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晴晴，高 峰

(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寿州窑创烧的初期是在南北朝，此时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相较之下，寿州窑地处淮河之南社会较稳定，因此北方人很多向南迁徙。连年战乱虽导致人们迁徙频繁，但迁徙也给南方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和技术，整体上促进了当时各地思想文化和经济交流。古寿州地区的山脉和丘陵中蕴含着丰富的瓷土、釉料、燃料等资源。北魏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洛涧北历秦墟，下注淮”[1]。由此可见，古寿州的位置十分重要。寿州窑口大部分位于窑河和高塘湖畔，窑河是连接高塘湖和淮河的主要河流。寿州窑拥有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先进的制瓷技术，再加上寿州窑自身具备便利的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这些都为上窑镇的百姓进行商业活动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因此南北朝时期寿州窑文化就开始散发着它独特魅力。

一、寿州窑瓷器的成熟之期

(一)早期寿州窑的艺术特色

南北朝时期寿州窑以烧青瓷为主，此时烧制的器物南方文化特点偏重，也含有部分北方文化特点。南北朝时期寿州窑由于烧造技术还不够成熟，青瓷胎质粗糙坚硬，烧制规模较小。所以生产的瓷器物种类造型也较为单一，主要有碗、盏、罐子、瓶子、壶等一些生活用品。南北朝时期寿州窑青瓷胎质坚硬，整体质感和瓷器质量偏粗糙。瓷器釉色不够纯精且釉层偏薄，颜色灰白状泛青，另外大多瓷器表面都有小开片。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寿州窑青瓷多数为青中带黄或绿，不像南方青瓷那样细腻，具有北方特色。这个时期的寿州窑青瓷器物施釉部位多数只有上腹部、下腹部，瓷器的底部和圈足基本不上釉。佛教在南北朝时期最为盛行，寿州窑生产的瓷器也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因而生产的多数瓷器以莲花纹进行装饰，瓷器的装饰纹样上出现了佛教文化的痕迹。

隋代寿州窑大多保留了南北朝时期的特征，但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瓷器的风格渐渐偏向南方瓷器的风格。隋代寿州窑烧瓷技术在南北朝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瓷胎制作和窑炉烧制技术变得熟练，隋代以后多使用支托、支钉、支捧等工具提高瓷器的烧制质量。所以此时的寿州窑瓷器制作比前期精细，胎质细腻、釉色光泽更通透，釉面呈较匀净的青釉色。隋代的器物纹样装饰比南北朝时期丰富，罐、壶类器物纹样装饰方式有贴花、刻划花、印花等，更多的时候是几种装饰方法相互结合在一起来表现。隋代以后寿州窑增加烧制彩釉瓷和装饰瓷。主要产品有碗、盏、罐、壶、盒、高足盘等类型。隋代寿州窑器物的文化内涵南北方兼有，产品的工艺技法、产品样式、种类、纹样装饰相较于南北朝时期明显增加。

(二)早期寿州窑瓷器产生的社会价值

南北朝时期的战事导致北方百姓纷纷南下，此时全国各地土地兼并现象很严重，百姓流离失所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许多百姓被迫从事一些商业活动。此时的古寿州有便利的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有因战乱从南方而来的劳动力和先进技术，这些都为百姓进行商业活动奠定了基础。历史上古寿州地区因烧制瓷器，成为当时重要商业繁华集镇。寿州窑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机会，南北朝时期成为寿州窑起步发展的时期。隋代统一全国后，南北方各民族融合，社会稳定及经济的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沟通，隋代寿州窑烧制的瓷器文化已经南北兼有。此时寿州窑烧制的瓷器，受到了南北方人民的欢迎，烧制的瓷器打入全国市场，为后来唐代寿州窑的繁盛打下基础。

二、寿州窑瓷器的繁盛之期

(一)唐中期寿州窑瓷器的艺术特色

唐代寿州窑生产规模比之前明显扩大，在南北方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地方文化特色。并且寿州窑又学习了其他窑口的制瓷技术，后又形成自己独特的制作方法，瓷器的生产规模以及其产品类别有新的增加。唐代寿州窑最大贡献就是黄釉瓷的烧制，经过无数窑工和制瓷匠人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而来。寿州窑采用适量铁粉为着色剂，并采用低温烧成氧化焰气氛改变釉色。唐代寿州窑黄釉瓷种类主要有碗、盏、瓶、罐、柱子、枕、水盂、工艺品等，几乎涵盖生活用瓷每个方面。唐代中期黄釉瓷罐的类型较多，罐的外形为大口，圆唇多棱短嘴，“颈”部短而直，器型肩部呈斜宽肩或溜肩，颈肩交界处有双股带形系，用于穿绳方便提携。尤其是瓷器的腹部为“圆鼓腹”的特点明显，“大鼓腹”造型使瓷器造型较为饱满大方，能盛放更多的液体。寿州窑产品中罐类的器形偏大,造型圆润饱满，釉色纯正。瓷器外表面上半部分施黄釉，釉面光亮。下腹及底足不施釉呈露胎状，因此质地效果较粗糙，且颜色灰中泛黄，不够纯净，寿州窑黄釉壶腹部多为垂腹。黄釉注子又称黄釉执壶，数量次于碗盏类。注壶为唐代流行款式，大喇叭口,圆唇，直长颈，整体造型饱满，线条简洁美观。

唐代寿州窑是最早使用“化妆土”的窑，“化妆土”是一种质地白色的瓷土。窑工们将制好的胚胎上先施一层化妆土，之后再施釉料。这样烧制的瓷器表面匀净光洁，不仅增加了瓷器的质感，还提高了瓷器精品的产量。寿州窑窑工使用匣钵、支托、支钉等工具，将需要烧制的瓷器坯体装入匣钵后再入窑烧造，避免了烧造过程中由于烟火或者落砂等现象带来的损伤。这些工具的使用提高了寿州瓷釉的纯度，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使寿州瓷釉的批量生产成为现实。寿州窑的装饰工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唐代寿州窑瓷器的装饰采用了早期的印花、贴花、堆花、绳纹等方法，在瓶、壶、罐上增加了叶纹、云龙纹、云气纹、鸟兽纹、附加几何纹、凸弦纹、凹弦纹[2]。绞胎是唐代寿州窑首创的装饰工艺，是唐代陶瓷业中出现的一种新工艺。绞胎也叫“搅胎”或“绞泥”等。所谓“绞胎”工艺就是将不同的泥料糅合在一起，然后相绞拉坯或手工捏塑等方式制作成型,等干燥后浇一层透明釉，由于泥坯相绞的方式不同，纹理变化也不同。寿州窑的绞胎工艺技术，给寿州窑的装饰工艺注入了新的血液，是烧成唐代黄釉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二)唐中期寿州窑瓷器全盛原因

寿州窑自南北朝创烧以来，到隋唐时已发展为窑场林立的空前盛况，从此进入全盛之期。寿州窑走向全盛时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稳定的社会背景。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使经济文化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商业兴盛，手工业生产活跃，贸易发达。随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瓷器的需求量剧增，同时人们对瓷器的审美意识更是有了明显的变化。

其二，拥有丰富的瓷土资源与良好的地理环境。古寿州附近的八公山脉上有丰富的瓷土、化妆土及釉料和燃料。隋唐时期寿州发展了许多窑口，在窑河、高塘河、淮河的岸边上都有大大小小的分支窑场。窑河和高塘河承接起瓷器所需材料及成品瓷器的转运功能，同时维系了对寿州窑瓷器借助淮河水运及转而依托运河外运的优势，丰富的瓷土资源和良好的地理环境为寿州窑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了有利条件[3]。

其三，寿州窑窑工的生产技术创新。当时人们对瓷器的审美意识有了较大的提高，寿州窑工为满足民间市场需求，审时度势对制瓷工艺进行探索创新和改革，准确定位人们的需求层次，创造高品质的产品。为迎合市场新产品的发展，唐代寿州窑以独特的工艺创造了一系列受欢迎的新产品，创烧了满足当时社会需要的黄釉瓷，打破了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分割了我国唐代南北制瓷业的局面，并在此后的瓷器市场中窑火长盛不衰。

其四，黄釉瓷的独特魅力。唐代寿州窑工烧制黄釉瓷，虽然大部分产品都是用于日常的民间生活，但瓷器表面的釉色和装饰富有地域特色和艺术性，对当时其他生产民间瓷器的窑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唐中期寿州窑瓷器产生的社会价值

唐代寿州窑创新工艺技术烧制出黄釉瓷，为陶瓷界的“南青北白”又增添了一分色彩，陆羽《茶经》中的“寿州瓷黄”，是对寿州窑唐代鼎盛时期陶瓷产品的认可。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精湛的制瓷工艺，让寿州窑在当时的名窑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再者寿州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水运交通，使寿州窑瓷器通过窑河和淮河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由此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唐代黄釉瓷的烧制，使寿州窑成为当时规模较大的窑系，在全国陶瓷市场占有很大份额，这对北方和南方的陶瓷生产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4]。寿州窑的产品满足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虽然唐代寿州窑的产品大多用于日常生活，但寿州窑黄釉瓷的风格有其自身的特点。

唐代寿州窑黄釉瓷以独特的釉色取胜，在各大陶瓷派系中脱颖而出，对当时生产民间用瓷的窑口影响很大。寿州窑作为唐代的民间窑口，寿州窑窑工对制瓷技术进行改良和创新，寿州窑工艺技术与装饰艺术取得巨大成就，其产品数量和质量在同时代的窑口中遥遥领先,唐代瓷器的生产规模离不开寿州窑的突出贡献。寿州窑作为唐代民间名窑之一，不仅满足广大百姓的日常生活用瓷的需要，丰富了人民的生活，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对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寿州窑瓷器的衰落之期

(一)唐晚期寿州窑瓷器的艺术特色

唐代晚期生产规模比唐代中期小，窑场分布较为集中。但瓷器整体的釉色与质量却与前期有很大不同，唐晚期寿州窑制作的瓷胎有粗细之分，瓷器的胎、釉都比较粗犷，唐晚期器物施釉至腹的下部，多数不及底，釉层薄厚不均匀，釉和胎经常出现剥落和开片现象，整体瓷器制作工艺不精。唐晚期烧制的器物跟唐中期烧制的器物相比种类较少，主要是烧制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供周边人民群众生活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寿州窑虽然以烧黄釉为主，但到了晚唐，用氧化焰烧成部分黑釉和少量绛红釉。通过对寿州窑遗址的调查，考古学家发现了几块绛红釉，是因为窑内气氛的变化发生窑变而产生了新的釉色[5]。

(二)唐晚期寿州窑瓷器没落原因

寿州窑在唐晚期走向衰落，有外部原因和自身原因，其中主要是外部原因。其一，其他窑口的竞争。唐中期的淮河地区，社会稳定，百姓生活安定，生活质量提高，经济发展迅速，当地的物产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各个地区兴建窑口，纷纷烧制瓷器，跟寿州窑产生了竞争关系。其二，唐朝中后期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如：税茶、榷茶相关政策的实行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对唐晚期寿州窑的生产与销售形成了阻碍。其三，唐晚期藩镇割据战火四起，咸通年间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主战场就在淮河流域地区，连续残酷的战争发生，迫使大量的窑工逃往他乡，当地的百姓也流离失所。寿州窑处于战争发生主要地区，无法避免战火的摧残，最终走向衰落。以上属于导致寿州窑衰落的外部原因，还有主要的原因是寿州窑自身的原因。寿州窑发展到唐晚期，由于烧瓷资源的缺乏以及自身工艺上的缺陷，导致寿州窑的制瓷工艺不如青瓷和白瓷，被后来的窑口所取代。

(三)唐晚期寿州窑瓷器对后来的窑口的影响

寿州窑以其独特的烧成工艺和大胆的釉色创新，创造了自己的黄釉瓷。后来考古人员通过对寿州窑遗址的调查，发掘出少量的深红色釉料，经鉴定为是绛红釉壶、罐、枕等瓷器的碎片。寿州窑是属于具有地方特色的窑口，在创烧的过程中寿州窑保留的烧制工艺、釉色纹样、产品种类等方面，都给附近的窑系，还有后来的窑系一定的经验启示。寿州窑虽因种种原因而衰落，但是对安徽萧县白土窑、河北的曲阳窑、河南的密县窑、鹤壁窑、陕西铜川窑、湖南长沙等民窑口影响深远，尤其是徽萧县窑因寿州窑而兴起繁盛。然而在今天的淮南上窑镇、马家岗、八公山一带，仍有零散的个体窑口，这些窑址都是依附寿州古瓷窑几千年的时代遗存[6]。

四、寿州窑瓷器对当代社会的价值意义

中国许多古窑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成就，唐代寿州窑黄釉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寿州瓷在釉料类型、纹样、烧成工艺等方面为中国陶瓷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在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下，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促进寿州窑的改造和生产。寿州窑遗址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寿州窑陶瓷生产工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寿州窑、萧县窑和繁昌窑被列为安徽省三大名窑[7]。寿州窑在淮河地区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了淮河流域百姓的生活方式。寿州窑是当地民窑，瓷器生产所用的瓷土粗糙，价格适中，为中下层消费群体提供了消费和使用的便利，因此它要有很强的实用功能，才能够被大众接受，这也是寿州窑的实用价值体现。寿州窑的民窑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在今安徽淮南上窑镇高塘河附近还存在着零散烧制瓷器的工厂，依然为附近的人们提供瓷器产品。文化价值也是寿州窑从古至今都存在的价值，寿州生长在淮河，淮河地区历来是文化碰撞的交汇点。寿州窑早期烧制的瓷器具有浓郁的北方风格，后吸收南方瓷器的特点，又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创烧黄釉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寿州窑瓷器的种类、造型、装饰工艺 、烧制技术都包蕴了淮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自然、传统习俗的某些要素，寿州窑特有的淮河流域文化内涵对当代瓷器文化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