署名上，他正式启用了那个掷地有声的名字：熊十力。

他为自己新取了“十力”之名。这不是个新词，来自佛经，是如来佛祖的另一个称呼。因为佛祖拥有的十种法力，所以能叫十力。《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经》里说：“如来证得无上正觉，了达一切，无能坏，无能胜，故称为十力。”一个四十八岁的人，以此，为自己冠了新名。他有多坦然，就有多狂傲。

那个曾经说出“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的少年郎与后来在北大拍着桌子高吼“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时空里交叠，在当下显现。他从未变过，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的他，当真是个楚狂人。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况夫子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甚至是，中庸不可能也，可见之处，只是狂狷。

不是刻意放荡，离世异俗的背后，亦有如如不动者在。

唯识论与新唯识论

时间往回倒推十年。1922年，那是百年历史上佛学界最热闹的一年。起先是7月份的时候，南京支那内学院正式成立。高僧讲法，名儒汇集，这一年欧阳竟无讲《唯识抉择谈》，论定《大乘起信论》为伪经。梁启超、蒋竹庄，邱晞明、汤用彤、熊十力、陈真如等文化名士在坐下听讲。

这些人听得几分，尚未可知。但在遥远的湖北，有个人积极地做了呼应——

武昌佛学院的院长太虚法师，在武昌作《佛法总抉择谈》，批判欧阳大师的观点，维护《起信论》，并出版了研究《起信论》的专集。这是现代佛学史上的一大公案，这个公案熊十力先生就参与在其中，并且深受其影响。

以竟无大师为代表的南京内学院这一派，强调佛学的印度原旨;

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武昌佛学院这一派，强调佛学的中国化。

在这场争论中，熊十力作为欧阳竟无的弟子，却不完全是站在老师这边。这是欧阳竟无所不能忍受的事，但在熊十力却认为很正常。他主张思想独立，精神自由，何况疑师理存，疑圣道鉴。这哪里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承继师志——

“有依人者，始有需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今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高視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那一年，他说。

此时的他三十八岁。是年冬，因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特约讲师。而他一生的治学方向与人生志业，却已经定下。且确乎不可拔。

但作为他老师的欧阳竟无却没有意识到。两人的分歧早已注定，甚至愈演愈烈：

十年后，他成书《新唯识论》的那年，次月欧阳竟无就为另一个弟子的《破新唯识论》作序。他信奉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再写了一部《破破新唯识论》。

对方不是柏拉图，彻底恼了。从此再不认熊十力为弟子，哪怕是临终了，熊赶到江津去看他，竟无命弟子将其赶了出去。

一部著作，师徒断交师门无有援声，同时促成新儒家三圣：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三位先生的相交投分。熊先生的几个重要弟子里：牟宗三先生认为读先生的书，应多读书札，《新唯识论》不是一定要读的;徐复观先生则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部书，陶铸百家，钳锤中外，是形成了他的哲学系统之书。

那么《唯识论》与《新唯识论》究竟是什么呢？《破新唯识论》与《破破新唯识论》是小孩吵架吗？

《唯識论》全称：唯识二十论。是由玄奘法师翻译的，一部印度佛教大乘瑜伽书。着重论述“唯识无境”，佛教认为一切有情具足八个识，眼、耳、鼻、舌、身、意、意根，为前七识。第八识是阿赖耶识。《唯识论》认为以第八识为根本，既是主观认识，也是客观对象。

《新唯识论》则是对唯识宗的阿赖耶识和种子论做了层层破斥，以其极强的思辨能力破除思辨，以其遍读群书而归宗为体用一如。结构严谨，调理密察。唯识宗原本就名相繁多，熊先生更是陶铸百家于其中，则显得愈加纷繁。熊先生读书奇多，但在背后，是有一以贯之的所在的：即远宗孔孟与六经，近依船山和阳明。他以此来解唯识经，学界响应颇高，马一浮先生亲为作序，但另一边是以竟无为代表的唯识宗派，几乎是将其视作欺师灭祖的典型。

也是因此，这样一本并不好读的书，却有许多人争论着读过。大部分读他书的人，都是为了骂他的——

今天我们若买一本《新唯识论》，还可以附送半本《新唯识论》批评。

读《诗经》的三个阶段

出入佛教经籍，引发轩然大波。那他一定是位虔诚的沙门，是掩映于山林中的僧侣咯？不是啊！

熊先生，真正立身之处不在这里。也是因此这一系列的争端，被时人引以为“现代版的儒学与佛学的义理之争。”但千载之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有使人成为人的各个宗门经籍，而不是以宗门经籍区分了人。

人过何桥，坐何舟车，皆时空之契合。万法虽殊，旨归为一。

民国以后，学界多将熊先生的学术路线归结为：先由儒转入佛，出入空有二宗，旋又由佛转孔而归宗大易。纵观先生一生，这是言而有据。但他不管学脉多变，还是自有主宰。

他是我很尊重的先生。但因自我学养不足的关系，我其实没太能理解熊先生为何一定要找一条锤炼中西，陶铸百家的路。我既心疼他走得太远太辛苦，也责怪其为何不肯怜取眼前人。这个眼前人，不单单是指他夫人孩子，更是所有中国的往圣诸贤。

但就他所处的时代，西风东渐，以新反古。他极力的锤炼古今中西为一炉，倒也有章可循。在这一点上，他与马一浮公各自路径不同，却不妨碍相交至深。他们分歧的出现，是在复性书院事件上。马公认为，天下之道，常变而已，守常御变，只是复性。熊公则更多的愿意向外去走去看，他七岁即驳斥老子所说的“不出户知天下”，他理想的教育方式是有经济基础的哲学研究院。

我承认疑问的存在，却也不妨暂付阙如，一路行游一路歌。

说到诗歌。有一段，写给小朋友，介绍如何读《诗经》的文章，深入浅出，精妙透彻。却是老早就打动我了。今摘录如此，是温故，也是知新——

经书难读，不独名物训诂之难而已。名物训诂一切清楚，可以谓之通经乎？此犹不必相干也。此话要说便长，吾不愿多说，亦不必多说，只述吾少年读《诗经》之一故事。

第一个阶段：初读阶段，是在不求甚解地读完《四书》之后。

我在少年，读《诗经》之先，已经读过《四书》，当然不甚了解。但是当读《诗经》时，便晓得把孔子论诗的话来印证。

《论语》记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我在《关雎》章中，仔细玩索这个义味，却是玩不出来。

《论语》又记夫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我那时似是用诗义折中作读本，虽把朱子诗传中许多以为淫奔的说法多改正了，然而还有硬是淫奔之诗，不能变改朱子底说法的。

《论语》又记子谓伯鱼：“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而立也欤。”朱注：“正面墙而立者，一物无所见，一步不能行。”易言之，即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样子。

人而不为二南，何故便至如此。我苦思这个道理，总不知夫子是怎生见地，朱注也不足以开我胸次，我又闷极了。

总之，我当时除遵注疏，通其可通底训诂而外，于《诗经》得不到何种意境，就想借助孔子底话来印证，无奈又不能了解孔子的意思。

第二个阶段：稍有长进，略添了些人事的阅历后。

到后来，自己稍有长进，仿佛自己胸际有一点物事的时候，又常把上述孔子的话来深深体会，乃若有契悟。我才体会到孔子是有如大造生意一般的丰富生活，所以读《关雎》便感得乐不淫、哀不伤的意味。生活力不充实的人，其中失守，而情易荡，何缘领略得诗人乐不淫、哀不伤的情怀。凡了解人家，无形中还是依据自家所有的意味推故。

至于思无邪的说法，缘他见到宇宙本来是真实的。

人生本来是至善的，虽然人生有很多不善的行为，却须知不善是无根的，是无损于善的本性的。如浮云无根，毕竟无碍于太虚。

吾夫子从他天理烂熟的理蕴去读诗，所以不论他是二南之和、商颂之肃，以及雅之怨、郑之淫、唐之啬、秦之悍等等，夫子却一概见无邪思。

第三个阶段：基于孔子的真生命，与《诗经》相互照见时。

再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何故便成面墙。

我三十以后，渐渐识得这个意思，却也无从说明。这个意思的丰富与渊微，在我是无法形容的。向秀《庄子注》所谓“彰声而声遗不彰声而声全”就是我这般滋味。

如果要我强说一句，我只好还引夫子底话，“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句意义，广大精微。孔子哲学底根本主张，就可如此探索得来。他确是受过二南的影响。话虽如此，但非对孔子底整个思想有甚深了解的人，毕竟不堪识此意味。我又可引陶诗一句，略示一点意思，就是“即事多所欣”。

试读《葛覃》《芣苜》《兔罝》诸诗，潜心玩味，便见他在日常生活里，自有一种欣悦、和适、勤勉、温柔、敦厚、庄敬、日强等等的意趣，这便是“即事多所欣”。

他现前具足，用不着起什么恐怖，也不须幻想什么天国。我们谈二南，可以识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大步走上人生的坦途。直前努力，再不至面墙了，这是孔子所启示于我的。

读书至此，拊脾雀跃。

编辑/徐   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