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

一

网购图书方便，但逛书店的习惯难改。十一长假，去书店买书，在一个寂寥的区域，一本书的书脊引起我的注意：黑底，白字——《思痛录（增订纪念版)》。哦，韦君宜的书。我抽出这本书，细细看着，深黑色的封面，一架眼镜如同一双眼睛，白色的书名……

六年前就读过《思痛录》，这是一位有着坎坷革命经历和长期文学出版生涯的出版家、作家对自我的反思，以及对过往历史的追问。从“一二·九”运动，到延安，再到反右、“文革”，直到改革开放，从一个有着美好理想的青年，到一位栉风沐雨的出版家、作家，最后到一位反思历史、反省自我的知识分子，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人生历程和精神面貌，也看到了一个人不断否定自己、修正自己，给时代留下心里话的勇敢和决心。

买下最新版本的《思痛录》，通读一遍，掩卷后想象韦君宜清癯的面容，冷峻的目光，《思痛录》中的一章一节，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

二

“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写下又非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

韦君宜人生经历丰富。她是湖北建始人，1917年生于北京，1934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她积极参加学生救亡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先后担任《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中学教师，以及报刊、电台编辑、记者等职务，并创作了若干短篇小说、散文，引起读者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韦君宜到共青团中央工作，担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所发表的论说青年思想的随笔影响广泛。此后，调任北京市委，任文委书记；不久，又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任《文艺学习》杂志主编。1958年，《文艺学习》杂志停刊，韦君宜到河北怀来县劳动锻炼，次年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1960年，调任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1986年离休，2002年逝世，享年八十五岁。

——这段简短的履历，透露出韦君宜复杂的人生。的确，她经历的事情有点多，她看到的问题有点杂。激情燃烧的学生时代，自觉责任重大的革命时期，反右、“文革”，下放、干校，与亲人的离别，与领导和同事的渐行渐远，时而彷徨、时而紧张、时而痛苦的人生现实，让她思接千载，开始思考那些让她困惑的问题。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她就把自己一度困惑的问题说出来了。这是《思痛录》的写作初衷。

正如韦君宜自己所说：“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

那么，那一件件事情究竟是什么呢？

《思痛录》中有一篇题为《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的文章，她讲述了一件往事：“三反”“五反”运动期间，身为《中国青年》杂志社总编辑的韦君宜，按要求“挖”本单位的贪污分子。杂志社只有十四五个青年人，每期稿费由共青团中央总务处造册发放，没有贪污的机会。但是，每个单位必须按比例“挖”出贪污分子，于是深“挖”。一位青年编辑，交党费时没有带钱，把别人交的五毛钱写在自己的名下，立刻成为“老虎”，被责令深挖思想动机，交代贪污罪行。这位青年编辑几日失眠，几乎崩溃。秘书长荣高棠认为此“案”不算案，这位青年编辑才躲过一劫。

“反胡风运动”时期，韦君宜在中国作家协会《文艺学习》任职。一位叫冯大海的编辑，因“佩服胡风讲的现实主义”，“所以去过胡风家两趟”，便列入胡风集团的名单。王蒙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举成名。反右期间，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工作、年仅二十四岁的王蒙，也成为反右目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曾得到毛泽东的肯定，组织上不敢把这篇小说当靶子，只能另找原因。王蒙没有写过所谓的“反党文章”，也没有右倾言论，只能找他谈话，让他深挖思想。没日没夜的“谈话”，让王蒙疲惫不堪。在苦逼诱供之下，王蒙“交代”了：别人说过，自己也想过，如果有一个像英国海德公园的地方，谁有什么主张，都可以拉一个肥皂箱，站在上面发表意见。这是一个想法，王蒙找不到北京的“海德公园”，自然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想法”。但是，这番“交代”，成为他是右派的铁证。不久，王蒙被开除党籍，发往新疆改造。

这时候的韦君宜并没有什么感觉。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她信；说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反党，她信；说秦兆阳、徐光耀反党，她信。后来，夏衍、周扬也成了反党分子，丈夫杨述，也是延安的老干部，被打入另册，到干校劳动……这时，她迷惑了。

韦君宜侥幸没有进入右派行列，但日子也不好过。黄秋耘与韦君宜是《文艺学习》杂志社的同事，他的文章《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被点名批判。韦君宜要表态，撰写批判文章。她对黄秋耘比较尊重，把署名“朱慕光”的批判文章拿给黄秋耘看。黄秋耘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啊。”

三

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韦君宜也是如履薄冰。1962年，又抓“反党小说”，她的两篇小说《访旧》《月夜清歌》成为毒草，遭到审查。《访旧》所讲的故事平实、素朴：一位农村妇女，丈夫战死，儿子平庸，她无怨无悔地在农村生活，不接受村里的救济，也谢绝老战友的帮助；她以倔强的性格，热情招待老战友，不肯去城里生活。《月夜清歌》中的农村女青年，美丽、漂亮，有着百灵鸟般的歌喉；她喜欢家乡，热爱亲人，谢绝剧团的招募，一心一意在农村生活，愉快、开心。

《访旧》《月夜清歌》的问题是，攻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毒素。为此，文化部副部长李琦找她谈话，指出小说的问题。韦君宜找邵荃麟汇报思想，邵荃麟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很快，组织把她下放到农村搞“四清”。

茅盾对《月夜清歌》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认为，这篇小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耐人寻味。茅盾的态度也保护不了韦君宜。多年以后，韦君宜想到自己的两篇小说，感慨地说：“为什么就连写这一点人的性格的自由都没有，只允许我们歌颂单线条的英雄呢？”

1973年春，韦君宜从干校回到北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并进入领导班子。彼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由军代表负责。韦君宜参加了一次党委会，“抬眼一看，只有文井、李季和我算是原文艺界的，有一个水暖工和一个大学新出来的工农兵学员，算是群众代表，此外满堂都是身穿军服的军代表”。显然，以往熟悉的出版工作变了味道。这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提出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紧跟形势，为此，韦君宜与编辑们屡次前往大寨参观、采风、取经、组稿。昔阳县县委要求出版一套大寨丛书，有大寨史、大寨英雄列传、昔阳学大寨典型录等。韦君宜觉得为难，昔阳县领导说：“你们可以各处采访，我们的作者也要出去跑。”此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调来的“青年作者”已经“严阵以待”了。

不久，“青年作者”的稿件交到编辑手上。编辑看后，觉得达不到出版的要求。昔阳方面提出异议，韦君宜只好带上青年编辑杨匡满再一次去大寨采风，任务是，按照那些年轻“作者”的作品所列，挨村拜访进入“作者”笔端的模范村。后来，韦君宜回忆：“我和编辑杨匡满两人坐个小吉普车，到每村之后，都是跋山涉水，尽力实地参观。但是可惜现在叫我怎么想那些村的特点，除了拼死挖土这一条之外，再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挖掉了一个土岗，挖通了一条渠……都差不多。”在村里采风过程中，一位村支部书记悄悄对韦君宜讲：“别的没有什么，就是这两年干部的牺牲，提起了有点瘆人。不管发大水、出沼气，不管什么要人命的事，支部书记都得把心一横，头一个跳进去。死的人真不少。”

采风结束，回到北京，努力想完成关于大寨的出版任务。杨匡满把书稿放到韦君宜的面前，说：“这怎么能出啊？是中学生的不高明的作文嘛！”韦君宜苦笑，说：“你去瞧着办，凑合事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稿笺需要责任编辑签署意见，比如“优秀”、“中常”什么的，杨匡满如实写了“很差”。韦君宜也没什么可说，“我只能把心一横，只当没看见，签上字发了出去”。

据此，我采访了杨匡满。提起当年的往事，他笑着说，是荒唐，真荒唐。采访闲暇，他与其他新闻媒体的记者打了几局乒乓球，就被无端举报，认为从北京来的这些人不是来学大寨的。

那个年代荒唐的事，韦君宜经历了不少。1976年春，已经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要领导的韦君宜，对荒诞派文学还很陌生，但，她看到和经历的事，真的很荒诞。她去东北某造船厂“学习取经”。那家企业声言造出一艘五万吨巨轮，请很多人出席下水典礼。韦君宜是其中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曾向这家企业的作者约稿，彼此熟稔，因此得到关照，韦君宜一行人得以参观即将下水的轮船。“我们几个怀着挺庄严的心情，跟着一位厂革委会领导干部，还有那位被约稿的工人作者陪同，上了船。一登上甲板，一位同行的老同志就差点绊了一跤。原来那甲板上横七竖八全是铁链、橡皮管、螺母、焊条……简直没有容足之地。船上丁丁当当一片敲打声喧，工人正在忙着干活。怎么明天就下水，今天还这样？是扫尾活没完吗？我们自知不懂工业，也不懂管理经济，对这问题姑且闷声不响。再往里走，到了船主体部分，上面是扶手栏杆，凭栏下望，只见船肚里空空如也，像个大空海碗。我虽没有工业知识，但对于这里是应该装机器的地方，还是知道的。现在既然没东西，只能潦草一望，便随众下船。”

第二天，在“五万吨巨轮”下水典礼上，韦君宜看到这艘船下海了。她问那位工人作者：“这船能开下水吗？”工人作者说：“用千斤顶顶下水就完了。”在下水典礼上，来宾讲话，痛斥“买办洋奴思想”，然后是剪裁、礼炮轰鸣，群众欢呼。韦君宜看着眼前的一切，心情沉重。

四

《思痛录》是韦君宜的人生写照。她反思历史，剖析自我，是中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的陈述，毅然决然的告白。她认真、冷静、客观地审视历史，对自我也不留情面，字里行间，是对自己的检讨，对自己错误行为的深刻忏悔。

《思痛录》收录了二十余篇怀人之作。《记周扬》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周扬，从文艺界领导，到“文革”入狱，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到思想解放，精神觉醒，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他重新和大家接触之后，我又一次听到他的报告。会场上人不算太多，他坐在没有台子的主席台横位上，我坐在直位上，离主席位不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讲话流泪，虽然他没有当众一一批判过去的事，但是明确地说了：‘很多好同志受了苦，我对不起大家……’”周扬所言，韦君宜十分清楚。

1983年3月7日，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所做的主旨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引发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以及二十八天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周扬为此做了检讨，心情抑郁。韦君宜去周扬家拜年，谈话中提及此事。周扬问韦君宜怎么看这篇文章，韦君宜以“不懂哲学”搪塞过去。后来周扬对黄秋耘说：“韦君宜这个人嘛，对是非分不大清。”韦君宜听到这句话，心里难过。周扬辞世后，韦君宜深情地写道：“想起那句‘不懂哲学’，不禁越想越愧汗难禁。我知道错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改正了过去多年没有思想，跟着周扬闭着眼睛跑的毛病，其实没有。我还是那个不分是非，不敢在是非面前挺身而出的旧我。我分不清是非吗？头脑里没有是非吗？应该是有的，可是我为什么不敢在周扬面前和别的客人面前响亮地回答；‘我不同意那个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改革开放，韦君宜的视野开阔了，思想转变。她缅怀胡耀邦、钱伟长、冯雪峰、邵荃麟、蒋南翔、于光远等人的文章，感受独特，认知深邃。同时，她也写到亲人、朋友、同事，在他们悲苦的命运轨迹里，聚焦历史悲剧，破解社会难题，促进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振兴。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她以实际行动，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高扬人道主义大旗，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努力打造宽松的创作环境，促使一大批有价值、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学作品问世。 这一点，文学史是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