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狐狸精形象探析

2019-12-23周璟艺

青年文学家 2019年33期

周璟艺

摘要：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题材广泛、构思精巧、内容丰富，成功塑造了众多艺术典型，有极高的艺术成就。本文着眼于《聊斋志异》的文本，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其中的狐狸精形象进行分类，将其分为独立型、性情型、对抗型和其他类型。通过分析这些狐狸精形象，进一步探析作者初步具备的女性主义意识，展现了当时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新婚恋观的萌发以及与传统习俗的对抗。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狐狸精;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3-0-04

一、概述

在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狐狸精是常见的形象，历代不绝。从上古神话、两汉辞赋、魏晋志怪、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到元人杂剧、明清小说，以狐狸精为主要塑造形象或辅助形象的作品数量繁多。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在广泛汲取前人文学营养的基础上，结合清代社会背景及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创作出题材广泛，有极高艺术成就的《聊斋志异》。作品中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狐狸精形象。

（一）古典文学史上的狐狸精形象举隅

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狐狸精形象经历了一系列变迁。从早期的图腾到世俗中的狐狸精再到结合了神鬼传说与生活习俗的文学中的狐狸精，可以说，狐狸精形象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早在图腾崇拜时期，狐狸精形象就已经出现。那时候的狐狸精被作为神灵、瑞兽，受到世人的尊崇与供奉。到了汉代，九尾狐能够与蟾蜍、白兔和三足乌并列刻在西王母旁以示吉祥，由此可见狐狸精地位非凡。同时，晋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对狐狸精也多持褒扬态度。

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狐狸精开始逐渐走下神坛，郭璞《玄中记》中说：“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称天狐。[1]”虽然两晋时期依然有人尚狐，但已无法阻止该形象的不断坠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作品突出并夸张狐狸精面若桃花的娇美艳丽，因此狐貍精形象的性别逐渐走向单一。唐传奇中出现了不少狐狸精幻化成美女来魅惑男人的情节，由此产生了“狐媚”一词。宋元两代对狐狸精多为继承态度，并无过多创新。

明代出现了关于狐狸精的经典之作许仲琳的《封神演义》。但是该著作中的狐狸精一般都没有太好的下场，多数也被人诟病，它们的存在更像是为了反衬小说主角的正面形象。清代则有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但是，蒲松龄对狐狸精的形象进行了生动的抒写，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狐狸精的“历史地位”。在蒲松龄的影响下，狐狸精有了更丰满的形象性格，也更加深入人心。

（二）《聊斋志异》中的狐狸精形象

蒲松龄倾注一生心血荟萃的《聊斋志异》一开始并未传世。直到作者逝世五十年，即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才有青柯亭本问世。不少清人给予《聊斋志异》“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聊斋为第一”[2]的极高评价。这部作品中的狐狸精形象与历代作品有所不同，它既继承了各家作品中的精华，又结合蒲松龄自身的价值体系有所创新，使该作品中的狐狸精形象散发出独特的魅力。《聊斋志异》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4篇[3]，而将主角定为狐狸精的就有八十余篇，并且其中三十余篇的主要内容都是人狐相爱，可见狐狸精在该作品中的重要地位。

《聊斋志异》中的狐狸精千姿百态，按照典型性可以将这些狐狸精分成四种类型：独立型、性情型、对抗型以及其他类型（包括修炼之狐、平凡之狐和恶毒之狐）。

1.独立型

此类形象往往拥有超越常人的智慧，是《聊斋志异》中的狐狸精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这类狐狸精不仅聪明过人，而且还具有与聪明相配的善心和善行。不少狐女才情俱佳，她们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谐趣风声远胜男子[4]。

2.性情型

真情之狐在《聊斋志异》中最为常见，这些狐狸精通常会以狐妻的形象出现。由于她们大多情真意切甚至用情至深，故称为真性情之狐。事实上在分类过程中发现，真情之狐与对抗之狐有交叉的部分，但真情之狐更偏重于狐的真情实感，同时很多真情之狐都有报恩情结，因此这样的划分是相对而言的。

3.对抗型

此种狐狸精形象在《聊斋志异》中也颇引人注目。这样的狐狸精多化身为狐女，她们侠肝义胆，敢于为家人或朋友舍生忘死。侠义之狐的“侠”和“义”有多种体现。有行侠仗义为家人朋友两肋插刀，也有知晓正义之理、夫妻之义的明辨是非。无论是哪一种狐狸精，都令世人刮目相看，并重新开始审视狐狸精这一自古让人颇有微词的形象。

4.其他类型

首先，修炼之狐。在狐狸精的信仰观念里，长期认真修炼的狐最后可以通天变为天狐。后有道家修炼丹药之说又衍生出狐狸精修炼丹药之说，狐狸精可以通过修炼变成人，再通过修炼从人变为仙又或者是由狐狸精直接修炼变为仙。修炼之狐比较典型的篇目有《王兰》。山东人王兰被小鬼勾错了魂而突然死去。由于王兰肉身已经腐烂，小鬼便将狐狸练成的金丹偷来给王兰服下，王兰因此成了鬼仙。与修炼之狐有关的篇目不多，大多与道家修仙炼丹有类似之处。其次，平凡之狐，指的是以狐狸本身的形象出现的，也就是仍以动物形式出现的。虽然它们的存在值得关注，但本文探讨的内容与狐狸精相关，平凡之狐仍未修炼成精，因而不在此赘述。最后是恶毒之狐。狐狸精的淫媚恶毒自古有之，然而到蒲松龄笔下恶毒之狐已不常见了。《聊斋志异》中较为典型的恶毒之狐的代表有《董生》里的狐狸精。此狐狸精利用自己的美貌迷惑了董生并导致他死亡，又用同样的方式差点导致王生殒命。这样恶毒的狐狸精实在丑恶。虽《聊斋志异》中仍有恶毒之狐一类形象存在，但并不能改变蒲松龄对狐狸精形象的发展。

本文将前三种狐狸精形象作为探究的重点。后三种形象虽然与本文所探讨的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狐狸精形象之间的关系有一定距离，但是，这三种形象却是对前三种完美形象的补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完美的女性、超越普通女性的优秀女性只是新女性形象的一部分，大量平凡的、追求世俗的物质生活的甚至恶毒的女性也是新女性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在重点探讨前三种狐狸精形象之外，仍然将这三种形象列举介绍。

二、独立意识觉醒的狐狸精

狐狸精的聪明、狡猾历来为人称道，甚至不少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是狐狸精通过自己的智慧去谋害、欺骗人类。但在《聊斋志异》中，有一类智慧之狐是具有独立意识的，它们往往能给人引导，为人类点明方向。这些狐狸精往往因其智慧而拥有新的社会观念，它们的存在也为新的社会独立意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在旧社会的封建传统观念中，女子必须依附于男子才能得以生存，幼年靠父，出嫁靠夫，夫去靠子。在蒲松龄的笔下，狐狸精们摒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自立自强地积累财富，她们非但不依靠丈夫而生存，反而有时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资助爱人考取功名或度过难关。女性通过自身努力而谋求经济地位的独立是女性开始摆脱男性的支配，真正获得独立自主的重要前提。

《辛十四娘》是《聊斋志异》中的经典篇目。篇中男主人公冯生对辛十四娘一见钟情，欲与其成亲。几番波折之后，冯生遇到自己的远方亲戚郡君（鬼，薛尚书），郡君替他与辛十四娘做媒。郡君让他们马上成亲，辛十四娘坚持要先禀告父母。而后两人终于成亲。冯生有一交好叫楚公子，辛十四娘见过楚公子之后告诫冯生不要与其往来。冯生一开始听从十四娘的警告多次推辞楚公子的邀约，后来终于有一次忘记了忠告，与楚公子喝酒并遭其陷害入狱被判处绞刑。之后的日子，辛十四娘将婢女打发走，开始了终日四处奔走，夜夜以泪洗面的生活。一日，婢女回来并与辛十四娘交谈，交谈过后十四娘笑容满面。接着就是冯生被释放，楚公子被捕，原来是十四娘和婢女千方百计让皇帝帮忙解决了此事。又过了一段日子，辛十四娘为冯生准备了称心的配偶禄儿，冯生拒绝。不久，辛十四娘病逝，冯生娶禄儿为妻。由于庄稼欠收，冯生一家陷入困境。这时他们想起十四娘曾往一个扑满里投钱，便将那扑满寻来并砸碎，顿时金钱滚了一地，冯生一家从此生活富足。

在《辛十四娘》中，“十四娘为人勤俭洒脱，日以紝织为事。时自归宁，未尝逾夜。又时出金帛作生计。日有赢余，辄投扑满。[5]”首先，辛十四娘不依靠丈夫过日子。她每日勤劳地织布帮补生计，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同时，她也常常拿出自己的銀钱布帛（私房钱）来补贴家用，支持整个家庭的日常用度。她还有存钱的习惯，经常往一个扑满里放钱，积攒钱财，到了死后家人发现扑满里有大量的财富。辛十四娘自己挣钱，自己存钱就是女性经济独立意识觉醒的表现。

《红玉》一篇中的红玉亦是如此。她为了支持丈夫相如读书考取功名，独自承担起家中的大小事务。不仅如此，红玉拿出自己的银子置办了纺车织机，还租了几十亩地雇人来耕种。后来相如在乡试考中举人，这时家里已经有了成片的良田和足够大的房子。红玉与辛十四娘的经历和做法都有些相似，但红玉买田雇工的经济行为在女子中并不多见。在以往家庭生活中，这是本该由男性担任的角色，不少女子只能待在家中料理其他家务。红玉的经济头脑和发家致富的意识走在当时女性的前列。

《聊斋志异》中女性经济独立意识觉醒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青梅》一篇中，青梅本沦为婢女，后来坚持己见嫁给了张生。张生家境贫寒，青梅就以刺绣为副业，由于刺绣质量好，生意兴隆，许多商人都在门口等着收购，唯恐来迟了买不到。因此，青梅可以算是一个小手工业生产者。

《聊斋志异》里的狐狸精不再是只会魅惑男人的妖狐了，而是成为了实实在在与丈夫同甘共苦过日子的狐妻。这些狐妻精打细算会过日子，各自有着各自不一般的经济头脑。她们经济独立意识的觉醒也意味着从此不依附男人而逐渐成为自己独立生活主体的开端。

此外，有的时候，这一类狐狸精也会化身为书生，或是老人、妇女，有时甚至只闻其声而不见其形。有一些智慧之狐是明确的以女性形象出现的。如《狐联》中，男主角焦生拒绝了两只绝色妖娆的狐狸精的魅惑，二狐便出对联考他。上联为“戊戌同体，腹中止欠一点。”[6]，焦生绞尽脑汁对不上来，二狐边嘲笑他边悠悠地说出下联“己巳连踪，足下何不双挑。”[7]，说罢二狐扬长而去。该联在今日看来，也是对得极为精妙，可见二狐才气之盛，功力之深。又如《狐谐》中的狐仙，与众人对对联而游刃有余，面对众人发难而毫不畏惧，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堪当智慧楷模。

总之，描绘拥有独立意识的狐狸精形象是《聊斋志异》的一个重要特色，在明末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时代，现代女性意识也随之产生，这些狐狸精形象显然就是某种现代女性意识的雏形，只不过在蒲松龄的时代，这样的形象还未能完全为世人所理解。

三、新婚恋观萌发的狐狸精

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主体和中心的，男尊女卑、男权至上这些观念一直严重束缚着女性，对女性的恋爱和婚姻都有着严重的影响。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中提到：“女人所受的教育就使她缺乏主动精神，习俗令她们雪上加霜[8]。”然而，在《聊斋志异》中，不少美丽聪慧的狐狸精化身少女或少妇，挣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枷锁，勇敢地追寻自己的幸福。

由于古代男性的主体地位，大多数情况下婚恋都由男性占据主动地位。而《聊斋志异》中的狐狸精们则勇于大胆直接地向自己心爱之人表达爱慕之情。在《红玉》中，红玉对冯生有好感，便主动爬上冯家墙头偷看。当冯生注意到她时，她便对冯生微笑表达爱意。像红玉一样的狐狸精对于爱情和婚姻更懂得主动去追求，她们会通过或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自己心仪的男性表达爱慕之情，并希望得到对方同样热烈的回应。这样积极主动的争取与以往传统意义上女性的服从与矜持大相径庭。不能否认的是，这些狐狸精的“胆大妄为”虽然带有一定的非理性，但在几千年封建传统束缚下能有这样的觉醒意识已经弥足珍贵了。

同样是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另一层束缚来自于家庭与社会。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女性恋爱与婚姻的最大依据，“门当户对”成为选择配偶的重要标准。《鸦头》中，狐狸精鸦头被老太婆（鸦头母亲）逼迫去妓院接客，鸦头不愿意便会挨打。后来鸦头遇到秀才王文想要嫁给他，但老太婆嫌弃王文给的钱少，鸦头便与王文私奔。虽然后面的故事较为曲折，但鸦头勇于反抗母亲之命执意嫁给自己心爱之人而不是盲目顺从母亲之言已经是婚恋不被动的体现，同样是一种难得的觉醒。

结束一段婚姻或恋情在古代是只有男性才能享有的权利，但《聊斋志异》中的狐狸精们同样也有告别过去的勇气与决心。侠义之狐阿霞就有这样的气魄。狐狸精阿霞本与景生相好，奈何景生有妻。景生为了迎娶年轻貌美的阿霞，将成亲十年的发妻休回了家。他每日等待阿霞回来与他成婚，但一直没等到。半年之后景生在路上遇见阿霞，发现她已成了郑公子的续弦，便质问阿霞为何忘记婚约。阿霞说道：“你对夫人变心，比对我变心更坏。结发妻子尚且如此，何况别人？[9]”本篇中，当阿霞知道自己的所爱之人景生为了娶自己而休弃了成亲十年的发妻，她深深认识到这个男人的薄情寡义，于是果断地离开。当景生质问她为何背弃婚约时，她理直气壮地指出景生的错误，没有丝毫犹豫。能够做到在爱情与婚姻中明辨是非，坚决离开错的人，也是婚恋观念觉醒的一大体现。

《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这一狐狸精形象是真情之狐的典型代表。首先，她坚持禀告父母再定婚事，“郡君之命，父母当不敢违。然如此草草，婢子即死，不敢奉命！[10]”的不妥协，将辛十四娘的真性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再者，明明辛十四娘已先行警告，然而她的夫君依然不听劝告导致惹祸入狱，她非但没有过多的抱怨，反而四处奔走，动用自己的关系为夫君洗脱冤屈，这是一种深沉而大气的爱。同时，她不但生前处处为夫君着想，死前也为夫君找好了日后的配偶，死后仍能用生前积攒下来的财富帮助夫君度过难关，过上幸福的日子，这样的妻子是十分难得的。无论她是狐妻还是人妻，她真心实意的爱都足以感动世人。

《聊斋志异》中的真情之狐有很多，如《青凤》一篇中，狐狸精青凤既珍惜自己与书生耿生的爱情，又对自己的叔父（狐叟）尽孝，也是人情味十足。又如《婴宁》一篇中，小狐狸精婴宁的天真无邪、青春正盛犹如人世间的花季少女一般。真情之狐的性格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她们都各具特点，不流于平淡，都在各种事件和各段关系中表现出真性情，将她们的情感自然流露。有哭有笑，或喜或悲，如果不是她们不可磨灭的狐狸精特点，世人都无从得知她们的狐狸精身份。

总之，性情型狐狸精婚恋观念的觉醒实际上是蒲松龄思考清代社會现状的部分反映。狐狸精婚恋观念的觉醒不仅仅昭示着清代女性独立争取婚姻自由思想的萌动，也隐隐讽刺着封建传统观念的种种弊端。

四、对抗传统习俗的狐狸精

伴随几千年封建社会而来的是一套又一套用以约束人身自由的行为准则。“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将一代又一代女性捆绑在贤妻良母、孝女顺媳的身份上。这些纲常伦理剥夺了女性的自由，扼杀了她们的权利，让她们沦为家庭生活中处处受欺负的生孩子机器。而在《聊斋异志》中，不少狐狸精的做法“胆大妄为”，她们敢于挑战封建纲常伦理的权威，努力让自己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在《小谢》一篇中，贫穷的陶生借住在姜部郎家闹鬼的房子里。他把书放在厅房里，刚转身去拿其他东西，书就不见了。他很奇怪，就躺在床上等着。过了一会儿出来两个姑娘把刚才不见的书还给了他。无论两位姑娘怎样引诱陶生，他都不愿意与她们发生关系。午夜，陶生刚睡着就感到有人用细细的东西穿他的鼻孔而且特别痒，他很大声地打了一个喷嚏，就听见有人在笑。陶生不说话等着，不一会儿那个东西又来了，陶生起身呵斥，那两个姑娘赶紧走了。等他再次睡下，两个姑娘又用纸绳弄他的耳朵，一晚上被折腾得难以入睡。实际上，两位姑娘分别是狐狸精小谢和秋容。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她们用各种办法捉弄陶生，虽然调皮捣蛋，但也活泼可爱。但细细想来，在古代，女子捉弄男子是违背封建社会男性为尊的规则的。小谢与秋容尽情捉弄陶生后却没有受到惩罚，实则是蒲松龄给了她们完美的结局。她们不像传统女性那样娴静温顺，陶生拒绝与她们发生关系她们就捉弄陶生作为报复，这样的任性妄为是对传统礼教束缚女子的极大反叛。

又如《张鸿渐》中的狐狸精舜华因看中张鸿渐的人品才学而主动以身相许，犯男女授受不亲之大禁忌。舜华的行为也是对传统礼教的极大挑战，寄托了蒲松龄个人的观念，也承载了新女性的形象。

与传统对抗的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狐狸精形象，即侠义之狐。《红玉》一篇当为侠义之狐的典范。狐狸精红玉翻墙而来与寒士冯相如相好，后遭到冯父阻拦。红玉体谅相如不得不听从父亲安排的苦衷而拒绝继续私下与相如相会。与此同时，红玉出资为相如娶妻。后冯妻为奸人所掳不屈而死，冯父也在祸乱中气绝身亡，相如之子福儿被弃山间。正当相如家破人亡悲痛欲绝之时，红玉抱着救下的福儿前来与其相认。往后，红玉才以冯妻的身份与相如生活在一起，并支持相如读书考取功名。后来相如终于在乡试中了举人，此时家里已经腴田连阡，夏屋渠渠矣[11]。红玉的侠肝义胆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不但能理解相如“父在不得自专”的苦衷，还愿意私下出钱为他娶妻。后来冯妻被抢不屈而死，她又化身壮士替相如报仇，最后又在荒野救回了相如之子福儿。她的侠义不仅如此，最令人动容的是，在这一切过后，她才以冯妻的身份出现在自己的爱人身边，为他打理所有家务，资助他读书。红玉为相如做了这么多，却从来不居功，她凡事亲力亲为，为所爱者谋，义而忘私[12]。

总之，对抗型狐狸精也代表了蒲松龄本人对当时的社会风俗与旧的封建礼教的反思。虽然蒲松龄没有明确站出来挑战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但他在小说中赋予大量狐狸精以反叛者的形象。在他笔下，这些狐狸精似乎暗示着某种新的观念和思潮的涌动，只不过囿于时代的局限，蒲松龄未能将其发展成为全新的社会伦理观念。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聊斋志异》中的狐狸精形象，实则是女性觉醒的体现。《聊斋志异》中的狐狸精大多化身为女人，但她们又与传统意义上的女人不同，她们更大胆更勇于表达自己，她们更真实、更善于流露真性情，她们更大气更敢于为家人朋友而牺牲。

更为重要的是，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没有停留在虚幻的神魔之境中，而是从虚拟走向了现实。她们一出场便令人耳目一新，她们显然具有新女性的特征，她们对自己的行为可能还处在懵懂的状态，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她们已经具备了现代女性的特征：追求独立人格和经济自主、追求自由的婚姻、同传统封建礼教进行对抗。

这些狐狸精往往拥有超越常人的力量。在观念上，她们虽然没有波伏娃那样果决，但在实践能力上，她们却有波伏娃这类新女性所不具备的超能力。她们借此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这也决定了她们能够将自己的观念付诸实践。可以说，狐狸精的形象是蒲松龄个人社会理想的具化，假如将这些形象放在现代社会来看，也都能够作为新女性的代表。

注释：

[1]王振兴、陈杰：《中国古典文学中“狐狸精”形象的变迁》，《黑龙江史志》2015（7）：200

[2]汪玢玲著：《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

[3][5][6][7][10][11]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273，264，264，547，272

[4][12]汪玢玲：《狐崇拜渊源与<聊斋>狐典型的高度艺术成就》，《蒲松龄研究·纪念专号》1995（1）：167，164

[8]西蒙·波伏娃著：《第二性》，西苑出版社，2004：56

[9]蒲松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译：《白话全本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12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6.

[3]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马瑞芳.聊斋志异艺术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