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秀琼

海神是“涉海的民众想象出来掌管海事的神灵”[1]。关于海神信仰的类型及特征，学界已涌现出较多的研究成果。曲金良根据海神来源，将历代海神划分为动物图腾崇拜与早期的海神、人兽同体的海神、人神同形的海神、由人鬼转化成的海神、其他海神信仰与淫祀等[2]。蔡勤禹、赵珍新从避灾护佑的功能分析，将海神分为海洋水体本位神、航海神、镇海神、引航神和全能神等，海神信仰的禳灾功能主要体现在给人们带来精神支柱，从而给社会带来安定，起到安定身心、凝聚人心的作用[3]。王荣国认为，古代人们信仰的海洋神灵虽多且杂，但也有其结构层次，主要由海洋水体本位与水族神、航海保护神与渔商业专业神、镇海神与引航神三个系统的神灵构成[4]。相对而言，学界对海神信仰的民间传说展演研究，即民间传说是如何参与海神信仰的核心要素构建，想象沿海民众关于敬海、祈海、镇海交织共存的精神诉求，少有较为系统的论述。海神信仰与民间传说互为表里，民间传说通过解释、附加、衍化等手段述说海神信仰成因的合理性及其流变可信性，使之成为沿海民众深层的文化心理。

民间传说，“指民间长期流传下来的对过去事迹的记述和评价，有的以特定历史事件为基础，有的纯属幻想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5]。流传于各地的民间传说不仅仅与历史上实有之人、实有之事关系密切，且与地方古迹、风物习俗有某种隐秘关联，正是由于这种事实与解释之间的关系建构，人们愿意相信民间传说所蕴含的信仰习俗成因的合理性及其流变可信性。从这个意义而言，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互为表里，民间传说通过解释、衍化、依附等述说手段，合理解释海神信仰的历史源流，传奇衍化海神的多样职掌，传播依附美善同构的民间审美价值，集中反映了沿海民众关于敬海、祈海、镇海共存的精神诉求与情感态度。

一、海神起源的解释型述说

民间传说是一个地方的地方性知识不断叠层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是形成一地区、一民族文化特点、地方色彩的因素之一”[6]。具体到海神传说，沿海民众立足海洋生产实践，将历史事件、地方古迹、风俗名物等文献记载转变为文本传播情境，在历史事实与文学想象的互动、互文关系中，实现沿海民众对海神来源的想象与自我表达，使之成为地方海洋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

海洋型生产方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向海洋直接索取资源的生产方式，包括渔业、盐业；另一类是由海洋交通而衍生的航运贸易方式。以盐业为例，历史上的浙江盛产海盐，相关的盐生传说更是不胜枚举。钟敬文先生曾指出：“地方传说的最大特点，如大部分神话特点一样，它对于其对象之事物，十分之七八是常带有说明性的、解答性的——即所谓‘原因论’及‘民间语源学’。”[7]流传于宁波地区的《盐的故事》曲折反映了沿海百姓对海盐起源的地方性认知。该传说的情节结构大体如下：渔民朱余在滩涂拾泥螺—发现凤凰落在滩涂上—朱余甚为惊喜并挖出滩涂泥—找人识宝无果—向皇帝献“宝”却被重罚—御厨出于好奇捡回滩涂泥—无意间发现其中秘密—皇帝追封朱余。舟山定海一带的《盐与卤》传说内容与《盐的故事》大体相同。《盐与卤》说的是，渔民严卤发现了一处金凤凰栖息过的海泥，却被渔霸抢夺献宝给了皇帝。皇帝用膳时无意中发现了海泥的奥秘，押着严卤寻找金凤凰落脚之地。行舟大海时，金凤凰突然出现，风雨大作，装满海泥的龙舟全部被吹翻，皇帝和渔霸葬身大海，善良的严卤却平安无事。回家后，严卤与渔民们一起挑海泥晒盐，当地人把盐水唤作卤，晒干者称作盐，以纪念严卤。

长期以来，浙江沿海及岛屿煮海为盐，直到清代才逐渐推广晒盐法。民间对海盐来源的原始想象其实有着历史事实依据，即海盐生产多用煮盐法。旧时，煮盐生产的第一步即为“刮泥淋卤”。《盐的故事》《盐与卤》中提及的“宝物”海涂泥是制卤的重要原料，无意中滴下来的水滴便是“刮泥淋卤”形成的卤水。“刮泥淋卤”，第一步是刮泥，这里的泥即海岸滩涂中刮出的咸土；第二步为淋卤，舀海水烧灌之，使卤水渗出、流入卤缸内；第三步是验卤，主要测卤的浓淡。制卤之后，便是煎煮或板晒成盐。在上述两则传说中，“凤凰落在滩涂上”“无意间发现盐卤的奥秘”的情节被反复强化，使得煮海为盐的历史记载逐渐幻化为传奇故事，强化了盐作为生命之源、百味之祖的神秘色彩。饶有趣味的是，《盐的故事》的主人公叫朱余，余在古越语中有“盐”的意思。《越绝书》记载：“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去县三十五里。”[8]《盐与卤》中的主人公严卤则谐音盐卤，宝物的发现者之所以叫“朱余”“严卤”，究其根源，反映了在早期的海洋探索中，沿海民众凭借着智慧与勇气，克服重重险阻，才获得相对宁静、富足生活的历史记忆。从这个意义上看，盐生传说作为盐文化的一部分已深入沿海百姓的生活中，既具有神奇魔幻色彩，又不乏历史真实性。

二、海神圣迹的衍化型述说

海洋环境变幻莫测、险象环生。渔谚有云：“脚踏舢板三分命。”东南沿海民众遭遇的海洋灾害，最严重的莫过于台风，因其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给沿海航运、渔业、盐业乃至农业生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濒海多飓风，《南越志》云：飓者，具四方之风也，常以五、六月发。未至时，鸡犬为之不鸣。”[9]台风多兴于农历六七月，过境时常带来狂风暴雨，对浙江沿海中段、南段影响尤为严重。在台州、温州等沿海地区，台风引发的海啸造成海水倒灌，毁堤、毁房甚至溺人的灾难时有发生。如《宋史》载乾道二年(1166)“八月丁亥，温州大风海溢，漂民庐、盐场、龙朔寺”[10]，又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黄岩潮溢，溺死八百人”[11]。崇祯元年(1628)七月，杭、嘉、绍三府发生海啸，“坏民居数万间，溺数万人。海宁、萧山尤甚”[12]。面对不可预测、无法掌控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崇祀那些能够免除突发性海洋灾害侵袭的神灵，构成了浙东沿海及岛屿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底色。

从海神的来源看，除了儒教、佛教、道教诸神外，还有自然神、历史人物神、民间百姓神等。从海神信仰的衍化看，不管是统管海洋的海龙王、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有感必通的妈祖，还是忠义可嘉的英雄人物、捕鱼技术精湛的船老大或渔民，经过“因水而灵”圣迹故事的扩展、置换或重塑，被赋予了不同程度的海洋灵性，成为沿海百姓解除生活困厄的重要精神寄托。《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出使高丽的官员徐兢不仅详细记录了海上42天航程，还记述了船员们沿路举行的多次祭祀仪式。在出使高丽的途中，船员们拜谒不同的寺院，举行不同的仪式，部分是出海习俗使然，同时也透露出民间多神信仰的普遍性。“这些仪式中出现的东海龙王、观音、岳渎主治之神并不具有排他性，民间信仰中的功利性在官员中也普遍盛行。”[13]在返航途中，为确保顺利通过一浅海区，船队还用鸡黍来祭祀死于这一海域的鬼魂。浙东海神信仰所呈现的一岛多庙、一庙多神、一船多神，既分庭抗礼又共享香火的区域性特征，穷其根源，皆因各路海神蕴生于海洋自然环境之中。

源于龙蛇图腾崇拜的龙王信仰是海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曰不延胡余。”《山海经》记载的南海范围大体为今天的江浙一带东海地区，南海神不廷胡余的外形特征为“人面”，以“珥两青蛇，践两青蛇”作为身体装饰的一部分，并与古越人的蛇图腾崇拜相互印证。《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随着海神形象日趋人格化，龙蛇图腾崇拜渐渐淡化，早期龙神“施云布雨”职掌与佛教“咒龙祈雨”功能相叠加，进一步推动着龙王信仰在民间的流布。自唐代始，凡是佛教盛行之地，皆崇信龙王有“行云布雨”之神力，受其影响，凡有水之地，皆建有龙王庙，龙王实际上成为民间对海洋世界统管者的普遍想象。在沿海民众的想象中，海龙王往往与施云布雨、渔业丰歉、海上救护等职掌相联系。在不断传播过程中，由龙王信仰神秘性附带产生的恐惧与敬畏交织的情感趋于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龙报恩情节在《描龙的传说》《巧妹绣龙》《龙灯起源的传说》《桃花龙女》等传说中的反复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祈福禳灾的心理诉求。沿海百姓赞颂、祈求海龙王之余，也不乏挑战、蔑视龙王权威的传说，这主要源于民间想象中的龙王有权势显赫的一面，更有暴戾无常的一面，故而在《渔翁斗龙王》《东海龙王输棋》等传说中，塑造了张牙舞爪实则外强中干的全新龙王形象。这一类龙王传说大多套用张羽煮海逼龙王嫁女的核心情节，即主人公得到宝物(诸如煮海所用的银锅、金钱和铁勺)逼迫龙王妥协。在《渔翁斗龙王》传说中，三太子私自携带镇海宝印出游致使丢失，虾兵蟹将四处寻找，终于在茅草冈发现了宝印的踪迹。龙王翻云覆雨，试图淹没茅草冈以夺回宝印，但宝印所含的定风珠有平息风浪之神力，龙王各种招数使尽也无济于事。僵持之下，捕鱼老头提出交换宝印的三个条件：一是不许兴风作浪，二是潮水涨落有时，三是每日敬献海货万担。龙王急于取回镇海宝印，只得逐一答应。

观音是浙江沿海地区影响最大、信众最多的神灵菩萨。观音信仰在其产生地南印度濒海地区就被赋予了海上守护神的品格，在以后的传播过程中，由海洋救护衍化而成的水上(内陆江河)遇险称念观音而获救的感应事迹，更是长期流传。8世纪初，中日海上交通的直渡航线开辟，若较好地利用季节风，从浙江的普陀、宁波、温州出发至日本长崎，分别需要3昼夜、4昼夜及4昼夜又15小时。日本僧人慧锷(又记作惠谔、惠萼等记载)经普陀返回日本就是基于这一历史背景。唐大中十二年(858)，惠锷从五台山请来观音像，途径昌国(今舟山)的梅岑(今普陀山)，怒涛汹涌，船不能行，遂置观音像于梅岑，所修庵堂即为“不肯去观音院”。惠锷请观音像于梅岑，成为观音海上形象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诸多观音显化形象中，对涉海民众影响较深的有脚踏于鳌背之上的鳌鱼观音，手提活鱼篮子的鱼篮观音，右手执杨枝、左手托净瓶的杨枝观音，居于两扇蛤蜊之中的蛤蜊观音等。在鳌鱼观音传说中，观音用十万八千根蚕丝结成羂索，取海滨沙土捏成人形，将瓶中杨柳削成的倒刺钩藏于泥人腹中，收服藏身水底作恶的鳌鱼。鱼篮观音说的是从莲花池偷跑出来的金鱼在人间作恶，观音织鱼篮、提丝绦将其收服的故事。这些围绕观音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品格展演而成的海上救护圣迹，显示了观音作为海上保护神的持久魅力。另有观音与五百罗汉、弥勒、八仙、陈靖姑等佛道众多人物的交集冲突，大体围绕护渔、护航等感应事迹展开叙述。

北宋鼓励远航而交，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更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以弥补政府浩繁支出，海洋文化的开放性不断增强。基于这一历史背景，起源于福建莆田的妈祖信仰因护航有功而地位骤升，循着海运航线北上、南下传播，成为影响最广的海上女性海神之一。妈祖信仰自其诞生起便带有明显的海洋性特征。妈祖的第一次加封可追溯至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是年，给事中路允迪奉旨出使高丽，八艘大船航行在渤海之上，遇海难，七艘覆灭，惊恐万分之中，路允迪闭目祷告，得见红衣神女站在船樯上。靠着神女的保佑，路允迪的主船完成了出使高丽的任务。经奏报，宋徽宗亲赐庙额曰“顺济”。妈祖不但默佑浪恬波静、助剿海寇，还拥有捍御水旱、驱疫祛疾等法力。随着神女灵应传说的不断叠加，其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由最初的莆田地区，从南到北逐渐扩展到沿海岛屿、江河水网、运河商路等这一极广阔的区域。

三、民间审美价值的依附型述说

海神信仰叙事的审美价值总是与主体民众、主流文化的审美意识相连，即在历史人物、普通船老大、民间女子等人物中传播依附着善者更善、美者更美、善美同构的主流审美意识。《说文解字》对“善”这样解释：“吉也。从誩从羊。此与义美同意。”原初意思是，从羊群中，择其优者用于祭祀，后引申为通过祭祀仪式祈求吉祥、幸福。“美”在《说文解字》释义为：“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从词源看，善与美具有同源关系。在民间主流审美意识中，“美的观念往往与善的观念相互交融而协调发展”[14]，审美对象善的行为往往具有美的属性与价值。

东临大海是浙江最为独特的地貌特征，主要表现为浙江海岸线曲折绵长、海域岛礁众多、海岸类型多样、港口海湾资源丰富、滩涂面积广阔、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浙江境内自北向南分布的苕溪、钱塘江、曹娥江、甬江、灵江、瓯江、飞云江、鳌江等水系，将含有大量有机物、浮游生物的淡水注入附近海域，形成饵料生物丰富、盐度低的海淡水混合区域，适合多种鱼虾产卵、索饵，或越冬鱼群循环洄游。受滨海地理条件和渔业生产习俗影响，浙东沿海百姓不仅发明、使用多样渔舟、渔具等物质形态，而且通过民间传说塑造了集正义、勇敢与传奇于一身的渔师形象。

象山石浦一带崇奉的渔师是少年阎黑，因斩鲨护渔有功而为当地百姓敬仰，后又凭借非凡才智和神勇，降伏水怪，救下海豚一族，被尊奉为阎公大帝，永享香火。余姚临山一带奉祀的渔师为晏公。相传南山门一带汪洋大海，海口常有大鲨鱼出没，威胁着当地渔民的生命。某天，鲨鱼搁浅，一名姓晏的叫花子与鲨鱼展开殊死搏斗，一场恶斗之后，鲨鱼失去双目，他也因失血过多而离世，当地渔民集资建庙塑像以纪念晏公。在温岭石塘，渔民崇信的渔师是捕鱼本领高超的钓幺郎，传闻他仅凭水色、潮流、温度、风向等就能准确判断鱼群出没的地点，渔船随其出海便可满仓而归。钓幺郎熟谙水性、乐于助人，死后被当地渔民尊奉为渔师菩萨。

各地渔师传说的共通之处在于：首先，无论是少年阎黑、晏公还是钓幺郎，渔师的原型无一例外都是普通百姓，在他们身上又集中体现了民间对勇敢、善良、机智等美好品质的推崇；其次，渔师神迹与渔事密切相关，其“因水而灵”的核心灵力叙事聚焦海洋，或是为民除害护佑渔民出海平安，或是凭借超凡神力护佑渔民鱼虾盈舱，满足了沿海百姓最直接、最基本的祈福禳灾精神诉求；再次，各地渔师都经历了“人死封神论”，这种超越生命有限性的情感叙事让传说更深入人心，延续民间对善美同构的审美价值追求。

四、结语

海神起源的解释型述说，重在渲染海神起源的神奇性色彩，在事实与想象的互动中，民间传说并非地方性知识的简单重复或叠加，经反复传播、再生产积淀而成当地百姓深层次的文化心理。海神信仰的衍化型述说，聚集“因水而灵”圣迹故事的扩展、置换或重塑，东南影响最为广泛的海龙王、观音、妈祖信仰被赋予了不同程度的海洋灵性，并成为沿海百姓解除生活困厄的精神寄托。海神信仰的审美依附叙述，往往与民间主流文化的审美意识相连，善美同构的价值追求具有超越生命有限性的情感力量，进一步推动着海神信仰的跨时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