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珍珍，陈诗涵

(合肥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014年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风和家训的重要，一方面要求领导干部要重视家风，清正廉洁，“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1]；另一方面强调文明家庭建设，建设良好家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2]。家庭的前途命运往往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家训中往往有治国、治家的金玉良言也有育子的谆谆教诲。安徽桐城“六尺巷”故事就是清代大学士张英礼让邻里的美谈。“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让墙诗”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张英(1637—1708)，安徽桐城人，字敦复，号梦复、乐圃，清朝文学家。张英于康熙六年考中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曾经奉命侍从康熙皇帝左右，并赐居西安门内，开清代大臣赐居紫禁城内之先河。除了在政治上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外，张英的家庭教育思想对后人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其所著家训《聪训斋语》不仅影响张氏子弟，对后世官宦家庭乃至当今家庭都有积极意义。晚清大臣曾国藩就十分推崇张英的家训，曾在其家书中写道：“吾教尔兄弟不在多书，但以圣祖之《庭训格言》，张公之《聪训斋语》二种为教，句句皆肺腑所欲言”[3](P1120)。张英以“立品、读书、养身、择友”[4](P57)为座右铭，从道德教育、文化教育以及养身教育等方面训育后辈。这些思想对后人品德的培养、为学做人起到了耳提面命的重要性，也为今天社会形成良好家风，培育新人起到了借鉴作用。

一、张英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

梁启超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是非功过时不可不考查其所生之时代与所居之国[5]。而张英家庭教育思想形成不仅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家训历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也与其家族重德重文的家风有关。张英家庭教育中的诸多观点受到儒道两家文化影响。

(一)受中国源远流长的家训历史影响

国有史家有谱族有训。家训孕育于五帝时代，滥觞于西周周公姬旦《诫伯禽书》，至两汉时期正式形成，诸葛亮的《诫子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家训于魏晋隋唐开始逐渐繁荣发展，“士族之家普遍重视家风、家训、礼法和家法，注重传承家学教育子弟，逐步形成所谓‘雅有家风，政事规为’的名门士族”[6]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可算是“家训之祖”，将家训推至一个高峰。在至宋元两朝家训蓬勃发展，庐州包拯家训、婺源朱熹家训以及信安袁采的《袁氏世范》等堪为典范。明清时是我国家训文化史上的顶峰时期。

徽州是安徽的古称谓，这里自古以来是重视家训家风的重镇，如黟县南屏叶氏、宣城胡氏，当然也包括桐城张氏，都有家训家风传承。因此，受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传承的影响，张英著《聪训斋语》从道德、读书、交友等方面严训子弟。

(二)受重德重文的家风的熏陶

根据马其昶著的《桐城耆旧传》所写，张英先祖是从鄱阳迁来，自明隆庆二年张淳中进士授官后，张氏家族官宦仕途代代有传人。张英的祖父张四维因为品德高尚和才华出众而受乡邻敬仰，“邑人仰之如祥麟威凤”。他的大伯父张秉文曾任布政使抵抗清兵，以身殉国，其德亦受桑梓美谈。他的父亲张秉彝做官三十载，“所行隐德甚多”。受张氏家族这种重德重文的家风影响，张英提出了立品、读书的观点，并且一生秉承，也希望子孙能够终守此戒。张氏子孙相继取得功名，“父子双宰相，兄弟四翰林”，自张英起，张氏家族的发展更是达到了顶峰。张氏家族之所以成为桐城的名门望族，一方面得益于其子孙后代通过自身努力而功成名就，另一方面得益于张氏家族德文并重的家风。

(三)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历经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科举选士设置明经科开始，儒家思想对中华传统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张英亦是科举出身，自是重视儒学学习，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要求子弟多读“六经”，尤其认为《中庸》是居家立身必备之书，《聪训斋语》中涉及的伦常认知、起居行为、治家节用、待人接物无一不流露出儒家思想的影响。

老子以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为三宝，庄子“故知天乐者”这些俭用和乐知天命的观点都影响了张英的家训内容和观点。在《聪训斋语》中，“老子以俭为宝”[4](P13)和“老子以让为宝”[4](P55)是张英主“俭”“让”观点的佐证和理论基础。

二、张英家庭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张英家训以儒道思想为基石，主张道德教育，倡议读书受教，既合中国家训家风传承，又有个人世事体悟。从《聪训斋语》中，不难看出张英家训中蕴含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培养目标，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和养身教育等方面。其养身教育将不在此处赘述。

(一)以培养齐家治国人才为家庭教育的目标

从齐家角度出发，张英提出培养“居身节俭、待人宽厚”[4](P35)的治家之才；从治国角度出发，张英提出培养“煦煦以和，隐德甚多”[4](P35)的清正廉洁的治国人才。

首先，张英主张培养“居身节俭、待人宽厚”[4](P35)的齐家之才。《大学》里提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所以能齐家者才有可能治其国。思前人忧后人，张英提出齐家之则在于“尽人子之责，报父母之恩，致乡里之誉，贻后人之泽”[4](P33)。具体而言，对待个人生活做到节俭朴素；对待父母做到养生自己保护自己，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对待子女做到教其孝友、谦让、立品、读书、择友、养身、俭用，做父母的尽职尽责尽心教育，虽然子孙因为贤愚资质不同，后期发展不一，父母大可以用淡然之心对待；对待兄弟要做到“恩意浃洽，猜间不生”[4](P40)；对待下人做到“训谕有方，使令得宜”[4](P12)，于人做到“待人宽厚”[4](P35)不贪图小利，不谋不义之财。而要做到这些，其有四项路径：“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4](P31)。除了与人交往之则外，张英还提出了对待身外之物的原则。在张英看来，身外之物无非名利与富贵。对待贵做到“但己身无大谴过，而外来者平淡视之”[4](P29)；对待富做到“俭于居身，而裕于待物；薄于取利，而谨于盖藏[4](P29)；对待功名做到“读书者不贱，不专为场屋进退而言也”[4](P36)。

其次，张英主张培养以“煦煦以和，隐德甚多”为标准的治国人才。他自己做官以来从未疾言厉色对于下属，也从未贿赂一人，从未送一人到衙门捕快处，更不用说鞭挞责罚他人了。从自身为官廉洁奉公的经历出发，张英在其家训中要求其后辈在为官时要做到公正自守，廉洁自律，救贫济世。他在《聪训斋语》中提到：一个人如果能看淡富贵名利，做到清廉公正，就不会为此而劳心费神。

张英曾位居高官，坚持廉洁奉公，提拔举荐有用之才，从不因特殊的关系而偏袒家人朋友，许多被荐者因张英推荐而委以重任，深受康熙帝信任和赏识。

(二)倡导“积德者不倾”的道德教育

张英家训中强调“立品”主张“积德者不倾”，以“慎”“俭”“让”教化子弟，因此，他主张俭用、忍让和慎重，反吝啬、跋扈和莽撞，以中庸衡量个人道德行为，做到“不骄盈、不诈伪、不刻薄、不轻佻”[4](P33)。在道德教育方面，张英主要从择友、处世和治家三方面进行家庭教育的。

1.提出“慎”的交友之则

首先，张英认为“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4](P44)，在他看来，一个人“德行未定，识见未纯”[4](P44)，在远离父母的教诲和离开老师严格教育时，唯朋友之言是信，易受朋友左右。因此，张英教导子孙选择朋友是一等大事，也是子孙后辈立身保命保家的首要之事。

其次，张英提出了“德行谨厚，好读书”[4](P44)为择友标准，择友不必多，两三人足矣，也可以从兄弟亲属中选择谨厚老成的人做朋友，相互砥砺。朋友之间交往要“有善相勉，有过相规，有患难相救”[4](P62)，远离那些酒肉朋友和奸佞小人。

总之，张英在《聪训斋语》中提出了“俭交游，慎择友”的交友原则。与朋友相处要做到“俭交游”。在他看来，官宦子弟在相处时，会面临诸多事情的烦扰，例如吃饭喝酒的花费问题、诸多不必要的应酬、奉承依附的言论等等。假使没有这些纷扰，仅仅是朋友之间的玩乐，也会浪费时间，荒废正业，毫无益处。因此，张英在家训中告诫子辈，要寡交友，不能因为与朋友吃喝玩乐而荒废正业。

2.倡导“俭”的治家之道

张英认为“守田者不饥”，在治家过程中，“俭”是张英家训中最为重要的治家之道。“一切事常思节吝啬之义”[4](P13)，一个“俭”字几乎是一个人修德、生活、言行、酬酢、书札、学业等一切事务的准则。

张英主张勤俭持家，节用有度。受老子“以俭为宝”观念的影响，张英认为节俭是美德，“最是美事，不必避讳”[4](P36)而且节俭可以减少烦事，“省无穷物力，少无穷嫌怨”[4](P36)。节俭治家之道就在于日常节用有度。张英在家训中举例了苏东坡每日只用150钱、绝不寅吃卯粮的方法以及陆梭山将家用一分为三作分别之用的法子，劝诫子弟一切生活起居日常花费都应该节用有度。

此外，张英以身作则饮食穿衣不讲究奢靡，“誓不著缎，不食人参”[4](P23)，反对奢侈，主张乐善好施。他曾经自己在过60岁寿辰之时，不设梨园宴请亲朋而是将这项花费施于道路饥寒之人。作为士族子弟官宦人家，张英教导子弟节俭但不能贪图小利，尤其对荷担负贩及佣工小人更不能从他们身上贪图便宜。在张英看来，节俭应是众口传扬，众人称赞的行为，而不应以节俭为耻。

3.秉承“让”的处世之则

张英受老子、左丘明等人的“让”的观点影响，规劝子弟言行处世应以“让”为则，认为忍让“足矣消无穷之灾悔”[4](P55)。

忍让的处世之则就在于从小事做起，受得了小气，吃得小亏，这样“终身失便宜，乃终身得便宜也”[4](P55)在家训中，他根据自己多年为人处世的经验，告诫子女在与人相交时，要懂得谦虚礼让，宽容待人，要做到不为人先。同时还以尧舜、孔子为例，称赞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圣人，是因为他们品德高尚，在处世时懂得谦虚，懂得礼让。

(三)强调“读书者不贱”的文化教育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一直都重视读书，张英亦然。张英通过读书的重要性、读书的内容和读书的方法三方面来进行文化教育。他认为读书可以增长道心，且要根据年龄来确定读书内容，读书时还要熟读精思。

1.强调“读书可以增长道心，为颐养第一事也”

张英家训中强调“读书”，认为“读书可以增长道心，为颐养第一事也”[4](P3)，并总结出“读书者不贱”[4](P36)的道理来。其子张廷玉曾经认为读书过于辛苦，并且认为读书做官又不免遭受磨难，所以对读书并不上心和认真，张英了解后训斥张廷玉并教导他读书不仅仅是为做官，更为重要的是养德、修心、增知、冶情。正是在张英倡导读书的家训下，张氏后代子孙都很重视读书。

读书不为求取功名。隋唐以后的科举取士制度，使很多人从读书中寻求出路。在张英看来，读书能求取功名固然不错，“读书固所以取科明，继家声”[4](P36)。但是场屋进退不是读书的唯一目的，读书为求德、求心、求道，求心境，“读难得之诗书，快对难得之山水”[4](P56)。亦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写道：“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8](P134)。

读书是为了养心修性。张英认为人生起伏无常时事有逆境顺境，心境尤为重要。如何达到无怨无嗔无苦的境界，那只能是读书。所以，他提出，“读书可以增长道心，为颐养第一事也”。在张英看来，读书使人行事有章可循，不计较功名得失，人的身体和灵魂都得到寄托，当人无论处于顺境抑或是遇到困难挫折都能平心静观，泰然处之。因此，张英认为读书之根本是修养心性。

2.提出“熟读”的读书要求

“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4](P1)，所以读哪些书，读书年龄几岁最合适以及怎样读书最为得法，这些问题张英都有考虑并有所得。

首先，张英认为8—20岁为读书最佳年龄。这是因为“幼年知识未开，天真纯固”[4](P50)，记忆深刻持续终身。人到了17、18岁后，人事渐广，不再重视学业，而到了20—25岁，结婚儿女生计等事占据生活全部，学业荒废蹉跎潦倒。所以，张英认为不可错过读书最好时机。

其次，在最好的读书年龄，张英提出应该读“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4](P50)。《诗》《书》《礼》《易》《左传》《中庸》《孟子》《论语》《毛诗》《大学》等书籍是张英列举出来必读书目。张英认为《中庸》是居家立身必备之书，因为学习《中庸》可以对伦常认知、起居行为、治家节用、待人接物进行规范，使人和事都合于矩度。而《论语》《尚书》《毛诗》《孟子》《大学》等书则各有特色和千秋，如果不细细研读揣摩就不得其章法字法之妙[4](P41)。张英还对不同年龄阶段读书之用做了解释，认为幼年时所读之书可为成年后读书奠定基础，幼年所学可以为壮年扩充才能和智慧，积累知识。所以，在幼年时，应阅读六经、秦汉这一类的文章，成年后应选择典雅醇正、道理通俗表达精炼一类的文章。

最后，张英总结了省察、熟读、温习、坚持以及凝神静气等为读书之法。第一，张英提出“读书人独宿，是第一义，试自己省察”[4](P59)第二，不能因为贪多而不熟读书籍。熟读有三个阶段，先背诵其次通义再到灵活运用，只有达到灵活运用才算是熟读。第三，温习是熟读的最佳路径。张英要求一月之内必加温习。第四，读书之要在于坚持，不间断。读书不可草草塞责，也不能间断。养成每日读书习惯，一日不读就会“身心无所栖泊，耳目无所安顿，势必心意颠倒，妄想生嗔”[4](P1)。另外，张英也强调了读书时的状态，如窗明几净，案头不可多放书，以及要求读书时凝神静气。

三、张英家庭教育运用的基本方法

张英在家庭教育中以身作则，行不言之教，也常常引用先贤名人的故事与做法，将治家读书立品的道理向子弟娓娓道来。张英所使用言传身教和寓理于事的家庭教育方法对于今天构建良好家风和家庭教育也有积极意义。

(一)言传身教，树立榜样

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家长应以身作则，行不言之教来影响儿童的言行举止，让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品德。张英在其家庭教育中就运用了这种施教方法，来对子女进行教育。在家训中，张英言传身教，从自身言行给子孙树立了无声榜样，行不言之教。张英多年为官一直秉持廉洁奉公，公正自律的为官之道，因其高尚的品德，他得到政府重用。并且，张英在为人处世方面，一直都宽容待人，谦虚谨慎，在其家训中写道：“一言一行，皆须有益于人，便是善人”[4](P49)。其子张廷玉受到张英良好的家教，在为官时也得到重用，并成为清朝第一位入太庙的大臣。正是这种无声榜样无言之教给张氏子孙树立了榜样，后世不断效仿，也让张氏家族得以兴旺发达，成为桐城的名门望族。

(二)晓之以理，寓理于事

在道德教育中，通过事例或者故事将某一道理引出，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这一教育方法经常会被施教者运用。在《聪训斋语》中，张英就多次运用到此种教育方法。在家训中，张英往往通过用张氏先祖的事迹以及引用先贤名人的观点和做法来阐述道理，寓理于事。

张英通过讲述自己父亲张秉彝为官三十年居身节俭和待人宽厚的故事来教导子女治家之理。他还援引先贤名人做法来劝诫子弟要处处节俭行善。如引用了陆梭山的家庭消费方法和苏东坡日用150钱的做法，以及大量引用了《道德经》以及《易经》中醒世名言教育子弟养成节俭的好习惯。不仅如此，他还引用了孔子、尧舜等人观点让后代立品读书。张英通过这些故事和醒世名言让子女理解并学会“立品、读书、养生和择友”。

四、张英家庭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

张英家训在明清家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家庭教育思想对后世也颇有影响。晚清大臣曾国藩曾经将张英的《聪训斋语》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相提并论，要曾氏子弟认真学习和阅读，对其家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一)发扬“立品”传统，坚持立德树人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科技愈发重要，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更多倾向于科技人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十分注重对学生文化教育的培养，而忽略了学生的道德品质，出现了“重智轻德”和“高能低德”等现象。这种现象会导致学生道德素质下降，成人后各种问题会更加明显。因此，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道德教育都是重中之重。在2012年和2017年，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都再三强调了立德树人。

道德教育一直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心，孝悌、勤俭、行善、谦让等美好品质也是中国人的追求。张英家训中亦以“立品”为家训首要，强调子弟要谦逊待人、忍让处世、俭以养德、向善明德，不争名利，富贵如浮云。传承家训精髓，弘扬传统美德，构建良好家风，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遵循学习之法，构建学习型家庭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目标“两个基本一个进入”，其中一个基本就是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了“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因此，形成全国范围内的读书热潮和构建学习型社会已是大势所趋。构建学习型社会就要从构建学习型家庭和个人开始，家长要营造家庭的读书氛围，指导孩子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张英以“读书”为家训首要内容，十分注重子女的文化教育，再三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和意义。张英告诫后辈，不仅要常读书，还要读好书，讲究读书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张英家庭教育中的读书思想与时代发展的要求不谋而合。

(三)传承勤俭美德，树立“以俭为宝”家风

当今许多家庭的收入越来越高，人们的消费水平也水涨船高，随之出现了不应该有的铺张浪费现象，勤俭节约似乎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美德。这些与我们要建设节约型社会、与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完全相悖。因此，建设节约型社会和传承勤俭美德，就要从家庭做起。每一个家庭都应该以勤俭节约为美，以铺张浪费为耻。

张英强调“以俭为宝”居身节用、反对奢侈浪费，用节用有度和乐善好施来教育子女，既是治家良药也是全国上下形成“以俭为宝”风气的指路明灯。

张英的家庭教育思想对张氏家族后辈的成长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自张英在康熙六年中进士以后，又有四个儿子、四个孙子和一个曾孙相继中进士，并且都曾进入翰林院，一门十进士可谓空前绝后，被称为‘缙绅发迹，文物蔚兴’”[9]。张英家庭教育中关于择友、读书、立品等的观点于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也是有启示和借鉴作用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体是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良好的家风和家训有利于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有利于构建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