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于 雪

一、引言

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 1580—1627)是英国詹姆士一世时期极其重要的剧作家，是除了莎士比亚以外，与本·琼森(Ben Jonson)、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比肩的最重要的英国戏剧家之一(Smith 2010： 108)。其戏剧被誉为“比其他任何一个詹姆士一世时期剧作家的戏剧都更具有现代性”(Chakravorty 1996： 1)。1622年，米德尔顿与威廉·罗利(William Rowley，1585—1626)共同完成了《变节者》(TheChangeling)，该剧被视为其最杰出的剧作之一。T. S.艾略特(Eliot 1932： 164)称赞该剧“具有极其深远和持久的道德价值和恐怖效果，而在这一点上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媲美”，剧中比阿特丽丝·乔安娜(Beatrice Joanna)和德·弗洛瑞斯(De Flores)正面对峙的场景被誉为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戏剧场景之一(Smith 2010： 108)。自1960年以来，欧洲很多戏剧导演频频将《变节者》搬上舞台，如英国著名导演托尼·理查德森 (Tony Richardson)(1961)与泰瑞·汉斯(Terry Hans)(1978)、莎士比亚环球剧院艺术总监艾玛·赖斯(Emma Rice)(1999)与多米尼克·德罗姆古尔(Dominic Dromgoole)(2015)等。

20世纪中后期，学界对《变节者》的研究进入起步阶段，例如罗伯特·乔丹(Jordan 1970)从心理分析角度、P. A. 霍尔丁(Holding 1989)从符号学研究角度、克里斯蒂娜·马尔科姆森(Malcolmson 1990)从政治书写与性别书写角度、J. M. 西蒙斯(Simmons 1980)从现实主义角度解读该剧。进入21世纪，学界对《变节者》的研究角度更加多元，研究势头有增无减，近几年有多篇研究《变节者》的博士论文与学术专著出版，例如L. G. 考柯-杜尔索(Coker-Durso 2014)从残疾研究(disability studies)角度、G. M. 史尼茨潘(Schnitzspahn 2015)从身体叙事角度探讨《变节者》。但目前尚未有学者在文学伦理学的视阈下系统解读该剧。

最早的伦理批评可追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McDermott 2012： 4)。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辩论了伦理学在文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卫· 帕克(Parker 1994： 3-4)在其著作《伦理学、理论与小说》(Ethics,TheoryandtheNovel)中揭示了伦理批评的必要性：“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早期，后结构主义势不可挡的发展抑制了另一种可能性——我们一直都需要这种可能性——我所说的可能性尤指伦理评估”。此外，韦恩· C. 布斯(Wayne C. Booth)所著的《那陪伴我们的：小说伦理学》(TheCompanyWeKeep:AnEthicsofFiction)(1988)与当代著名古典学家及伦理学家玛莎·娜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所撰写的《爱的知识：哲学与文学论集》(Love’sKnowledge:EssaysonPhilosophyandLiterature)(1990)均阐释了伦理学批评在解读文本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将在文学伦理学视阈里深入剖析作品深处的伦理特性。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主要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和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的问题(聂珍钊 2010： 14)。从文学伦理学视角出发有利于深入解读《变节者》中的伦理混乱与伦理困境。“伦理线和伦理结是文学的伦理结构的基本成分……几乎在所有的文学文本的伦理结构中，都存在一条或数条伦理线(ethical line) ，一个或数个伦理结( ethical knot or ethical complex)”(聂珍钊 2010： 20)。本文将沿着“雇仆杀未婚夫”这条伦理主线，逐一解开小说中的“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这3个“伦理结”。

二、乔安娜的反抗：英国17世纪父权制主导下包办婚姻的伦理环境

“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的伦理环境的分析。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聂珍钊 2010： 19)。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解读《变节者》就必须回到英国17世纪这一伦理环境中去。而分析乔安娜“雇仆杀未婚夫”这一伦理主线也需回到历史现场，即当时上流社会盛行的家族包办婚姻这一历史背景。正如有西方学者在论及《变节者》时，将乔安娜的伦理悲剧置于英国17世纪的历史语境：“在17世纪，富裕阶层间的婚姻通常是与巩固权力网络(power network)相联系的整个家族的事情，而女性个人的意愿则被完全忽视。乔安娜经历了一个妖魔化的过程，而原因正是就嫁给谁这一问题上，她有胆量坚持自己的意愿。只要她为自己选择伴侣而不是听从家族的意见，便给自己招致了毁灭”(Jardine 1996： 128)。更有论者将乔安娜的伦理悲剧置于英国17世纪的性胁迫(sexual coercion)这一伦理环境(Dolan 2011： 4)。的确，完成于1622年的《变节者》恰恰反映了英国17世纪的婚姻伦理。该剧情节取材于英国作家约翰·雷诺兹(John Reynolds，1588—1655)于17世20年代创作的故事集中第17则故事《上帝对谋杀罪的复仇之胜利》(TheTriumphsofGod’sRevengeAgainstMurder)(Simmons 1980： 136)。虽然米德尔顿将该故事意大利化(italianate)，即将剧中人物的名字意大利语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根本上说《变节者》的创作深深扎根于英国17世纪这一伦理环境。

在该剧中，总督福尔曼德罗(Vermandero)为女儿乔安娜所指定的婚姻可谓这一伦理悲剧的根源之一。该剧的主线设于福尔曼德罗家族所拥有的城堡内，乔安娜在父亲的一手安排下与贵族阿隆佐(Alonzo)订下婚约，可是她对阿隆佐并没有感情。5天后，乔安娜在教堂内与阿尔赛摩罗(Alsemero)一见钟情。为了逃避父亲安排的政治联姻，并与阿尔赛摩罗结婚，乔安娜便雇仆人德·弗洛瑞斯杀害她的未婚夫，并保证之后会给他更多的赏金。事成之后，德·弗洛瑞斯拿着死去的阿隆佐手上的订婚戒指来找乔安娜，并提出要得到她的贞洁以作为奖赏，还威胁把她的计谋大白于世。威逼之下乔安娜只好就范，伦理底线进一步崩塌。乔安娜随后与阿尔赛摩罗成婚，但谋杀计谋最终败露，全剧以乔安娜与德·弗洛瑞斯双双死亡而悲剧收场。

蒋鹏(2013： 58)在论及16至18世纪英国贵族的婚姻时指出，当时的英国处于转型时期，贵族的婚姻受到诸多束缚，“贵族的择偶权一般是掌握在父母和家族长辈手中，父母们对婚姻都是从家族利益方面考虑的，家族的世系能否成功延续、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能否通过婚姻得到更好的发展、能否获得更多的财富，这些才是构成一桩婚姻的关键”。姜德福(2004： 101)在《社会变迁中的贵族——16-18世纪英国贵族研究》一书中也指出，在这一时期，“贵族的婚姻通常是包办婚姻而不是经双方同意的自由婚姻，从本质上说，是两个家族的经济安排或政治联姻”。的确，在该剧中身为贵族的乔安娜毫无择偶权，婚姻大事掌控在父亲福尔曼德罗总督手中。包办婚姻往往意味着家族财产的积聚和地位的抬升，而对像乔安娜这样的贵族个体来说则是一种牺牲。面对择偶权的丧失，当时的英国贵族常常选择各种方式来反叛，“给内心留一个出口发泄，有消极的表现，如偷情、秘密婚姻、独身等，也有积极的抗争，如争取合法的离婚权利，在再婚的时候跟随内心的选择”(蒋鹏 2013： 59)。而在《变节者》中，乔安娜所选择的反叛方式有悖伦理，竟指示仆人杀害了家族指定的身份显赫的未婚夫，触犯了人性的伦理底线。但乔安娜的极端做法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贵族婚姻严重受束缚的历史背景。米德尔顿将当时富裕阶层婚姻的现实投射入其戏剧创作，因此这一悲剧可谓当时贵族女性在父权社会压迫下择偶权丧失的缩影。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聂珍钊 2010： 19)。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解读《变节者》也要回到英国当时父权制主导这一伦理环境与历史语境。如有学者指出，乔安娜歇斯底里的疯狂完全是父权秩序的压迫所致(Little 1993： 19-22)。她一开始对其父亲和德·弗洛瑞斯的服从态度只是表面而已，并不是她内心真正的想法，且这种表面的服从时刻伴随着精神上的痛苦，“只不过是企图在父权社会存活的一种方式”(Solga 2009： 165)。阎照祥(2015： 155)在《英国贵族史》中指出，在15至17世纪的英国，“父权制、夫权制和长子继承制是决定贵族家庭成员地位的3大要素”。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审视该剧，乔安娜与德·弗洛瑞斯有悖伦理的疯狂合谋更像是她为冲出当时父权制牢笼的强烈意愿所致。如有学者指出，本剧的主题“并不是对这一共谋女性角色的妖魔化，而是强调外部世界对她的蹂躏” (Taylor & Henley 2012： 398)。乔安娜在剧中充当替罪羊(pharmakon)的角色，整个社会系统的道德沦丧被转移到她一个人的身上(Stockton 1990： 459)。也就是说，乔安娜在很大程度上是父权秩序与道德沦丧、性主导社会的牺牲品。尽管这些女权主义阐释有些许极端，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观点为本文的伦理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乔安娜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话语权，无法自由选择自己的婚姻，父权秩序主导下的包办婚姻终于坚定了她的反抗之决心，只不过她在这一伦理环境中悲剧性地选择了错误的反抗方式。

此外，《变节者》中男性对女性身体所持的所有权也体现了当时父权秩序这一伦理环境对乔安娜的禁锢。在父权社会中，不论是在家庭还是在政治方面，男性都对女性具有绝对的占有权。作为总督与父亲，福尔曼德罗“控制着别人得到自己的女儿的权力，正如他控制着别人进入其城堡的权力一样”(O’Callaghan 2009： 139)。福尔曼德罗视自己的女儿乔安娜与自己的城堡一样都是自己的所有物罢了。同样，德·弗洛瑞斯拥有着城堡的钥匙，并知晓城堡所有的秘密通道，而恰恰是他最后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占有了乔安娜。波伏瓦(2011： 117)曾评论法国戏剧家季洛杜(Jean Giraudoux)笔下的厄勒克特拉：“她不择手段，她需要周围出现悲剧，以便感觉到是生活着，因为她在自己的生活中找不到援助”。米德尔顿笔下的乔安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长期在令人窒息的父权秩序下默默忍受的她终于爆发，在绝望中残忍地选择了罪恶之路，以报复不断操控她的父权社会，结果酿成了无可挽回的伦理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压迫性的伦理环境给乔安娜带来的诅咒早已写在了她的名字之中。“比阿特丽丝·乔安娜”这一名字本身既暗含了堕落之前那个纯洁的“比阿特丽丝”，又影射了堕落后那个邪恶的“乔安娜”，因为“‘乔安娜’(Joanna)一词本身恰恰影射意为地狱的‘Gehenna’一词”(Smith 2010： 231)。我们知道，比阿特丽丝在但丁的《神曲》中是引导但丁进入天堂的纯洁女性；而“Gehenna”原是耶路撒冷的一处地名，该词最初源自希伯来语,意为欣嫩子谷(valley of Hinnom)。根据犹太教传统，欣嫩子谷位于圣城(Holy City)的城墙下，是邪恶者死后受惩罚的所在(Montgomery 1908： 32)，“从已知的文献看，‘Gehenna’在新约圣经与早期的拉比文献(rabbinic literature)中首次被译为‘地狱’”(Bailey 1986： 187)。

在剧本的最后，乔安娜终于向丈夫阿尔赛摩罗承认了自己的计谋，并被德·弗洛瑞斯刺伤以致流血过多死去。在临死前，乔安娜终于敌不过内心良心的谴责，进行了忏悔。当她父亲冲过来想救她时，她没有求救，而是乞求父亲不要靠近她：“哦，不要靠近我；我会玷污了你。/地上这鲜血本是取自于您，不要看它们了吧。/就任它们在地上流淌罢，/让下水道成为这些鲜血的最后归宿。/我的命运在星空下，在那颗流星上，/早已写好”(1)本文引自《变节者》的原文均出自Middleton, T. & W. Rowley. 1998. The Changeling [M]. N. W. Bawcutt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因该剧尚未见中文译文，故引文由笔者翻译。下文出自该剧的引文, 将随文标出幕次、场次与行数，不再另注。(V.ⅲ 149-155)。此时，乔安娜在绝望中的遗言充满了在宿命前的无助，充分体现了父权制这一伦理环境的内在逻辑对她的伦理制约。总之，《变节者》通过戏剧化的手法重现了英国17世纪上流社会中父权制主导下的包办婚姻所导致的一出伦理悲剧。

三、伦理身份调换导致的伦理混乱：主仆倒置的人际伦理

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因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 2010: 21)。深入梳理《变节者》的人际伦理离不开对剧中人物伦理身份的深入拷问。要想从文学伦理学角度辨析《变节者》，则离不开对剧中复杂的人际伦理关系的剖析。萨义德(2007： 427)在提及自我身份的建构时曾谈到“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的确，剧中乔安娜与德·弗洛瑞斯的自我身份建构不是静止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为建构的动态社会过程，两人的伦理身份经历了动态的倒置：德·弗洛瑞斯原来的身份原是福尔曼德罗总督家的仆人、乔安娜手中的一枚棋子，可是随着戏剧的发展却一跃成为将主人乔安娜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真正的主人；同理，乔安娜原本是福尔曼德罗总督的掌上明珠，可是后来主人的身份却名存实亡，由曾经的仆人德·弗洛瑞斯任意摆布。有学者将这种伦理身份的倒置称为“行为元倒置”(actantial inversions)(Chakravorty 1996： 165)。正如剧中阿尔赛摩罗在最后一幕所说的那样：“美人成了丑陋的娼妓，本该服从主人的仆人成了罪恶的主人”(V. ⅲ 197)。

值得注意的是，剧名“Changeling”直接体现了剧中人物伦理身份的调换。在《变节者》中“change”或“changed”这样的字样共出现了19次。在民间传说中，“changeling”指代被仙女偷换后留下的又丑又蠢的孩子。尽管该剧的情节中并未出现将婴儿调包的情节，但剧中乔安娜与德·弗洛瑞斯间伦理身份的调换均暗含了这一层意思——乔安娜可以说就是一个在精神层面上被偷换后留下的孩子，因为她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过着平静生活的孩子，而被一步步卷入血腥的谋杀之中；德·弗洛瑞斯也是一个changeling一般的存在。正如被偷换后留下的丑孩子一样，他给自己主人的家庭带来的只有麻烦。德·弗洛瑞斯是一切混乱与改变的最深根源，就是他如传染病般感染了乔安娜的家庭。有学者指出“changeling”一词呼应了换置法(hypallage)(Ryner 2014： 96)，在本剧中，“changeling”暗示着相反的伦理身份互为调换，正如该词原指代的“被偷偷置换的婴孩”一样。

乔安娜所处的主人与仆人间的伦理身份转换，体现了其表面上的主导地位与实际在该剧里经济与性交易中的被动地位之间的矛盾张力(Ryner 2014： 78)。的确，从表面看乔安娜在本剧的开始操控了局面，处于主动地位，可事实上她在整个事件中多数时候是被动的，并没有自由：先是被父亲逼迫嫁给自己不喜欢的阿隆佐，然后被德·弗洛瑞斯抓住把柄进而失去贞操，最后被心上人阿尔赛摩罗所唾弃，可以说一步步被逼向了人际伦理失序的深渊。此外，有西方学者将德·弗洛瑞斯伦理身份倒置的动机归结于阶级压迫，称其仆人的低下地位使其长期受到压迫，所以“德·弗洛瑞斯将他的阶级仇恨发泄在了他的女主人的床笫之上”(Chakravorty 1996： 159)。从这个角度看，德·弗洛瑞斯的丑陋使他的动机更倾向于性与阶级双重层面的报复。

聂珍钊(2010)指出在文学作品中，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的确，《变节者》中德·弗洛瑞斯与乔安娜两人伦理身份的戏剧性倒置直接引向了伦理失序。具体来说，乔安娜的人际伦理混乱体现在，本来极其厌恶德·弗洛瑞斯的乔安娜却在第一次委身于后者之后，渐渐对后者形成了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双重依赖，凸显了剧名“Changeling”所暗含的人性易变这一含义。在早期现代戏剧中的女性角色有一个倾向，即逐渐对强奸她的人产生好感(Smith 2010： 88)。而这正应了德·弗洛瑞斯在夺取乔安娜贞操前对她的预言：“对于你害怕的事物，你很快就会爱上的”(ⅲ.ⅳ 170-171)。在第二幕中，德·弗洛瑞斯还辛辣地讽刺了女人的易变“就像孩子哭着哭着就睡着了一样，我见过女人一开始斥责男人，可骂着骂着就跟对方上了床”(Ⅱ.ⅰ 87-88)。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这种心理学意义上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导致了乔安娜的伦理混乱。

此外，乔安娜的伦理混乱还体现在，在她与阿尔赛摩罗的新婚之夜，一方面怕丈夫发现自己已不是处女之身，一方面出于耻辱之心感觉对不起丈夫，便派自己的女仆、对阿尔赛摩罗怀有好感的蒂亚芳塔(Diaphanta)代替自己与丈夫度过初夜，并叮嘱女仆在午夜前一定要从丈夫的卧室出来以免被丈夫发现真相。然而凌晨两点已过女仆仍未出来，乔安娜便怀疑女仆告诉丈夫真相，且怀疑女仆真的爱上自己的丈夫，由此心生怒火，在德·弗洛瑞斯的怂恿下，设计将蒂亚芳塔引出卧室，由德·弗洛瑞斯将之谋杀。总之，剧中伦理身份的倒置与由此引发的人际伦理失序共同上演了一出血腥的伦理悲剧。

四、德·弗洛瑞斯的伦理选择：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的伦理交锋

伦理选择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个核心概念。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选择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构成，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人物存在，就必然面临伦理选择的问题”(聂珍钊 2014: 267)。毋庸置疑，《变节者》中处处充满了伦理选择，女主人公乔安娜面临着服从父亲嫁给不爱的阿隆佐与雇仆杀害未婚夫并与所爱的阿尔赛摩罗结婚的伦理选择，头号反派人物德·弗洛瑞斯则面临着自身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间的选择。针对伦理选择这一概念，聂珍钊教授曾在采访中做出明确定义：“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Ethical Choice(伦理选择)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术语。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所有的文学作品描写的实际上都是Choice(选择)，人们每时每刻都经历这样的选择。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无论是思想、艺术的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分析，还是心理、精神方面的分析，都要展开对Ethical Choice的具体分析”(王金娥 2018： 6)。

对于“伦理选择”这一概念，亚里士多德(2009： 263)在《大伦理学》中指出“欲望出现在其他动物中，但选择则不。因为选择伴随着理性，而其他动物却无一有理性。所以选择不应是欲望”。可是，德·弗洛瑞斯在欲望的指使下完全丧失了进行理性选择的能力，正如亚里士多德(2009： 374)在《优台谟伦理学》中所指出的那样：“欲望和理智是分离的”。德·弗洛瑞斯在第二幕中的多段独白均赤裸裸地展现了他对乔安娜的欲望，从而越来越远离了理智：“她就在那儿/不论是什么欲望困扰着我，现在这更使我不得安宁/我宁肯被吊死也不愿克制自己不见她/一天有大约20次——不，不止这么少的次数——/我都寻找各种差事、编造各种借口来到她的跟前……每一次她都更加如同诱饵般诱惑着我”(II. i 26-33)。在接下来的这段独白，德·弗洛瑞斯更是幻想着得到乔安娜的场景：“噢，我的热血！/我认为我已能感到她躺在我的怀里/我幻想她那淫荡的纤纤细手梳理着我的胡须/接着，她感到满足，赞许着我这张丑陋的脸”(II. ii 146-149)。亚里士多德(2017： 69)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称“选择不像欲望和怒气那样，为无逻各斯的动物所共有”。然而，被欲望冲昏头脑的德·弗洛瑞斯已然沦为了无逻各斯的动物，无法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从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这一视角有利于更好地解读德·弗洛瑞斯的伦理选择。聂珍钊(2011)指出，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文学作品的核心。“‘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人性因子(human factor)与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聂珍钊2014: 38)。在该剧第一幕，躲在暗处观察乔安娜的德·弗洛瑞斯身上的人性因子开始面对兽性因子的挑战，他处于极其矛盾的状态。面对乔安娜的美貌，德·弗洛瑞斯身上的兽性因子也在逐渐加强对人性因子的压制。当他完成乔安娜交给的差事后，不满足于金钱上的报酬，而是变本加厉要以她的贞洁作为回报：“你看，我蔑视你给我的金钱”(ⅲ. ⅳ 111)，“因为我把财富放在肉体的满足之后/我要是不能确认/你仍是处女之身/那么我只会不情愿地领取我的报酬”(ⅲ. ⅳ 115-118)。此外，《变节者》中大量带有暴力色彩的性比喻，也凸显了德·弗洛瑞斯最终占了上风的兽性因子。

聂珍钊(2011)指出原欲是动物进行选择的决定因素。兽性因子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动物本能的残留，是人身上存在的非理性因素。人与兽不同的本质特征是人具有伦理意识，而无法正确进行伦理选择的德·弗洛瑞斯没有伦理,不辨善恶，与野兽无异。在米德尔顿的《变节者》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本能的作用从德·弗洛瑞斯身上流泻出来的原始欲望。面对德·弗洛瑞斯的威胁，乔安娜最后苦苦哀求德·弗洛瑞斯不要玷污她：“站住，听我说这一次！[她跪了下来。]我/把我所有的金子和珠宝都给你；/让我以处女之身踏上新婚之床，哪怕一贫如洗我也毫不在乎/那么我就算是在一切方面富有的了”(ⅲ.ⅳ 155-158)，可是德·弗洛瑞斯缺乏对原始欲望的理性控制，其行为和意识全凭本能的驱使，致使理性完全被原始欲望取代，冷冰冰地对乔安娜说道：“就让这句话让你死了这条心吧：/整个瓦伦西亚(Valencia)的财富也不能买走/我即将享受的肉体上的欢愉/命运已定，你哭又有何用？”(ⅲ.ⅳ 159-162)。德·弗洛瑞斯的兽性因子终究占了上风，导致他威逼乔安娜，强迫后者献出贞洁作为回报，最后成了罪恶的源泉与非理性意志的体现者。由于垂涎乔安娜的美貌，他不惜昧着良心接下了这桩不可见人的交易，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如果一个人的选择不正确……他希望的东西却对他是恶”(亚里士多德 2017： 75)。做出错误伦理选择的德·弗洛瑞斯所希望的东西对他没有丝毫好处，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五、结语

在《第二性》中，波伏瓦(2011： 1)曾援引萨特的一句话，称女人半是受害者，半是同谋，像所有人一样。的确，米德尔顿笔下的乔安娜卷入了复杂的伦理旋涡，不仅是罪恶的同谋，最后终究成了自己罪行的受害者。“在伦理学中，道德始终是同人性联系在一起的”(聂珍钊2015： 11)。的确，《变节者》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深刻剖析了多重伦理、反映了真实的人性，正如艾略特曾评价乔安娜是一位真实的女性，她的境遇真实反映了人性(Eliot 1932： 164)。《变节者》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表面上平静的社会可以瞬间迅速堕入充满兽性的、血腥残暴的伦理混乱与伦理疯狂之中。

《变节者》不仅仅是一部围绕乔安娜的个人伦理悲剧，更是一出社会伦理悲剧。该剧以英国17世纪上流社会中父权制主导下包办婚姻的伦理环境为切入点，通过展现乔安娜与德·弗洛瑞斯主仆伦理身份倒置导致的伦理混乱、细致刻画德·弗洛瑞斯在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交锋下做出的错误伦理选择，从根本上揭示了人性中的迷途与堕落。“伦理批评作为阅读范式，为研究文学人物体验道德明晰性及人际变化的方式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沃尔弗雷斯 2009： 159)。总之，米德尔顿在《变节者》中进行了多重的伦理思考，用戏剧的手法深入剖析了当时的伦理问题。本文以乔安娜与德·弗洛瑞斯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为思考脉络，引领读者回到英国17世纪的历史现场，对当时的伦理环境及其背后的伦理内涵进行剖析和挖掘。该剧时隔至今已近400年之久，仍旧长盛不衰，不愧为一部引人深思的伦理悲剧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