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安经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国特色”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笔者在中国知网用“中国特色”作为篇名进行检索，至2019年6月30日，共检索到50 607份文献，反映出“中国特色”这一主题深受理论界关注。这五万余份文献中，研究者基本上都是把“中国特色”作为一个既定的修饰限定词和“社会主义”连接使用，鲜有对“中国特色”这一概念作深入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要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谛，进而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谛，必须对“中国特色”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给予正确说明，否则，相关理论还算不上是一种彻底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也会带来困惑。

一、“中国特色”概念的形成表明党的理论探索实现一次重大飞跃

概念内涵的准确是理论确立的基础。在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我们党没有提出和使用“中国特色”这一概念，而是在不同场合使用“中国式”“符合中国实际”“适合中国情况”等具体说法。仅从词汇的表达效果上看，“中国特色”较“中国式”“中国特点”“中国特征”等语气效果更加鲜明，引发的思考也更多，但在内涵上,前者较之后者存在什么根本不同呢？“特色”不是新词汇，它早就存在于中国人的词典里。在我国通用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特色”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等。”[1]很明显，《现代汉语词典》中“特色”的释义仅仅位于事物的现象层面，没有进入事物的本质层面。一般说来，通用的词典关于一个词汇的释义是比较僵化的，而社会科学领域使用的特定概念所指称的实践却是丰富复杂和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所以，不能简单地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里“中国特色”的含义。我们也能注意到：在英文文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般被翻译成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aracteristic一词多指事物的特征，而特征还是停留在现象层面，并且，上述英译方式同样适用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译无法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差别，但在中国当下的语境里，两者是存在重大区别的。

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先后提出和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来表征一种新的理论成果和伟大实践，其科学内涵绝不能仅仅从字面上或词典中获得，而要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伟大实践的结合，或者说从现当代中国社会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中获得，毕竟，概念等主观辩证法要服从于实践等客观辩证法。这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正好就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逐步迈进自由王国的过程。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庄严地向全党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邓小平讲的“总结长期历史经验”，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经验。他讲这段话时，改革开放才进行了不到四年的时间，还谈不上长期历史经验。长期历史经验的时间区间，毫无疑问，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二大召开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先是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经验，但很快就发现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中国与苏联国情不同，毛泽东等人十分清醒地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实现第二次结合。1956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强调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鉴。”[3]《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但这个良好开端并没有一以贯之。

邓小平在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基本完成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根据党和国家当时面临的内外形势，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这一命题是对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思考的继续和超越。命题的关键在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一种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一种较资本主义具有根本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也必须是一种经得住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六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与时俱进的修订，将之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修订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只是少了“有”和“的”二字，但理论上的意义非常巨大，折射出一种强烈的自信，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选择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已经不再模糊不清，不再处于试错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再次点明主题，围绕“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在理论上科学系统构建，在实践上全面深入推进。实践的成功，反过来对指导实践的理论进行确证。1982年邓小平讲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更多的是表明一种“破”的态度和勇气，提出一种“立”的基本原则，即走符合自己国家实际的道路。那时，自己应当走的不同的道路究竟是什么样子，有哪些基本的规定性，还没有系统而明确的答案，还需要在实践中深入探索，在许多方面还必须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当以更简洁的方式来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我们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怎样扎根、生长、开花和结果已经有了很清晰的认识，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推进已经逐步从必然王国迈入自由王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4]中国让社会主义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中国特色”不是中国个性，而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至今为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的哲学基础，首先的和根本的观点是用事物的个性和共性的辩证关系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社会主义是人类的一种社会形态，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中国与世界上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的基本规定性（或者称作社会主义的类本质），这些基本规定性就是共性，缺乏这些基本规定性，一个特定的国家或社会就不能划归为社会主义类别。中国的社会主义又表现出若干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同之处，因此，有人认为这些不同之处就是个性，进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就是个性，或者说个性就是“中国特色”，并说其中的“社会主义”是共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个性加上“社会主义”共性。这种看似简单明了的理论论证其实存在重大问题，错误的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个性和共性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具体的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也存在缺陷。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个性和共性的辩证关系有明确的规定。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精辟指出，“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统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5]换言之，个性，指个别的、具体的事物之属性，其中不仅有它独有的属性，也有它与同类个体所共有的属性。个性包含了共性，个性离不开共性，因为任何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总从属于它的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不是外在于个性。任何事物，不管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不管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不管是已被主体认识透彻的，还是未被主体认识透彻的，都绝不是只存在让主体认识把握的共性，也绝不是只存在让主体认识把握的个性。在现实性上，都是无限丰富的个性和若干共性的结合体。前述观点说“中国特色”是个性，想用“中国特色”概念来说明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这一说法直接否定了个性之中包含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是个性的一部分的基本原理。同样，抛开“中国特色”来说“社会主义”是共性，会给人带来一种误解：这些共性可以独立于“中国特色”个性而存在。然而，无论是从理论方面，还是从现实方面观察，“社会主义”的共性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来理解“中国特色”，这是一种正确的思路，但是，有些人却用“中国实际”概念偷换“符合中国实际”概念。少了“符合”两个字意义大不一样。“**符合**”表征了一种价值关系，而“中国实际”作为一种客观实在，不包含明确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只不过是认识和实践的起点、基础和前提条件，更多的时候我们更强调“中国实际”中的现实问题与发展不足。因此，“实际”不等于“个性”，“中国实际”不等于“中国个性”，更不等于“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整体，不能机械地将其划分成两个部分来各自定义。共性和个性之间虽然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而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共性会转化为个性，个性也会转化为共性。绝不能把共性理解为与个性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有人认为，某某特征是事物的个性，因而它就不是事物的共性；某某特征是事物的共性，因而它就不是事物的个性。我们可以借用数学的方式来理解。共性就是这些数（事物）的公约数，这些公约数都是构成这些数（事物）本身的要素，不是外在于这些数（事物）的。所以，要防止两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和认识：一是把共性和个性割裂开来，二是把共性理解为从事物的外部强加或嵌入到事物内部的一些要素。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定概念也应当如此。

不少人从语言形式的角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中国特色”是限定和修饰“社会主义”的。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和共性的有机统一体，在哲学层面看，“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是相互限定的，不能分割开来理解。“中国特色”，只有与“社会主义”联结在一起时它才具有实质的意义，当它不与“社会主义”而是与其他的任何主义或者概念联结在一起，它就会失去重大而特定的意义，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词汇，并可以用“中国特点”“中国式”“中国风格”等来替换。即使要强调“中国特色”，也绝不能脱离“社会主义”这个限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其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不仅适用于中国，与中国具有相同相似情况的民族和国家都可以学习借鉴。“中国特色”是从中国这个客体来认识社会主义而呈现出来的一个整体面貌。它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它包含了若干中国独有的元素，表现出若干中国独有的特征，但它也包含着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共有、可以共享的“公约数”。

如果一定要给“中国特色”一个哲学上的界定，那么可以明确指出，“中国特色”不仅仅是个性，而是社会主义共性和中国个性的辩证统一。简言之，“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共性与中国个性的结合。没有结合，单从社会主义共性或中国个性一个方面，绝不可能形成“中国特色”。

三、“中国特色”形成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实际的完美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共性和中国个性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给予了充分的阐释，但是，“中国特色”的形成绝不仅仅在理论层面就能完成。结合，尤其是完美的结合，更多的工作来自具体的实践。结合，既表征一种行动，又表达一种结果。共性和个性结合的内涵是什么？具体怎样实现结合？尤其是怎样实现一种完美的结合呢？

从事物的本性来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一类东西，是理论，是“是”，是事物内部客观存在的规律性。中国实际又是另一类东西，表现为这样或那样十分复杂的历史现实，是在中国大地及亿万中国人身上存在的客观事物。如果两个事物属于一类东西，我们很容易理解将两者结合起来，或者是融合起来。但是两类不同的东西能否结合？又怎样结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实现结合必定要有一种科学有效的机制。

第一，结合的实质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建设者自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唯物的立场、人民群众的立场），采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观点（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唯物辩证的方法来观察中国实际（中国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及其问题），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持续的实践来改变实际情况，有效地解决存在的问题。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两个方面自动的结合，而是通过具有能动性的实践主体这个中介而完成的。

第二，实践是结合的核心环节。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也就没有真正的结合，最多只是理论的学习、宣传和推演。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能够解释世界，而且还在于改变世界，即通过活生生的、物质性的实践，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实践所产生的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就是结合的成果。从内容上看，该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效用上看，该成果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第三，价值判断贯穿结合的全过程。在结合的过程中，主体无时不在进行严谨的价值判断。任何主体在开展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或多或少都有价值判断的标准和机制。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坚信，对现实问题的认定，都是主体的价值判断。没有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机制，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就是浅层次的。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采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就会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机制，也才能从内心深处自觉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做好结合工作。否则，结合就会被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所左右，到头来，只能形成形式上的结合。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共性和个性结合的伟大成果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伟大结合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上看，它是一个不断丰富的开放体系，从实践上看，它是一个不断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变为现实的过程。当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中国特色”的科学内涵。

第一，特定的时空规定性。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问题而提出和形成的。它直接针对的是中国问题，而不是别国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中也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如发展社会生产力以解决经济文化科技落后、执政党（共产党）自身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等问题。中国特有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虽然不能“搬”到其他国家，但是此类有效用的理念、措施，是可以被借鉴的。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明了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之处体现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所包含的核心内容。

第二，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世界上先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的建设道路和模式不尽相同。上个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被历史推到了扛社会主义大旗的位置上，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经受住了长时间的实践检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检验是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甚至是发达的资本主义，都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

第三，特定的内涵的规定性。“中国特色”至少包含以下基本规定性，每一个基本规定性也都是共性与个性统一体。

一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唯物辩证的认识论转变为清晰的思想路线。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四个部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的重大现实问题给予内容的丰富和有针对性的强调。

二是坚持改革开放，统筹处理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不因打开国门而失去政治底线和防线，及时查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木马病毒”，不给敌人搞和平演变的机会。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与资本主义合作和竞争，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用实践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国有经济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发挥领导作用，其他各类经济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机制下积极发展。快速发展以现代科技为支持的社会生产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四是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旋律唱响唱红。旗帜鲜明地掌控意识形态阵地，坚决抵制违反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错误思潮，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大力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五是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持续改善民生。在社会建设方面，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执政党奋斗的目标，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努力维护和不断促进实现公平正义，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社会的发展进步。

六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实施新的伟大工程。执政党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科学化水平，破除执政党的特权，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以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五、结 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 70年辉煌历程。我们欣喜而理性地看到，中国开辟和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古老的中国和作为新事物的社会主义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展现出不可否认的制度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是社会主义战线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及理论体系，蕴含着时代的精神精华，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它将进一步深化和优化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也必将进一步在实践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