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鹏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姚广孝为明初极为重要的诗僧，其十四岁为僧，法号道衍，明朝政治家、佛学家，文学家，又是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成祖继位后，姚广孝担任僧录司左善世，又加太子少师，史称为“黑衣宰相”。姚广孝有着极深的文学修养，但作为政治家，其思想内涵多隐藏于其文字之下。《二燕说》是一篇寓言，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及历史信息。

《二燕说》是一篇寓言，见于姚广孝《独庵外集续稿》卷五，全文分为两个部分：

“燕有二，一巧而一拙。拙之颔紫，而巧之颔斑白也。巧者择庐而营垒，垒密缀，邃且固，衔泥于远涂，力殚口弊，数日而后就。雏成，凉候一来即捐去。拙者，不择庐而营垒，垒草缉，浅且陋。衔泥于近洫，从容纡徐，不终日而就，雏成，凉候一来亦捐去。

何北人爱巧，而恶拙耶？巧者至，则延而进之。拙者至，则挥而退之。夫巧者难而劳，拙者易而佚。难而劳者，未必为巧；易而佚者，未必为拙。雏成，凉候一来，即皆捐去。若然，则难而劳者，徒费其力，不如易而佚者之自得也。吁！世之用心于机巧者，犹燕欤。虽或快意于一时，然终至于颠覆，乃与拙者同归于尽也。几何不被拙者之所哂邪？悲夫！”[1](P199)

仅从表面来看，姚广孝就是借“巧燕”与“拙燕”表达对“巧”与“拙”的看法。但此则寓言的第二部分，有一个极为特殊的称谓——“北人”，其言：“何北人爱巧，而恶拙耶？”这种称谓似乎有所指向。且姚广孝在讨论“巧与拙”之后，又言：“虽或快意于一时，然终至于颠覆，乃与拙者同归于尽也。几何不被拙者之所哂邪？悲夫！”此句中，“颠覆”“同归于尽”“悲乎”这样的言辞似乎包含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在姚广孝传世的文集中，仅有此一篇寓言。事实上，通过对此则寓言的深入分析，发现其中蕴含着深邃的禅理，并富含时代精神。

因此，若想知晓《二燕说》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体会其更为深刻的内涵，就必须先推测《二燕说》的创作年代，再结合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推敲出姚广孝创作这篇寓言的目的，最后才能体会出隐藏在文字背后，作者的禅思与情思。

一、《二燕说》创作时间的推测

《二燕说》中并没有标注确切的创作年代。此篇寓言见于《独庵外集续稿》，其卷首有《独庵外集续稿题记》一文，其言：

独庵外集续稿已誊入梓，兹续稿二册，付与扶桑小比丘等。闻持归本国可出，似乃师绝海和尚必有以见教也。永乐元年苍龙癸末冬十一月十一日。道衍。[1](P156)

由此可知，《独庵外集续稿》应该编于永乐元年(1403年)之前。但仅以此为据，并不能确切地判断《二燕说》的创作时间。因此需对姚广孝的人生轨迹进行简单的考察。

姚广孝在其亲撰的《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也记载了自己家族的事迹：“亦避兵来江南，首至长洲，苏州府之属邑也。不居市。因家相城焉。”[1](P281)由此则材料可以断定姚广孝出生于当时的苏州府长洲县相城。

又据《明史》记载：“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2](P4079)以及《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记载：“年十四即从佛，父不夺吾志，遂出家与里之妙智庵，礼宗傅为师，训名道衍，十八稚发为僧。”[1](P281)由此两则史料相互佐证可知，姚广孝在十四岁时进入妙智庵学习，十八岁正式出家，出家的地点就是妙智庵，且就在苏州府境内。虽然姚广孝在十八岁之前的生活经历并无明确的记载，但从他初次出家的情况来看，其在十八岁之前应该并未远离当时的苏州地区。姚广孝在妙智庵出家后不久，妙智庵就在兵乱中焚毁，据《妙智院佛殿碑》记载：“几十年而再毁于兵，况诸祖皆化去。兵后复业，衍年始越冠，遇岁饥，无力。”[1](P222)由此可知,在姚广孝二十多岁时，曾试图振兴毁于兵乱的智妙庵，但因为遇到了饥荒，因此只好作罢。

在姚广孝近三十岁时，收到径山愚庵和尚的邀请，前去径山习禅。据姚广孝所作《逃虚子道余录序》记载：“余曩为僧，时值元季兵乱，年近三十，从愚庵及和尚于径山习禅学。”[1](P382)径山位于杭州城西北，姚广孝往径山习禅之后的大部分时光也都在江南地区。

在姚广孝赴径山习禅之后，一直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年)，姚广孝的人生有了一次重大的转折。据《明史》记载：“高皇后崩，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2](P4080)高皇后崩于洪武十五年，此年姚广孝与燕王朱棣相识，且随朱棣赴北平主持庆寿寺。从洪武十五年至朱棣称帝，此二十余年间姚广孝一直追随燕王朱棣，一方面主持北平的佛教事务，另一方面也是朱棣身边极为重要的谋臣。关于姚广孝在北平的事迹，在其诗文中亦有记载。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姚广孝曾奉旨去考察北平的石经山并作《石经山》一文，文中言：“洪武二十一年，岁在戊辰，春正月二十一日余奉旨往观。”[1](P9)又如在《逃虚子集》中亦记载其因公事从燕还吴的经历：“夏四月，余因清理佛教事，自燕还吴。客于西麓，主者家事忙不暇，问于花木也。”[1](P18)这些记载都反映出姚广孝在北平的一些经历。

简要的考察姚广孝的一生，可以明晰其生活的大致轨迹。在洪武十五年之前，姚广孝出家智及庵，后去径山习禅，在此期间一直生活在江南地区。而洪武十五年后，便随燕王朱棣前往北京主持庆寿寺，而姚广孝的后半生又多居于北方。这种生活经历就为判断《二燕说》的创作时间提供了依据。

《二燕说》中言：“何北人爱巧，而恶拙耶？”“北人”这一称谓的出现说明此则寓言应该写于洪武十五年，也就是1382年之后。从上文可知，姚广孝生于江南，两任授业恩师也是江南人士，其好友也大都为南人。因此在他评价一些人“爱巧厌拙”时将“南人”排除在外也可以理解。但若是姚广孝对“北人”没有一定的了解，他也不会妄下断言。且从姚广孝现存的文集来看，“北人”这一称谓仅出现两次，其中一次出现在《折杏花一枝寄白范兼怀东邻故友》一诗中[1](P44)。姚广孝曾在吴中地区参加高启发起的北郭诗社，由其所述内容来看，此诗应该做于北平。据此推测，“北人”应不是其习惯用语，且《二燕说》中的“北人”一词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因此寓言中“北人”一词的使用应有所考虑。

从“北人”这一特殊称谓的判断，大致可以将《二燕说》的写作时间推至洪武十五至永乐元年之间，也就是1382年至1403年之间。但这期间仍有二十一年之久。因此若想更为精确地断定《二燕说》的写作时间，只能从其诗文集中部分篇章含义的相似性上去考察。

在姚广孝的诗文集中，关于“巧”与“拙”的论述仅此一例，但《二燕说》中所论的亦有对世人投机取巧，辛苦钻营的批评，其中包含着作者极为强烈的主观情感。从这一角度出发，考察姚广孝的诗文集，只有其在六十四岁时所作的《自适二首》与之颇为相似。其《自适二首》其二言：

“老年虽在客，与世无所求。止饥瓶有栗，御寒箧有裘。淡泊乃常事，素摽任盈头。身死随地藏，胡用首故丘。吁彼世间士，奔竞曾无休。得之又恐失，日夕长怀忧。富贵不足荣，贫贱不足羞。吾看古今人，独有鲁黔娄。”[1](P160)

“巧燕”的特质是“难而劳”且“用心于机巧”，这与此诗“吁彼世间士，奔竞曾无休。得之又恐失，日夕长怀忧。”句所体现的思想十分相似，皆是在表达对世人争名逐利，身心俱疲之态的惋惜。其后又言：“富贵不足荣，贫贱不足羞。吾看古今人，独有鲁黔娄。”“鲁黔娄”的典故出自西汉刘向的《鲁黔娄妻》，其文末有言：“黔娄既死，妻独主丧，曾子吊焉，布衣褐衾，安贱甘淡，不求丰美，尸不掩蔽，犹谥曰康。”[3](P90)由此来看，不管是《自适二首》中“富贵不足荣，贫贱不足羞”句，或是《鲁黔娄妻》中“安贱甘淡，不求丰美”句，此两句的意思与拙燕“易而佚者之自得也”有着相同的含义。

从内容的相似性这一角度去判断，《二燕说》应该与《自适二首》所作的时间应十分相近。从时间上来看，《自适二首》作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而洪武三十二年就爆发了明朝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战争——“靖难之役”，姚广孝作为朱棣身边极为重要的谋臣，在此战役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明史》记载：“及太祖崩，惠帝立……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1](P4081)从洪武三十二年(1399年)至朱棣即位，之间不过短短的四年。且此四年正是姚广孝施展自己才华，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时候，应该不会去创作《二燕说》这种富含禅理且具有批判精神的寓言。从内容所体现的思想来看，《二燕说》所表达的感情更为强烈，而《自适二首》则更为平和，由此也可推测，《二燕说》应该作于《自适二首》之前。

由以上史料推论，《二燕说》创作时间应该与《自适二首》相近，也就是洪武三十一年之前的几年时间内。再考察当时的历史，可大致将此篇寓言创作的时间定在洪武三十年。

洪武三十年，明朝历史上发生了著名的“南北榜”案。《明史》中载：

“榜发，泰和宋琮第一，北士无预者。于是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帝怒，命侍讲张信等覆阅，不称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实属之。帝益怒，信蹈等论死。三吾以老戍边，琮亦遣戍。帝亲赐策问，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时谓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2](P3942)

“南北榜”案发生于洪武三十年，为明朝开科以来的第六次科举，当时以刘三吾、白信蹈为主考。此次科考的中考者五十一人皆为南人，北方士人由此认为主考刘三吾等勾结南方士人排挤北人。于是朱元璋下令让张信、戴彝等人复查，增录北方士人，但结果没有达到朱元璋的预期。因此朱元璋震怒，刘三吾以八十五岁高龄被流放戍边，而张信、白信蹈则被凌迟处死。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中者六十一人，皆为北方士人。“南北榜”案是朱元璋文化专制的体现，也是南北方士人争夺文化话语权的体现，而这场争斗最终以北方士人的胜利告终。结合此段历史，从姚广孝所言“何北人爱巧，而恶拙耶？”“世之用心于机巧者，犹燕欤。”等句分析，其言下之意似乎正是在反映“南人”与“北人”的这场看似如闹剧，实际上却十分残酷的政治斗争。姚广孝本为南人，且其广交文人雅士，与诸多南方友人交游唱和，被后人称为“北郭十友”之一。因此，面对这场惨案姚广孝心有所感，借助寓言的形式去表达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从姚广孝的人生经历，“北人”一词出现的情况，与《自适二首》在表达思想感情上的相似程度，以及“南北榜”案中所反映出的历史信息，这四个角度去分析，可以大致将《二燕说》的创作时间定为洪武三十年，即1397年。

二、《二燕说》的创作目的

从上文论述来看，基本可以推测《二燕说》的创作时间为洪武三十年。而考察明朝这一时期的历史，除却“南北榜案”之外，亦有诸多与姚广孝息息相关的历史事件，能为之提供有力的证据。且这些历史事件也成为姚广孝创作《二燕说》的契机。

《二燕说》中言：

“雏成，凉候一来，即皆捐去。若然，则难而劳者，徒费其力，不如易而佚者之自得也。吁！世之用心于机巧者，犹燕欤。虽或快意于一时，然终至于颠覆，乃与拙者同归于尽也。”

结合历史考察这段话，就能清楚的明晰姚广孝创作《二燕说》的真正目的：即以僧人的视角去描述明初残酷的政治环境。

此句中，从表面来看只有两个意象，即“易而佚”的“拙燕”与“难而劳”的“巧燕”。

“拙燕”所代表的就是当时苟存于朝堂上下，只想安逸自得的人。“拙燕”的典型代表就是姚广孝的好友王行抑或是姚广孝自己。王行，子止仲，与高启、徐贲、张羽等号为十友，又称十才子。《明史》载：“洪武初，有司延为学校师。已，谢去，隐于石湖。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视之，凉国公蓝玉馆于家，数荐之太祖，得召见。”[2](P7329)从《明史》的记载可知，王行曾隐于石湖，亦被凉国公数次举荐给明太祖朱元璋，但并未收到太祖赏识。又《明史》载：“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受官，赐僧服还。”姚广孝亦曾受到朝廷的征召，但并未受到重用。《二燕说》中言：“拙者至，则挥而退之。”王行与姚广孝的经历与此说法极为相似，显然这并不巧合，而是作者有意为之。

“巧燕”所代表的就是明朝政府中苦心经营，为求得功名而劳于奔走的人。姚广孝言：“虽或快意于一时，然终至于颠覆，乃与拙者同归于尽也。”这与当时的历史惊人的相似。在元末明初的这一段时间里，军阀割据，社会秩序混乱。其中起义军张士诚的军队占据苏州地区长达十年之久。期间，不少文人都投入张士诚帐下。郑永华先生曾言：“饶介‘仕于淮张’后，受其影响，姚广孝的好友，包括著名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等人，都受到张士诚的招抚。”[4](P48)但张士诚败亡，明朝建立后，不少曾经服务过张士诚的文人又转投明朝政府。但朱元璋对这些士人并不信任，甚至是厌恶。郑永华先生又言：“入明后，朱元璋对苏、湖归顺过张士诚的士人怀恨在心，曾与东吴政权有过来往的文人几乎都遭到疑忌与迫害。”[4](P48)

历史确实如此。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此时姚广孝五十九岁，与《自适二首》的创作相隔五年。此年发生了明朝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大案，凉国公蓝玉谋反案。蓝玉谋反案中，受牵连者众多，其中一人为姚广孝的挚友，此人就是上文提及的王行。《明史》载：“王行，字止仲，吴县人……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视之，凉国公蓝玉馆于家，数荐之太祖，得召见。后玉诛，行父子亦坐死。”[2](P7329)父子同死，算得上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王行一生并未做过官，在蓝玉案的被诛人员中，实在无足轻重。但此人对于姚广孝而言却十分重要，二人是相交多年挚友。王行曾作《送道衍之径山序》一文贺姚广孝赴径山习禅：“上人果有径山书记之召，来告，行则喜予言之有征也。夫径山天下之大刹，书记、其徒之高选，苟微知上人者，孰能以是任之哉！”[5](P431)上文已知，姚广孝赴径山习禅时还不到三十岁，由此可知，两人早年便已经相识且有着深厚的友谊。

在王行被杀的两年后，洪武二十八年(1396年)又发生了一件与姚广孝相关的历史事件。《明史》载：“徐贲，字幼文……以政绩卓异，擢河南左布政使。大军征洮、岷，道其境，坐犒劳不时，下狱瘐死。”[2](P7329)此年，曾与姚广孝交好的徐贲因“坐犒劳不时”屈死于狱中，而徐贲的死亡也标志着“吴中四杰”这一团体的消亡。

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为姚广孝的至交，亦是在明初文坛大放异彩的人物。《明史》载：“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2](P7328)洪武七年，高启被腰斩于市，年仅三十九岁。《明史》载：“基，字孟载……进按察使，被谗夺官，谪输作，竟卒于工所。”[2](P7329)高启死后的第四年，杨基亦死于非命。《明史》载：“张羽，字来仪，后以字行……寻坐事窜岭南，未半道，召还。羽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2](P7329)洪武十六年(1383年)，张羽自溺而亡。自高启因作文而被腰斩，一直到洪武二十八年徐贲亡于狱中，吴中四杰全不得善终。

由以上史料推论，姚广孝所言“巧燕”与“拙燕”只能“同归于尽”的背后真实含义，应该就是明初残酷政治环境的真实写照。在《二燕说》中隐藏着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凉候。无论是“难而劳”的巧燕，还是“易而佚”的拙燕，最终也难逃“同归于尽”的结局，终颠覆于“凉候”。显然“凉候”这一意象指的就是朱元璋，亦是当时残酷的政治环境。从一三五一年元末红军起义，至一三六八明朝建立，朱元璋再次建立了汉人政权。但洪武一朝，朱元璋大兴牢狱，兴文字狱，使天下士人胆寒。朱元璋对不与政府合作的士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戮。由此，也可推断出“北人”这一特殊的称谓，映射的就是当时已入暮年的明太祖朱元璋。

在历史环境的背景下去考察《二燕说》，与上文的结论一致，可以大致推断出此篇寓言应该做于王行或徐贲死后不久，也就是洪武二十六年之后，加之“南北榜”案，可以推测其创作时间应该在洪武三十年。

综上所述，姚广孝作《二燕说》正是以僧人的视角，借寓言的形式去描述明初残酷的政治环境。首先，姚广孝言“巧燕”与“拙燕”，所指的就是当时的士人阶层。但与一般人的创作又不同，姚广孝并没有发悲怆之声，因为他自幼习禅，对于生死已有了超越常人的理解。他的好友，虽然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中身死，但他仍然认为他们就如同“巧燕”一般，无法在动荡的社会中，有着自得的心灵，这只能是可悲的。在姚广孝看来，辛苦经营也好，隐逸市野也好，在当时都无法独善其身。面对这一情景，面对好友身死，面对社会黑白颠倒，已六十高龄的姚广孝也无能为力，更无法作哀悼之文。因此，只能借寓言的形式去描绘这一段历史的真实景象。

三、《二燕说》的思想内涵

(一)禅思

从前文的论述可知，姚广孝在此则寓言中，就是借“二燕”去表达对“巧”与“拙”的看法。其言：

“夫巧者难而劳，拙者易而佚。难而劳者，未必为巧；易而佚者，未必为拙。”

世人认为“难而劳者”是巧，“易而佚者”为拙，但姚广孝却认为“巧”未必是“巧”，“拙”未必是“拙”，简而言之就是告诉世人“非巧非拙”的禅理。但这里有个问题：其言“巧非巧，拙非拙”，这种“非巧非拙”的思想似乎有些矛盾？若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只能得出“世人认为是巧的，其实是拙；世人认为是拙的，其实是巧”这样的结论，但这种结论也有着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矛盾之处。因而若想理解“巧非巧，拙非拙”的确切含义，就必须考察佛教阐述禅理的一种特殊方式。

《二燕说》是一则短小的寓言，其创作的方式却深受佛教的影响。姚广孝论“巧与拙”，但并未对“巧”与“拙”的是非对错进行判断，而是用了一种逻辑上的推理，从“凉候一来，即皆捐去”这一必然的结果出发，去推断“巧燕”与“拙燕”不同的行为为何会有着同样的结果。由此推断出“巧非巧、拙非拙”这一道理。在《坛经》中有一则十分著名的故事：“时有风吹幡动。一僧云风动，一僧云幡动。慧能云：‘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6](P26)这种“非风动、非幡动”的阐述模式，与“非巧非拙”的模式十分类似。而佛教这种启发禅机的言辞方式，最早可追溯至东晋高僧僧肇对于“动”与“静”、“有”与“无”的阐述。

关于“动”与“静”，《肇论·物不迁》中言：“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7](P15)僧肇认为，世人都认为过去的事物不会保持原来的面貌来到现在(昔物不至今)，普通人认为这是因为“动而非静”，他们的根据是“不来”，即过去的事物不会来到今天。僧肇则认为是“静而非动”，其根据的是“不去”。关于“有与无”，《肇论·不真空》中言：“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虽无而非无，无则不绝虚，虽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3](P52)对于“有”与“无”，僧肇认为世间的万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而因缘的起点便是“性空”，即佛教所讲的“缘起性空”。从这一观点出发，僧肇认为世间的万物应该是“无”的，但世间万物皆有着虚幻的表象，因此又是“有”的。所以僧肇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非有非无”的。

从僧肇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佛教高僧在阐述佛理时所运用的特殊方法：先从一种特定的现象出发，而这种现象往往有着相反的一对概念，但这一相对的概念都没有是非对错的分别。其后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论述，最后再将其统一，从而去揭示事物背后的深邃佛理。僧肇讨论“动”与“静”，最后得出了“非动非静”的禅理；讨论“有”与“无”，得出了“非有非无”的禅理，但实质上僧肇并不是要在“动”与“静”，“有”与“无”之间做出是非判断，而是要告诫世人不要执着于“动”亦不要执着于“静”，因为世间的万物是“非动非静”的；不要执着于“有”，亦不要执着于“无”，因为世间的万物是“非有非无”的。这就是佛教“中观”思想的体现，张春波先生曾评价僧肇的《不真空》：“可以说，不真空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已经完全掌握了印度的中观学。”[7](P32)

从佛教阐释佛理的特殊方式来看，对于姚广孝在《二燕说》中关于“非巧非拙”的确切内涵，即可明晰了。姚广孝讨论“巧”与“拙”，如果仅仅认为是对“巧”的批评，而推崇“拙”，那么这种想法就比较片面了。姚广孝真正想表达的就是“非巧非拙”的禅理，“非巧”就是告诫世人不要执着于“巧”，“非拙”亦是告诫世人不能执着于“拙”。因此，姚广孝论“非巧非拙”并不是一种看似矛盾的诡辩，而是佛家中观思想的体现。只有用禅宗的思维去理解这则寓言，才能知晓姚广孝《二燕说》所想表达真正禅理。

(二)情思

此则寓言也反映出姚广孝作为一个僧人，对人生的反思。

姚广孝批评世人过分追求“机巧”。既然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非巧非拙”的，那就不需要过分地去追求“机巧”，其言：“世之用心于机巧者，犹燕欤。虽或快意于一时，然终至于颠覆，乃与拙者同归于尽也。几何不被拙者之所哂邪？悲夫！”姚广孝把世人比作“燕”，无论是“巧燕”还是“拙燕”，遇到“凉候”都逃不掉“颠覆”的结局。由此姚广孝将“巧”与“拙”的态度延伸到对世人投机取巧的批评上，可以看出姚广孝对世人过分追求“巧”抱有批评的态度。

“巧”与“拙”在当时的环境下，最终都难逃颠覆的下场。但尽管如此，姚广孝还是倾向于过“自得”的生活，这是作为一个僧人所必然的选择。况且姚广孝当时已六十岁左右，对人生与生命的体悟早已有所超越。且洪武年间政治环境的高压状态，他又怎么去缅怀那些有罪的朋友呢？但从一个“悲”字可以看出，他所悲的即包含巧燕，亦包含拙燕，也就是表达了对以往所有逝去的生命的惋惜。

考察姚广孝所有的诗文，并没有对当时获罪友人的缅怀与描述。显然，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正因为如此，部分学者也希望从其诗文的背后，去探求这位异僧隐藏在文字之后的真实情感。

如商传先生就认为姚广孝助燕王起兵，就是源于当时明王朝对文人迫害，其言：“高启因文字至祸，于洪武七年腰斩而死……徐贲‘下狱瘐死’。王行受牵连于蓝玉案，父子同坐死……每当他思念故人时，常独自泪下。当他经过井陉淮阴侯庙时，触景生情，不由发出了‘杀身惟恨汉高皇’的怨愤之声。”[8]商传先生如此推测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注意的是，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商传先生将《井陉淮阴侯庙》的时间推至了徐贲死后，这很不合理。

从前文的论述可知，徐贲死时已经是洪武二十六年，此时姚广孝已经六十一岁。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姚广孝所作《井陉淮阴侯庙》的时间是否在洪武二十六年之后；其二，从姚广孝于洪武三十一年所作《自适二首》来看，《井陉淮阴侯庙》所述的感情并不符合姚广孝当时的心境与人生态度。相较而言，当时姚广孝已经达六十高龄，面对好友身死，而自己或许也会不久于人世，因此作《二燕说》表达对当时残酷政治生活的反思，以及对好友身死的惋惜哀叹，则更符合其当时的身份与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