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丹凤 张波

[摘 要] 以251家企业的调查问卷为样本，根据K-Means聚类分析的分类结果，构建基于C5.0树搜索模型的对样本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进行识别与归纳。研究发现，政府监管和行业标准对企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产生较大影响;大型企业较中小型企业更愿意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教育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比较强烈;销售额不高的企业不太愿意做企业生态文明建设;中小型企业较大型企业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应该由政府完成。

[关键词] 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C5.0树搜索模型;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X322;F276.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6043（2019）11-0112-04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K-means clustering analysis， a C5.0 tree search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identify and summarize the construction inten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251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industry standard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enterprises to bui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large enterprises are more willing to build enterpri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tha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nterprises are more willing to bui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nterprises with low sales are less willing to build enterpri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addition， compared to large enterprise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re more likely to believ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hould be completed by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enterpri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uilding willingness， C5.0 tree search model， influencing factor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第二大经济年，GDP年均实际增速仍高达9.3%。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污染继续恶化等严重问题。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企业对环境大规模的开发和改造远远超出了自然界的环境承载力，由此带来的环境恶果在近些年呈井喷式增长，各种环境问题甚至区域范围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和生活，也威胁到企业自身的长期发展，乃至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国内外学者就企业生态文明建设做了大量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企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展开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例如廖中举、李喆[1]等立足于解决这一矛盾问题，从环境政策、绿色技术、市场需求、企业资源条件和绿色意识等方面分析影响企业绿色生态转型的动态和阻力因素;二是基于社会责任对企业的生态文明建设展开研究，李剑玲[2]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视角从企业的管理制度、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评价。

本文将从企业微观层面出发，按CRISP-DM工业标准，采用C5.0决策树算法建立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识别模型，分析企业内外部因素对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影响程度以及意愿识别规则。

二、问卷设计和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一）问卷设计

问卷从企业基本信息、企业负责人基本信息和企业生态文明建设行为意愿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第一部分围绕三个方面进行设计：企业行业;企业规模（贵企业最近三年的平均销售收入、贵企业现有的员工人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贵企业是何种类型的企业、贵企业是否为政府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贵企业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例）。第二部分围绕两个方面进行设计：企业负责人的个人特征;企业负责人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意愿。由于问卷是向企业实际负责人发放，隐含的假设是企业负责人的意愿就是企业行为意愿的替代变量。第三部分从产品、排放指标、节能支出、领导重视程度和宣传教育等方面调查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设计目的是测量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采用Likert5点计分。

抽样方法采用分层抽样技术。在回收的431份有效问卷中，根据影响变量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将缺失值、异常值和极端值的及进行清理后，得到有效问卷251份。

（二）样本的描述性統计

1.样本企业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所调研的样本企业以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来源，占样本企业总数的约70%，其中约65%的企业为非高新技术企业;从样本企业所属行业可以看出，加工制造业、电子通讯IT行业和文化教育行业所占比重分别为22.71%、20.32%和15.14%，总体上可以说，行业覆盖面较广，具有较好代表性;从样本企业员工规模分类，约50%的企业员工人数小于300人，再结合工信部等2011年发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可知样本企业的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分布较均匀，其中小型企业占比约50%，大型和中型企业占比各25%。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2.样本企业负责人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

样本企业负责人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企业主要责任人的认定和对于加收累计碳排放税的态度[3]。其中样本企业负责人主要以男性为主，占比高达81.67%;按年龄分布来看，样本企业法人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50岁之间，约占全部样本企业法人的70%。总体上呈现较为年轻的状态，也符合现今社会的支柱群体的年龄。同时30岁以下企业法人的占比为18.73%，50岁以上为13.55%，说明抽样方法较科学合理，抽样范围较全面;从学历结构看，企业负责人的学历主要集中在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总和占到全部样本企业负责人的75%左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责任人的认定，45.02%的样本企业负责人认为是政府负有主要责任，29.48%的样本认为是企业本身;其中，86.06%的样本企业负责人表示同意碳排放征税。样本企业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3.样本企业受政府（行业）监管情况描述性统计

对于碳排放（节能、环保）方面，政府（行业）监管情况如表3所示：57.77%的样本企业表示存在政府（行业）监管，企业产品已通过国际或者国内相关部门的低碳认证（环保认证、节能认证）;同时，42.23%的样本企业表示企业产品未通过相关认证。

三、变量分析与指标选择

（一）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意愿变量的测量指标（潜在变量因素和显变量因素）归纳如表4所示。采用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测量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

（二）解释变量

本文依据企业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选取13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其定义及描述如下表5所示。

四、C5.0树搜索模型的建立和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识别

（一）C5.0树搜索模型的建立

由数据描述性统计可知：对于样本数据而言，企业和企业负责人的不同属性确实影响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强烈程度。但这种特征是属于普遍规律还是只适用于样本企业，还需要深入做推断统计分析。因此将全部样本数据分别按70%和30%的比例随机划分为训练数据（176份）和检验数据（75份）。训练数据用于构建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识别模型;检验数据用于模型的评估。

本文采用CRISP-DM工业标准，按着“数据理解-数据准备-模型构建-模型评估”的四步骤，建立C5.0树搜索模型，探索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意愿识别规则。具体数据流如图1所示。其中图1-a）表示数据理解过程，将对清洗后的样本数据设定自变量与因变量;图1-b）表示数据准备过程，将定义好的样本数据按7：3的比例随机划分为训练数据和检验数据;图1-c）表示模型构建过程，基于训练数据，采用C5.0树搜索法，构建模型;图1-d）表示模型评估过程，采用第三部构建的C5.0模型，对检验数据进行评估，检查预测结果与观测结果之间的拟合程度。

本调查第三部分设计的意愿因素由15个二级指标共同反应企业的生态文明意愿的强烈程度。因此，本文对251家企业的15个指标数据进行K-Means聚类分析，按着意愿强烈程度（不强烈、一般和强烈）划分251家企业。从分析结果表5-14可以看出，3个类的最终类中心的数据分别是（5，5，5，1，2，1，5，5，5，5，5，5，5，5，5），（5，4，4，3，3，2，5，4，4，4，3，4，5，4，4），（4，4，3，2，3，3，4，3，3，4，4，4，3，3，3）。其中第1类各指标均是最优的，第2类次之，第3类各指标均不太理想。表5-15展示了3个类的类成员情况：第1类（意愿强烈）有86家企业，第2类（意愿一般）有130家企业，第3类（意愿不强烈）有35家企业。

根据K-Means聚类分析的分类结果，构建基于C5.0树搜索模型的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识别的目标变量定义如表8所示。

结合表5的解释变量集和表8的目標变量的设定，对原始生态文明建设意愿、企业负责人以及企业信息数据做预处理。输入变量的大多数为多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多叉树结构建立模型，同时也益于提高树的生长效率。对于多分类变量而言，二叉树结构容易造成信息丢失和生长缓慢。以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为输出变量，建立C5.0树搜索模型，从上到下排列各解释变量对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选择的重要性依次为征税态度、所属行业、政府监管、负责人性别、企业近3年的平均销售额、企业类型、企业性质、负责人对生态文明建设责任者的认知、负责人年龄、负责人学历和负责人性别。其中员工规模、企业研发人员比例和企业是否是高新技术企业三个变量对意愿的类别选择并无影响。

用于检验的样本数量总计为75，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正确识别率高达84%，如表9所示，说明基于CRISP-DM工业标准的C5.0树搜索模型识别精度较高。

所建立的C5.0树结构如图2所示。同时，在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选择规则集当中筛选置信水平60%以上，观测样本数量大于15的规则，摘录出如下6条规则：

规则1：如果企业负责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责任者的选项是[1]，企业是否为高新技术的选项是[1]，而且员工人数的选项也为[1]，则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识别为[1]。规则1的样本量为23，置信度为75%。

规则2：如果企业负责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责任者的选项是[1]，企业是否为高新技术的选项是[1]，而且员工人数的选项为[2]或[3]或[4]，则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识别为[3]。规则2的样本量为19，置信度为60%。

规则3：如果企业所属行业的选项为[10]，则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识别为[1]。规则3的样本量为24，置信度为92.3%。

规则4：如果企业的销售收入的选项为[8]，则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识别为[3]。规则4的样本量为16，置信度为66.7%。

规则5：如果企业的研发人员比例的选项为[2]或[3]或[4]，是否存在政府监管的选项为[1]，是否高新技术企业的选项为[2]，企业所属行业的选项为[1]或[2]或[3]或[4]或[5]，则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识别为[1]。规则5的样本量为28，置信度为75%。

规则6：是否存在政府监管的选项为[1]，是否高新技术企业的选项为[1]，企业性质的选项为非[1]和[2]，企业负责人的年龄的选项为[1]或[2]或[3]，则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识别为[1]。规则6的样本量为20，置信度为99%。

（二）C5.0树搜索模型的建立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识别

建立树搜索模型和规则集后，可以对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选择类别进行识别。解读规则如下：

规则1：员工规模庞大并且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责任者为政府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其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比较强烈。说明大型高新技术企业愿意做政府主导的企业生态文明建设。

规则2：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责任者为政府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其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不强烈。说明，这类企业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应该由政府完成。

规则3：文化教育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比较强烈。

规则4：销售收入较低的企业，其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不强烈。

规则5：政府（行业）监管存在，研发人员比例不高的非高新技术传统企业，其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比较强烈。说明虽然非高新技术传统企业，但如果行业标准或政府监管存在，则对企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产生较大影响。

规则6：政府（行业）监管存在，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企业负责人年龄小于50岁，其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较强烈。说明企业负责人的年龄对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会有一些影响[4]。

根据以上的分析，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不强烈的可能原因归纳如下：企业负责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应该由政府完成;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成本过高;缺少政府监管以及行业标准;企业负责人以及员工的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认识不到位。换言之，有必要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教育，提高企业负责人和企业员工的认知水平;降低生态文明建设成本或采取政府扶持措施;尽早完善各行各业的低碳、环保和节能等行业标准以及加强政府监管。

五、结论

深入研究企业生态文明建设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和意愿的识别规则，对企业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按着CRISP-DM工业标准，结合K-Means聚类分析和C5.0树搜索模型建立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识别模型，分析企业内外部因素对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影响程度以及意愿的识别规则，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通过建立C5.0树搜索模型，得出各解释变量对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选择的重要性依次为征税态度、所属行业、政府监管、企业近三年的平均销售额、企业类型、企业性质、负责人对生态文明建设责任者的认知、负责人年龄、负责人学历和负责人性别。利用建立的树搜索模型和规则集后，可以对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选择类别进行识別，解读规则总结如下：一是政府监管和行业标准对企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产生较大影响;二是大型企业较中小型企业更愿意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企业生态文明建设，而中小型企业较大型企业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应该由政府完成;三是企业负责人的年龄对生态文明建设意愿有些影响;四是销售额不高的企业不太愿意做企业生态文明建设。

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分析结果可知，政府的监管、企业性质、企业所在行业、近三年的平均销售收入与征税以及企业负责人的年龄是影响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今后提高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对策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廖中举，李喆，黄超.钢铁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路径[J].钢铁，2016，51（4）：83-88.

[2]李剑玲.生态安全视阈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研究[J].生态经济，2016，32（5）：117-120+169.

[3]盛晓娟，张波.中小企业生态文明建设行为和实施意愿的实证研究[J].生态经济，2015，31（7）：175-180.

[4]刘文芝，罗丹，张波.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生态经济，2016，32（5）：219-222.

[责任编辑：王凤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