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利

三寺村位于宝鸡西山赤沙镇，距离宝鸡市区70千米。全村869人(2016年数据)，以吴、付、任等三大姓氏为主。西山属于秦岭山脉向西的延伸部分，与祁连山脉之陇山相连，沟大山深，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历史上三寺村建有三座寺庙，历经沧桑变故，现在村内仅存一座蛟龙寺，但如今三寺村人依然与庙宇有着密切的心理关联，在古朴的生活方式中持存着对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传承上演武二杀嫂、斗杀西门庆的“快活”，心中保持着一份令人敬畏的信仰和人神天地和谐共生的渴望。

信仰是人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对某人、某物的信奉和尊敬，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信仰是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种心理情绪，通过人的情绪激发出相对恒久的渴望。信仰可以转化为一种心理能量，它使信众产生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能够超乎寻常地实现某种难以完成的设想或愿望。宝鸡市三寺村人具有浓重的巫术性信仰文化心理，村民们在三年只演一次(一天)的血社火时间跨度中，表现出他们强烈的心理信仰和文化向心力。

一、惩恶扬善：“快活”的命名阐释

社火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陕西、山西、甘肃、青海、辽宁、河北等省区均有传承，具体形式随地域而有较大差异。凡民众在节庆期间本于祭祀祈愿的鼓乐表演活动，统称为社火。宝鸡社火入选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民间传说和戏剧故事为题材，通过一个或一组人物表现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为一转社火。社火脸谱、服装和把杖是社火表演的三要素。

宝鸡社火是民间传承久远的一种审美文化活动，它既与远古宗教祭祀相渊源，又和人们对土地的感念密切相连，更有历史传说、戏剧表演内涵相伴随。从古至今，宝鸡地区的民众每逢节庆活动，尤其是春节、庙会等信仰性祈福活动，就会成立社火会，组织社火表演，将农耕民众的饮食、娱乐和心意信仰整合在一起，使民众的生活文化呈现出传统礼仪及其人文生态特点。所谓人文生态，是在尊重人、肯定人的生命的前提下，坚守一种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法则。因此，春节期间的社火表演祈望天地人神和谐共生，具有“节庆”遗产的狂欢特质。

独具特色的三寺村“快活”与宝鸡一般社火有所不同。虽然“快活”也有社火脸谱、服装、把杖作为表演的三要素，但却单演一个武松杀嫂、斗杀西门庆及其打手的血故事。化妆师运用魔术技法进行造型，通过刀劈斧砍、剑刺凳扎、利剑穿腹的装扮，表现出血腥的“杀人”场面。武松怒举潘金莲，脚踏西门庆，一把把刀叉剑斧刺进打手头颅的血淋淋的画面，通过脸谱化妆、道具装饰和演员在车上的造型，逼真地表现出来。

三寺村人对血社火的由来及其命名说得清，但对其源起的根由却道不明。清道光年间(1821-1850)，一位河南籍游乡串街的铁匠，在三寺村打铁时得了重病。村里吴姓有一个东家叫吴穷汉，把他留在家里，请郎中看病，精心照顾，村里人也常来看望呵护。铁匠病好后心存感激，为报救命之恩，就将血社火的妆演秘诀及技法相传授并帮助打造了所需铁器道具(13件)送给吴家，说耍“快活”能驱灾避难、保佑村子平安吉祥。这套道具和化妆秘诀及游演技法在吴姓家族传承至今，成为吴姓家族的传世艺业。

一出武松杀嫂、斗杀西门庆的故事为何叫“快活”？河南从古至今都没有血社火流传，那个河南铁匠如何知晓这个演艺绝活并将这门手艺独独传给陕西宝鸡三寺村的？其实，血社火是三寺村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的用名，村里人一直把装社火叫扎快活。所谓扎就是将斧头、剪刀、铡刀等凶器化妆时扎入扮演恶者的头部、面部及腹腔之中，呈现出鲜血淋淋、森煞恐怖的“杀人”场景。这一社火扮相充分表达了三寺村人疾恶如仇、惩恶扬善的思想情感。不叫社火而取名“快活”别有深意。一是谐音《水浒》地名“快活林”，二是取社火游演的主题意义，即铲除恶人人心快活。血社火命名“快活”不仅表达了除暴安良的主题，而且区别了它与传统社火的类型，颇为贴切。三寺村人在“快活”游演时，也装扮1-2组社火身子(人物)，多为周文王、武王、姜子牙，或为黑虎、灵官，其寓意显在，以古喻今，以正压邪。他们将“快活”与社火分辨得很清楚。

血社火并非三寺村一家独有。经查检文献和网上搜寻，陕西还有关中西府陇县阎家庵村、兴平市汤坊镇许家村、关中东府合阳县岱堡村、蒲城县苏坊镇、大荔县的几个村镇等装扮游演过血社火。山西洪洞县小河村“拆楼”和临猗县田村的血故事亦是一种血社火表演形式。(1)张西昌：《血社火民俗的“行为表达”与“事件性”特征——以山西省洪洞县“小河拆楼”为个案》，《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民间对血社火的称谓形象传神，如“快活”“八扎”“把斩”“血故事”“拆楼”等，从中不难发现当地民众对这种独特艺术形式的切身感受。不管这些社火类型各地叫什么名称，仅从装扮技艺和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没有比三寺村演艺历史更长、技法更为古朴娴熟的。

血社火是民间艺术的奇葩，学界对血社火已有些微研究。在知网所检索到的十几篇研究性论文，大多从古代血祭、人牲的仪式转换角度，探讨这种民间艺术与古代祭祀的关系，认识到血社火与古代人性血祭的联系。(2)具体如张西昌：《视觉暴力：血社火民俗的形式要素探析》，《民族艺林》2016年第4期；李永平：《“血社火”历史文化新探》，《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王琼：《人牲与血祭——宝鸡血社火的地缘历史文化追溯》，《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一些研究虽然描述了道具化妆形式，但因血社火的传承戒律从不展示“上道具”秘笈，故相关研究只能绕说“幻术”神秘作结。总体上，已有研究多限于见闻基础上的文献整理和学理推衍，田野调查的细密考证不足，缺乏对血社火从化妆到游演的全程观察记录，以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的心理探寻。本文在多次深入三寺村调查采访和专题拍摄《快活》全程游演的基础上，着眼于血社火与血祭原型、三寺村人信仰心理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

二、祈福平安：社火游演原点透视

三寺村人淳朴，待人坦诚。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嗜好不多，但逢节庆大事，都要去庙里烧香磕头、祈福平安。在他们心中，个人和村落像四季一样都有节口，每年的春节就是大的关口，需要用心祈福“通过”，而“快活”就是全村人行礼通关的最大活动。从1986年起，三寺村社火游演统归社火会组织，社火会由全村所有姓氏村民组成。每次游演行程及其安全保障由村里负责，选身子(演员)、化妆、服装、道具等具体事宜由三个会长负责，而化妆和上道具的细密活儿则依然在吴姓家族男性成员中秘密传承。

“快活”和神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蛟龙寺位于村中相对平缓地带，三间大瓦房内供奉着菩萨神像，除了春节和每月的初一、十五村民上庙里祭拜以外，每年二月十五还举办庙会两三天。除了蛟龙寺，三寺村与其它村落还共管一座寺庙兴平寺。兴平寺坐落在赤沙镇东口，距村约10华里，供奉圣母塑像，是三寺村人外出的必经通道。三寺村“快活”在赤沙镇游演，每次都是从兴平寺化妆出发，回到兴平寺卸妆。如果在村内游演，就在村委会化妆，到蛟龙寺卸妆。在寺庙卸妆是扮演“快活”的传统和定规，无人质疑和改变。“快活”开演第一项是化妆好“探马”到庙里烧香祭拜，最后一项是在寺庙卸妆，这是一个完整的游演程式。即使受邀到外地游演，也必定遵循这个定规。整个游演过程犹如一个大的仪式，明显地区别于其他社火类型的表演，这显示出三寺村人的心意信仰和行为寓意：借神灵的威力抑恶扬善保平安。正如传承人吴福来在提到石家滩村为何要请他们前去表演时所说的那样：“因为村里老出事，就让社火班子去表演镇邪。还有的家庭有人身体不好，多害病，他们专门寻找来，装身子演社火。”(3)赵德利等编导摄制：《中国节日影像志·快活》(未公开发行)，2016年。

三寺村的春节简朴而又热闹。村里人在家族团聚拜年之外，过年的喜庆心理蓄积为一种渴望的狂欢冲动——耍快活。表演社火是他们最开心得意的节目。三寺村血社火从化妆到游演，热热闹闹，所有人都处在和谐的游戏欢乐之中。就连整个社火游演的起始仪式烧探马，也都在春节的欢快情绪下进行。“探马”出自戏剧《火焰驹》。“火焰驹”原为一匹良马，奔走时四蹄生火，在剧中有奔走传信功能。马主人艾谦是一位急人之难、知恩必报的义士，剧目用这匹神骏来衬托义士的高风亮节。“探马”极有灵性，遇到猛兽大虫，或是敌情，就会低鸣报警，通风报信。在“快活”装扮游演中，三寺村人将人与马融合为“探马”，以此“开路”，通风报信。“探马”属于社火身子，在化妆时，使用红色间黑的颜料描画“探马”的脸谱，用黑色间白勾画“探马”的眼睛和耳朵，象征着探马的忠勇沉稳和耳聪目明。

“烧探马”是“快活”游演的第一个程式。笔者参加了2016年正月初十三寺村血社火在村内的游演。画好脸谱，穿上服装，“探马”手持马鞭乘三轮农用车前去寺庙进香祭拜，社火会长和庙会会长在车前引路前往。车上除了“探马”，还有1个打鼓人，1个敲锣人，1个打镲人。“探马”持鞭扮相站在三轮车上，探马车一路打鼓敲锣直奔蛟龙寺。到达寺庙后，“探马”下车径直走到庙里菩萨像前，跪地烧纸。庙会会长在旁边点燃香，一根根插进香炉中。待所带一捆黄表纸烧完，“探马”就地磕头跪拜三次，起身退出蛟龙寺，一干人马上车重返村委会化妆室。整个祭拜仪式庄重简洁，并不做言说祷告，也没有放炮。虽然宝鸡地区的社火游演，许多社火队也有探马身子在队前引路，但是，一般社火队都没有去庙里烧香祭拜的环节。三寺村社火显然具有自己独特的程式，表达着与众不同的文化禁忌心理。简言之，三寺村社火队因扮演“快活”，要在大路上行进，三寺村人要借忠勇灵慧的探马“开路”，通风报信，祷告各地方神灵保证“快活”通达。烧纸祈福也是为了扮演“身子”的村民不被恶人魔鬼所伤，保佑他们平安，这其中又隐含着民众对血社火所扮的“死人-鬼灵”的心理忌讳。

宝鸡地区社火游演有许多礼仪性的互动讲究。社火车队到达某单位或商铺门前，该单位会赠送“礼品”，以示感谢。小型社火在乡村游演时，许多人家争相邀请社火身子到家院游耍，为其家祈福消灾。通常，人们多邀请仁义忠勇、吉祥智慧的社火扮相，如观音菩萨、财神赵公明、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等，尤其是红脸关公，既是忠勇武将，又是财神，人们倍加欢喜，争相迎接，自觉喜气盈门。宝鸡人虽然喜欢观看血社火，但是一般单位、人家又不愿意把“快活”请进单位和住家院子游耍，这其中隐藏着一种秘不示人的信仰禁忌心理。从明面上说，武松血刃西门庆和潘金莲，虽然大快人心，但是以血淋淋的人物扮相而言，没有人乐意在家里欣赏这出阴森恐怖的斗杀戏。毕竟过年时节，人们都喜爱吉祥欢快的社火扮相。至于在村口、大路上游演血社火，人们为何不避讳，那是因为社火用人牲血祭敬拜天地神灵，驱赶鬼怪妖魔，这样的仪礼自然会被欢天喜地接纳迎送。这是一种民间信仰心理的真实流露。

三、血祭原型：人神天地和合共生

“快活”化妆游演始于烧探马，卸妆于寺庙神殿前。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理情结？究竟隐含着怎样一种信仰心理？在调查过程中，我一直在叩问、追寻这个谜底。虽然三寺村人并不追究这个问题，但他们传承了上百年的社火游演程式却分明记录着祖上秘传的符码，而他们不问缘由的行为方式也在重复着一种心理认知。这或许就是荣格所揭示的原始意象-原型心理。“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种形象，或为妖魔，或为人，或为某种活动，它们在历史过程中不断重现。凡是创造性幻想得以自由表现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踪影。因而它们基本上是一种神话的形象……这些原始意象给我们的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赋以形式，可以说，它们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4)[瑞士]C.G.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增订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6页。荣格明确分析了原始意象或原型的形式和渊源，它是祖先们在生存活动中反复运用，最终沉积于心底又可通过后来的心理启唤呈现于心的思维、行为及心理意识。

巫术是借助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控制的方术。巫术作为一种原始思维的形式，曾经在远古人类的生活实践中广泛运用。巫术的操控仪式常常采取象征性的歌舞表演形式，表现某种超人的力量，希图达到预期的目的。“当人们认为其行为能够强迫超自然以某种特定的而且是预期的方式行动时，人类学家就把这种信念及其相关的行为称为巫术。”(5)[美]C·恩伯、[美]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彬彬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84页。巫术并非仅只在古代社会使用，在今天亦有人按照巫术思维行事。在当今民间社会，除了像庙会、祭祀等宗教信仰性活动，原始巫术思维与信仰形式大都隐匿难辨。但是，当我们透过民间的祈福性仪式活动，却可能发现隐匿于表象活动之下的巫术信仰及其思维原型。尤其是宝鸡作为周秦文化的发祥地，自古以来就传承积淀了丰厚的礼乐文化遗产，民间的庙会祭祀讲唱、戏曲、社火等就是以歌舞演艺类形式，持存了许多先祖文化的心理原型。它们所反映出的古朴的民间信仰内容，也是巫术思维在动机和行为层面的反映。

信仰需求比物质满足更具能动力。民间的巫术性信仰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一种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为完成某种共同目标起到行动指南性功用。三寺村血社火游演犹如一个庞大的血祭仪式，形式庄重而又鲜丽，氛围肃杀而又热闹，内涵却意在通过人生关口。人生如竹，人的一生要经历无数次“过关”“通过”的礼节和仪式。名目繁多的人生礼仪，法国民俗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称之为“通过礼仪”。他在《过渡礼仪》著作中对门与门坎、待客、怀孕与分娩、诞生、童年、青春期、成人等人生礼俗作了礼仪内涵的阐述。“每一个体的一生均由具有相似开头与结尾之一系列阶段所组成……其中每一件事都伴有仪式，其根本目标相同：使个体能够从一确定的境地过渡到另一同样确定的境地。”(6)[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页。从“通过”特质可以看出，人生礼仪与人的一生相始终，表现出浓重的心意信仰民俗的精神超越的特征。“人生礼仪作为社会民俗的仪礼，在实践中往往与信仰民俗发生极大关联，全部仪式所包含的社会特征与信仰特征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多样、多重的民俗结构。”(7)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三寺村社火会会长吴斌的话道出了三寺村人的信仰实质：“我们老辈子传下来这个神庙和快活融在一起，就是信仰这个。对神相信得很，莫(没)儿的到爷殿去求儿，家庭有病的就烧点嘎子，把病情化解嘎子。惩恶扬善，一直保持到现在。我村子人因此很和谐、很团结。”(8)赵德利等编导摄制：《中国节日影像志·快活》(未公开发行)，2016年。

从社火的脸谱、扮相和表演形式，可以联想到原始时代创生的文面、文身、巫术、祭祀、傩戏和祭社等仪式性活动。可以说，社火源于原始巫术思维，是对土地与火的崇拜而转化成的祭祀性仪式活动。祭祀是按着程式置备供品，向神灵致敬和行礼，表示崇敬并祈求保佑。宝鸡是周人迁徙定居发展壮大的地方，周人的礼乐文明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周人的祭礼较之前朝更加规范和制度化。《周礼·地官·牧人》有云：“凡祭祀，共其牺牲。”(9)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这种牺牲，多是动物，但也有人牲。人牲是用活人作供品来祭祀。人牲作为一种祭祀制度曾经广泛流行，安阳殷墟的侯家庄商王陵区，就出土有数以千计用活人祭祖的祭祀坑。到西周时期，这一祭祀方式仍有沿用。社火是一种祈福性表演，原本就和祭祀密切相关，而三寺村的“快活”形式又与人牲及血祭的祭祀内涵相渊源，隐含着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原型。

牺牲与血祭是密切相关的祭祀方式。血祭，又称红祭或生血祭，杀牲取血以祭神，是古代吉礼的一种。(10)古代的五种礼制，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祭祀之事为吉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军旅之事为军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合称五礼。吉礼为祭祀之礼。《周礼·春官·宗伯》：“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11)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75页。即用吉礼祭祀天下各国的天神、地祇、人鬼(祖先)，以血祭来祭祀社稷、五祀、五岳。一般是宰杀牛、羊、马等动物作为牺牲敬献神灵，也有先用动物祭祀，然后再宰杀的。血祭中还有一种被称为“大红祭”的，专指杀活人作为牺牲以祀神。三寺村血社火以武松斗杀西门庆及其打手的血腥造型，突出武松刚正英武神像，13个打手被刀劈脑门、砖插额头、利剑穿肚致肠子外流的造型扮相，犹如古代祭神之人牲。人们目睹却并未感到惊恐意外，反而驻足围观赞不绝口，显然每个人的心中都能容下节日关口举行的祭祀通过仪式表演。

血是生命的象征，尚血意识及其相关仪式是原始人类对生命古朴认识和崇拜的产物。血是巫师通天的法器与媒介，对于沟通天神具有特别的功能，用血祭祀神灵也就成为首选和必然。《礼记·礼器》：“君子曰：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飨腥，三献焰，一献孰。是故君子之于礼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12)(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654页。郑玄注：“近人情者亵，而远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飨，祫祭先王也。焰，沉肉于汤也。一献，祭群小祀也。血、腥、焰、熟，远近备古今也。尊者先远，差降而下。至小祀，熟而已。”(13)(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654-655页。祭祀用牲尊卑等级严明，祭天用犊，先荐血后荐腥，有血有肉。祭祀先王用鲜肉，祭祀社稷用沉汤肉，祭群小祀用熟肉。总体来说，周人之血祭用于祭天、祭地和祭祖先，“在天、地、族三大祭中，血用以诱神、歆神之功能相同，只是名称相异而已”(14)杨华：《先秦血祭礼仪研究——中国古代用血制度研究之一》，《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3期。。关中是西周的发祥地，周礼文化沉淀深厚，影响深远，无论日常生活，还是信仰礼仪，均有传承。

血作为一种生命象征，不仅影响人对红色的心理取向，而且沉积在人类的信仰心理中成为挥之不去的意象原型。河南铁匠在三寺村得大病而不死，犹如人生通过死亡关口，体验到人生由生到死、由死转生、生死转化(轮回)的心理意识。正是这次经过分离、过渡，重新统合出新生命的过程，启唤出他心里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原型。他传授给三寺村人装扮“快活”的秘笈，其实是要运用耍“快活”的方式，以西门庆、潘金莲和打手的形象作为祭祀的牺牲，血祭神灵，祈望神灵赐福保佑三寺村人，“通过”年关平安幸福。这种心理意识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自然、社会、人生、心灵有冲突，故需导向融合。融合使冲突得到调整、和谐，而出现新的情境、生境和天境等，而获得正面的价值和意义。”(15)张立文：《和合与东亚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它既是民众的生存选择精神，也是一种民族的思维特质和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核心。从社会伦理层面理解，“快活”惩恶扬善、传承技艺，共建人神天地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亦符合这种民间艺术活动的内在特质。文学形象是原始意象的重要载体，社火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同样凝聚了祖先无数次重复的经验，作为一种心理原型，它在社火游演中以血祭形象重构原始的家园礼仪秩序。正因此，被选为快活“身子”的青年虽然扮演“死人”，但却十分愉快地接受，正如村民吴德宝所说的那样：“我被选为这个身子很高兴。我扮演的虽然是个打手，却可以避灾避邪，每个人都喜欢。我头上戴的这个铡刃有四五斤重，有时头两边都能磨出血泡来，但我心里也非常高兴，能坚持到底。”(16)赵德利等编导摄制：《中国节日影像志·快活》(未公开发行)，2016年。从朴实的话语中，不难察觉这个村民心中沉积的三寺村人共同的文化信仰。

四、结 语

三寺村人因信仰而接受传承血社火，这一结论应不为过。至于河南铁匠留给三寺村人的道具，可以说只是“快活”源起的话语由头。周礼文化发生地的陕西关中(由西府到东府)存储了历代朝廷和民间人牲与血祭的事象，西府和东府的民众在庙会祭祀、春节祭祖等节庆活动中，通过牺牲和血祭仍在持续再现吉礼的礼仪程式。只要拥有浓重的民间信仰和某个机缘，其他村落也会传承血社火。三寺村人把武松斗杀西门庆的故事用“艺术”的方式承载了祭祀献牲、祈福安康的心理内容，直观表达了扬善惩恶的伦理古训。关中东府没有铁匠生病传授血社火技艺的传说，却同样生发了演绎其它血故事的民间社火游艺活动，这间接地证实了民众心理的人牲与血祭的集体无意识原型。鲜红的血液凝结着先祖们渴望种族生命传承的巫术技艺方式，并通过后人以血社火的歌舞演艺形式留存在关中民间社会，年复一年在春节节庆时，展演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祖先)的盛大活动，祈望人神天地和谐共生，人人家家幸福安康。三寺村党支部书记任永生在采访中的一段话，道出了三寺村人的心理认知：“我们村子这个社火看起来是血淋淋的，很血腥，很恐怖，很逼真，这就是血社火的主要特点。由此告诫后人不要作恶，否则这就是他的下场。这个社火的真正含义是，惩恶扬善，弘扬正气，构建和谐社会。希望大家从此之后和睦相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共建美好家园。”(17)赵德利等编导摄制：《中国节日影像志·快活》(未公开发行)，2016年。任永生的朴实话语可以看作血社火传承的当代社会释文。由血祭神灵祈福到惩恶扬善警示，这种心理转化既是拥有血社火技艺的农耕村落民众在春节持牲(牺牲-血社火-祭品)祭祀通关的显证，也是当今社会民众通过快活表演链接古今文化传统，在心里实现人神天地和谐共生心理愿景的一种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