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代景德镇官窑中开始制作一种名为“贲巴”的瓷器，其原型本是西藏地区世俗社会及佛教寺院中时常使用的金属器皿，通过景德镇匠人的创造转化，瓷贲巴成了清代宫廷陶瓷中具有代表性的造型之一。 从康熙至道光时期，尤其是在乾隆时期，瓷贲巴的造型展现出诸多匠心独运的设计。瓷贲巴作为官窑瓷器，其造型设计在体现清代统治者审美的同时，亦显示出诸多与藏传佛教相关的理念，从其使用中可见其中深厚的宗教文化内涵。且在一定程度上，瓷贲巴也体现了清廷对于西藏地区尊重包容的治理态度及因俗利导的执政方针。

关键词：瓷贲巴;清政府;藏传佛教;治藏政策

瓷贲巴是景德镇于清代创烧的产品，其造型源自藏地世俗与宗教社会中时常使用的一种盛装液体的金属容器。就瓷贲巴的烧制历史而言，清康熙时期瓷贲巴便开始制作，雍正时期瓷贲巴仍可得见，乾隆时期是瓷贲巴制造最为繁盛的时期，此时瓷贲巴不仅数量庞大，且种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粉彩、矾红、斗彩、青花等一应俱全，造型亦发展出了别于前代的特色。但乾隆以降，贲巴瓷壶制作由盛转衰。到了嘉庆与道光时期，瓷质的贲巴仅零星可见，之后更为罕见。现可见的瓷贲巴多为乾隆时期的，康熙时期次之。“贲巴”为藏语发音，是“壶”的意思。在瓷器中，“贲巴”并不是对这一造型的唯一称呼，较为常见的还有“宝瓶”①“藏草瓶”②“甘露瓶”③“沐浴壶”④等。这些名称指代的瓷贲巴有的在造型上略有差别，但大多显示了与佛教，特别是与藏传佛教间或多或少的联系。瓷贲巴的制作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该器形曾被乾隆帝用于“金瓶掣签”的金瓶制作中，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及宗教地位。以往对于瓷贲巴的专门研究尚少，故该文将围绕瓷贲巴造型的源流，其与藏地世俗、宗教的联系，以及其所反映的清廷治藏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1 瓷贲巴造型流源

瓷贲巴最为突出的造型特征为球状鼓起的腹部、细颈、侈足等，通常无柄。根据腹部有无“流”这一造型，可分为贲巴瓷壶（有流）与贲巴瓷瓶（无流）两类。

1.1 康乾流变

清代康熙时期的瓷贲巴又被称为“沐浴壶”，就工艺而言主要有青花（图1）和斗彩两种，其中斗彩壶的配色与藏传佛教五色经幡相似，具有更加浓郁的藏地风情。沐浴壶外形大致为漏洞状口，L形流，口与流上皆有三角状高耸的盖，细圆柱状颈，扁球形腹，细足颈，覆钵状足，口、流、颈、足各处均有连珠装饰，流饰火焰纹，腹饰璎珞纹，足饰覆莲瓣纹。此类瓷贲巴的造型在现今藏地的银器中颇为常见。但其被称作“沐浴壶”，则显示出与佛教的深厚渊源，而佛教起源于印度，此点亦为这种器形的发源地探寻提供了新的线索。古印度的用器或是该造型最初的源起为军持。军持本是印度人的日常生活用器，之后发展为特殊的宗教用品⑤。军持传入西藏之后，渐渐被改造为贲巴这一具有藏地特色的器形。贲巴多以金属材质出现，亦有土陶材质。

清乾隆时期是瓷贲巴发展的全盛时期，此时的贲巴或用于对藏赏赐，或作为宫廷法事、陈设用器，最为特别的用途是作为皇帝祭祀泰山的用品。此时的瓷贲巴有瓶、壶之分，瓷贲巴瓶可继续细分为甘露瓶型（图2）和宝瓶型（图3）;瓷贲巴壶则可分为沐浴壶型与宝瓶加流型（图4）。

1.2 原型分析

瓷贲巴是以藏地金属容器为原型而制造的，直至今日，在藏地仍能随处见到诸多有柄的可实用的金属贲巴壶，一般是用于盛装或烹煮酥油茶等液体。其中盛装器体量较小，便于手执;烹煮器则体量较大，适于大量液体的储存。金属贲巴的诞生无疑在瓷贲巴之前，且在瓷贲巴诞生之后，金属贲巴的制作在内地宫廷和藏地仍然延续，并对瓷贲巴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

海内外诸多博物馆中收藏了大量西藏和内地历史时期所制作的金属贲巴，亦有瓶、壶之分，有柄与无柄皆存在。历史时期流传下来的金属贲巴体量并不大，集中在20～30厘米，多是内地宫廷生产的，造型精美，工艺高超。藏地制造的、装饰华美的贲巴也有，但造型更加质朴，工艺制作较内地略逊一筹。宫廷制作的贲巴是清代官窑制作瓷贲巴的重要参照。在制作瓷贲巴之前，内地宫廷自元代起便开始制作铜胎的掐丝珐琅贲巴瓶，明清时期一直延续，清代景德镇官窑制作的瓷贲巴应该也從以往宫廷生产的掐丝珐琅贲巴瓶中得到了有益的启示。更细致地分析其造型，依据有无手柄这一特征，可将历史时期的金属贲巴分为有柄型贲巴与无柄型贲巴两种。其中无柄型贲巴造型根据主体造型的差别，可继续细分为宝瓶型无柄贲巴、宝瓶加流型无柄贲巴及沐浴壶型贲巴。其中宝瓶型无柄贲巴从元至清在内地宫廷中皆有生产，是宫中最为流行的一种金属贲巴器形。清代金属的宝瓶型无柄贲巴传世极多。其中，有极强政治宗教意义的金瓶盖口精巧，环状厚唇，脖颈修长，上腹稍鼓，下足略侈，其造型比例是清代此类贲巴的典范。此外，清代还出现了诸多创新器形，如宝瓶型无柄贲巴状的香炉、墨水瓶等，其均脱离了之前的使用场所，在略微改造后，产生了新的用途，如增添新的把手使之成为便于系绳拎起的香炉，或将体量变小成为适于盛装墨水的文房用具等。在宫廷中，金属宝瓶型无柄贲巴的制作虽然颇为流行，但其对于瓷贲巴造型的影响较为有限。与宫廷趣味不同的是，在藏地较之宝瓶型无柄贲巴，第二种金属的宝瓶加流型无柄贲巴更为常见，其在今天的西藏宗教相关场合中仍被经常使用。或许清代人也洞察到了这一现象，所以清代瓷贲巴中最大量生产的贲巴类型即为此类型，尤其是在乾隆时期，瓷质的宝瓶加流型无柄贲巴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其他类型。至于第三种沐浴壶型贲巴，乾隆时期的宫廷金属器对此造型颇为青睐，金银器、珐琅器中大量制造沐浴壶型贲巴，精美的制作工艺、华丽的装饰充分展现了其作为宫廷用器的豪华奢侈。如上所述，此类造型之于瓷器基本皆出现于康熙时期，乾隆时期的瓷贲巴中此类造型已经不再流行。

2 瓷贲巴与宗教仪轨

在藏地，广义概念上的贲巴包含了世俗用器和宗教用器中以鼓腹、细颈、侈足为特征的一切;而狭义上的瓷贲巴，基本就特指有流无柄的贲巴瓷壶造型，清代制造的瓷贲巴大多属于此种造型。贲巴在藏地的使用有世俗生活与宗教场合之分。就外观而言，有无手柄这一造型是区分其为宗教用器还是世俗用器的关键。一般世俗生活中的贲巴以实用为主，会装上手柄，以便提取;而宗教场所的贲巴则主要彰显美观、礼仪，通常不设手柄，造型更加丰富多变，以满足不同的仪轨、审美需求。由上可见，瓷贲巴皆无柄，推测其在藏地适用的场合应该与藏传佛教息息相关。

关于清代藏人对瓷贲巴的使用，史料记载颇为有限，较为确定的是瓷贲巴多是作为清廷对藏地的赏赐，其在藏地是身份的象征，颇为珍贵，西藏博物馆中所藏的瓷贲巴便是重要的物质证据。因此，本文将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信息，为过去瓷贲巴的使用方式提供更多可能的解释。如在云南藏区的考察中，便发现当地至今仍时常可见诸多“宝瓶型”瓷贲巴，当地藏民均知道这为佛寺所用，非俗世用品。进一步考察该藏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笔者曾见到在该地文峰寺的寺院中，“宝瓶型”瓷贲巴中充满了各种珠光宝气的石子，被放置在金属质地的高足大碗里，大碗中的空间亦充斥着石子，每一瓷贲巴加一高足碗为一组，共七组，这样的陈设列成一排，供奉于噶举巴佛像的一边，其中最中间的高足碗上并没有放置瓷贲巴，而是插上了一个金色的宝幢。瓷贲巴的这种使用方式，应该展现的是藏传佛教密教中的“装宝瓶”加持法。藏传佛教黄教格鲁派的密教仪轨经典《密乘法海》中曾记载了一套加持“甘露军持宝瓶”的方法，黄教与文峰寺所属的白教虽在教法上稍有不同，但有相似之处更多，“装宝瓶”加持法也是诸多教派共享的一种仪轨，宝瓶所奉主神也不一，功德很多，但其目的都是得到所奉神佛的加持力①。

3 贲巴与“金瓶掣签”

贲巴是一种极具政治意义的器形，其所涉及的“金瓶掣签”政策至今仍然延续使用，对于维护今日藏区宗教事务的稳定发展仍有重大意义。

就金瓶制作的原因而言，金瓶是为寻找活佛转世的灵童而制作，在一位活佛（尤其是对藏地影响极大的达赖、班禅等活佛）逝世后，在为其寻找转世灵童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多位候选人的时候，为避免舞弊行为，将利用金瓶进行抽签选择一位候选者成为活佛接班人，以显示天选及公正。之所以采取这一制度，是因为在以前灵童的选择过程中，舞弊现象颇为严重，灵童基本由地位崇高的巫人护法“拉穆”所定，候选者几乎由固定家族独占，有些家人成员利欲熏心却仍坐拥要职，无视佛法，最后酿成了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的大祸。事后乾隆帝深感此事祸因在于藏地宗教首领亲族关系盘根错节，家族世袭之弊日益严重。为了扭转此局面，便根据原本在灵童的寻找方法中就存在的占卜抓阄法（只是此方法在之前形同虚设，灵童早已被内定），取用藏传佛教中常用贲巴作为容器，提出符合藏人心理的“金瓶掣签”制度，以上便是促使金瓶开始制作的直接原因②。

从制作过程来看，金瓶均制作于乾隆时期，在三个月中共完成了两件，其一送往藏地，其一留于北京。在金瓶的制作期间，乾隆皇帝亲自参与指导了图样设计、模型制作、细节修改、成品送藏等步骤，有记录的修改意见便有六次，可知乾隆皇帝十分重视金瓶的制作③，也充分显示出乾隆帝对于藏地宗教、审美等方面的熟悉程度，他指导工匠在金瓶上添加了三宝珠、珊瑚珠、蜜蜡等具有藏地特色的元素，使之更好地为藏人所接受。

就金瓶的使用而言，其主要用于藏地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中。根据不同活佛，在使用金瓶的具体操作上略有不同。首先是关于藏地最大的两大转世系统班禅与达赖的规定，在班禅或达赖圆寂之后，会让四大神巫作法，寻找出所有符合条件的灵童，若有数名，则把各自的名字生辰写在签上，放在金瓶中，诵经一周后让各大呼图克图、驻藏大臣一并来到佛前进行掣签。如果四大神巫指定一名灵童，则把其名字生辰写在一根签上，再投一根空签入金瓶，诵经后若掣到空签，说明此灵童不得佛的保佑，则再另外寻找一名灵童，再进行掣签。签上写上汉、满、藏三种文字，让人一目了然。其他呼图克图活佛转世系统寻找灵童时，可以省去神巫步骤，但要求最后掣签的时候达赖、驻藏大臣均需要到场才行。而察木多等更小的活佛转世系统寻找灵童时本来就没有神巫指认一说，不需要“金瓶掣签”，按以前方式进行即可。乾隆还特意指出掣签不用如之前一般必须等待大呼图克图的转世，且明确藏地重要的呼图克图活佛不由神巫指定。可见达赖、班禅的要求最为繁复，此制度本身亦是针对此两大活佛系统而设立的①。

對金瓶及其相关制度的历史意义进行分析，首先要肯定的是“金瓶掣签”制度成功打破了藏地活佛由固定家族世袭的局面。藏传佛教黄教班禅一系经过中廓四年战争已元气大伤，其中亲族间无视佛法、为权财勾斗之弊显露无遗，“金瓶掣签”制度诚如七世班禅的上书所言——对于黄教本身亦是一种保护。再者，朝廷通过“金瓶掣签”制度加强了对藏地的有效管辖。具体而言，西藏地区之前宗教首领由固定家族把持，容易形成独霸一方的势力，甚至酿成分裂、勾结外族之祸，这是清廷不愿看见的。一方面“金瓶掣签”有一定的强制性，西藏地区对于掣签的进行必须依照中央的规定进行，免于掣签的情况也必须由清廷定夺，清廷对于藏地宗教首领的甄选自此有了一定的控制权;另一方面“金瓶掣签”的提出在形式和器物上充分考虑了藏人的接纳程度，也极为尊重藏传活佛的地位，利用藏人原有的抓阄制度达到了分化地方家族势力的作用，安稳藏地，功在千秋。“金瓶掣签”制度自乾隆时期确定之后，至今都还在沿用此项办法，用来处理多个灵童出现、难以决断的情况。“金瓶掣签”制度长久以来的实施，使其在藏地已经具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宗教认可度，虽然现在的处理发生了些许变化——比如以前让神巫去寻找灵童，而现在需要在相关宗教部门配合下实施;关于掣签的主持，亦由以前驻藏大臣等变为上一级的佛协部门;就掣签的结果而言，如今是由政府机关的宗教事务部门来审核与批准的，但该制度的基本形式和使用的器物仍然沿袭了乾隆时期流传下来的传统②。

4 结语

贲巴瓶在藏地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命名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现在还有“藏草壶”“沐浴壶”“宝瓶”“甘露瓶”等诸多称呼，所指器形各有不同，稍有重叠。瓷贲巴在康熙时期首次烧造，外形似唐代净瓶，雍正时期甘露瓶贲巴诞生，乾隆时期出现了“宝瓶”和“宝瓶加流”两种新造型。乾隆之后，瓷贲巴生产骤减。从田野调查来看，在藏地瓷贲巴的使用或与藏传佛教密教中的宝瓶仪轨相关，主要用于祈求神力的庇佑。贲巴是一种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型，且与“金瓶掣签”制度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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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家鹏.清宫藏有关“金瓶掣签”文物析[J].文物，1995（3）：72-78.

【作者简介】杨小语（1989—），女，重庆人，重庆大学讲师，复旦大学博士，东京艺术大学特别研究学生，研究方向：古器物装饰。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政治视域下明清官窑瓷器藏式装饰艺术研究”（项目编号：2018BS107）阶段性成果。

①“宝瓶”这一称呼，在笔者于藏地见到的使用情形及与一些藏民的交谈中可知，这一称呼有泛指宗教场合中使用贲巴瓶（壶）的意味。但严格来讲，“宝瓶”的典型器形是“金瓶掣签”中的“金瓶”这一外形，该外形的瓶在藏地也可称为“礼瓶”或“胜利瓶”，在无量寿佛手中时还可称为“长寿瓶”。宝瓶也可以在金瓶腹部添上一条流，这种外形的瓶在藏地亦可称为“礼瓶”。出自（英）罗伯特·比尔《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第207-209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②要指出的是，“藏草瓶”还时常被用来指称一种具有中西亚艺术风格的瓷壶，在明宣德时期颇为常见，这种瓷壶与西藏的关系并不大。

③“甘露瓶”强调了宗教场合贲巴瓶的喷洒“甘露”之用，故有此名。藏地还流传着一段关于“甘露瓶”的传说，莲花生大师在灵山上获帝释天的水晶甘露瓶，大师将瓶中甘露分给君臣，品尝甘露之地也获得名称为“年”，后来君臣们将甘露瓶之中的甘露喷洒在一座山上，该雪山也因此有了神力加持。出自（明）觉囊达热那他《后藏志》第2-3页，畲万治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④“沐浴壶”也会被用来称呼军持这一器形，虽然军持亦是佛教中使用的器形，但多见于内地与东南亚，与藏地关系亦不紧密。出自王建林，陈崇凯《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史》第2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

⑤出自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2）》第47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①出自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网址：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ceramic/226927.html。

②出自叶佩兰《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第143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③出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网址：http：//www.chnmuseum.cn/zp/zpml/201812/t20181218_23919.shtml。

④出自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6）》第236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①出自张国臣《密乘法海（精）》，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②出自康明《“金瓶掣簽”制度的由来》，载《紫禁城》1996年第1期32-33页。

③出自王家鹏《清宫藏有关“金瓶掣签”文物析》，载《文物》1995年第3期72-78页。

①出自西藏研究编辑部《西藏志·卫藏通志》第26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②出自豆格才让扎嘎《班禅世系的产生及历世班禅转世过程（下）》，载《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75-86页;吴云岑《金瓶掣签的设立及其意义》，载《西藏研究》1996年第1期3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