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静 金石柱

（延边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东北亚研究院，吉林延吉 133002）

当代社会，中国与韩国和朝鲜之间在传统文化上有很大的共通性，这绝非偶然，而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是时代的烙印。那么，连接彼此的“链条”又是什么呢？学术界普遍认为，儒学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更确切的来说，应该是朱子学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对朝鲜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1]。

1 朱子学对朝鲜半岛政治的影响

高丽王朝末期，社会诸多矛盾空前严峻，民生凋敝，百姓生活痛苦不已，而且时常发生农民造反事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异常激烈。随着高丽王朝的衰败，维系其统治秩序的佛教也日渐衰落，失去人心。正值这个社会动荡的时期，高丽王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安珦、李穑等人，从中国元朝引入朱子学，为传统思想理念注入新鲜血液，力求挽救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后来所建的朝鲜王朝，就是以朱子学为建国指导思想的国家，朱子学很快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思想，并成为此后朝鲜朝的官方哲学[2]。

1.1 朱子学制度化

高丽王朝刚开始引进朱子学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与佛、老思想相比却呈一片衰败的境地。为此，安珦曾作诗感触道：“香灯处处皆祈佛，箫管家家尽祀神。独有数间夫子庙，满庭春草寂无人。” 随着朱子学慢慢传播扩散开来，朱子学逐渐出现制度化倾向，形成一套独立完整的理学体系，并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紧密联系。在“三纲五常”思想的熏陶下，社会逐渐趋于稳定。此外，朱子学还为朝鲜王朝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治国文臣。朱子学的制度化，促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强化了王权[3]。

1.2 运用朱子学治理国家

高丽王朝统治者极力推行朱子学，将其视作统治国家的最高思想武器。朱子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的高度概括，曾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对于稳定国家统治功不可没。同样，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过程中，与朝鲜王朝的历史实践相结合，对于国家的治理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朝鲜王朝（即李氏朝鲜）的衰败，朱子学的影响也开始变得消极甚至反动。与此同时，朱子学在朝鲜内部也存在一些争议，不利于治理国家和稳定社会。当然，众多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能够促进新的思想火花的诞生，有利于辩证思维的发展，进而促进创新思维的产生。在历代帝王对朱子学的推崇下，使朝鲜王朝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1.3 进行社会体制改革

在高丽王朝开国之初，佛教一直作为护国理念而存在。高丽太祖王建在临终前留下了《十训要》（又称《训要十条》），其中第一条是：“吾国家大业必资诸佛守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差遣方丈焚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在朝，徇僧请谒，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 于是，便开辟了五百年以佛教立国的高丽史。佛教的广泛传播，不仅促进了高丽王朝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社会艺术以及建筑等领域的发展。[4]

但在高丽王朝末年，由于佛教的泛滥，利用王权扩大自身势力，高丽史上一度出现王权与佛教相结合的场景，它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力，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逐渐消失。从那以后，统治者便把注意力转移至理学的集大成之朱子学，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朱子学符合社会潮流，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在社会体制改革上，确立了朝鲜儒教社会体制，将朱子学作为朝鲜王朝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而后，在郑道传、权进等学者的继承的弘扬下，朱子学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并衍生出许多理论著作，建立了立、户、礼、兵、刑、工六部为基本结构的“儒教”社会体系。在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发展史中，尽管时代更迭，王朝变迁，但是这一体制仍然保持不变。

2 朱子学对朝鲜半岛经济的影响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文明，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在历经了千年的发展之后，到了朱子所生活的年代，即宋朝，农业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纯熟的水平。朱子也非常关注农业生产，他认为，缺乏对学习知识方式的理解，实质上是对宋代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文明的哲学认识论的总结。朱子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麦麻稻梁，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度不同，此宜种某物，亦皆有理。” 可以说，朱子学对朝鲜半岛经济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因此，这里仅从农业方面分析朱子学的对朝鲜半岛经济上的影响：

2.1 农耕技术

从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来看，宋朝理学的发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众所周知，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儒士一旦成为官员，就需要解决现实中居首要地位的民生问题，农业则是根本。在宋朝的闻名理学家中，如朱熹、程颐、程颢等，都曾做过大大小小的官职，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在其著作中描述一些农耕技术。而高丽王朝的一些官员作为一方百姓的父母官，绝不会仅仅只是高谈朱子学思想，空谈冥想以达到穷理的目的。此外，1349年，李岩从元大都购买回中国元王朝司农司所撰写的一部农业科学著作——《农桑辑要》，全书共七卷，包括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等十部分，叙述了中国古代有关农业的传统习惯和重农言论，使朝鲜半岛学到了各种作物的栽培技术。朝鲜半岛在学习和推广中国先进农业技术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朱子学说的理解和吸收[5]。

2.2 水利灌溉

从朱子对格物致知的独到见解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哲学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农业生产技术的哲学认识论，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认知。朝鲜半岛有三分之二的山地面积，农耕所需用水不方便，大大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因此，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灌溉设施的修建。1362年，时任密直提学的儒学者白文宝提出并使用中国江南水车的建议，在经过实地勘测以及科学规划之后，以及高丽恭愍王王祺的授权下，朝鲜半岛进行了众多水利设施建设，大大改善了农业灌溉条件，解决了用水问题，提高作物生长的环境质量，进而提高了粮食产量[6]。

3 朱子学对朝鲜半岛文化的影响

朱子学对朝鲜半岛文化的影响堪称既耳濡目染，又长远持久。而朱子学作为外来文化，能够在朝鲜半岛上开枝散叶，并产生久远的影响，除了与文化交流的契机有关，还与朱子学具有社会实践性是分不开的。由于笔者才识浅薄，对于朱子学对朝鲜半岛文化方面的影响暂且只分析到了如下几个方面：

3.1 产生了一批朱子学家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正值新旧王朝更替，高丽统治危机四伏之际，朱子学的传入对于统治者而言，是为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如同久旱的大地遇到了甘露。久而久之，便出现了大批的朱子学家。安珦当之无愧是第一位朱子学家，正是他的引入，朱子学才能在朝鲜半岛上传播开来，对于此人，前文已有叙述，这里不再赘述。而安珦门下的“四君子”——禹倬、白颐正、辛蒇、权溥，是为早期引入朱子学的先驱人物，但此时的朱子学尚存在于高丽王朝的上层统治阶段。在高丽王朝末期，朝鲜王朝初期，是朱子学广泛传播的阶段，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朱子学家，例如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人[7]。

16世纪中叶，朝鲜朱子学进入鼎盛阶段，以李滉（公元1501-1570）所创立的退溪学派和李珥（公元1536-1584）所创立的栗谷学派为代表，标志着朝鲜朱子学达到顶峰。并且，他们分别代表着两个大的派别，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成为两大性理学派。其中，“四端七情”之辨成为东亚儒学史上著名的哲学论断，也是最能体现朱子学朝鲜特征的理论思想。退溪学派是朝鲜理学成熟的标志，对于朝鲜理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朝鲜民族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8]。

3.2 “崇理抑佛”

以佛教立国的高丽王朝，在统治初期成效显著，有效的维护了国家的统治。但在高丽王朝后期，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佛教已无法解决现实中的诸多问题，而且其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影响。于是乎，在朝鲜王朝便掀起了一股抵制佛教，崇尚理学的潮流。其中，郑传道“排佛”最为激烈，他在其专著《佛氏杂辨》中，对佛教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判。与此同时，朱子学的代表们掀起了颂扬朱子学的浪潮，关心现实问题，注重解决现实矛盾，对于这点，佛教所主张的“观空寂灭”、“离世绝俗”之道是没法做到的。并且，佛教在高丽王朝及其盛行，上至国君，下至黎民百姓，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危害极大。而经过改造的朱子学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很快成为朝鲜王朝替代佛学思想的新思想，并将其作为治国的新纲领。[9]

3.3 制定礼仪制度

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朝鲜朱子学家把批判的对象直指佛教，批判“来世”，推崇“现世”。将“三纲五常” 作为理乱治世的标准，要求革除弊端，重整封建统治秩序。并且，朝鲜朱子学家心中的理想政治就是按照“三纲五常”的原则，实行严格的阶级制度。朱子关注和重视“天理”和“人心”的结合与过渡，重视“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和干预。在朱子看来，“礼”就是进行影响和干涉最好的手段。但由于“礼”的内涵复杂深奥，不便于普通大众理解实施，所以朝鲜统治者刊行了《三纲行实图》、《国朝五礼仪》、《孝行录》等礼仪规范，大力发展有关“礼”的普及读物，从规章制度上要求人们行朱子家礼，使行为方式符合礼仪规范。[10]

在统治阶层利用国家政权，大力倡导推行朱子学的影响下，朝鲜人民进一步接受朱子学的洗礼，信奉朱子学的道统观。在各种礼仪制度的规范下，社会秩序更加稳定，百姓生活安居乐业，行为更加符合礼仪规范，并且在朝鲜社会里形成了崇尚理学的风俗，影响至今。[11]

4 朱子学对朝鲜半岛教育的影响

一种先进文化的传播，势必会对教育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在中国，有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说法，各国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基本上是教育竞争和人才竞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关乎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当然，在当时的朝鲜，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能意识到，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和前途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只有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国民的素质才能提高，从意识形态上“医治”这个快要病入膏肓的高丽王朝。为此，朝鲜朱子学家们采取多种途径，例如兴办学堂、推行理学教育、实行科举制等，以达到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12]

4.1 兴办学堂

关于兴办学堂方面，高丽王朝的朱子学者们做出了很多努力。例如，高丽王朝末期的重臣、著名的朱子学家李穑（字颖叔，号牧隐，1328-1396年）是“丽末三隐”之一，作为李齐贤的门人和李榖儿子，李穑可谓是继承了丽末朱子学正脉的一代儒学宗匠。李穑从前是以高丽王朝使节的身份入元的，在对理学的理解上，他承袭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朱子的理气观，回国后担任成均馆大司成，重新整修校舍，放宽教育政策，吸引更多的学生。同时，他还选拔一些精通朱子学的学者作为教师，教授朱子学，移植元代的教育方法，以成均馆作为私塾，将朱子学作为教学内容，向群众推广朱子学，促使很多著名儒者的出现。

再者，除李穑之外，郑梦周对兴办学堂方面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作为“丽末三隐”之一的郑梦周（字达可，号圃隐，1337-1392年）亦是高丽末期的政治家、朱子学家、文学家，被李滉等人称为“东方理学之祖”。《高丽史》上称郑梦周“生而秀异”，并说：“以礼曹正郎兼成均博士，（指郑梦周——引注），时经籍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梦周讲说发越，凌驾人意，闻者颇疑。及得胡炳文四书通，无不脗合，诸儒尤加折服。” 他在负担辅弼期间，主张在中央设五部私塾，在地方建乡校，极力推重朱子学，进一步促进了朱子学的流传与发展。

4.2 推行朱子学教育

朱子学对朝鲜半岛教育的影响，除了表现在兴办学堂之外，还表现在实行理学教育，将理学作为学习大纲。高丽王朝官方第一位朱子学者安珦归国后，携带了大量的理学著作，促进了理学教育的勃兴，教育工作得到大力整顿。公元1312年，高丽忠宣王在元大都建立“万卷堂”，让元、丽两国理学家进行交流与沟通；而且，高丽王朝还曾专门派人去江南采购儒书，促使朱子学的大量著述流入朝鲜半岛。与此同时，元仁宗还将原宋廷密阁所藏的4371册书籍馈赠于高丽宗肃王，并设立“儒学提举司”，以推进高丽王朝朱子学教育的发展。在双方共同的影响之下，朝鲜半岛上朱子学教育取得大大进步，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朱子学的思想理论。在高丽王朝末期，朱子学最终取代了释教的思想理念，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思想学术界，朱子学都有着牢固的地位。[13]

4.3 实行科举制

作为中国古代有效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从政治层面来讲，它有利的改善了用人制度，使有才能的人得到及时的重用，为政府输送人才；从教育层面上来讲，科举制能够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重学”风气的形成，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从文艺层面来看，科举制同样也促进了文艺的发展。具有众多优点的科举制必然会被朝鲜半岛所借鉴、学习，影响至今。据史书记载，高丽王朝统治者曾效仿元朝，将《四书集注》和《大学衍义》作为国内科举考试的主要考察内容，从源头上向中国学习，以发展朱子教育，从而提高国民素质，最终达到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目的。[14]

5 结语

朱子学作为儒学的一部分，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巅峰。其精神内涵长期作为统治思想而屹立不倒，是帝王用来教化百姓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其思想内涵也为世界各国所学习，其影响已扩展到朝鲜半岛、东南亚以及欧洲等国家。对于“丽末鲜初”时期的朝鲜半岛，朱子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上，它缓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王朝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耕作技术的进步，缓解了人地矛盾尖锐的问题；文化上，刺激了大批朱子学家的产生，以“三纲五常”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使其行为更加符合礼仪规范；教育上，修建了大量学堂，专门讲授朱子学说，推行朱子学教育，同时实行以朱子学为考察内容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等等。目前，中国和韩国每年都会举办一些缅怀朱子的纪念活动，比如朱子祭礼等，这与朱子学本身的内涵价值和时代价值是分不开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