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深刻分析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深刻认识这一“变局”的丰富内涵，牢牢把握“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重大机遇，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客观需要，也是推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内涵

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界从变局的起点、时间跨度、内涵及实质等多方面进行了解读。虽然学者们的阐释路径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普遍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性机遇。

首先，从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对比中看。清末，李鸿章无论是提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都是中国国运由盛而衰的转变。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长期居于东亚的中心地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鸦片战争导致中国走向衰败，并逐渐被强大的工业化西方列强蚕食，中国与西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反转。而我们今天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则是经过中国人民的不懈奋斗，中国有可能迎来近现代史上由衰而盛的历史性转折。如果说晚清时期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而言是一场危机和挑战的话，那么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更多的是一种机遇。两种说法含义迥然不同，后者反映和强调的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凤凰涅槃的崛起重生之路。

其次，从中美力量对比的视野中看。20世纪的一百年，大事如潮。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既是美国从英国手中获得全球化主导权、引领称霸的世纪，也是美国霸权从兴起到衰落的世纪。贯穿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主轴的，就是美国霸权的兴衰。与英国霸权的衰落不同，美国霸权的衰落不是因为西方世界内部力量发生了变化，而是由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导致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国际格局向均衡化方向发展的结果。2008年之后，世界上东西南北的力量对比和财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北方富国正在沉沦，中国代表的东方世界和南方国家快速发展，双方力量对比出现了均衡发展的局面，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格局层面最为鲜明的特征。

因此，以“中国机遇论”为着眼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本质上说是一个过渡期。在这个“变局”的时代中，如果我们能把各种关系处理好，这个“变局”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助力和机遇；但是如果不慎或者处理不好，“变局”也很有可能成为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羁绊。中国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概念的根本意图，是理顺中国崛起的理论逻辑和概念框架，以期为中国的崛起和发展腾挪出国际话语的空间，归根到底是要为崛起的中国框定历史方位和时空坐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

学术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未来发展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大变局”的走势关键取决于未来30年。而从国内国际两方面来看，“大变局”下的利我因素具有延续条件。

首先，从国内因素看。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将在2021年左右成为高收入国家；到2030年左右，中国GDP或将明显超过美国；到2035年，中国高科技研发支出可能超过美国。如果中国发展顺利的话，未来30年中国在各方面的实力将不断逼近甚至超越美国。

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估计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当代中国是在拥有健全的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加入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在中国与全球化的互动中，中国始终保有高度能动性，在融入发展的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驾驭了经济全球化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方式。例如，从政治上看，这种国家能力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拥有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能力，体现在中国产业政策和国防建设上的得当选择，等等。

其次，从国际因素看。虽然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可能遭遇的国际压力会越来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复兴进程一定会被打断，中国仍然有可能获得一个较为稳定的国际发展空间。从政治上看，当今世界，西方政治制度正处于低谷期，而中国政治制度正在彰显强大生命力，西方在政治制度上打压中国已很难奏效；从经济上看，中国经济具有庞大的体量规模，这一方面决定了发达国家已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依赖，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具备了经济反制能力；从军事上看，由于核恐怖平衡的存在，中美之间直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从外交上看，目前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还难以形成针对中国的合围态势。

未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趋势将会持续，世界多极化将有望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将会呈现多样化，或将出现四百年或者五百年未见之大变局——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已不能成为代表世界唯一或者主流的经济体系，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发展模式将会在世界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应对

从坚持底线思维的角度出发，我们既要看到“大变局”下的机遇，更要认清“大变局”下的风险和挑战。只有积极应对、着力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才能在“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是要重点处理好中美关系。美国是中国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掣肘因素。为预防中美全面摊牌时中国过于被动，中国应该如何做好准备？对此，有人主张中美“脱钩”。此种观点认为，中美迟早要脱钩这一趋势已经开始显现。“班农—特朗普主义”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将中国从全球价值链中剔除出去。对此，中国要做好准备，应该采取主动疏离美国、与美国顺势脱钩的策略。也有人主张中美“抱摔”。此种观点认为，中美之间联系越紧密，中国能够对美造成伤害的能力就越强，就越能提高中国的战略反制能力。事实上，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是通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奋斗缔造的。在中国成功的众多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走了一条融入式发展道路，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的总结，未来也依然将会是中国实现并保持快速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最佳方式。美国是一个国内政治高度碎片化的国家，其为凝聚国民士气，需要不断寻找外部敌人，进而降低内耗、实现国内团结。目前美国炒作“中国威胁论”，就包含了借机整合国内政见的用意。中国应该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在保持与美国接触的同时也要学会最大限度地保持主动，避免受制于人。

二是要处理好自身利益与国际责任的平衡。从历史上看，凡是被视为大国的国家，都必然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做出过重要贡献。中国领导人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中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能够为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何种贡献的问题。一个大国的崛起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要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被国际体系所容纳，要以国际制度为依托，被国际规范所认可。中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知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设定是一致的，表明中国已经将自身发展自觉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格局，把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合为一体。当然，在强调中国的国际责任与国际贡献的同时，也要防止被“捧杀”的危险。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内很多人开始飘飘然。历史经验表明，战略目标必须与自身实力相匹配，过高设定战略目标，而实力又达不到，最终将会功败垂成。一战前，德国自恃实力强大，自信心爆棚，公开与英国争夺“阳光下的地盘”，最终在一战中被打回原形。冷战时期，苏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美攻势不断，结果入侵阿富汗使自身深陷泥潭。同样，美国也是在实力达到巅峰时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后来的伊拉克战争，最终导致其国力由盛转衰。这些教训对中国颇有启示。当前，中国国力仍然有限，所以更要谦虚谨慎，应在利益和责任之间尽量寻求平衡，避免造成实力透支、迟滞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