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娟

（宿迁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宿迁 223800）

我国的翻译实践活动历经4 次高潮，数次翻译高潮促成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文化与翻译的互动催生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使得中华文化得以源远流长。历史的发展进程证明翻译活动对社会文化的推动作用，尤其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晚清（1840—1911）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转型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保守与维新势力拉锯抗衡，新旧社会思潮交替更迭，翻译活动呈现特殊的时代特征。

1 晚清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西学翻译概述

晚清70 余年间，经历了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清末新政等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而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是对晚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产生巨大影响的决定性历史事件。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鸦片战争失败后，以“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为代表的爱国志士积极倡导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技术。在与西方人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感“不谙夷情”之苦的林则徐等人开始组织翻译活动。随后，在19世纪60—90年代的30年里开展旨在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时，由于中外交流逐渐频繁、对外事务日益增加，为培养翻译人才，在外在需求的推动下翻译机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应运而生。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反思：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思想观念要强大，首先要进行思想启蒙。在启蒙思想的指导下，译介西方的科学人文、文学著作成为他们实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政治抱负的有力武器。此时的翻译活动，是在自身文化需求的内在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晚清的西学翻译活动是这个时代变迁的缩影，与社会政治变革、主流意识形态“开民智求变革”“唤醒国民思想和启蒙现代意识”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2 晚清西学传播与翻译主体

晚清传教士虽已不是西学传播的主体，但仍发挥重要作用，且这一群体人数比之前大规模增加。传教士主观上以传教为前提，但“客观上多方面影响了晚清文化社会，推动其现代化的进程”[1]，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英美两国传教士。美国传教士代表人物林乐知主要从事政史翻译；丁韪良译介法学著作；嘉约翰编译多部医学著作；狄考文从事教材翻译。英国传教士代表傅兰雅、李提摩太、艾约瑟、伟烈亚力。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翻译西方书籍最多的一人，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西方书籍一百多部。晚清传教士的西学翻译活动仍沿用西译中述的翻译模式。晚清以前的西学传播与翻译主要在士大夫、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而晚清以来，影响波及民间普通大众，主要原因在于传教士翻译的教科书。主观上传教士出于教会学堂的需要而编译教科书，但结果却使新式教科书得以走进千家万户，从而在普通阶层、人民大众中产生影响。

晚清开明知识分子改变了国人不通西文的局面，逐渐从传教士手中接过西学传播与翻译的接力棒，成为西学翻译与传播的主力军。其中以严复、林纾、梁启超的翻译影响最大。

严复一生译著颇丰并且中西贯通，语言技术高超学识丰厚。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与需求，严复所译的书经过精心选择，涉及经济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合起来构成近代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系统[2]。

其在翻译史上第二大影响，就是翻译标准的厘定[3]。“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提出对中国译界的影响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与此同时，学界围绕此翻译标准、“达旨术”翻译观，以及严复八大社科名著翻译实践的讨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翻译数量最大、最受欢迎的译者非林纾莫属。不通西文但中文功底深厚的林纾与他人合作，翻译介绍了180 多部小说。林纾以与王寿昌合译的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此部作品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肇端。因为林纾的翻译引介，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了外国文学，促进我国文学的发展。

梁启超开始文学翻译，因为他认识到翻译乃文化之利剑。他翻译西方小说，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想以改造国民素质。梁启超积极提倡小说界革命，对近代中国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主张的日文转译在晚清掀起了日译西学的热潮，并将许多日语外来词引进中国。

3 晚清西学翻译活动特征

处在历史语境中的翻译活动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操控，在特殊历史阶段服务于政治目的、社会需求。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选材及翻译作品的接受。晚清西学翻译在这一点上体现尤为明显，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呈现出规律性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3 点。

3.1 明显的阶段性

晚清西学翻译随着社会文化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这种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翻译主体的变化；翻译选材的变化。就翻译主体方面，第一阶段，西方传教士为主；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知识阶层为辅；第三阶段，西译中述；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导。晚清西学翻译主要处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翻译主体由过去的传教士为主导变为中国知识分子为主导。翻译选材方面，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占大多数，社会科学占小部分。

晚清翻译西学书目的趋势阶段特征明显：（1）自然科学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的大量引进与译介发生在洋务运动期间，在数次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迫切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以加强国防，维护统治。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为主要翻译西方先进的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书籍的翻译机构。（2）社会科学翻译：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人们意识到西方的哲学思想、社会理论也值得学习。梁启超指出，中国的劣势在于政治，发达的科学并不是西方国家富强的唯一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社会科学名著被翻译出版。（3）文学作品翻译：甲午战败与维新变法失败后，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此时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是“开民智”“唤醒国民思想”，因此文以载道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翻译兴盛起来。

3.2 目的性与功利性

受社会变革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晚清西学翻译有强烈的目的性与功利性，体现在影响较大的翻译家及译著。严复的翻译活动目的性强。严复的翻译目的与意图表现：其主要译著，《天演论》的翻译旨在宣扬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名学浅说》的翻译意在介绍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译文采用先秦散文和古雅文言，以便更容易为士大夫等精英阶层所接受，以达到其通过译文开阔读者的眼界，学习西方先进思想体制和科学方法以救国的翻译目的。而梁启超翻译活动的目的性与功利性更为凸显。晚清西学翻译活动的思想启蒙的目的性与政治和文化需求的功利性同时显现。

3.3 日文转口翻译与西文直接翻译并存

主张从日文转口翻译西方著作的主要代表是梁启超。究其原因，其一，通过明治维新发展起来的日本已赶超中国。尤其在甲午战争之后，国人不得不面对曾经不以为意的蕞尔小邦战胜了天朝上国的事实。其二，从日文转译主要是出于地域相近等条件的便利，“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4]

日文转译在晚清社会影响很大，译著颇多，但从翻译忠实的角度来说，确实存在诸多问题，甚至是误读误译。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很多文化因素存在不可译的成分，尤其是文学作品翻译，有些文化因素难免失却，更不用说转译。因而主张由西文直接翻译的严复不赞成日文转译,“若数转为译，未必不害”[5]主张日文转译的无论是洋务派官员或翻译家未必不曾注意过严复所说弊端，但仍选择转译，正是这个时代急功近利翻译主张的体现，急国家之危机，近开启民智之利。

严复与林纾是西文直译的代表。严复翻译的社会科学著作，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逻辑学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构成济世救国的一整套思想体系。与中西文俱佳的严复不同，林纾不通西文，但其译著的影响不逊于严译名著。林纾与王昌寿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揭开中国文学翻译的序幕、与魏瀚等人合译的《黑奴吁天录》在晚清引起强烈反响，受到读者喜爱。林纾的翻译生涯持续20 多年，百余部西方小说问世，译作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奠定了林纾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先驱地位。

4 晚清西学翻译策略

晚清西学翻译家在翻译实践中运用归化翻译策略，具体运用改写、删译等变译策略。其运用的翻译策略也是学界争论的问题。对于译什么、不译什么及怎么译，译家都有自己的考量。在文化意识形态影响下，译者根据不同的目的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林纾翻译的现实主义小说，为遵循目标语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有的省略简化原文本中的描述性段落；严复的译文承袭古汉语及沿用章回体。梁启超“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6]涉及翻译选材与译书的策略方法及翻译人才培养。

目的论翻译学派认为翻译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对原文本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操纵。从目的论视角看，这些翻译方法与策略的运用，就是在目的论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7]。翻译主体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不同的读者对象，不同的翻译目的，依据目的语文化，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等因素适当调整翻译标准，选用翻译策略。虽然运用这些翻译策略所翻译的作品有后世学者批评的地方，甚至有疏漏或错误之处，但就其达到翻译目的及产生的影响与效果而言，对现今翻译实践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8]。

5 结语

晚清西学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一方面，集汉唐佛经翻译及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思想之大成，另一方面，为近代白话文翻译奠定基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晚清西学翻译给文学传播带来的影响孕育了五四新文学的繁荣。其影响远不止文学、学术领域，对中国学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的影响与渗透是其他任何活动不能比拟的。晚清西学传播史、翻译发展史就是一部助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晚清西学翻译的发展演变见证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晚清西学翻译在输入文化新血液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翻译史画卷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