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纪鸿

唐小林的文学批评一向以锐利尖刻著称，这对文坛上常出现的“交口称赞”评论是一种有益的补充。2017年，作家出版社曾经为李建军、洪治纲、陈冲、刘川鄂、杨光祖、牛学智、石华鹏、李美皆、何英、唐小林十位批评家出了一套“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就是对此类批评的一种倡导。但是，凡事都应该有个度。无论是文学评论家，还是文学批评工作者，都要把握客观公正的尺度和秉持与人为善的态度。如果一味地追求所谓“锐评”“酷评”，剑走偏锋，追求所谓“片面的深刻”，且判断恣意、语言粗俗，很容易滑向偏邪之路。因此，就有加以纠偏、以正视听的必要。

唐小林《梁衡的“迷津”与瞎子带路》（《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6期），对梁衡先生的散文大加讨伐。手法似乎还是老一套：先找个名人，标签一贴、大声棒喝，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些甚至是以偏概全，肆意胡说。

首先，这个题目就很吓人。一段时间以来，很有一些人在文章的题目上争当“标题党”，唐小林在这方面出尽风头，煞费苦心在文章题目上下功夫。如果说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是一回事，如果说是为了蛊惑读者，乱用贬词，甚至攻击谩骂，就很可怕。众所周知，梁衡先生是我国新闻界令人尊敬的一位老战士、老领导。他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内蒙古日报》《光明日报》记者多年，并曾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一位立场坚定、头脑清醒，理论素养极深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学者，在新闻、科普、政论、写作理论等方面著述颇丰，为人为文，有口皆碑。怎么到了唐小林笔下，就成了“迷津”的作者了？而“瞎子带路”更是语出无端，近乎谩骂。据不完全统计，梁衡的散文创作总量二百多篇、一百多万字，其中绝大多数散文深受读者的喜爱，有31篇、71次入选人教版等多版次的大中小学和中专学校语文教材，更有例如《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等篇，成为公认的经典。《把栏杆拍遍》《泰山，人向天的倾诉》，被选入《现代散文欣赏辞典》，《跨越百年的美丽》入选13个不同版本的教材。梁衡的散文拥有“现象级”传播的特点。试看唐小林的挖苦：“堪称其代表作的《晋祠》，简直就像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导游讲解，描写老套，毫无新意，根本就谈不上有多少文学性和艺术性。为文造情，一直俗到骨子里。”如果真像唐想象的那样，《晋祠》怎么能在中学教材里存在36年？教育出版部门的编辑，全国的语文老师，岂不都成了白痴？别人都是瞎子，只有唐某一人睁眼了。梁衡的散文曾经得到季羡林先生的高度肯定。季羡林在给梁衡的《走进政治》一书所作的序《追求一个境界》中说：“梁衡是一位肯动脑、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对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意境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众所周知，东方学大师、散文大家季羡林先生从不随便表扬人。季先生如此肯定梁衡先生，既实事求是，又前所未有。

前不久，新华社公布的第一批“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中，规定了媒体报道中的禁用词，体现了人道主义和主权意识。对眼睛残疾的不使用“瞎子”等蔑称，而应使用“盲人”，对视力正常的梁先生，怎么能说“瞎子”带路呢？

事实上，梁衡的散文既有大学生读本，又有中学生读本，也有干部读本等。他的读者遍布全国，“梁粉”无数。仅他的《把栏杆拍遍》就连续印行三十多次，大受广大师生、家长和青少年的欢迎。很多人在梁衡散文的引导下，成为有用人才和专家型人才。其中，有一个人就受《晋祠》的影响，大学毕业以后，专门调到山西晋祠，当上了专业文物管理人员。

其次，唐小林的“从‘杨朔模式’到‘梁衡模式’”之说，更是无中生有的指责。众所周知，梁衡先生早在1982年就撰文指出杨朔散文的局限，并在1987年专门撰文论述“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据我掌握的材料看，这是全国第一篇对“杨朔散文”模式进行批评的文章。这一点，学界早有定论。文学界老前辈、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冯牧先生说：“梁衡同志在散文理论上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贡献，就是最早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梁衡很清楚这种模式的危害，他怎么可能再去重复此类模式呢？事实上，梁衡先生一方面在身体力行地规避杨朔散文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自觉地开拓散文创作的新路。他说：“文章从来无中求，耻踩前人脚印走。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梁衡先生的每一篇散文，都是呕心沥血之作，没有雷同重复的。他的散文从构思到写就，常达数年、十数年之久。如《大无大有周恩来》从1978年第一次看周总理生平展，先写成一篇短文，到1998年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时，写出一万多字的长文，前后整整二十年。国内有这样有耐心的散文家吗？这篇散文目前仍是同题材中最有影响的一篇。所以，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拍《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纪录片时，特意收入，并对梁衡进行专访。唐小林自诩研究散文，是不知道这篇名文，还是故意回避？反而把作者二十年间两次写总理污蔑为“梁衡写作题材狭窄，表现手法单一，许多文章都是将自己过去的文章进行分拆和重新组装”。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自己再创作或重写，有什么不可？《觅渡，觅渡，渡何处？》梁衡用了六年时间构思，三次去常州寻访瞿秋白烈士的踪迹，多次造访瞿秋白的故居，在常州大街小巷徘徊思索，最终大胆地发现和推论出，瞿秋白“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就这一句话是梁衡思考多年的结果。很多读者被这句话惊呆了。这种语言，不是谁都能想出的，更不是谁都敢说的！这种独一无二的思考和结论性的文字，哪里有什么“模式”的影子？像《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觅渡，度何处？》这种名篇，哪里有什么“模式”的影子？唐小林何不也“重复”一篇试试？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拜读了《觅渡》一文之后，即亲会梁衡先生。她动情地说：“感谢先生将个人的思考变成了亿万人对父亲的追思。”由于梁衡先生所写的政治人物散文有着坚强的党性、鲜明的个性和优美的文采，形成了他的“红色经典”散文系列，并被列入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做表率”读书活动年度推荐书目，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名单。这是“杨朔模式”吗？他的山水散文以及由他开创的人文森林系列散文，也因其内在独特性、创新性，而广受读者欢迎。在刚刚结束的2018—2019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推选活动中，梁衡的《树梢上的中国》一书，全国排名第一，获得72121票。难道他又是与谁重复？这是全国读者一票一票投选出来的，梁衡的散文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事实上，梁衡的散文既没有模式的基因，更没有模式的可能，所以说，也根本不存在唐文所说的“梁衡模式”。

再次，所谓哗众取宠的“政治美文”和“原地踏步”说，也是荒唐可笑的谬论。

梁衡先生是以政治题材的散文闻名文坛的。在别人回避政治时，他的许多观点振聋发聩，直指要害。请问他向谁取宠？有这样取宠的作家吗？他的《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对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散文，筛选出来集中概括点评，并认为这十篇文章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经典。自古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可以说都是心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十篇政治美文，思想超拔，行文典雅。梁衡的归纳论说，既富有新意，也有见地，因而也很有价值，笔者就很受启发。何来的哗众取宠？这本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重印多次，最近又修订再版，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南方》已开始连载，可见其教育意义之深，影响之广。梁衡曾是国家高级领导干部，也是资深专家、著名学者、科普作家，根本不需要以一篇短文“哗众”，更无缘由在高位向下“取宠”。此说真是荒唐、无厘头的栽赃，反倒是批评者自己在借批名人哗众取宠。

还有，说梁衡的散文“原地踏步，不断重复”更是随意抹黑，信口开河。梁衡1980年开始写散文，在近四十年间，梁衡的散文走进大中小学语文教材，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无数读者的心中，成为真正的经典。1992年，他就出版了《梁衡文集》九卷。他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有学者评论梁衡是从记者到散文家，梁衡的散文是从高原到高峰！我认为，梁衡的散文是我国高级领导干部和专家级人才的卓越文章，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我们不少领导干部自己不会写，也不敢写，写作依赖秘书，自己不敢说，也不会说，信奉“为政不在多言”。而梁衡先生是既能写，也能讲，而且写得很深刻，很独特，讲得有实践，有思考，也很有力量！他的散文常常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甚至开拓一门学问的神奇力量。比如，常州市将他的《觅渡，觅渡，渡何处？》散文四千多字，全部镌刻在长12.5米、宽2.5米的巨型大理石上，置放在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左前方，供参观者阅读、欣赏和瞻仰，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增添了新的内容，为常州市打造了一张新的红色名片。许多参观者，包括前来参观的国家领导人都驻足阅读。以此为契机，2019年10月，常州市成立了“觅渡书院”，为研究瞿秋白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基因提供了一个平台和阵地。

再比如，梁衡所写的人文古树系列散文同样精彩。梁衡的一篇散文成就了一项事业。2013年9月，梁衡受邀到陕西府谷县考察调研。府谷地处秦晋蒙三省区交界，县城西南38公里处的田家寨镇有高寒岭，海拔1426米，冬季最低温度零下31度，冰雪覆盖。在这里，梁衡发现奇形怪状的松柏树，其中有一颗极像中国版图的古柏，树龄九百多年。随后他多次来府谷，年年来观察，一边思索，一边创作，六易其稿，写成了《中华版图柏》。梁衡用如椽巨笔，赋予这棵九百七十多年树龄的古树象征性意义，使其获得了新生，也使高寒岭土地上遗失的记忆得以恢复，更为高寒岭人文森林公园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梁衡先生的指点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最初的原始森林变更为人文森林公园，成功申报为府谷县第一个国家级3A景区，高寒岭也成为府谷乃至秦晋蒙毗邻区域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用榆林市委副秘书长沈明志的话说：“梁衡先生贴地寻找，走遍祖国山山水水，各个角落，不断地发掘一个个历史宝藏，既填补了历史学的空白，又反映出当时人民的真实生活，实在是一个不朽的贡献。”事实上，梁衡的《中华版图柏》一篇文章成就了一个人文森林公园，开创了森林公园建设的新理念、新模式，实则是成就了一项事业。《人民日报》曾有专门评论，称之为一文一景。

还有，2018年，梁衡的新著《树梢上的中国》（书的副标题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为《读懂中国》系列图书中的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和外文出版社共同出版，外文出版社还出了英文版。这部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散文集，而是以散文笔法讲述“人与树”的故事经典。最重要的是，梁衡在书的序言中，提到他的观点，即人类与森林的关系应该是三个阶段：一是物质阶段，砍木头、烧木头、用木头；二是环保阶段，保护森林、改善气候，创造一个好的人居环境；三是跳出物质，从文化角度去看人与树的关系，森林本身就是一个活的、与人类相依为命的生命体。在大学里顺势建立一门“人文森林”学科，那将是怎样的一笔文化财富？于是，梁衡迈开“脚力”，遍寻散布于祖国各地的古树，从文化的角度，讲述人与树与村落的历史故事，以一个崭新的视角，解读环保、生态，把森林保护上升到人文层面。书中还有梁衡亲手绘制的十余幅古树画作。此书一出，影响巨大，南京林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都请他去讲课。他从红色题材又进军绿色题材，散文界还真少有这样大跨度的作家。这哪里有唐小林所说的“原地踏步，不断重复”之说？如果说有，那也是有意修改、扩充，不是什么重复踏步。

在中国，一篇散文助推一项工作，一篇散文成就一项事业的事，只有梁衡才有这个水平和能力，因此也只有梁衡才能做到。至于唐文所说的涉及古代人物散文的细枝末节，说实在的，古代的人、事，各种版本文献典籍记录都不同，各家学者争论不已，或者根本就没有个定论，所以笔者就不再就此浪费笔墨了。

唐小林的刻意挑剔，有的竟到了荒唐的地步。比如，他找出梁文中把一棵树或一处景比作女性，就扣帽子说“往往喜欢拿女色来做比喻”。注意，这里唐在偷换概念，自己把“女性”偷换成“女色”，怕是己有所好吧。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之君子，叹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伦，而唯恐人间没有逆伦的故事，偏要用笔铺张扬厉起来，以耸动低级趣味读者的眼目。”（鲁迅：《伪自由书·后记》）

法国评论家伊夫·塔迪埃认为，“批评是第二意义上的文学”。确实，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造，它洞察作家的想象力，并阐明文学作为一个生命世界所潜藏的秘密，最终，它说出批评家个体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也是理解的艺术。即便是批判一部作品，也还是理性些、诚恳些好，不必怒气冲冲、真理在握的样子，过度赞美和过度苛责，都是批评家审美瘫痪的表现。从总体上看，唐小林的批评文章，“过度苛责”，用力过猛、过偏的现象比较严重，情绪多于理性，宣泄多于思考。当然，唐小林近年阅读比较认真，靶标定位，也写过一些有特点的文章。但这种“定向爆破式”的对名家大喊大骂，不排除有蹭名家热度之嫌。梁衡的作品非常之多，无论是新闻理论、政论，还是散文创作、杂文、科普创作等作品，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如再版三十多次的《数理化通俗演义》，多次再版的研究政治的力作《官德》，研究写作的《毛泽东怎样写文章》等。难道这些都是误入“迷津”，是“瞎子带路”？散文作品只是他的冰山一角。梁衡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一百多万字的《新闻四部曲》，其第一部《没有新闻的角落》已经培养了几代新闻人，恐怕唐小林就根本没有读过。真是无知无畏。他四处出击，又在文中奢谈什么新闻与散文，而这恰恰是上个世纪新闻学界的一场大讨论，是由梁衡著文写的结论，提出了著名的新闻与文学的十二点区别。其他，唐小林可能就更知之不多了。这次他对梁衡散文的抹黑，好像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拿着一支长矛乱刺，实在是看错了对象。

最后，我想引用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的话，结束本文。他说：“批评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不盲从的，反奴性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而它的专业基石正是理性与智慧。把‘求疵的批评’变成快意的骂人，把‘寻美的批评’变成无度的表扬，这都是审美无能和良心瘫痪的表现。在文学批评中，专业的良知高于道德的良知。以专业的态度指出作品的艺术的得失，这就是一个批评家的专业良知；无知有时比失德更可怕。”

但愿我这篇文章会使唐小林清醒一些，不要总是跟在名人后面，拾人牙慧，炒作为文，哗众取宠，蹭取名声。在我看来，放平心态，理性分析，互相争鸣，观点碰撞，有批评，也有反批评，这才是文学批评的“常态”，也是以文会友的更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