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褚蓥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引言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西方的慈善事业不同的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却一直不温不火，几乎从未引起太大的社会影响。而且，更令人奇怪的是，中国最早的慈善机构是在南北朝时期创办的，即由南朝梁武帝萧衍创办的孤独园。为何到南朝梁时期才出现了中国第一家慈善机构呢？

二、孤独园背后的慈善历史嬗变

据史所载，我国最早创办慈善机构的是梁武帝萧衍（464——549年）。萧衍以崇尚佛教而留名于世，曾多次舍身出家。特别是到他执政中期以后，他对门阀贵族采取放任其发展的态度，对政事不闻不问，一味崇尚佛教，甚至大肆向寺院布施钱财。也正是因为他对政务放得太松，才使得境内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到最后给了降将侯景以机会，发动叛乱，直至酿成台城之围的惨剧，直接造成南朝梁的覆国。

按道理来说，这么一位皇帝，又如何可能创办我国第一家慈善机构呢？可是历史的荒诞之处正在于，他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慈善机构的创立者。据《梁书·武帝本纪》记载，普通二年（521年）正月，梁武帝在京城南郊行祀天礼后下诏：“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

这份诏令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这份诏令下发的时间是公元521年，而萧衍是在公元502年上位，到公元549年被困死在台城的。所以，公元521年已经是他执政的中期。这个时期正是他的思想与执政策略起大变化的时期，而这份诏令就隐隐地折射出了这个意思。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中再予以详述。

第二，这份诏令下发的对象是南朝各郡县的长官，萧衍是要求各地政府来收养“单老孤稚不能自存”者，具体的收养内容是“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 身”。

第三，作为表率，他首先在京城建康（即现南京市）创办了“孤独园”。这个孤独园的作用就是收养上述“单老孤稚不能自存”者，予以赡养，直至“终年 命”。

这里需要特别提一句的是，由政府出面临时性地救济贫民，这在历史上是有过先例的。比如，据《晏子春秋·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谏第二十》记载，齐景公听从了晏子的劝说，拿出谷物和衣服来赈济贫民，“乃令出裘发粟，以与饥寒者。令所睹于涂者，无问于其乡；所睹于里者，无问其家；循国计数，无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 岁。”

到汉武帝时期，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史记·汲郑列传》载：“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

但是，由政府出面，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一项慈善事业，乃至集中建立一批慈善机构，这在史上的确是没有先例的。南朝梁武帝萧衍的这一做法的确是一个历史创举。而他的这一创举便也将中国的慈善史划为两段。在它之前，中国并没有什么成建制的慈善事业出现，也没有成规模的慈善机构创办。而在它之后，中国出现了不少规模较大的慈善机构。

比如，据史料记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曾下令在长安、洛阳二京设置“病坊”，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年乞丐。到唐末，“病坊”改称为“悲田养病坊”，也称“悲田院”。在那时，所谓“悲田”，是指人们以悲悯之心布施贫困者。但是，这里的悲田院，其性质、职能与孤独园相近，也是官营的机构，而不是民间设立的机构。它的开支主要由国家拨付。不过，与孤独园不同的是，悲田院的主持人多为僧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唐朝崇尚佛教，而佛教又讲慈悲为怀，所以将悲田院交给僧人管理在当时是最为合适的一种做法。

但是，唐朝末年曾出现过武宗灭佛的事件。据《旧唐书·武宗纪》载：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勒令僧尼还俗，悲田院一时无人主持。于是，在当年十一月甲辰，武宗下诏，规定长安、洛阳两京的悲田院，由地方长官选派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主持其日常事务，将没收的寺院田产作为救济，以供悲田院的开支。于是，在武宗时期，悲田院便从僧人手里转到了政府的管辖之下。

到宋代以后，政府也设立了类似的机构。在北宋宋仁宗嘉佑（1056——1063年）之前，京城开封已建东、西福田院两座。在宋仁宗时期，出于仁政爱民的角度考虑，在嘉佑八年（1063年）又增设南北福田院，收容老幼废疾之人。于是，在宋朝中期，京城周围便已建成福田院4座。每到隆冬时节，主管福田院的官吏，就会走上开封的大街小巷，把流浪街头的孤儿、无依无靠的老人以及乞讨的贫民一并收容到福田院，供给食宿。

到北宋末年，也即宋徽宗时代，宋代的慈善机构又出现了新的景象。由于皇帝非常重视慈善事业，北宋的慈善机构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也日渐扩大，收养的老人、幼儿人数比此前有了大幅的增长。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记载，崇宁四年（1105年），宋徽宗曾下诏，命各地州府都建立福田院，以收养50岁以上的孤独老人。次年，全国各地的福田院改名居养院。居养院收养的老人，每人每天可得米一升，钱十文。之后，居养院普及到了县城。

由上述，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慈善机构是从萧衍之后才大量出现的。所以，萧衍是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点。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历史发展到萧衍时期，会突然出现如此大范围的慈善机构建设呢？

三、中国历史的一次大变动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要先了解南朝梁所处的时代。南朝梁所处的时代，正是南朝的阀阅力量不断遭到破坏的关键时期。所谓阀阅，是自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一股社会力量。阀阅也就是大宗族，它们以名教为合法性之基础，以血缘身份为准入之标准，以察举制为控制工具，牢牢地掌握住了自东汉以来的社会顶 层。

阀阅的形成促成了社会资源的大量集中与人口的大量聚集。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当阀阅占据大量土地后，便会产生出规模重大的失地农民，也即流民。这些流民无谋生之路，只得投身于豪门之下，“附托有威之门”。汉史名家唐长孺指出：“东汉以来，江南宗族中产生了豪门地主，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僮仆……户口耗减的严重性弄到‘少有丁夫’的程度。”这些投身于豪门的民户的地位在常人之下，是为奴婢。文士自然会以很多文雅的名字来称呼这些奴婢，比如案比、部曲、佃客等。但这些都不过是奴婢的不同说法，其本质相差无几，皆指依附强宗之人。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唐末才真正结束，但到南朝梁时期出现了重大的衰落。

大量人口集中到阀阅之下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南朝以前的政府是几乎没有固定的社会救助职能的。虽然政府会临时性的救助流民，但却并没有这一项固定的职能。第二，之所以政府没有这一项职能，是因为社会上有一个强大的主体存在，替代政府承担了此项职能。这个主体也就是为数众多的强宗。

但正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强宗阀阅发展到南朝，却出现了重大的衰落。而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在东晋时期长期的内讧，给了寒门以可乘之机。于是，以侯景为首的寒门势力乘机发动了战争，大肆屠杀豪门，给予强宗以重创。于是，强宗在人口承载能力上便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而这些被挤压出来的人口又无依无靠，只能由政府来承载。这是南朝梁设立孤独园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仅凭这个原因还不足以解释孤独园的产生。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理解上，慈善是家族内的事情。而既然是家族内的事务，哪怕是国君要给予布施，也不能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圈养人口。所以，这里面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要理解这一点，就要理解佛学对于儒学的冲击了。自东汉明帝以来，佛教逐渐进入我国，到南朝梁时期发展到一个小高潮。萧衍是以笃信佛教出名的，也自认为精通佛学。他曾组织开展过著名的“神不灭论”与“神灭论”之争。这也是中国佛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佛学是没有家庭观念的，比如《四十二章经》开头第一句就是“辞亲出家，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但佛学又讲究三施，其中有一施是财施。又不讲究家庭观念，又讲究财施，两者相组合，便也就塑造出所谓的社会性救助机构了。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萧衍及之后的慈善机构，便可以理解为何它们都带有佛教的元素了，比如悲田、福田，这些名词都来自于佛教。

综合上述两股历史长流，即从宗族到政府，从家族到社会，便也成就了中国慈善史的一次重要转型，即社会性慈善机构的成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