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 毅

诗人昌耀离开我们快二十周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诗格人品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显现。多少次，我都会想起他瘦弱孤绝的样子走在西部广袤的土地上，任凭高原风吹起他的衣角，将他那突兀奇崛的诗思吹上他所到达的高峰。多少次，我都会捧着他的诗集，进入他与他的那个时代，他迥异闪亮的形象与他伟岸光辉的诗歌像一面镜子，照着我继续在诗歌的道路上咄咄前行。多少次，我都会在不同的诗歌活动场所介绍他和他的诗歌，希望诗人朋友们能够阅读他了解他，进入他伟大情怀注入的诗歌，向这个新时期特立独行的伟大诗人致敬。

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2000年3月23日上午9时45分。

这天早晨7点多，西宁的阳光像是他1987年在《听从召唤：赶路》中写到的一样，他听到了这声召唤“太阳说：来，朝前走。”他用用尽自己的最后一丝力气，忍受肺癌剧烈的疼痛艰难地移步到青海省人民医院住院部那间住了很久的病房的阳台，他看见鲜红的太阳在略显寒冷的大气中，干净、肃穆、热烈、瑰美，以一张温馨迷人的脸迎着他，不停地向他发出召唤：来，朝前走。昌耀仿佛受到神祇，随之张开双臂，纵身朝前一跃。

紧接着，医护人员和陪护的女友马涵贞、修篁像是这天早晨太阳中移动的黑子，迅速拥往一楼赶到昌耀跟前。因为从三楼到一楼垂直距离不高，这种距离让昌耀维护着人生中一种体面和尊严。他的坠落像一首沉淀多日又奔放飘逸起来的诗歌，使他的皮肉没受到多少擦伤，也不见一滴血迹。他带有凝练喷发诗歌的血液像他一生的诗句淤积在内脏，因为灵魂的需要，才找到散漫的出口。这个时候，他甚至连呻吟也不曾发出，他坚定地要为自己的生命做主，用强烈的肢体语言拒绝抢救。

从14岁离开湖南桃源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文艺兵，因在朝鲜战争快要结束时负伤致残进入河北省荣军学校，到1955年响应“开发大西北”号召和对中国西部异域情调的向往，至1957年因诗歌《林中试笛》获罪在青海荒原上流放长达20多年，直至1979年复出后的心灵史记与高原形体造型，以及1986年—2000年常态生存中的百年焦虑与灵魂烘烤，昌耀这一生实在太累了，现在他要彻底放松下来，以对自己的尊严负责的态度解脱自己。他要到另一个世界，以尚未闪烁的诗句拱卫另一座诗歌的星宿。

昌耀走了！这一刻，整个世界似乎突然愣了一下，接着便发出铺天盖地的回声。

我最先得到消息是西宁的诗友建青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愣住了，心想昌耀才63岁多一点，还不到64岁，按理说不应该啊，但是接下来《中国青年报》最先刊出昌耀离世的消息，随之而来全国大小电台、电视台、报刊也陆陆续续报道着昌耀离世的讯息，各种吊唁活动成扇形铺展开来。当事实成为定局的时候，我不相信也不成了。3月24日晚，我写了一篇题为《恸哭昌耀》的悼念文章，很快在《兰州晚报》《甘肃地质矿产报》等报刊发表。

昌耀西部牛仔骑士般的诗人形象很快在诗人们中间高大起来。

昌耀之所以深深地印在中国新时期诗歌史上，除了他有别于同时期很多朦胧诗人在内的许多诗人，我以为还有这样几点决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一是他充分吸取中国古典文字的有益成分，来强化用母语诗写的观念；二是他善于用自己的生活背景融于他的那个时代，以奇崛的诗思展现不同的生活场景；三是他精于用湖湘文化影响下的儒家精神，与西部青海多民族交融共处的地域结合，独自承担一种孤独隔绝的存在背景，在高原的蛮荒与艰苦中生成一种担当感、进取心和建功立业的冲动，以及在革命历史中产生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情。

昌耀的这些品质，远超于此前和同时代诗人对中国新诗的情怀，其作品更耐寻味和咀嚼。这么说来，昌耀的诗，因其国家的民族性而高高耸立在中国诗坛，又因其世界性而冲出国外，备有一个大诗人的要求和条件，他的《慈航》《划呀，划呀，父亲们！》《山旅》《青藏高原的形体系列》等大部分诗作放在世界级水平上也不为过。

这么说来，昌耀诗歌既是个体的，也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他扎根中国土壤，代表着中国新诗的一个方向。他诗歌的大地性所产生的吸引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吸引了包括海子、西川、骆一禾等一大批青年学子专程去西宁拜望他，甚至韩作荣、朱增泉等业内有影响的诗人也会利用开会等时机抽空约见昌耀，以能与昌耀见上一面深感荣幸。这些诗人向往，源于昌耀的这种大地性的诗歌方向，对自然和大地的关注，对传统的继承，对多元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吸收，对地域的强调和弘扬，尤其是对神性的维护和膜拜，对民族价值的坚持和捍卫等高贵品质都是值得现如今的诗人在新时代诗写中学习和借鉴的。

或许某种机缘巧合，我冥冥中得与昌耀相识相交，也算是某种缘分。

1989年1月，我从兰州军区政治部调到西宁汽车第九团工作。一个礼拜日的上午，我从大堡子坐公交车到西宁办事，在西宁市大十字新华书店，我无意中看到柜面上摆着《昌耀抒情诗集》。那种黑皮包裹的封面，六个烫金的大字，显得庄重大气、凝重瑰美，一下子吸引了我。我毫不在意地翻开诗集，刚读了两首，就被诗中的情绪感染，忍不住一句句读下去。翻完之后，我觉得这样的诗，在中国绝无仅有，这样的诗更应该广泛流传，让更多的人知道。当即，我掏出身上仅有的钱，把柜面上仅存的25本《昌耀抒情诗集》全部买下；第二天把我认识的诗歌朋友的名字在信封上写好，又到邮局分寄给诗人朋友们。那时候，我还是一名领津贴的士兵，很不富足，但我毫不在意。我觉得对昌耀的诗，这样的举止值得。

书寄出不久，就收到诗人朋友们的回信，包括后来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王久辛、现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殷实在内的很多诗人都对昌耀的诗大加赞赏。这样坚定了我想见昌耀一面的必要。

源于对昌耀的神往，我多次到青海省作家协会办公室去拜见昌耀，都没如愿。据作协他的同事说，昌耀一般很少到办公室，平时基本在家写作或在外体验生活。但我不甘心，我想只要自己坚持，总有机会碰见昌耀，与他见上一面。这个坚持耗费我很多时间，直到1990年上半年的某一天，我再次到青海省作家协会办公室，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身材干瘦，面色白皙，坐在靠角的一张木桌边正埋头工作。我猜，这就是昌耀吧。当我谨慎地走到他的跟前，十分小声地说：“您是昌耀老师吗？”他抬起头来毫无表情地对着我：“我是。”我说：“我是郭毅，在汽车九团当兵，因为喜欢您的诗，想来见您一面。”他“哦”了一声，随之而来的就是沉默，双方再没有多余的话。当时我感到昌耀有点怪，这样待人太尴尬了吧。后来在韩作荣先生为《昌耀的诗》题序的《诗人中的诗人》读到“堪称骨子里便是个诗人的昌耀，似乎有点怪，据称一些名家到了西宁有意探望，他却拒而不见，原因不是别的，是‘不会说话’。一个与诗同一、诗已深入骨髓的人，却有些与世俗格格不入，因为现实生活中是不能用诗当话说的。”这个例证，我在1995年夏天与韩作荣、王久辛等诗人参加“西海女诗人节”再一次得到证实。会议期间，著名诗人、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韩作荣提出想见一见昌耀，王久辛便托青海诗人祁建青出面联系，祁建青找到当时青海省作家协会秘书长马学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昌耀约出来。餐桌上人并不多，马学功提议让时任青海省作协副主席的昌耀致词，昌耀用那不连贯的学来的客套用书面语言表达出来，整个是个反讽，既严肃又有趣。到此，我才觉得昌耀不仅对我，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这是题外话。后来，也就是1992年我从西安陆军学院毕业到驻西宁某部见习，其间又与昌耀见过几面，每次见面，他极少有话，除对我发表在刊物的作品表示极为吝啬的祝福外，就是相对的沉默，几乎少有任何对生活情趣的语言。也许接触日久，见怪不怪，他的这种于生活中的窘境与他于诗中的活泼、生动的天性，形成的巨大魅力，才是一个大诗人的根本所在。

再后来，只要他出版诗集，我都要购买。1994年我在刊物上看到昌耀筹资出版他的《命运之书》的广告，便按照他的地址寄给他需要购书的款项，很快我便收到他寄给我的书，书的扉页上工整地写到他的签名：郭毅先生雅正。落款：昌耀。然后签名时间：1994年4月7日，并盖有他的篆刻印章。

我对昌耀了解并不多，仅存的这些片段仅是与昌耀短时间的印象。我在读燎原的《昌耀评传》时，才知道昌耀本质上是个偏执、倔犟、精细、蔫、闷、嘎，外在拘谨内心放纵的性格。一些生活细节，也只有昌耀和他的土伯特妻子才能做出来。昌耀给孩子买了一台小电视机，怕孩子乱扭乱拧弄坏，出差时便把电视机搬回书房，贴上盖有自己印章的封条，然后再把书房暗锁一道、明锁一道地锁上。每个月买粮油时，怕妻子算不清账，就事先在一张纸上米面油逐一写好价钱，然后一分不差交给她，让她将纸条和钱交给粮站售货员。如此三番五次，连售货员都禁不住笑道：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刚刚把家搬到西宁的时候，昌耀教妻子一个外出回家的方法——每行走二十多米，弯下腰来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记号，再走二十多米，再画上一次……如此持续重复，回来时，一边在地上寻找记号，一边抬头同周围的建筑物对照……这样的细节，也确是这位大诗人和他的不识字的土伯特女人独有的行为方式。他们的日子清苦，却不寒酸，昌耀一直以来以家庭开支上的精打细算，维持着一个家庭，也维持着自己作为诗人的自尊。他那坎坷的命运、苦难、孤独，让人倍感心酸，我既为这苦寒之地孕育出一位大诗人而庆幸，也慨叹伟大的创造性往往存在于孤苦和艰难之中。

认识昌耀，需要有个渐进的过程。一些颇具创造力的年轻诗人和并不年轻的诗人对他尤为推崇，一大批爱诗者都喜欢他的诗。对于中国新诗而言，他是一座卓然独立的高峰，他的诗也以其自在的方式进入了诗歌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