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屿

朋友常对林洙说：“你好命苦。”作为梁思成第二任妻子，她显然错过了梁公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文革”期间，外界或已无暇再去揣度她是否有“成为建筑界第一夫人”的野心，她一次次被训话，被要求与“反动学术权威”离婚，但她心甘情愿陪着那个“被抽空了灵魂”的孤独老人。如今，她也是耄耋老人了，但仍不遗余力推介着自己丈夫的学术思想，以让更多人看到它们的光芒，而她自己则始终活在光芒之外。

她是他的“眉爱”

林洙从来没有想过，那么温和体贴的丈夫，会如此严肃地和自己讲话。“不管你的问题多大，贪污了多少钱，只要你彻底坦白，我愿意也有能力帮你退赔，并且不会影响到今后我们之间的感情……但是如果最终你的话和组织的结论不一致，那我还是相信组织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完了。”

听着梁思成说完这些，又委屈又冤枉的林洙大哭一场。

那是1963年，她和比自己年长27岁的梁思成结婚不过一年。由于年龄、学识上的差距，外界对梁思成续弦非议颇多。资料员的身份、与前任丈夫的离婚，也是人们诟病林洙的主要理由，也有人揣度她的“野心”——取代林徽因，做建筑界第一夫人。而在那段日子，梁思成一直宽慰鼓励林洙，他承担了所有的责难与诟病。

好不容易“挨到”婚姻议论渐渐平息，林洙却在“双反运动”中，不明不白地卷入让她更加难堪的“贪污事件”，因而也就有了梁思成与妻子的严肃谈话。

那之后，梁思成选择相信妻子。“他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林洙说，几乎全系、全校、全建筑界都在猜测、耻笑梁思成的妻子是个贪污分子，他却能泰然处之，没有冷落她，反而对她更关心、更爱护。“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他，向我伸出了最温暖的手。当时我就想，为了这样一个男人，我可以付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梁思成1972年去世时，林洙只有44岁，但她没有动过再婚的念头，反倒是在丈夫去世后一年，她开始全力以赴整理他的遗稿，参与编辑、写作他的书籍，一做就是40年。

林洙的最新作品《梁思成心灵之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的前半部分是梁思成的古建调研报告，后半部分则是他与林洙的通信。虽然，那时的梁思成已年过六旬，但对妻子仍充满激情与真诚。他的细腻与温柔，甚至带些孩子气的可爱，全部跃然纸上。

梁思成带给林洙的幸福，即便是外人，也能从他们婚后一封封往来信件中略感一二。考察鉴真纪念堂地址时，梁思成在信中告诉他的“眉爱”(“眉”为林洙小名)，“一到扬州招待所，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发电报。”

绕不开的林徽因

无论林洙愿意与否，林徽因都是她无法绕开的名字。

1948年，20岁的林洙第一次见到了林徽因。那年，她在上海结束了中学教育，父亲写信给正在清华大学执教的福建同乡林徽因，托请她帮助林洙进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因为先修班那一年没有办，林徽因亲自辅导起林洙英语。

“林徽因这种女人，几百年也出不了一个，我则是个很普通的人。”林洙自称是“没有学历没有官职的小小资料员”，她对记者说，“尽管林徽因有很多人爱慕，但梁思成对她的爱，是非常非常深的。这一点，我很欣赏。因为对一个人的爱，是人一生中很重要的。”

因为爱，所以爱。正因爱着梁思成，林洙也全无芥蒂地赞美着林徽因，就如同她谈及一些问题时，常会说：“这一点，我绝对站在思成这边。”她评价林徽因是自己“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最有气质的女人。”“是热爱与崇敬的师长。”

在林洙面前，梁思成从不刻意谈，或刻意避谈林徽因。就像他在写给林洙最初的“情书”中，也引用过林徽因的诗句“一串疯话”。他也会和林洙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而“普普通通”的林洙，带给晚年的梁思成，或许是另一种感受。他们婚后的合影并不多见，唯有的几张中，梁思成穿中山装，林洙穿花布棉袄。他们留最普通的发型，对着镜头，普普通通地笑，如所有寻常夫妻一样。

晚年的林洙回忆往昔时，仍觉得“只要抛开世俗的烦恼，我们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这是我过去从没有体会过的，和一个人在一起，可以那么快乐。”“他是那么尊重我，爱护我，保护我……我们毫无顾忌地交换思想与看法，我们纠正对方的错误，也接受对方的批评，这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享受到的。”在林洙眼里，梁思成给她的热情胜过任何年轻人，“思成那么乐观、诙谐、朝气蓬勃”。“他有说不完的笑话和小故事”。然而，“文革”来了，梁思成与林洙那些寻常美好的小幸福再难继续。一次次被训话，一轮轮的揭发检查，首先垮掉的是梁思成本就病弱的身体，再之后，他失掉了曾经的风趣。梁思成的“建筑观”与“教育思想”被砸得粉碎，这使得他成了一个“被抽掉了灵魂的人”。

“这样一个人，我如获至宝。”

梁思成去世后，林洙时刻都在想他一生的功与过。

在她看来，丈夫留下的古建调查报告，是后人继续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于是，林洙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要求修改《辞海》中有关梁思成“反动权威”的条目；其二，她希望整理出版梁思成遗著。邓小平很快将信批复有关单位，“梁思成文集”编委会随后成立，林洙负责选配文集中所有图片。

林洙说，梁思成在她的心中并非一个固定的形象。“文革”前，她看到的是丈夫的温柔体贴；“文革”时，她则体会到他的正直严肃。“永远实事求是，从不落井下石”。“这样一个人，我如获至宝。”

当真正开始通读梁思成的著作后，林洙发现，“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形象，实实在在矗立在自己眼前。”

“为什么他能准确地判断古建筑的建筑年代?这与他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对各个时代书法、绘画、雕塑、陶瓷器皿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他常说，调查古建筑要有敏锐的时代感。”“他的《大同古建调查报告》，长达22万字，通过这份报告，可以看出他已经吃透了宋辽时期的建筑，并已读懂了《营造法式》这本‘天书’。”“1946年，他赴美考察讲学，回国后决心办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建筑系。过去建筑系就是设计房子，他则提出‘人居环境’。”

谈起梁思成，林洙有说不尽的话，但谈到自己，她却话不多。或许，她只是觉得，她做了为人妻分内之事。林徽因的母亲一直和梁思成、林洙住在一起。梁思成走后，林洙照顾老太太，直到她90多岁去世。

虽然后半生的时光几乎都在推介丈夫的理论与思想，但林洙仍觉得，梁思成的成绩并没有得到足够肯定。“他不光是一个古建筑专家，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城市规划学家、美学家、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