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东 郑 莉 孙程芳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全面从严治理、全面高质发展，成为时代特色和发展主流。在这一形势下，文化学界的学术研究呈现长期繁荣的崭新气象，取得了丰硕成果，显示出许多突出视点，值得关注，这对未来的学术研究有充分的启示和积极意义。

一、世界文化研究的突出视点

开展文化建设必先开展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文化，是一个全人类关注的普遍性话题；文化由全人类创造，文化属于全人类，文化关乎全人类。因此，文化研究是全世界的重大课题；对文化研究，全世界各国予以高度关注。在此前提下，世界性的文化研究形成了具有高度共同性的一般特点。本文将这些共同性的一般特点列为如下四点。

(一)文化研究的世界性和常态性

既然文化是人类的共有课题，那么非常自然地，文化研究也一直是世界各国学界长期的、常态性的工作，没有什么时候、没有哪个国家的学术界不进行文化研究。因之，文化类的学术论文、著作在全世界范围也就非常丰富。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化研究是每一个国家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也是全球范围长期关注、常态性研究的重大现象。

(二)文化研究的广泛性和丰富性

全世界高度关注文化研究，从最基础的研究到高精研究，都有多方面表现，呈现出系统性和深刻性。仅就文化的定义而言，全世界各学者给出的定义之多堪称罕见，“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A.克鲁伯和K.克拉克洪合写的一部专门就文化一词做详尽探讨并加以评述的著作——《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罗列了从1871-1951年间较为严格的定义就有161种”，这个统计还仅限于西方；“后来，法国社会心理学家A.莫尔又继续此项统计，结果表明，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文献中的文化定义已达到250多种”。“这几乎成了有多少人研究文化，就能产生出多少文化的概念。”[1]进入2000年，已发展到300多种。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主要名词的定义如此之多，应是人类科学各个门类中唯一的特殊情形。我国文化学者出版的著作中，张忠利先生与宗文举先生的《中西文化概论》[2]，从300多种定义中选取了43种，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分析，是笔者认为对定义的探讨分析最好的，与其他丰富的学术成果一起，表现了我国文化研究的系统性、深刻性。

(三)文化研究的多视角和多种类

全世界的文化研究，一方面有学理性、理论性学术研究，形成一大批学理性、理论性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有社会性、实践性应用研究，广泛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人类社会建设与发展、社会福利保障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和体制、军事和战争性质和演变、生命和医疗卫生、文体事业和发展、国际关系和交往、地区和平与冲突、宗教信仰与差异……等等，无所不及，呈现出多元化视角、多样化种类。这些实践性研究直接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四)文化研究的连续性和延展性

文化研究既然是长期性的、常态性的，又是系统性、深刻性的，那么也就必然具有连续性、延展性。2010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生活的新视点，也是人类文化生活的新视点。国内文化研究将其定性为国家关系的全新理念，人类和平友好的全新引领，全球和平理想的全新提升。这应该是世界性国家政治和外交文化的崭新创举，是人类文明的崭新创举；在文化研究的意义上，是文化理论研究也是文化建设研究从学术领域向国际政治领域的高度延伸。

二、我国文化研究的突出视点

在上述完全的一致性之外，由于我国发展状况和需要的特殊国情，我国的文化研究又有某些特殊情形，此处主要列出五点。这五个特殊之点，与上述之某些点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其形成(或来处)意义上有特殊性。

(一)契合世界文化研究一般特点

由于世界性文化研究具有普遍性的一般特点，我国的文化研究在世界性文化研究的范围之内自然具有同样的学术性质；同时，更由于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文化与世界的接轨、融合越来越深，文化的学术研究只能越来越与世界步入同轨，文化学术目的、内容、范式越来越趋于一致或近似，在文化研究的特点上与世界形成契合、一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是完全具有必然性的。

(二)文化研究的后发性和快速性

在我国，学术界对文化的关注起自20世纪20年代前后，较之世界各国，实际出现得较晚，是当代性的。我国文化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发展历程：第一步，起自民族学人类学在我国的引进；第二步，1949后到1952年国内高校学科调整，民族学社会学学科停办，文化研究也就未成形势；第三步，1980年民族学社会学学科恢复，以1982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引发了文化学学术研究的再度兴起[3]，到1990年达到高潮；第四步，到21世纪，全国文化研究高速发展，呈现出快速性，此间若干年，迅速出现易中天、余秋雨、王立群等一大批“文化学者”，产出一大批文化学成果。这样的过程和情形，构成了我国文化学学术发展的基本样态。

(三)文化研究的社会性和普及性

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一批文化学者的出现，广泛性、社会性的文化学普及、宣传成为一种现象，各级政府的相关机构、组织开辟了新的文化普及工作方式，把文化宣传、普及作为文化建设的一种工作形式，作为部门机构的一种工作职能。近年来，全国社科联系统把“社科普及”作为重要工作，并相继提交省级人大予以立法，是一个重要实例；文化学者经常性地出现于各种媒体开办的文化活动，讲学、讲座、点评等形式的活动成为学者们日常学术工作形式之一；同时，这些现象本身也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文化现象。

(四)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相联系

我国文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性是总是与文化建设实践相联系。有此一说，基于三个原则：其一，是基于我国人文社科事业所遵循的思想原则，即马克思主义原则、实践性原则，强调一切理论研究都不是空中楼阁，都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实践服务；其二，是基于我国人文社科事业所遵守的方法论原则，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理论研究不应该脱离社会实践，而是要根据实践、依靠实践；其三，是基于我国人文社科研究的目标性原则，即我国始终强调，一切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应用，最终的应用目标是实践，而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本身。

(五)文化研究与高等教育成一体

我国文化研究是全社会的事业，同时始终与高等教育形成一体，原因有三：其一是高等教育是学术性事业，其核心工作具有学术性；其二是高校拥有强大学术力量，全社会的文化研究必然需要、借助学校的力量；其三是高校自身必然高度重视文化研究的主题、内容和发展，文化学科和专业的建设不会游离于学校事业之外。在这一基础上，全社会文化研究与高教事业成为一体，全社会文化研究力量与高等学校力量成为一体是自然的、有益的，也是必须的。

三、关于未来我国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基于当前我国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对文化研究未来的走向、所要关注的要点进行思考，亦为必要。

(一)文化研究要更多关注群众权益

我国的文化研究在关注国家战略、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就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每个发展时期一直保持高度重视，成就巨大，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局势。未来的文化研究应更多关注群众权益问题，把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权利实现、未来发展等问题作为深入关注、关心的主题，为各阶层群体的生活和发展，为各阶层群众权益的实现，深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方案。

(二)文化研究要更多关注社区文化

未来我国的文化研究急切需要强化社会治理主题，社会治理关注点急切需要沉入基层，关注和强化基层社区治理研究和规划。一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基础群众，投向底层人群，关注他们的生产生活，关心他们的命运和思想；二是关注基层群体的人心走向，把群众对文化建设、对社会建设的关心、关注调动起来，把最基础层面群体的社会自觉、文化自觉调动起来，夯实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深层基础。

(三)文化研究要更多关注素质提升

未来我国的文化研究急切需要强化社会素质提升主题，开掘多种渠道、创制多种举措，在全社会广大群众中开展基本素质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政治觉悟、法治意识、秩序修养，使广大群众都能够懂得关心政治、遵守法制、遵守和维护秩序；提高全社会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意识，使广大群众都能够懂得关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而不是自私自利只顾一己；提高全社会人际关系素质，使各个群体日常生活中懂得互相关怀、互相宽容，而不是互相排斥矛盾重重，更不是戾气十足冲突频多。

(四)文化研究要更多关注青少群体

未来我国的文化研究急切需要加强对青少年群体的关注关心，时时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成长，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问题，掌握他们的身心健康情况、思想走向情况、道德成长情况；发挥有关部门的职责功能做好青少年研究，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关注他们、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保证他们有稳固优秀的思想品质、道德品质、心理素质，防止不良思想意识的影响、误导，防止不良品质的出现、扩大，使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良好发展，这是关系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