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后从交西岗驱车去新店子的水牛家新寨。见到三年前带凤凰卫视拍过的岳忠波，他还是那么热情，只是这次我们访问的对象不是她，是嘎尼藻。我带走九寨沟过来的白林在寨里转了一圈，走成都来拍片的蒋骥像鬼子进村自己在拍摄。寨子里安安静静，看不到一个人，也看不见炊烟。房子都是崭新的砖木结构的木楼，统一规划。通道、河堤也都规划过。倒是各家各户种在自家门前花坛和空地的菜蔬和花花草草带给了寨子一些生气。我是第三次到水牛家新寨。第一次是开寨，人山人海，主要来恭贺，喝酒看闹热。那时的寨子还只是一堆房子，不说灵魂，连人的气息也没有，感觉像个大码头或者大客栈。我是完全陌生的，看见的人，看见的场面。陌生，却不喜欢，异族的笑脸和服装都是装起的，搞接待，哄开心，就连吃了饭跳曹盖也都是节目。人真是万物的中心，信神的时候一草一木皆有神，神山更是;不信神了，便是欢娱的盛筵和欲望的天下，古老的神山也变得凡俗了。

新寨坐落的地方并不适合人居，白马人的先祖没有选择在此建寨。今天的政府选择它，是因为没地方可选，是因为不考虑农耕了，只考虑旅游业。这单一的考量对不对，白马人的先祖不在这儿建寨还有没有别的理由，需要时间来证明，比如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新寨是白马路的门户，很多人都觉得旅游业应该火一把，但我却不这么想，地理上的扁窄还不是主要因素，主要的因素是没有灵魂。我说的灵魂并非看不见的玄而又玄的东西，而是一个老寨具备的，从物质的角度讲，就是老房子、老屋基、老物件、老粮架、老路以及老人……包括全寨的神山，也包括坟地;从非物质的角度讲，就是土生土长的传统，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包括白盖所做的全套，包括跳曹盖的神性……刚建的新寨，就是把这物质与非物质的通通搬去，也不见得就有灵魂;不等上几代人、几百年，灵魂是扎不下根的。

在新寨背后看见新修的、待完工的客栈，在白马路自然属于“高大上”，规模就不说了，单仿古设计与木工工艺已经很了不得，但我觉得适合搁在城市里，搁在城市里味道就出来了，有现代性衬托，现在搁在深山老林里，便有种审美的不伦不类。仿古的东西，做细节的东西，是需要一点文化氛围来烘托的，而在这荒山野林，茅屋、土坯房、碉楼才是符合审美的。

见时间快到九点，我给嘎尼藻发短信，告诉她我们已经在水牛家新寨了。她很快打来电话，说已从县城出发，叫我们稍等。我们从沟里出来，来到寨子中央的舞台上。舞台搭建在沟上，水从下面分流，好是好，但没有考虑到百年一遇的洪水和泥石流。回望沟口和上游的山峰，没考虑也罢，上游沟很短，仅百余米，山也都是花岗岩的山，看上去很坚实，只要没有大地震和超强降水，新寨就很安全。

如果不算嘎尼藻一家人，岳忠波便是寨子里的名人。2012年红叶正红的时候，我随凤凰卫视“凤眼睇中华”摄制组的几个年轻人采访过他。他算是听话，我们去的时候，他照政府的安排在门口擀毡帽。擀毡帽快失传了，典型的非物遗产，但并未得到重视，他很可能成为末代传人。为了拍片，他只是做做样子，羊毛钱和误工补助都由政府补贴。我见到还是有点激动，毕竟见到、拍到了擀毡帽——羊毛是真的，工具是真的，手艺和流程是真的。她成年的女儿在火塘边织腰带，我们也拍了，当然也是做样子。岳忠波穿了一套半新的长裙，有点过年走人户的打扮，可见他很注意自己的形象。这自然是政府的要求，他习惯了，也就认可了。我倒是觉得，他的装扮让拍摄的真实打了折扣。平常擀毡帽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要有装扮与表演，然而，在镜头面前，又有几个人做得到？岳忠波说，他每年要擀几十顶毡帽，都是寨里的人订做的，从来不卖。我建议他多擀点，可以作为旅游产品销售，东西好了，价钱也可以卖得高些。他说不卖，就是卖一两百一顶都是亏本的，一两百一顶也没有人买。他说现在戴毡帽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一些老人，年轻人都只是过年过节搞活动戴一下，主要还是姑娘家戴。他说的是，这些年我都看见，戴毡帽的人越来越少了，坚持戴的只有一些老人，主要是老妇，很多男子都穿现代的服装了（不能叫汉服），就是搞活动也只有女人和一些“角色”戴了。岳忠波说，估计擀毡帽就要在他手里失传，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学，挣不到钱，他自己的儿孙都不学。岳忠波会擀毡帽，经常跟官方打交道，经常上镜，显得很豁达，白马人的面相与口音里有不少汉人的东西，他担忧擀毡帽的手艺失传，但并不痛心疾首。

在我看来，岳忠波的上镜与知名，并没有带给新寨灵魂的东西，在镜头面前他表现得再真实、再诚恳，也都是表现，而关乎一个寨子灵魂的东西是一种风俗、气息和价值认同，它从来都不像浮云或者一拨一拨的游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它是寨子看不见的根，也是每个人看不见的根，潜伏在每个人的血液和思维里，决定着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和审美。

这让我想到水牛家老寨，在厄里家上面十里稿史脑村的小槽，沒有人知道已经有多少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从来都在那儿，不是从哪里搬来的，父辈在那儿，祖辈在那儿，祖祖辈辈自古都在那儿”。从一家人到一个家族，从一个家族到一个寨落，时间与地理繁衍生息的同时也给予这个寨落灵魂。每个人的灵魂，祖祖辈辈，一代代，聚在一起，结合了风俗和更早的传统，结合了神明启蒙的东西，在这块土地以及土地的上空形成一种气场。每个人从出生、童年、成长，到第一次爱、第一次喝酒、第一次看见死亡，再到老、到死，都在这块土地上……千百年之后，可想而知，这个地方聚齐了多少灵魂。

水牛家曾经是白马路最大的寨落，清道光版《龙安府志》记载有 82户 230 人，每次土司进山也都住这儿，不敢说土司跟各家各户的人都有感情，至少都很熟、很亲近。清咸丰十年庚申番变，白马土司王国宾从水牛家出去救他四叔王维度，便有白马妇女劝阻，叫他不要去，王国宾不听才遇难的。

因为修电站被淹没，水牛家成了我不曾进过的白马路唯一的寨子。之前仅仅是路过，仅仅远远地看过——过一座桥，坐落在夺补河右岸的一个台地上。我不知它的格局，便也不知它的美学，对它的灵魂也只能借了史书上的记载去想象。它淹没在水下十年了，几十户上百人被分迁到厄里家斜对面台地上和这个新寨，老水牛家人连同他们的灵魂就这样永远地失散了。水牛家的消失是一个寓言，它是大文化软（同）化背景下的硬性撤除，是汉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绝佳体现。

嘎尼藻拢来之前，先让她表弟张伟他接待我们。寨子里看得见人了，东一个西一个地走动，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阳光也无所事事，照着木楼、石壁、路道和各家门前的花花草草。张伟他年轻，肤色黝黑，个子不高，长得健硕。他性格开朗，健谈，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看他抽的烟，又略知他的经济状况。他开这样大一个客栈，吃喝玩乐服务一条龙，该是多大一个老板！但就我所见，他的生意清淡，没有游客。他与我们也是这样讲的，白马旅游在世纪初火爆过两三年，后来便沉寂到今天。年年在招商、在投入，年年在对外吹嘘，但从来没有认真找过原因。做大、做强是口号，做成九寨、黄龙、白马旅游金三角是规划和一厢情愿，但做不起来是现实;从汉龙到天友，思路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打造就是破坏。对于原生态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我一直持一種观点，就是不要动它，不动就是保护，不动就是投资。别人动，你不动。别人动烂、动废了，你没动就是宝贝。看看今天夺补河两岸的山，看看今天的夺补河，森工局、伐木厂对白马人的贡献就不说了，华能的贡献也不说了，只说厄里家、祥树家的河堤，要多丑有多丑，将夺补河最后一点原生态破坏殆尽。好在张伟他并不在乎现状——经济效益的现状和白马路美学的现状，他在乎的是白马文化，他想做的、要做的不是大把大把赚钱，而是抢救即将灭绝的白马文化。救不了人救文化，救到文化，也算救到了灵魂。

我赞同张伟他的想法，面对一个时代的错误思路和恶性循环，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阻挡不了族群的消亡，总可以拾捡一些文化的碎片，包括历史的、过去生活的、今天内心已经失落的……可以是虔敬的精神的东西，也可以是表达方式……五月的阳光明丽而热辣，有一些白，白里透出缺失，就像这个新建的搬迁点，看上去什么都有了，其实缺的还很多。

嘎尼藻到了。她自己开的车，停在我们面前，从车里出来，我并没觉得她是明星。阳光的质地越来越好，也越来越晒人。嘎尼藻不怕，坐在太阳下，直入镜头。星光大道、青歌赛都上过，也害怕镜头，有点扭捏、不知所云。扭捏，但绝非扭捏作态，是一种发自本身的害羞。为什么很多人面对镜头脑壳里都会是一片空白？我看是自我意识在作祟，自恋的人尤甚。

我们在水牛家新寨做访谈，做一个白马歌手的访谈，却不觉得跟新寨有什么关系，不过是选个外景。大背景很不错，蛮荒的山谷山林，近景却是新寨、是旅游接待点。这样访谈虽不能说有作，但多少显得生硬。好在我有一个随性的引导，不受外界干扰，完全走心的轨迹，就像没建电站之前的夺补河。

嘎尼藻汉名叫张莉，她长得很异族，一点不像汉人，但身上有不少汉人的东西，就是穿上自己民族的服装。她家境好，从小在汉区读书，长大唱歌又在外面跑，跟汉人打交道多，处的对象又是汉族，自然受影响最多。文艺女青年爱时尚，吸收外面的东西较常人都要快、都要多。自接触白马人开始，在我眼里，嘎尼藻就是白马人的形象代言人。未必是最质朴、最本真的代言人，但一定是唱歌与美的代言人，一定是白马人走向世界的代言人。

2001年在祥树家一家小卖店我见到还是高中生的她，2006年在厄里家我拍到一张她和另外两个白马少女嬉闹的照片，用美丽绝伦形容她的美也毫不夸张。嘎尼藻个子不算高，但面部明显有种西方异族女性的特征，大气而轮廓分明，不是传统的东方美，是一种西方化的如罗丹雕塑的线条美。少女时看她的眼睛，就是草海子;少妇时再看，又是五花海。她的身材一直都是妙曼的，像夺补河的青年白杨——那种水边的高山白杨，大叶子，风一吹满身响，就像嘎尼藻胸口的鱼骨牌和腰带上的铜钱。

自从生出写白马人的念头，就想给她做个访谈，但她长年奔走在外，一直没能如愿;再说在我看来，她一直像个异族女神，觉得不好接近，接近了也未必访谈得了。怕不好接触，不敢预约，但访谈的想法一直在，且在默默地准备。

现在，嘎尼藻坐到了我旁边，我们可以随便聊，虽然前面有镜头，也只是个民间的镜头，可以完全忽略。她穿着自己民族的服装，鱼骨牌、铜钱串、花腰带、白毡帽、白羽毛齐全，腰身窈窕结实，与少女时候比略显清瘦和疲惫。因为经常登台的原因，她穿的服装在色彩上要比普通白马人穿的鲜艳一点，这样的鲜艳今天在白马旅游接待演出队员身上也能看见，在九寨沟县、甘肃文县白马人节庆活动上也能看见。阳光静静的，我们开始随便聊，一条隐痕般的小道从我的脑壳里呈现出，它是这些年在我头脑里形成的关于嘎尼藻访谈的暗迹：夺补河畔的童年、离开、在汉区小学、一个见过世面的少女的回访、从唱歌到音乐、从天真到世故、被带来带去的白马路、第一次婚姻、理想中的融入与现实的隔膜、不可交汇的两条河流、在大江岸的茫然与迷失、溪流的血性限制、一个白马女子的现代价值受挫、回归……说是随便聊，也是随了我脑壳里访谈隐迹的便。这隐迹也是时光隧道，让坐在2015年5月岷山东坡太阳下的我得以进到嘎尼藻的过去时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童年时光、九十年代的少女时光……那些时光也是我见证过的，甚至有过不曾觉察的交集。

嘎尼藻最初受到的音乐熏陶应该是她母亲以及老一辈唱的酒歌、背水歌、打青稞打荞麦的歌、跳圆圆舞的歌，包括祭祀歌……他们在火塘里唱，在夺补河边唱，在青稞地和荞麦地里唱，在神山脚下唱，白马人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歌声便入住了小嘎尼藻的心间。不是入住，她心间原本就有，血液里有，是唤醒。然而，她说她最初受到的熏陶是流行歌曲，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是迪斯科。这个回答非常有趣，真实并暗示了白马人对外面世界的需求——对现代性的需求——审美的需求，反证了白马人对自身音乐、歌舞乃至审美的疲倦。嘎尼藻一句话，化解了我对她音乐趣味的疑惑。这个在白马路跳迪斯科、唱流行歌曲长大的女孩，不是白马人原生态歌舞孵化出的蓝马鸡，而是现代流行音乐与白马人歌舞共同培育出的一只山凤凰。她毕竟是个白马人，有白马人天生的嗓子，又受到白马人歌舞的耳濡目染，凤凰的美学里自然少不了蓝马鸡的毛色。自从听她唱歌之后，我就希望她做一个白马人自己的歌手——最好是艺人，用白马人天生的嗓子唱白马人的歌、唱白马人的喜怒哀乐、唱白马人心中的神，尽量剔除流行音乐的影响，可能地话，高明地融入一些世界前卫音乐的元素……然而，这仅仅是我的希望，在一点不了解别人的情况下对别人的希望。听了她的讲述，我算是明白了，上世界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的流行音乐对她童年的影响太大了，她青年时代的音乐趣味乃至审美趣味、审美追求都是这粒种子的萌芽与生长，白马人的原生音乐背景倒是成了它生长的土壤。就算她现在明白了，想回归，也是付出了青春的代价，且回归的路上依旧有断裂、有诱惑、有媚俗。

我们拉拉杂杂聊了很多。太阳晒得人灼痛、流汗。嘎尼藻穿着裹裹长裙却没事。摄像机运行着，同行的人都躲到阴凉处去了。我看看远山，又看看路下人家的后墙，尽量回避着镜头和嘎尼藻这两样东西。

听别个说话，老是回避也要不得，我也会时不时侧身去看她。她不怕晒，越说越来劲，仿佛那些被她长期禁锢在内心的东西都是些蜂蜜酒，接出来自己喝了。聊到婚姻，聊到内心最痛、最柔软处，她停顿下来，哽咽了。婚姻的破裂与不可弥补，在她看来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她的真实感觉也是这样;然而，她是否考虑过相同文化背景下的婚姻破裂，又该归于怎样的冲突？在不解详情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文化冲突是其次，人性冲突才是致命的——文化毕竟较人性要表层;何况她是个歌手，平时到处飞、到处演出，不飞多数时间又在娘家、在白马路。

嘎尼藻哭起来有点舞台化，侧身低头拭泪的动作隐蔽而克制，但却是真实的。她一时显得信心不足，对未来很迷茫，但我覺得这不过是她眼角的碎泪折射出的效果;就算暂时看不见爱情与婚姻的归宿，她的未来也是明确的——音乐和家人，夺补河畔有那么多自然与人的美好，音乐的舞台还有超出世俗生活的美好展示。只有她落实到一个人身上，回到一个白马女子身上，我才觉出淡淡的忧伤。音乐不能作为一个人的全部，灵魂的飞翔离不开肉身的翅膀。

在随后的访谈中我还发现，人和人之间的隔膜是很可怕的。过去这些年对嘎尼藻的了解都停留在感性的表面，有不少误解。只是感性，还不是直觉。同样的误解也产生在别的见过嘎尼藻的人身上，比如阿来，比如这次专程来拍她的蒋骥。

阿来在《平武记》里记了与嘎尼藻的一面：

我想起昨天晚上，主持晚会并兼独唱的那个年轻女子。县里的干部都认识她，叫着她一个汉族名字，并说她出去参加过很多电视选秀节目，得过一些奖项，如今是平武县的旅游形象大使。歌舞结束时，大家围炉向火。她往我电话里输了个本族的名字：嗄泥早。交谈中，她知道很多演艺圈中的事情。她不是厄里寨人，只是这里有了游客，便来帮助主持一番。她是水牛寨人。不过，水牛寨已消失在一个水电站的蓄水库中了。嗄泥早说，以前，水牛寨是夺补河沿岸最大的白马寨落，迁徙后已经一分为三。我问她迁移后村民生活如何，这个欢快的女人忧虑起来，她们寨有一个针对游客而成立的旅游公司，她自己就是那个公司的董事长。不过，这里的旅游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所以公司经营也并不特别景气。她问我，游客真的会越来越多吗？我当然给她肯定的回答。其实，这是一个我并不确切知道的问题。她还说，好些人家不会计划，拿到房屋与土地赔偿，还没有准备好新的生计，钱很快就花光了。

产生误解的原因一是隔膜，二是嘎尼藻心直口快的性格。她说话看人，说面上的话不过脑壳，给人留下了错觉。海子上也会笼罩雾霭，也会下雪落雨，被冰雪覆盖，但你不能说雾霭就是海子、冰雪就是海子，真正的海子在雾霭和冰雪之下。嘎尼藻在县城的家与我家住得很近，我们时常碰见。有时看见她演出回来，在大门口下车;有时看见她穿了盛装，匆匆走过。看见她演出回来下车的时候居多，跟父母一起，跟弟弟妹妹一起——三姊妹还是有名的“白马人组合”，有时也跟老公一起。我虽不拿她当神，但与她的距离却是人与神的距离。一是与美的距离，一是与异族距离。在一些场合见过面、打过招呼之后，距离缩小了一点，单独碰见却依旧不想打招呼，觉得彼此间的距离是一个招呼到不了的。我把我的想法、我的自卑讲给嘎尼藻，她居然说其实她也自卑，也怕跟我打招呼……隔膜有多可怕，由错觉产生错觉，再普遍被误解。

我和我外面的朋友对嘎尼藻的误解还有更深层的地方。表面上的接触加想当然，再着上时代的颜色，便完成了一个疾步跨入当代社会的白马女演艺人的形象，以为嘎尼藻就是一个地方“旅游形象大使”，一个陶醉于外在的金钱至上的新物质主义美女。其实，我们看见的都只是表面，有天赋的，有家境带给的;单就嘎尼藻个人，她是一个追梦的白马女子，追音乐之梦，其心路历程绝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平坦与光鲜，也有泪印子，也有血印子。一颗异族的种子，一颗雪域高山的种子，优势也是劣势，要在外面的世界扎根、长成大树，付出的必然比常人要多。误解往往也是偏见，除了人类难以克服的主观性，也有无意识的恶——对自认为不美的东西的诋毁。与嘎尼藻聊天，误解消除了，不易觉察的恶也被剔除。看似语言的光芒，实际是对人性的洞见。误解原本就是海子上的雾霭或者冰雪，经不起阳光的照耀。

访谈到了尾声，蒋骥请嘎尼藻唱首歌。她唱了《夺补白马》，第一遍没唱好，又唱了第二遍。我知道不是蒋骥想要的，因为是通俗唱法。嘎尼藻拉来她的姨妈，一起唱了她们自己民族的敬酒歌和情歌，原生态的。她的嗓音是训练过的，通俗唱法的痕迹很明显，在我听来是一种遗憾。

时值中午，新寨里依然安静，能听见阳光爆裂的声音。我突然想起岳忠波，早晨见面还说一会儿找他。他现在还想不想擀毡帽的事？沾嘎尼藻的光，张伟他招待了我们午饭，有白酒、蜂蜜酒，有腊肉、荞饼、手抓排骨、土豆丝、莲花白、山根菜……白马人自己的饮食，再加一点旅游接待的风味。吃饭喝酒是俗事，自然也会说些俗话。张伟他会说，嘎尼藻也会说。敬酒的俗话，语言上的客气与尊敬，当然也不完全是有口无心。从九寨沟过来的诗人白林席间谈到他在白马人文化开发方面的关系与便利，嘎尼藻颇感兴趣，希望能合作或得到帮助。这是属于硬实力的，许多人都欠缺，不欠缺的也是多多益善。我对这些东西从来是惧而远之，不是钱多了咬人，是压根儿就没兴趣——也不信任。我说如果可能，我可以写一点歌词，由她来谱曲、演唱;或者写一个歌舞剧——由谁来投资、导演我当然不考虑。我这么说，心里其实清楚得很，歌词未必能写出来，写出来了她未必就能谱曲，至于歌舞剧就更是个大工程了。

这个地方叫南一里——在王坝楚南方一里，又叫新店子，自一里电站建坝蓄水后叫水闸。从名字变换可以见出外面世界对白马路的冲击是无处不在。海决堤之后，哪里都得淹没。不曾有早期地名，说明是个蛮荒之地;在伐木场进来之前，还是人迹罕至。现在建了新寨，有日常居住，有旅游接待，赋予了这个地方人气。

阳光不认人，无论美丑贫富长幼都是普照，分派给人的也绝不比分派给花花草草的少。

嘎尼藻有事吃了先走了，我们送她到寨门口。三个多小时，真的很感激她。她倒车上大路的时候，有点风风火火的味道。

嘎尼藻是主角，我们难免冷落了张伟他，好在张伟他也是个怕镜头的人，再说把好多东西也看白了，更喜欢旁观的感觉。不过，老旁观也不行，我们还得请他入镜，说说他心中的白马人，说说他对白马人的敬意与忧虑。

2017年7月3日于平武汇口村

附记：

2019年9月12日晚，夺补河突降暴雨。13日凌晨，水牛家新寨后沟暴发特大洪水和泥石流，洪水翻过河堤直入寨内各户，全寨30多户人家的房屋无一幸免。所幸提前预警，绝大多数村民免遭灭顶之灾，仍有3人遇难。一周之后，即9月21日，我去到了受灾的水牛家新寨，人们正在清淤，寨子及各家各户屋内仍然保留着大洪水的痕迹。我在寨里寨外转了一圈，但心情和眼前所见却与往日不同。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摧毁寨子的同时，也摧毁了某些专家和政府官员的短视与侥幸。无论人类对抗自然的能力飞跃到哪一步，热爱自然、敬畏自然仍是人类的唯一选项。

【作者简介】阿贝尔，四川平武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1987年开始写作，作品刊发在《人民文学》《花城》《天涯》《上海文学》《大家》《散文》《作品》等刊物。已出版散文集《隐秘的乡村》《灵山札记》《白马人之书》《隔了河的会见》，长篇小说《老屋》和《飞地》。2004年获全国第二届冰心散文奖，2007年获第三十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2009年获第六届四川文学奖，2017年获第五届储吉旺文学奖。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