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慧贤，杨青

（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

1 社会翻译学理论背景

通观中国翻译史的4 个主要发展阶段，即汉唐佛经翻译理论、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理论、五四前后翻译理论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译学理论，可以发现中国翻译随社会历史发展不断向前发展。在当代翻译研究领域，社会学翻译研究根据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场域”“惯习”“资本”三大核心概念逐渐发展成为翻译研究的前沿阵地。根据布迪厄，一个具有社会结构的“场域”就像一场游戏的结构，其依赖于能有效动用他们惯习的不同主体行动者。此类行动者是实践性的，它需要的只是一种在特殊不同的场域中，依据不同制约因素的相互作用而行动，从而体现其社会属性[1]。社会学家对文学作品的关注更集中于语言交流与社会生活中语言交流的影响。

社会翻译学是参考社会学的理论模型，基于社会视角，对翻译行为的社会属性进行深入探索的学科，重点体现在论证其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强调其本质是自我与他者相互关系的社会属性。笔者通过阅读廖七一的著作《当代西方研究原典选读》了解到：“詹姆斯提出将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学科称谓，并强调翻译是一门经验学科，研究对象是翻译活动（过程）和翻译作品；翻译研究的功能是不仅要探讨如何翻译，同时还要描述翻译现象和行为，解释、甚至预测未来的翻译。”因此，借鉴翻译学的作为独立学科的特征，社会翻译学从社会学角度来探索翻译现象的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可以这样标注其功能：社会翻译学力求通过客观、详尽地描述，整合梳理丰富的社会翻译现象，深入思考社会翻译现象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与原因，进而预测所关注社会翻译现象未来的走向、结果和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诸多西方翻译学家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概念及其“场域”“社会制约条件”等因素来分析影响翻译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各个环节，为社会翻译学提供了学术史料积累。此外，詹姆斯·霍姆斯在其名篇《翻译的名与实》一文中谈及“以功能为向导的描写翻译学”时指出，如果对其着力推进，可以将其发展为社会翻译学，因为它既是翻译学，也是社会学的合法领域，自此肯定了社会翻译学在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与必要性[2]。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研究多为主题研究、对比研究和风格研究等语言层面的翻译研究，社会学视角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现状的研究较少，仍需进一步探索。因此，该文将在社会翻译学视角下，结合中国文学外译国内政府助推现状和国内民间力量助推现状，研究其向海外传播的译介规律，并启发式提出相应翻译策略。

2 中国文化对外译介现状

2.1 中国文学外译国家助推现状

“传播中国文化，推广中国学术”“诠释崭新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这些提法是我国政府所提倡的“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重要口号[3]。为积极响应这一口号，我国政府一直积极推进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译介活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 等多项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以期向世界系统推介中华文化经典。此外，最近几年还提出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工程”和“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等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大型项目[4]。除此之外，在部分政治外宣文本中，也极力展现中国文学之美。在2014年和2017年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两卷英译本中，收集了大量古诗句等文学文化精髓。其中多次引用陶铸先生《赠曾志》中名句“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中的“心底无私天地宽”，以此诗句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磊落的光辉形象，并与此同时向海外读者传播了中国文学中诗词的魅力。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当属思想文化精髓的主要载体，中国文学承载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重大战略意义。因此，在政府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一直秉承以中国文学走出去为重的战略规划。然而，尽管国家层面大力推进中国文学外译事宜，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文学思想文化的传播仍处于当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中最薄弱的环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较之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世界文化贸易前四位大国，中国出口的文化商品50% 以上是文化硬件出口，包括游戏、文教娱乐和体育设备器材等；而文化软件出口量远远落后于世界五强平均水准”。中国文化对外译介处境堪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2.2 中国文学外译民间助推现状

推动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不仅政府各方机构积极举措，民间文学力量以及出版社等企业力量也不断努力推进。众多国内文学作家励精图治，深入结合时代社会发展著书立说，成就了大量优秀的传世之作[5]。其中，当代文学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阎连科摘得卡夫卡文学奖等国际文学奖项有力提高了部分当代中国作家及其作品在海外关注度与接受度，使中国文学文化作品在国际上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有了一定提高。据文献调查显示，以《三体》为代表的科幻文学作品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新名片。一方面，在出版社方面，中信出版社等文化产业中坚力量不断组织优秀译者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乐译通、传神等文化翻译公司频频招募译员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并大力推向海外市场[6]。另一方面，据出版社反馈，中国大多数文学作品在海外并未畅销。正如学者肖家鑫所说，“当代文学难掀海外图书市场波澜，少数作品走红，但未能形成规模效应”。这可谓目前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现状的真实写照。

3 社会学翻译视角下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反思与启发

社会学翻译本质体现在自我与他者相互关系的社会属性，不同社会环境中自有其特定的 “场域”（field）需求。台湾学者王志弘指出，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化交流，翻译行为也不是追求语言精准的对译。翻译实质上属于不同权利位阶的文化冲撞，体现着支配和反扑的较量。翻译中各种主体、他者塑造以及重塑的过程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发展，即出现了操弄与再现系统与意识形态交锋的场域。其中“场域”问题，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的多种社会因素对翻译的制约。正如王志弘勾勒的“翻译的自我与他者”主题关系图显示，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社会位置关系相互影响，在翻译自我与他者的相互作用下，翻译只有遵从其社会本质属性，满足不同制约因素的要求，才能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实现翻译功能[7]。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重要战略的提出，中国经典文学对外译介受到政府和民间各方关注。但是，尽管国内政策支持力度很大，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译介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首先，对外译介过程中翻译相关责任人对翻译的“场域”认识或有失偏颇。我们关注的大多停留在具体的翻译问题，即文字翻译，却很少考虑翻译的社会属性；只关心两种语言文字间的转换，却忽视了“译入”更应该建立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读者对异族他国文学、文化产生的内在的强烈需求这一基础之上；以为只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学、文化就“走出去”了[8]。其次，对海外译介文学作品的需求“惯习”认识较浅。从社会翻译学的视角看，文学作品对外译介作品须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外译介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对方若无内在需求，则无法形成广泛的接受环境，导致译介作品边缘化。以寻根文学作品对外译介为例，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对莫言家乡“高密”的阅读兴趣和对鲁迅的故乡“鲁镇”的好奇程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两位中国文学家作品的译介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更加显著的例子是我国文学作品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与发展。近年来由于我国影视作品大量输出到东南亚国家，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原著在泰国、越南等国家也随之广受欢迎[9]。

因此，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译介需要在社会翻译学理论指导下对文学作品、翻译家及其海外读者进行社会调研，停下“以我为主”的推广步伐，将视野转向翻译的社会属性，结合不同类型文学作品在响应国家的流行程度组织开展社会调查，然后以熟知目标国家文化的专门译者团队为基础开展对外译介工作；即针对国家的具体国情制定具体可行的外翻策略，结合制约和影响翻译活动的因素和“场域”问题及市场需求，充分考虑不同国家体制因素、意识形态、读者民族心理、审美趣味等多元资料，制订相对应的翻译策略与标准、译介传播方式与策略等。

4 结语

通过分析中国文化对外译介现状，该文总结发现多数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译介受到冷遇。由于西方社会的整体文化氛围异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差异性等原因，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对外译介在国际文化市场处于边缘化地位。因此，中国文学外译需扭转策略，在社会翻译学视角下结合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场域和惯习，将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任务精细化分类，依托先期社会调查，明确译介目标和翻译团队及翻译策略等，深度结合不同国家的文化氛围、“场域”需求，在正确处理翻译自身与他者关系的前提下制订外翻策略，顺利实现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