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辛夷

[摘    要] 环境规制工具能够促进企业环境成本支出，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环境成本发生的规模和时点的影响均不同。各种规制工具与企业当期和下期环境成本支出均呈正相关关系。命令控制型具有强制性和灵活性，但不具有激励型，当期影响大于下期;市场激励型对企业行为有较强的激励作用，下期的影响大于当期;自愿参与型工具中企业参与型也能够对企业产生激励作用，但力度较弱，而公众参与型的作用不明显。所以，未来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工具可为我们应用的首选，自愿参与型工具则退居其次。

[关键词] 环境规制;工具类型 ;环境成本 ;实验论证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9. 21. 001

[中图分类号] F2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9）21- 0004- 05

1      引    言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出自不同的规制主体，具有不同的功能特点。但对企业行为均有着重要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并决定了企业经营活动的成败。因而，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如Newell（2008）指出，由于市场激励型工具可以针对市场中实际情形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所以市场激励型工具比命令控制型工具更有优势。然而，Calel R（2011）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市场型激励工具不如命令控制型工具灵活，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市场激励型工具很难及时有效地加以调整，并不一定比命令控制型工具更能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成本支出。马士国（2009）认为市场激励型工具对企业改进减污技术并对此进行传播方面的激励作用更加明显。贾瑞跃等人（2013）认为，市场激励型工具能够对企业技术进步产生显著的有利影响。命令控制型工具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对企业改进技术产生消极影响，王笑（2015）发现，命令控制型工具和市场激励型工具均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但市场激励型工具更能够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从而会降低相应的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绩效。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者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作用范围、作用程度等均做了广泛的研究。有姚林如（2016）“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彭星等（2016）“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以及宋爽（2017）“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的区域差异”等等。

通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发现：它们的研究结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环境成本支出的影响作用”，这一同样命题的研究结论存在悖论和争议;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对规制工具与环境成本关系的研究较少，尤其鲜有对企业环境成本的滞后影响的研究;研究参数的不同。回归模型的自变量、因变量所包含的内容以及控制变量的定义和选取不同。为了进一步提高环境治理的质量和效率，督促企业遵守规章制度，不仅在源头上杜绝对环境的污染，而且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支付必要的环境治理成本，这就需要考证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其应用的有效性;需要探究如何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研究的结论和范式。

2      研究假设

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是政府利用其强制性和权威性实施的，是政府预定的约束企业在各生产环节的环境治理和污染物排放的相关标准。在这种环境工具应用期间，企业会加大投入，千方百计地降污减排，以满足政府环境治理的要求。但是随着企业技术进步的完成和生产工艺的改善，后期的环境成本支出逐步减少。由于环境治理政策的实施具有连续性，需要企业在一定的阶段内遵守，并保持环境治理效果的持续稳定与提高，所以企业后期成本仍有支出，只是后期环境成本支出小于当期，故假设：

H1：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与企业当期和滞后期的环境成本正相关，但是对当期的影响大于滞后期。

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包括对产生负外部性的企业所制定的环境税费制度和产生正外部性的企业采用的政府补贴制度，以及通过交易而转让排污权的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它是政府利用市场作用，实现环境保护的间接规制方式。但其所影响的环境成本支出水平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也就是存在滞后期。因为它对企业环境成本支出虽有一定的激励效果，但在政策实行的当年很多企业处于观望的状态，只有当市场上反馈更多政府的优惠后，企业才会有所行动，这样就会使企业在滞后期的环境成本增加。因此假设：

H2：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与企业当期和滞后期的环境成本正相关，但是对滞后期。的影响大于当期。

自愿参与型规制工具包含公众参与型和企业参与型。其中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是公众通过投诉、媒体报道等不同的形式向政府反映自身对环境的诉求。公众积极参与能够对企业的环保活动产生压力和激励。当公众投诉时，政府部门会对企业做出惩罚以及对企业未来的行为加以规范，进而造成企业环境成本增加。同时公众不仅对当期企业行为予以关注，而且会关注未来是否有所改进，督促政府对该企业活动持续监督，所以，公众参与规制工具型也对企业下期环境成本产生显著影响。故假设：

H3a：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与企业当期和滞后期的环境成本正相关，但是对滞后期的影响大于当期。

企业参与型规制工具是指企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参与环境标识的认证等行为。高质量的信息披露、高等级的评级指数和高层次的环境认证标识可以得到公众对企影响力提升。这种主动行为在当期表现为付出较多的环境成本。当企业看到本期的环境成本投入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又能够促进未来绩效的提升后，会增加下期的环境成本支出。所以，企業参与型能够对下期环境成本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H3b：企业参与型规制工具与企业当期和滞后期的环境成本正相关，并且对滞后期的影响大于当期。

3      实验论证

3.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以我国深沪两市中所有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在《环境报告书》《可持续发展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企业环境成本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了筛选，如剔除了 ST、*ST、SST公司的样本，以及数据存在异常和残缺的样本。

由于环保部于2010年才出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上市公司从2011年开始陆续披露环境成本。因此，本文通过选取152家上市公司2011-2017年的企业环境成本数据以及三种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数据，共有1 064个样本数据。数据来源：①各上市公司的环境成本，来自上市公司2011-2017年间的《环境报告书》《可持续发展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②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指标使用三同时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指标使用排污收费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企业参与的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使用ISO 14001认证的企业总数衡量，公众参与的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使用环境污染信访数衡量，其中三同时投资总额、排污收费总额、环境污染信访数均来自《中国环境年鉴》，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ISO 14001认证的企业总数通过中国环保部官方网站得到。③控制变量中的企业规模、上市年限、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均来自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

3.2   变量定义

3.2.1   因变量

企业环境成本计量方式为：EPE=环境成本总额/平均总资产。企业环境成本总额共包含三部分：企业对环境污染物处理的费用化支出、用于环保设备和技术投入的资本化支出以及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既定的标准而受到的政府惩罚性支出。为了增强不同规模企业间环境成本数据的可比性，故使用相对数来衡量企业的环境成本。

3.2.2   自变量

（1）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三同时制度在我国的使用时间最长，适用范围最广，最能反映我国命令控制型工具的应用情况。考虑到数据间的可比性，本文使用“三同時”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STS）这一相对数来衡量各地命令控制型规制的力度。

（2）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是。排污费制度施行已久，具有普遍适用性，是市场激励型工具中最有效的工具。因此本文采用排污费制度衡量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力度，但是考虑各个地区的可比性，本文以排污费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PWF），这个相对数来衡量。

（3）自愿参与型规制工具。借鉴以往的研究思路，以各地区每年的ISO14001环境管理认证及环境标志认证的企业总数，衡量企业参与型规制工具的指标。选取环境污染信访数，衡量各地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

3.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企业规模（SIZE），从压力和动机的角度考虑，规模大的企业有可能支出较多的企业环境成本。参考已有的研究结论，使用企业平均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规模;行业属性（IND），企业所在行业的不同，其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的水平和程度就不同，与之对应的应当履行的环境保护责任和承担的社会压力也有所不同，因此，重污染行业往往会支出更多的环境成本。故选取重污染行业为1，其他行业为0;地区差异（PIACE），由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发展较好，实力较雄厚，有更大的能力和意识去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因此，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环境成本支出可能更高。本文选取地区作为因变量，位于东部地区的取1，其他地区的取0。企业上市年限（AGE），上市年限长的企业所受的监管时间较长，拥有更好的经营业绩和更完善的管理机制，为了在证券市场拥有良好的形象，其具有更强的环保意愿和能力。因此，本文选取公司的上市年限作为控制变量。

3.3   模型构建

参考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1：当期环境规制工具对当期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

EPEi，t=α+β1STSi，t+β2PWFi，t+β3ECi，t+β4PEi，t+β5SIZEi，t+β6INDi，t+β7PLACEi，t+β8AGEi，t+ε

模型2：当期环境规制工具对滞后期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

EPEi，t+1=α+β1STSi，t+β2PWFi，t+β3ECi，t+β4PEi，t+β5SIZEi，t+β6INDi，t+β7PLACEi，t+β8AGEi，t+ε

其中， α和β分别表示截距项和各变量回归系数;ε表示随机误差项。角标i表示第i个上市公司，t表示时期，t+1表示滞后期。关于滞后期的假设：由于环保部于2010年才出台相关规定，要求上市公司每年末向外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以及环境报告书，披露上市公司环境责任履行情况。所以环境成本的统计数据只能从2011年开始，明显存在统计数据不足，难以考察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环境成本的持续影响及其变化轨迹，难以运用技术手段对滞后期进行准确的认定，同时企业在环境成本投入后，往往以会计年度进行收益和利润的归集、评价。所以假设滞后期为一期。各变量代码及含义如表1所示。

通过对表2数据的比较分析，可知各企业环境成本差异较小，但是平均值偏向最小值，企业环境成本支出总体偏小。环境规制变量中，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均值偏向最大值，表明各地区命令控制型工具的规制力度较大，但它们之间的差异较小。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均值偏向最大值，表明各地区市场激励型工具的规制力度均较大，但小于命令控制型，表明我国是以命令控制型为主要规制工具。企业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标准差较大，说明企业面对环境规制的积极性差别较大。公众参与型工具的平均值偏离最小值方向，整体来说各个地区公众参与度不高，并且其标准差相比其他三种工具较高，说明各个地区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有明显的差别。控制变量中仅有企业上市年限的标准差较大。总之，数据总体上偏差较小，质量较好，可用于统计分析。

3.5   相关性分析与共线性检验

本文使用STATA软件对变量的相关性及共线性进行分析，研究变量之间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结果所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中企业参与型工具均与环境成本呈正相关关系，初步验证假设H1、H2、H3a、H3b。但是公众参与型工具与企业环境成本虽呈正相关关系，但只是在10%水平下相关，表明公众参与型工具对企业环境成本支出的影响较小。各控制变量与环境成本之间也呈正相关关系，仅是某些控制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显著，但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8，同时各变量VIF值均小于2，由此基本可排除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顾虑，数据质量可满足下一步回归分析的需要。

3.6   结果分析

为论证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环境成本支出的影响，运用STATA分析软件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说明：表中*反映显著性水平。***为1%水平上显著;**为5%水平上显著;*为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检验值

表4显示：模型1、模型2通过F假设检验。

3.7   稳健性检验

为论证回归模型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使回归结果更具说服力，应用变量替代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命令控制型工具和市场激励型工具的构成指标有范围限制，且有强制性，对企业的影响较稳定。所以仅对企业参与和公众参与的衡量指标予以替换。企业参与型指标替换为环境标识认证企业总数，公众参与指标将来访人数替换为来信总数重新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说明：表中*反映显著性水平。***为1%水平上显著;**为5%水平上显著;*为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检验值。

从表5的回归结果看到，三种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上节回归结果一致，验证了假设H1、H2和H3a，但公众参与型工具对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虽然是正向的，但是对当期的影响仍大于滞后期，两次回归结果相同，假设H3b未通过检验。同时，文章所设置的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两次回归符号一致，因此，通过稳健性检验，证明模型1和模型2设置合理。

4      研究结论

（1）命令控制型的规制工具对企业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环境成本支出具有正向的强制作用。并且对企业当期环境成本支出的影响大于下期，验证了假设H1。其对企业的减污行为只有规范作用而没有激励作用。但它却具有灵活性，当环境问题发生变化后，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定强制企业服从，从而产生较强的规制效果。

（2）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对当期和下期企业环境成本均能够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而且对企业下期环境成本支出的影响大于当期，验证了假设H2。在企业达到政府规定的排污标准后，减少一定的排污量将得到政府的补助，或可将排污权通过交易转让，获取相应的收益，从而激励企业下期投入更多的财力在环境保护上。

（3）自愿参与型规制工具中企业参与型能够对企业产生激励作用，能够促进企业当期和下期的环境成本支出，但对滞后期环境成本影响大于当期。假设H3a通过检验。而公众参与型工具对企业当期和滞后期环境成本支出影响较小，这表明公众参与度不够，没有形成规模力量，未引起企业的重视，且对当期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大于滞后期。所以假设H3b未通过检验。

综上所述，各种规制工具与企业当期和下期环境成本支出均呈正向关系，加大环境規制工具的力度，能够促进企业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增大企业环境成本支出。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环境成本发生的规模和时点的影响均不同。其中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的作用明显，企业和公众自愿参与型的力量较弱。所以，未来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工具可为我们应用的首选，自愿参与型工具则退居其次。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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